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听一位新西兰同道毕以迪（JamesBeattie，又译詹姆斯·贝蒂）提到，在新西兰达尼丁市（Dunedin）有南半球最纯正的中式园林—兰园。兰园建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铭记华人在新西兰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我当时还请毕以迪写过一篇关于华人十九世纪在新西兰种植蔬菜的文章，但由于对当地历史所知甚少，实际上对毕以迪所提到的“华人在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以下简称‘澳新’）历史上的贡献”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要性还缺乏认识。最近，费晟新出版了涉及这一议题的专著《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以下简称《再造金山》）。该书从环境史的视角充分阐述了华人移民对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建设的贡献及其带来的生态变迁，堪称一部富有创见的环境史佳作。
《再造金山》大体以时间为序，将淘金热作为重要时间节点。除绪论和结论外，全书主体由第二至八章组成。其中，第二章探讨了淘金热之前的对华贸易与南太平洋的资源开发，尤其是中澳之间以市场为纽带所建立的生态联系;第三至五章梳理了淘金热期间华人移民的涌入及其淘金活动的多方面影响;第六至八章则考察了淘金热过后华人开发南太平洋自然资源的方式转型。从这种篇章安排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华人移民在澳新殖民地的资源开发与建设活动及其对当地景观的塑造，无疑是全书叙述的重点。淘金热在中澳经济生态联系中的转折意义，从该书标题“再造金山”也可体现出来。由于淘金热的出现，中澳之间的生态联系从之前的依赖于贸易通商进入到华人移民直接参与当地资源开发的新阶段。
通观全书，自然因素一直被置于历史叙述的重要位置。作为一部典型的移民环境史著作，该书展示了以华人移民为中心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互动的历史，不仅讨论环境因素在移民迁徙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同时还关注华人移民适应并改造澳新当地环境的行为、思想与后果。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对华贸易中，海参、檀香木和海豹皮相继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受市场的驱动和各区域海参产量的限制，海参供应链在地理上不断向南扩展。海参贸易不仅造成了由近及远区域海参资源的枯竭，而且也造成了连锁的生态后果。海参因为难以保鲜，在捕捞以后需要迅速干制，大量干制海参导致海参产地附近沿海森林被大肆砍伐，海参数量的减少又使殖民者转向寻找新的可替代商品。随着海豹皮成为替代海参的牟利商品，资源边疆也从热带地区扩展到高纬度寒带地区。在这个贸易网络中，西方不断扩大其主导权，将资本的触角逐渐伸向世界各个角落，资源边疆因而不断扩大。随着资源边疆日益深入到澳大利亚内陆腹地，牧羊业的扩张和淘金热的出现创造了庞大的用工需求。无数华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的现象本身与生态因素有直接关系，此举一方面是因为国内日益加剧的生态与社会矛盾所产生的推力，另一方面是海外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所产生的拉力。华人移民作为劳动力到来之后，直接加入到澳新殖民地资源开发的行列，积极参与了当地经济与生态的塑造。这里仅以淘金活动的生态影响略加说明。该书从地质、气候、水文、植被等多方面交代了矿区的自然环境，其天然水源匮乏与淘金所需的大量用水构成一对尖锐矛盾，成为华人移民与白人矿工移民出现利益冲突的自然基础。淘金活动无疑也会导致一些矿区普遍存在的环境问题，诸如定居点脏乱无序、废矿石渣胡乱堆放、水土流失、大规模毁林，最严重的莫过于水系的破坏。而且，由于华人淘金者对二手废旧矿坑的淘洗及其集体化劳作，这些问题在局部范围内可能会更为明显。
然而，不同于环境史著述中常见的“衰败论”叙事，《再造金山》一书更努力呈现华人在塑造澳新殖民地环境方面的诸多积极贡献。作为环境危机催生的学术领域，环境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厘清环境问题的由来演变。在环境史著述中，有关人类生存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叙述比比皆是。但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并不都是破坏性的，也包括很多建设性的内容。《再造金山》一书充分展现了华人移民在澳新殖民地生态修复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方面的积极作用。华人在农业，尤其是果蔬园艺方面的技艺受到白人的广泛赞誉。这些技艺主要包括：整地松土，将荒地变成良田;使用粪肥和绿肥;引种芜菁、香葱、青菜、芥菜、水芹菜、豌豆、枸杞、柚子等在中国常见的果蔬;综合运用手捉、撒石灰粉等方法控制害虫;改造传播百叶水车等中国传统水利技术等。在淘金热过后，华人在澳新殖民地因地制宜地发展香蕉、木耳和乳制品产业，为这些产业的孵化壮大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种积极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书中从多方面展现了华人对澳新殖民地生态的积极影响，展示了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复杂面相。华人移民不仅是生态的破坏者，同时也是生态的建设者。
《再造金山》对中国因素和华人能动性的重视，本身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破除。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生物扩张（九00至一九00）》一书中，国际知名环境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Crosby）提出了“生物旅行箱”理论，用来解释美洲、大洋洲为何成为欧洲的翻版，成为白人占人口主体的新欧洲。所谓“生物旅行箱”理论，就是指白人携带的动植物和病菌在新大陸显示出巨大优势，成功占据了新大陆本土物种的地盘，为白人的拓殖开辟了道路。克罗斯比主要从动植物、疾病等生物因素分析了欧洲移民社会征服取代土著社会的原因。但克罗斯比却没有指出，白人移民在澳新殖民地占主导地位，实际上也是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充分利用并千方百计维持其政治、经济与文化霸权的结果”（18页）。书中指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这一所谓“新大陆”移民殖民地之所以成为新欧洲，“不仅在于欧洲新移民生态对原生态的征服、替代与改建，更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权排挤和压制了其他移民的生态与文化”（34页）。白人对其他移民群体的压制，以排华法案最为典型。排华法案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白人移民对华人移民优势的忌惮与焦虑。华人移民在参与澳大利亚内陆资源开发的过程中，不仅展示出不逊于欧洲移民的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在经济或文化方面也构成欧洲移民的有力竞争对手。在淘金热兴起过程中，欧洲矿工与华工为争夺矿产和水源而不断出现冲突。欧洲矿工动辄使用暴力驱逐华人，借环境问题对华人进行污名化，并借助种族主义舆论与殖民当局的偏袒，极力对华人进行打压，迫使华人转向淘洗已经开采过的废矿。他们通过排华法案，有力遏制华人分享资源，从而实现对资源的独占。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为白人的种族压迫，华人移民在大洋洲乃至美洲等新大陆生态与经济重塑中的作用要远比现在重要深远。华人移民在淘金活动中的遭遇，折射出西方殖民主义、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的排他性、垄断性和压迫性。在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为行剥削压榨之实，惯常以生态威胁话语对特定群体进行污名化、妖魔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虽然在澳大利亚等西方多国受到倡导，但对华人移民的“焦虑与排斥”，在“包括传染病在内的社会公共危机”发生之时，显得尤为明显（6页）。从环境史的角度对种族歧视的流毒进行肃清，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传统的历史著述中，“冲击—反应”模式常常用来阐释近代以来东西方之间、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联系与交往，用来美化西方的殖民行径。为彰显华人移民在殖民地的能动作用，《再造金山》一书采用生态—文化网络这一分析框架。生态—文化网络是由研究英帝国史的学者率先提出来的，旨在去中心化，重视网络体系之中的物质、文化和知识的流动与重塑。在这一网络中，资本、人力和资源因为市场被联系在一起，联系普遍存在，而没有所谓的中心。《再造金山》巧妙地运用了资源边疆和生态—文化网络作为分析工具，成功地凸显了华人移民在澳新殖民地持续而全面的影响。正如作者指出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生态变化，也可以被视为中国影响全球生态，并拓展资源边疆的结果”（16页）。
在突出中国因素及华人移民在塑造澳新殖民地景观作用的同时，《再造金山》一书明确地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退化归咎于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作者指出，中国与华人移民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外忧内困之际，被动卷入西方殖民势力所缔造的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其消费与移民活动，如同澳新殖民地的资源开发，都受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驱使与调配。在这个体系中，西方势力通过开辟新航路和创建殖民地越来越强势。因此，资源边疆的推进，海洋特定生物种群的减少，并非单纯是“中国市场消费”所导致，而主要是西方资本“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利润而不惜开展灭绝性商业砍伐与捕捞的结果”，西方殖民势力是“当地原生态破坏、许多物种遭遇危机的直接责任人”（75页）。
《再造金山》采用了环境史研究中的经济—生态分析模式，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多地探讨了资源开发的环境后果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转型利用，对华人与欧洲移民在资源争夺方面的冲突也有不少分析。但有些遗憾的是，该书对华人自然观念的变化着墨甚少。實际上，人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所有经济活动，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人们自然观念的影响。大洋洲由于在地质历史时期是在与其他大陆基本隔绝的情况下独自演化的，这里的生态体系迥异于地球上其他各个板块，让初来乍到的移民颇感好奇。华人移民对澳大利亚自然环境的认识，必然经历了从无知到逐渐了解、从企图征服改造到主动顺应接受的过程。自然观念及其变化贯穿资源开发的始终，也为当地农牧矿业经济的转型创造了条件。或许是材料或篇幅所限，自然观念及其变迁在《再造金山》一书中很少涉及。
（《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费晟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二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