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回答何为“共同体资本”的问题，不妨先讨论一下何为“资本”。“资本”的含义并不简单，若不想受经济教科书的束缚，更是如此。起源于西方的经济学早已是一门学科，而西方人善长解析思维，所以英语中不仅有“资本”（capital），还有“资金”（fund（s））、“资产”（assets、property）等一组词义关联紧密的语词。此外，也并非不可以把“资源”（resources）一词包括这组语词里。顺便说一句，在欧美语言中，这几个词有完全不同的词根（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等与英语情况相似），而在汉语中，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词根 — “资”。因此，汉语很容易抓住这些概念的共同本质：可用于再生产以创造价值或利润的财富，而非仅仅是生产组织者用以购买或租赁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厂房宿舍和雇佣劳动力的货币。若要给“资本”下一个极简的定义，不妨说，它是用于投资以获得利润的本金或财产，是人类用以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总称。

不妨先看看与资本、资金、资产概念联系紧密的货币。人类使用货币由来已久，至20世纪上半叶，已有了高度发达的金融网络；至20世纪末，更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当今人类生活其中的社会，实在是一个货币统治的社会。这个社会当然是一个充斥着狭义资金意义上的资本的社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不妨作这么一个假设：一个资本家正在组织纺织生产；除了向银行贷款，购买种种生产资料，如棉花羊毛或纱线、线轴、纺织机械等，他还必须拥有或租赁厂房和工人宿舍；在一个货币化的社会，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生产资料和厂房、宿舍都得购买或修建，而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或租赁厂房、宿舍的贷款又得还利息；也就是说，生产活动所涉及的这一切都得花钱，都需要资金意义上的资本。

但问题来了：那些通往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柏油马路是不是一种资本？作为一种基础设施，这些道路是必须的，否则所生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就实现不了其市场价值。所以，它们也是一种资本，[1] 尽管不是狭义资金意义上的资本；没有这种资本，整个生产活动就无从谈起；这些道路如果护养得不好，十年二十年后便无法使用；而要使其时刻保持可使用状态，就必须由政府（或社会）或其所聘用的公司或机构来养路。养路得花钱。也就是说，在间接意义上，这些道路乃至所有与生产相关的基础设施都可以换算成资金性资本。显然，这些道路尽管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但的确是一种广义的资本。但这还没有充分回答“什么是资本”的问题。不妨继续顺着以上假设思考下去。表面上看，生产组织者不需要为修路、养路花钱或投入资金，但他得向政府纳税，政府又把一部分税金用于修路养路，所以他实际上已间接地对修路养路投入资金了。如此这般，问题似已得到了回答。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些道路可能并非完全是由当今政府铺就的，而是很早以前便已存在了，甚至可能在秦汉帝国或罗马帝国时代就已建了起来，之后各时代人们只对它们作些修修补补，工业革命以来更是将其加宽，路面也将其改善。如是，则是否早在秦汉帝国或罗马帝国时代，人们就已在为两千多年后的工业资本主义投入资本了？经济学家们可能不这么看，但很明显，不光道路，而且桥梁、河道、海道、港口等天然的或有人力涉入的交通设施同样是资本。承认了这一点，也得承认私有或公有土地 — 尤其是可耕种或位置优越的土地 — 更是资本，因为在原初状态下，这些土地并不能如人类所愿地加以使用，而必得对之投入人力物力，才具备目前这种使用价值。顺着这个思路，不难发现森林、矿藏、有利的地形地貌、较理想的江河落差、温暖的气候、优越的地理位置等虽然可能没有太多的人力物力涉入，却都是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共享的资源。在人口剧增、经济快速发展、用水量剧增或降雨量不足的情况下，甚至淡水也会成为一种极为宝贵的资源；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淡水拥有量不足，不仅会影响其经济表现，很可能还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既然所有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地参与了一个共同体的物质生产和流通，赋予或者增强该共同体的种种能力，如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能力，它们都应该被视为共同体资本。

如果能再对现代工业生产发生其中的系统性经济环境作一个简单考察，不难发现，政府用来养路的资金不仅来自某个特定的企业家或生产组织者的纳税，还来自其他很多个人或企业的纳税；如果这些纳税主体因故减少所应缴纳税金的哪怕一半，或者说，政府因故降低了对交通设施的投入，那么不仅这些通往市场的特定马路，而且其他很多相关基础设施都得不到适当养护，不说生产会完全瘫痪，至少产品成本会大幅度提高。也应注意，一个企业家或生产组织者往往需要贷款，而贷款又得还利息，这样就会产生利率的问题。很明显，利率越低越好。而与此同时，这个生产组织者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资料和工具设备，也面临着一个性价比的问题，性价比当然是越高越好。如果他所贷之款的利率太高，所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工具设备的性价比太低，他最终生产出来的衣料或其他产品的性价比就会相应较低，其市场竞争力就会相应较弱。更麻烦的是，如果在其生产活动中某个关键环节急需贷款，却又贷不到款，这个企业家损失就会相当严重，甚至可能破产。制造生产资料和工具设备的企业家同样面临着原材料价格和质量、贷款利率和基础设施质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基础设施越好，贷款利率越低，生产资料和工具设备的性价比越好，那么一个生产组织者所生产产品成本就会越低，质量就会越好，竞争力就会越强。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生产组织者们是在一个系统性经济环境中组织生产的。这个环境里存在着种种直接影响生产效率的要素。这些要素越优，其总体生产率就可能越高，落实到消费者手中的终端产品的性价比就会越好。问题是，这个系统性经济环境不止是生产资料和工具设备的生产、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贷款的方便程度和利率的高低等。产品的销售环节同样非常重要。它不仅指终端消费品的销售，也包括生产资料和工具设备的销售；不仅包括硬件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也包括软件意义上的销售人员、销售机构以及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环境。同样得注意的是，销售环节也存在一个成本和效率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劳动生产率，最终同样会影响到消费者拿到手中的终端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或者说影响到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以上观察也适用于使资金流通以便使生产成为可能、同时产生更多资金的金融组织。不难想见，资金流通的质量对于现代和前现代生产组织者都是极重要的；资金流通和使用成本越低，资金流通和使用效率越高，生产组织者所获得的金融服务越好，贷款利率就会越低，劳动生产率就可能越高，终端产品的性价比也就可能越高。

生产环境中与生产直接相关的要素，还不止生产资料和工具设备的生产、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产品销售和资金流通的效率。市场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或者说市场的总体容量或购买力有限，一个经济体的总体劳动生产率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至少其总体劳动生产率会大打折扣。在该经济体的资本原始积累已大体完成，其各方面的生产能力已经形成甚至过剩的情况下，市场更是决定性因素。一个产品的市场越大，该产品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总体成本就可能降得越低，其最终性价比就可能越好，其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没有足够大的市场，产品就可能成为废品，其最终价值甚至可能为负，因处理废品还得花钱。这是常识。

但市场究竟是什么，却并非不言自明。市场不仅指终端意义上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也指生产和流通环节中非直接消费产品及相关服务的购买者，或者说生产资料、工具设备以及各层次或阶段的半成品及相关服务的购买者。从理论上讲，市场越是庞大，越是强劲，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规模就可能越大，其劳动生产率就可能越高。一个经济体的市场 — 不仅是终端消费者意义上的市场，也是中间环节的生产资料、工具设备、半成品及相关服务意义上的市场 — 虽很大程度上是由共同体内具有利用这些产品的人口和企业构成的，但与区域外的贸易也非常重要。在当代条件下，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尤其突出。事实上，一个经济体的人口规模和购买力对于它所能享有的国内市场的规模固然重要，但在当今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贸易也正在创造一个越来越大的国际市场，对于东亚各经济体 — 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中国和日本等 — 来说，国际市场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共享资源，仅部分属于某特定经济体。

在一个强大的市场背后，不仅有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较高的人口密度，这些人口还得具有较强的购买力。很难想象英国式的工业革命会发生在一个人口总量、密度和购买力有限的地方，比方说古希腊或罗马，中国西部或西南部某地区，或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那么，人口总量、密度和购买力又从何而来？归根结底，来自一共同体所处特定地理自然环境和总体规模性，如疆域规模、经济总量、社会政治整合程度、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市场活跃程度等因素。如此看来，工业革命牵涉到了方方面面的大量因素，其中地理自然环境是最根本的。明清时期，江南人口数量和密度已相当可观，也有了一定的购买力，商业资本主义已相当繁荣，甚至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工场资本主义，但终究因没有就近的铁矿煤矿、人口购买力不足，而未能形成一个庞大的内陆和海外市场，再加官僚阶级的掣肘太严重，最终竟未能率先开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恰成对照的是，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市场在人口规模、密度和购买力等方面已有方方面面的良好条件，再加有庞大的欧洲、美洲和印度市场可资利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较小，技术革新运动更是如火如荼，最后工业革命率先在这里发生了。

注释：[1]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