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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生育的权利？
从广播上听到，加拿大一位妇女将把自己的卵子冰冻起来，供有生理缺陷，不能产生卵子的女儿将来使用。她和丈夫声称，这样做是为了给女儿留下生育的权利，使她长大成人后能够在生育与不生育之间做出选择。一个明显的伦理问题是：从基因构成来看，女儿所生的女儿或儿子同时也是她的同母异父的妹妹或弟弟。一个更大的伦理问题是：每个人，包括那些因有生理缺陷或因病、因伤而不能正常生育的人，是否都有生儿育女的权利？被采访专家没有直接回答”是”或者”否“，而是圆滑地说每个人都有“建立家庭＂的权利。
2007年 5月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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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人
BBC第四电台一个节目讲，人类现在正处在有能力对自身进行大规模基因改造的门槛上，就是说，很快就将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身高、体格、长相和智力水平。
可以预见，一旦解决了相关技术问题，地球上将出现一种新人类，或转基因人类（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棉花已在美国、中国和巴西大面积种植）。他们总体上或在某些方面明显地比从前的人类“优秀”。他们如此优秀，以至千很有必要重新定义“人”的概念。这也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有两种人类同时存在：转基因人与自然人。
问题就来了。两种人的关系怎么处？在当今人类所理解的形形色色的竞争中，如果转基因人以其基因优势取得优势，自然人应该服输吗？这里显然存在着难以预测的极大的伦理风险，也必然将方方面面异常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牵涉进来。
也许，目前就讨论这种问题还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当今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远非完善，人类的巨大潜力之所以远远未能开掘出来，与这种结构性的不完善大有关系，所以与其用风险极大的基因技术来改造人类，还不如对人类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行深刻的改造，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人类的整体生存状况。也只有首先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等“基础设施”进行了深刻改造，基因技术优生运用的风险才可能减低。
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缺少过优生学理论和实践。在古代斯巴达，一个婴孩是否有资格被扶养成人，并非由父母决定，而是由长老会决定的。不说缺胳膊少腿、眼瞎、耳聋的非正常婴孩，就是智力显得迟钝的，也会被淘汰，即置于山脚河边，任其自生自灭。在人权意识增强的启蒙运动以后，也出现过类似的做法，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纳粹的亚利安优生运动。包括两个方面：灭绝非亚利安人种或亚利安血统不纯的人种，这导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对所谓纯种亚利安人种进行优化，即进行优生选择和优生培养。
古典学界尽人皆知的一个事实是，古希腊斯巴达人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其战争机器的高效率，但长远看却是得不偿失。至西元前四世纪中叶，斯巴达”公民”人数锐减，仅为一百年前的约十分之一，即一千来人。在残酷的古典时代，即便斯巴达人有极高的作战效率，以这么一点点人口，要在古代世界立于不败之地，实在是天方夜谭。
2007年5月1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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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控制：全世界都得感谢中国
下午4点半，与简·诺兰(Jane Nolan)来大学中心格兰塔酒吧聊天。简是剑桥大学社会学与政治科学系研究员(Research Fellow），昨天刚从纽约回来。她三十四五岁，身高1米7左右，身材瘦削像模特，脸也很小，看上去既聪明又漂亮。她为人随和，但一点不张扬，这种性格对于社会学行当的“田野调查”或“田野工作“很有利。
问她，”研究员”与讲师的工作性质和待遇有什么不同？她说研究员不是像讲师那样的终生职位，薪酬低一些，不用授课；如果想上课，也可以上课；她个人并不上课，以为把精力集中在研究上更明智，毕竟剑桥大学是研究型大学，要在这里站住脚，没有过硬的研究成果终究是不行的。最近一两年，她在做一个跨学科项目，研究在香港和上海银行工作的西方人，涉及到中西文化互动、经济金融和国际政治，方法是实地采访那些西方同胞。2003至 2004年她在北京呆过一年。当时她的俄罗斯”伙伴“正在北京，所以她来到北京。她的＂中国缘”就这样开始了。她不会讲中文，所以她的中国朋友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讲英语的中国人。独立制片人简艺是她的中国朋友之一。她和他一直用电子邮件联系。
话题自然扯到7月初简艺来剑桥放映他的《超女》。她知道我不认可简艺的某些言论和做法，顺便说他是玛丽·雅可布斯邀请的。我说，你不是说过简艺是你邀请的吗？她回答说主要是玛丽；她的CRASSH有钱，来回机票和住宿费都由CRASSH出。我说，虽然是你首先在北京认识他，并且为他牵线到剑桥来放映独立制作的片子，但所有经费却来自CRASSH，是不是？她说是的。我说其实我对《超女》本身没有太大的意见，但如果能把中国孩子面临巨大考试压力、空巢家庭一类的情况加以介绍，西方观众就能得到一个更完整、更准确的中国形象。毕竟考试压力影响到千家万户，影响到每个中国人，而竞选“超女”的人却少之又少。她说，我可以把这个意思告诉简艺。
我们又谈到了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发展情况。简说，各方面数据表明，中国的发展比印度和巴西好得多。我说，中国发展得更好，跟没有不顾国情照搬西方形态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很有关系。印度独立时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一整套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就较低的社会发展水平而言，这些制度并非适合印度的国情。简同意这一说法。她说，印度应该控制人口，但政客为了讨好选民，不敢采取强有力的人口措施，结果印度人口增长过快（二三十年后将超过中国），发展红利在很大程度上被新增人口抵消了。同样的，印度基础设施落后，本来应该向中国一样，大规模征地搞建设，但碍于严格的法律程序，政府必须同成千上万个人一对一谈判，故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慢如蜗牛。她又说．在人口控制上，全世界都得感谢中国！因为强有力的国家政策使全球人口减少了大约四亿，地球所受的环境压力因而减少了许多。她笑了笑又补充说，似乎全世界都应感谢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
我知道，她所说的并不是她自己的观点，而是《经济学家》一类主流媒体的观点，但仍评论道．在较低社会发展阶段，较高的权力集中有弊端，也有好处；个人权利难免受到侵犯，但更容易贯彻国家意志，更容易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还说，政府征地，如果与拆迁户谈不拢．会出现“钉子户＂，这在中国也会成为新闻，不用说在西方了。虽然有一些问题，甚至会发生“群体事件”，但总的说来能解决问题，能办成事。就我个人了解的情况来看，许多人甚至期盼拆迁，因为可以不花什么钱便旧房换新房，小房换大房。这时，简提供了一个情况来印证我的话。她说在英国，如果政府为大型项目强行征地，按法律给当事人的赔付可能高千原产权的五六倍！所以，人们很愿意强行征地发生在自己头上！又说简艺给她发电子邮件，总是抱怨他遭受着多么严重的压制、多么难言的屈辱；她总会劝导他，当今中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想要迅速改变现状，必须先考虑一下后果；如果社会稳定遭到破坏，出现大规模骚动甚至暴乱，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又问，除了北京、上海、香港，还去了中国什么地方？她说，去过一些小城市。在那里，她感觉不好。问：为什么？她说，老是遭围观，感觉很不好。我说，这让我想起十六至十七世纪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教的情形。中国士大夫在赞赏“西士”(Western literati)精湛中国学问和良好人品的同时，对他们的长相也感到好奇。一人请来“西士”，会邀请好友来他家叙谈，来看看高鼻子洋人，也顺便跟他们谈一谈中国学问。简对此似乎很感兴趣，问我目前是否在做有关研究？我说多年前研究过这一段历史。我又说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同中国人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这是中国西方第一次实质性的“智识相遇“(intellectual encounter)。简问，此前中国和西方虽然已有一些交流，但主要是贸易、旅行，所以不算“智识相遇＂？我说正是。比方说马可·波罗来华像是一次旅游，谈不上思想交流。简说，究竟有没有“马可·波罗“其人，西方学界一直有争议；在同时期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文献中，能够找到与马可·波罗相似的人物，也能找到在中国旅行、居留的相同路线和城市。
问简，剑桥知识人圈子是不是自由派、左派主导？她说不尽然。政治学方面出了一些“鹰派”。他们认为英国军力很强，还有核武器，在世界舞台上应该扮演大国角色，在国际事务上应该强硬。我问：他们真的认为英国仍然是一个世界大国？简回答：这得依靠与大国的结盟。我想”大国”指美国；正是鹰派思维使英国陷人伊拉克战争的泥淖。她说，这些人认为大国冲突和战争迟早要发生，所以得早做准备。又问：中国人不这么思维，对不？我说对。中国人讲 ”和“，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中国人的思维自古以来便不同于西方人。我正在研究古希腊文明，很有体会。她问什么体会？我说希腊人崇尚勇武、蛮力、好斗，这在《荷马》史诗和其他史籍里能找到大量例证，而在大约同时期成书的《诗经》里，已能发现和平主义的端倪，不少诗句表现人们厌战、思乡的情绪。这说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倾向于和平。另外，悠久的大一统传统也有利于养成和平主义的性格。相比之下，西方自罗马帝国结束以来一直是分裂的，有过无数封建小邦、君主国和现代民族国。但它们之间不停的竞争使西方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而大一统的中国却缺乏这一重要因素，所以二十世纪之前发展长期滞后。
2007年9月1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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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需更上一层楼
晚上有一个有关妇女的访谈节目，话题是接近退休年龄的妇女。一位被采访者说现在男女同权情况比之从前，已有了很大改善。晚至1960、1970年代，男女明明做完全一样的工作，女性所得却比男性低一大截。现在这种情形已不可想象。另一个被采访者说，她年轻时去银行开一个户头，银行要求她出示她父亲或家族中任何一个成年男性的签名，否则不给开；而现在，她十九岁的女儿可以一个人到银行去，完全独立地办理按揭贷款。真是今非昔比！但是另一方面，男女同权在许多方面仍亟需改进。比方说，三分之二已到退休年龄的妇女目前并不享有“国家养老金”(state pensions)。原因何在？
很简单，大多数妇女结婚生子以后就不再上班了，或者说不再有一份通常意义上的“工作“，而是呆在家里照顾孩子；既然没有 “工作“，她们便被认为没有为国家做“贡献＂，所以就没有资格享受国家养老金了。但是，在家做家务、照顾丈夫孩子，真是没有为社会做贡献吗？显然不是。没有无数”在家工作”的人，英国社会是不可能正常运转的。更何况，目前百分之四十的妇女是单身，百分之五十结过婚的妇女又离了婚，不给国家养老金，她们退休以后生活来源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较大的政策调整，就很有必要了。所以从2010年起，所有在家照顾一个十二岁以下孩子或残疾人的英国人，都将有资格享受国家养老金。另外，目前国家养老金太低，每周仅为87.3英镑，需要提高，不过现在这还只是舆论，出台相应政策不知要等到何时。
2007年9月20日星期四
（选自阮炜《剑桥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