“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在莫斯科国际《纪念》协会简陋的会议室里，谈兴正浓的罗津斯基教授说，“当年滨海边疆区有个官迷心窍的家伙——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为了往上爬，昧着良心把两千多名中国人打成日本间谍。间谍罪就是死罪。名单上报后，莫斯科甚感满意，便电告他去莫斯科接受嘉奖。孰料，一听说让他去莫斯科，这家伙反被吓破了胆，多年的职业生涯告诉他，去莫斯科是条不归路，不去也在劫难逃。他当然知道，干了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莫斯科岂能留下活口？为了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走——跑。于是，他提着箱子，装着远东防御图，投靠了日本人。在日本当了顾问。日本投降前夕，被日本人杀掉灭口了。这应了那句老话：恶有恶报。”

阿尔谢尼·鲍里索维奇·罗津斯基是“纪念”协会的创始人和现任理事会主席。这天，他为中国客人介绍苏联远东地区中国人遭受政治迫害的情况。话题有些沉重。

笔者很想知道这位官迷心窍的迫害狂到底是谁，遂请罗津斯基的同事为我提供一些文字资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罗津斯基说的那个人我没有查到。但类似的人至少找到了两个：一个是1937年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局长的季明特曼，另一个是时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三处（亦称中国处）处长的边防军上尉约瑟夫·利霍德泽耶夫斯基，是他们两人领导了那年秋天滨海边疆区镇压中国人的“中国行动”。

在1937年12月29日夜、1938年2月22日和3月29日夜的三次行动中，分别有853名、2005名和3082名中国人被抓捕，计为5940人。抓人总得有个罪名。但严刑拷打致死100多人也掏不出个口供，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俄语，更不知道为何被捕，因何受刑。下属无奈，遂问计约瑟夫处长。处座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张口就给所有被捕的中国人定了个“间谍罪”。罪名是有了，但如何让活着的5840人都承认罪名仍是个难题。还是这位处座智商过人，先靠刑讯逼供迫使一个懂点俄语的人招认自己是“日本间谍”，再让这个人代替其他中国人集体“招认”。于是乎先开列了一个750人的“间谍”名单，上报给哈巴罗夫斯克的“三人小组”。“三堂会审”的结论是一律枪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杀人不眨眼的利霍德泽耶夫斯基也于1938年被捕，1940年被枪决。即使在1995年的平反审查中，太平洋舰队军事检察官仍然坚持拒绝为之平反的结论。可见，天理不容！

类似的情况在西西伯利亚北部也发生过。一本名为《检察官之死》的书中披露，在1938年2-3月和1931-1933年间进入苏联的全部男性中国人和朝鲜人统统被逮捕，他们都是切尔诺格尔斯克煤矿的工人，总数达700人。许多人不懂俄语，不知道因何被捕。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就诱迫他们在事先准备好的诉状上按个手印，就算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了，说是预谋在日本进攻苏联时推翻苏维埃政权。这样的罪名，当然是死刑。

看了“纪念”协会提供的资料，夜不能寐。原来，在被卷入苏维埃政治绞肉机里的3000万苏联人中，除俄罗斯人，还有10个少数民族的250万人，其中旅苏中国人是受害“重灾区”之一，尤其是居住在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中国人，我们的同胞。他们被抓捕和屠杀仅仅因为民族属性，仅仅因为苏联当局认为他们是苏维埃政权“潜在的不忠诚分子”。

对苏联历史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无论在“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日子里，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是在战后重建时期的建筑工地上、矿场上和集体农庄的田野里，都有中国人的身影。许多人只知道列宁的护卫队是由拉脱维亚水兵组成的，却不知道在这个200人的护卫队里有70名中国战士。“他们忠诚可靠，吃苦耐劳，毫不妥协，纪律严明，不偷不抢。”

在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政权怀疑中国人是“潜在的反苏分子”，而白军认为中国人是苏维埃政权的“天然支持者”，所以中国人两面受害。例如，1918年10月，斯科罗帕德斯克政府下令逮捕所有被怀疑与布尔什维克有联系的中国人。在基辅两周内就逮捕了80名中国人。类似情况还发生在普里德涅斯特维耶。白军迫害的结果是，500多名中国人参加了亚基尔·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领导的红军。

据《中国军团——参与1917-1921年乌克兰革命事件的中国人》一书记载：参加苏联红军的外国人总共超过30万，其中中国人位居第二，达6万，而这其中2.1万人在乌克兰作战。1919年10月1日-15日第46步兵师狙击队组建了中国连，“战斗情绪高涨，组织纪律严明，指挥员素质好”。

许多中国人牺牲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许多中国人为保卫苏维埃国家立下不朽的功勋。例如，1942年为了给德国占领者制造困难，顿巴斯矿工Шан-Чжэнь（尚震）只身炸毁18座矿井并带领家人冲出包围圈安全撤离。1946年战后重建时被授予“顿巴斯煤矿重建”奖章和列宁勋章。在克拉斯诺顿，共产党员Фу-ШунжИванАндреевич（傅顺-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因在德寇占领期间为保护和转移国家重要资产于1947年荣获列宁勋章。

当然，苏联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正如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的座右铭那样：“没有人被忘记，没有什么被忘记。”

在乌克兰卢甘斯克的“革命烈士墓”石碑上有5个当地人不太熟悉的名字：刘发（Лю-ФаВ.）注2、刘沙（Лю-ШаМ.）、王沙浴（Ван-Ша-ЮИ.）、李浩有（Ли-Хо-ЮС.）、米沙·祁（Ми-Ша-ЦиМ.）。关于他们的英雄事迹，有这样一段记载：中国营（450人）攻入村庄后，在激战中被包围和俘虏……三天后红军再次占领该村，发现所有被俘中国官兵都被枪杀。他们的尸体被挂在电线杆和树枝上，留下严刑拷打的血迹。许多人被开膛破肚，挖掉双眼，割掉舌头。牺牲的中国士兵超过200人，包括营长武二虎（УЭр-ху）——这不是他的真名实姓，但他是以这个名字于1917年末在基辅省参加红军的。

卢甘斯克镇上还有一块写着“向在国内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致敬”的纪念碑，那里也埋葬着中国人（人数不详）。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烈士的鲜血和汗水并未能使数以十万计的旅苏中国人免遭严酷的政治迫害。从上世纪20年代起，持续整个30年代，到1937-1939年的顶峰时期，难以数计的中国人被以“潜在的不忠诚分子”、“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间谍特务”等罪名投入监牢和集中营，强行驱逐出远东和西伯利亚，其中数千人被无辜枪杀。已知的受害者名单表明，对旅苏中国人的迫害遍及苏联各地。事实上，在受害者当中没有一个所谓“阶级异己分子”，绝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不识俄文字母表的文盲，与政治毫不沾边的非党人士。他们受迫害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20年代对中国人的迫害还延伸到对旅居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迫害，大多数被打成“中国托派分子”。例如，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院1937年12月3日判处广州人Чжан-Вен-Зун（张文忠），1926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列宁格勒州“红色东方”集体农庄主席死刑并执行枪决。同年被捕并于次年被枪决的中文报《工人之路》主编ЧжоуДавэнь（周达文，俄文名Чугунов）。就连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也未能幸免。

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也因为对某些左倾观点持批判态度而被称为“尾巴主义者”或者“沙俄走狗”。1937-1938年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东方研究中心工作的所有中国学者都受到政治迫害。被枪决的人中有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副教授ФуМин（傅明），被捕的有ГоШаотан（郭少堂，俄文名КрымовА.Г.）。一份调查报告证实，“在被迫害者当中有ДунИсян（董一祥）、МаЮаньшэн（马云生）、ЧжоуДавэнь（周达文）、ЧэньЮй（陈玉）、ЮйСюсун（于秀松）、ЮСинчао（于新超）、ХуСяо（胡晓）等，其中只有МаЮаньшэн（马云生）和ЧэньЮй（陈玉）得以逃脱死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民族殖民问题科学研究院留学生名单中有被宣布为日本特务的北满党支部书记МаИн（马英，又名马玉清<МаЮцин>）、研究生ЧэньВэйи（陈唯一）等。

《熊与龙——俄罗斯和中国在20世纪的友好与敌视、合作与竞争》一书作者弗拉基米尔·巴图罗夫这样写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伊始，莫斯科就做出了实质上的犯罪决定。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所谓远东日本间谍活动的长篇文章，实际上发出了迫害旅苏中国人、“哈尔滨人”注4和朝鲜人的信号。而“日本间谍嫌疑”逮捕浪潮却是从远离苏中边界数百公里的内地开始的。

例如，2004年在《雅库特报》上曾发表列昂尼德·阿法纳西耶维奇·拉奇科夫，一位上了年纪的俄罗斯人的信，信中写道：“行动定于1937年7月25日20点。参加行动的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警察部队。由苏联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卡鲁谢林（И.Каруселин）和地方警察局长科罗利克（ГА.Королик）统一领导。”

地图告诉我们，雅库特与哈巴罗夫斯克相距1600公里，根本不在远东，更谈不上“威胁边境安全”。

信中还说：科罗利克和警察摧毁了他们的土窑，没收了全部财产。“我们当时都是孩子，瞠目结舌地看着红军和警察拆毁土窑，把中国人赶出来，把东西装上马车拉走。看着红军和警察深夜里把中国人从被窝里拉出来，只穿内衣，双手被绑起来。警察却兴高采烈地喝着没收来的酒。到早晨，所有被逮捕的中国人被带到军队驻地，设岗看守，随后又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不知去向”。

这封信还说，许多中国人擅长蔬菜种植。有幸获得苏联国籍的中国人，其劳动手册上的职业栏都写着“菜农”。

呜呼，“菜农”！在遥远雅库特的中国菜农岂能当上日本间谍？！

中国人受迫害最多的地区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仅在赤塔被捕的中国人就有1500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568人）在审讯过程中被拷打致死。阿穆尔州被捕的中国人为1350人。据有关资料记载，在远东被关进集中营的中国人1939年是1794人，1945年857人，1950年1135人，1951年1109人，直到50年代部分幸存者才得以被提前释放和遣返中国。仅1956年3月从哈巴罗夫斯克强制劳动集中营遣送回国的中国人就有290人。1937年在远东的中国移民有24589人，很多人在1937-1938年被强行遣返新疆，到1939年仅剩5500人（《在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和苏联政治迫害》，克拉斯诺亚尔斯尔克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编著，2010年）。

关于被驱赶的中国人范围，在1938年6月3日叶若夫注5给柳什科夫注6的指示电中明文规定如下：“一、既无苏联护照，又无中国护照，但声称自己是中国人的人，统统遣送新疆，到中国领事馆领取中国护照；二、中国人的苏联妻子随同丈夫一道遣送新疆，她们必须声明放弃苏联国籍；三、持有苏联护照的中国男人的中国妻子，随其丈夫一道遣送哈萨克斯坦；四、中国人的妻子属于特殊移民者，可不予遣送；五、遣送新疆的指定车站是阿亚古兹车站，经瓦赫特检查站哨卡放行；六、开往哈萨克斯坦列车的指定车站由列登斯（当时内务部负责人之一）另行通知；七、首批遣送费用从现有款项中借支，专款将于近日拨付。”

按照这一指示，1938年6-7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艾戈尔舍尔德车站，7130名中国人分乘5列火车被强行迁走，前4列车（分别为1379人、1637人、1613人和1560人）遣返新疆，第五列车开往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1939年9-12月又有227名从监狱中释放的中国人被迁往哈萨克斯坦。

就在1937年8月21日苏中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天，一份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联名签署的苏联人民委员部和联共（布）中央“绝密”决议开始生效。决议的内容是制止在苏联远东的“日本间谍行动”，把边界地区的朝鲜人统统迁到南哈萨克斯坦州、咸海地区、巴尔哈什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同时驱赶中国人。整个行动由新任远东边疆区内务局局长柳什科夫负责执行，为此他获得苏联政府最高奖章。当时远东边疆区有多少中国人数目不详，但1926年的人口普查表明，那里有7万中国人。即使从1926年到1937年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人有所减少，但怎么也不会低于5万。而到30年代末，对中国移民的大规模迫害导致中国人群体在苏联居民中几乎完全消失。

在1937年的迫害浪潮中，西伯利亚的所有中国人无一幸免。这年10月2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布№00693命令，要求逮捕所有越境分子，不论其动机和处境如何。同年12月22日又下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要求远东地区“立即逮捕有挑衅行为和恐怖意向的所有中国人”。1938年1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把“镇压”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间谍破坏”行动延长到1938年4月15日。

所谓“越境分子”，主要指日寇占领中国东北后被迫越境进入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中国抗日游击队队员。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大约有几千名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指战员，为了逃避侵华日军的清剿，进入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被迫当伐木工人或煤矿矿工。№00693令要求立即逮捕所有越境者，或交军事法庭审判，或关入监狱或集中营。1936-1937年夏在哈卡斯自治州当伐木工或矿工的前中国游击队员均被打成间谍而被逮捕。

1937年12月22日叶若夫给柳什科夫发过如下绝密电报：“所有中国人，不论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向者，立即逮捕，不得有误”。而“挑衅行为”和“恐怖意向”是个可以被随意解释的概念，这就为契卡人员的为所欲为大开了绿灯。次日即12月23日，叶若夫补充发电报如下：“同时在边疆区开展拆除所有中国人和其他人的窝点。仔细搜查。窝主和被窝藏人员一律逮捕。对其进行侦查。被揭露犯有反苏、间谍、走私罪和刑事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中国人的案件，交由三人小组审理，并对一类和二类犯人实行惩治……禁止其在远东边疆区、赤塔州和伊尔库茨克州居住。”

一类犯人实际就是死刑犯，二类犯人要处以10年以上集中营劳役。禁止居住就是强行迁移，把他们赶上闷罐车，辗转数月，押送到指定地点。上不了火车的一般都被枪毙。老弱病残一路上饿死冻死病死无数，尸体被直接抛出车外。

克拉斯诺亚尔边疆区决定逮捕一类分子750人，二类分子2500人。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分别为5000人和12000人。东西伯利亚边疆区——1000人和4000人。远东边疆区——2000人和4000人。而1938年2月1日到8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逮捕的一二类分子总数为9万人。

在远东边疆区被捕的中国人有1.1万名。1500名中国人被判死刑，但因莫斯科发现“死刑指标”上升过快，其中只有800人被执行枪决。

据《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册》记载，该市大约有100名中国居民分别于1930年、1932年和1933年被处死。1932年许多中国人被判处2年到10年的集中营劳役和3年流放西伯利亚。其中包括面包店店主Сяо-Чун-Тин（肖崇廷）被判5年集中营劳役，香肠厂厂主Мын-ЛинВасилий（孟林·瓦西里）被判死刑。

以上零散资料和肯定不会十分准确的数据，足以让我们看清旅苏中国人遭受政治迫害的基本轮廓。如果是局部的，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执行者的个人过失”，那么本来可以“让过去了的就过去”吧。问题在于这是一些被尊为领袖的人们以革命和苏维埃的名义制定的罪恶政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千千万万无辜的“中国兄弟”送上断头台和“古拉格群岛”。这让我们在“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是永远的兄弟”注7的歌声中长大的一代人，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罪恶可以被宽恕，但不能被忘记。本文的出发点就是想告慰遭受迫害的旅苏中国同胞的在天英灵，他们没有被忘记。莫斯科没有忘记，北京更没有忘记。记忆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汲取血的历史教训。毕竟，比起旅苏中国人来，苏联人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国际“纪念”协会是一个从事历史教育、公益事业和维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1987年成立，1989年正式登记注册，在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设有数十个分会。该协会对遭受布尔什维克政治迫害的苏联人和旅苏外国人的档案资料做了大量搜集、分析和整理工作，编制出200多万受害者名单。该协会还赠送给一个至少包括2000名旅苏中国人的受害者名单并附有每个人的个人简介，如出生时间、地址、民族、职业、受教育程度、在苏联何地居住过、何时被捕和判刑、埋葬地点、何时得到平反等信息。

困难的是，受害者姓名很难凭借俄文拼写还原成准确汉字。但如果其他信息对得上号，还是可能做出判断的。无论如何，作为旅苏中国人的同胞，我们要对“纪念”协会艰苦细致的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

谨以此文纪念在苏联“红色恐怖”年代无辜受害的中国同胞和中国共产党人。愿他们魂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