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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写《马基雅维里：把政治与道德分开》，曾经想说一说韩非子，无奈篇幅所限没有展开，把这个重要话题舍弃了，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一定要为韩非子专门写一篇文章。
1527年，在政治风云中失势的马基雅维里抑郁成疾，痛苦地离开了这个被他看得极为通透的世界，到天国去寻找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去了。此时他一定不知道，由此上溯1860年，即公元前233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叫韩非的人也遭遇了与他几近相同的命运：因朋友李斯谗言而被秦始皇赐死，也离开了这个晦暗未明的世界。马基雅维里死时58岁，韩非死时48岁，按照今天的标准，还都是成就事业的壮年时期，在这样的年纪就弃世而去，实在是一件让人唏嘘的事情。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马基雅维里和韩非子的命运都是偶然中的必然，在专制主义蒙昧时期，政治是脱离于社会层面的，它在黑暗中运行，神龙见首不见尾，神秘而恐怖，身陷其中的人，即便你有雄才伟略，智慧超群，也很难避免有一天会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这是一种永远没有赢家却生命力长久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因历史时期不同而不同，有的叫君主制、封建专制，有的叫权威体制、独裁体制，也有的叫一党专政、极权主义，总之名目繁多。本文依从马基雅维里和韩非子使用过的“君主”的概念，将其称之为君主制。
在君主制以及与此类似的政治体制下，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若想实现人生价值，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作为附庸（毛泽东谓之“毛”）向君主和庞大的政治统治集团依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依附”有两个意思，一是附着和攀附，举例：凌霄花依附在别的树木上；二是从属和依赖，举例：依附权贵。这两个意思概括的都很准确，马基雅维里和韩非子这两根不同历史时空中的“毛”，在依附统治阶级之“皮”、向“皮”表达忠诚上可以说是费尽了心力，贡献出了全部智慧，而其结果却又如此相同，不会是偶然的吧？
我们单说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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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现代语汇尽可能把他拉得离我们近一些。
韩非子同志出生于战国末期的韩国(今河南新郑）,大致上是蒋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1年）。韩非子出身显赫，其父身为贵族，经济上有保障，政治上有人脉，这就使韩非子比穷苦人家的孩子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条件和发展机会。高中毕业以后没多久，韩非子的眼界变得宽广起来，家乡见闻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于是离开家乡，到广东、上海、南京等最早产生革命思想的地方求学去了。
那时候嬴政同志还仅仅在黄土高原深处占据着一小块地盘，称之为秦国，内部称为“革命圣地”，这意味着这位残暴的君主还没有统一全国，没有在全国建立起严酷的思想钳制制度，因此在秦国以外的区域还有知识分子喘息的空间，在很短暂的几十年之内出现了很多思想大家。公元前255年，著名学者荀况同志从广州到南京设馆（可以理解为创办私人大学）施教，追随者众多，韩非子慕名投到荀况门下，向这位大师学习刑名法术之学——顺便提一下，韩非子在这里遇到了也来求学的同乡李斯，高兴得不得了，当时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死在这位热情友好的同窗手里。
荀子教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独特位置，韩非子和李斯对荀子佩服得五体投地，荀子也认为这两个心志高远的学生人才难得，很喜欢他们，与他们建立起了超越师生关系的友谊，经常在一起讨论前辈思想家李悝、申不害、商鞅的刑、法、术思想。毕业以后，韩非的思想已经非常丰满成熟，立志报效祖国，意气风发地回到了韩国。
俗话说：“志不同不相与谋。”李斯对韩国既没兴趣也没有感情，当然不会追随韩非子去韩国，而是辗转到了经由商鞅变法实力变得很强大的秦国，在宫廷站住了脚跟。由于得到秦王嬴政同志的赏识，李斯同志的职位迅速蹿升，没几年就占据了类似于现在的公安部长然而权力却要大得多的位置，这意味着他可以接近秦王，可以随时向秦王提出关于国家治理和对外扩张方面的战略建议了。
在战国七雄当中，就国力来说，韩国最为弱小，韩非子身为贵族之后，亲眼目睹韩国日趋衰弱，痛心不已，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提出“秦国威胁论”，建言韩王励精图治，变法图强，避免有一天被“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大国秦国吞并。然而，并非所有君主都有伟大君主的眼光，韩王将韩非子极有价值的建言弃之如敝屣，韩非子同志精神上痛苦极了。
文人表达痛苦的方式只有写作——他曾经通过《和氏璧》的故事表达了孤直而不容于世的愤懑，这个寓言故事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一个只有一条途径实现人生价值的社会，人会变得很偏执，很“有病”，在这一点上，韩非子与马基雅维里虽然时空交错，两者相距将近两千年，然而他们的处境和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何其相似乃尔！
结果，马基雅维里躲到了佛罗伦萨郊区一个叫克西亚诺的乡村，韩非子同志则躲到了郑州市德化街一间曾经被街道居委会使用过的茅屋，开始了性质相同的工作，这就是“观往者得失之变”，为君主施行严酷统治殚精竭虑地支招。结果，马基雅维里写出了《君主论》，韩非子则写出了《韩非子》；马基雅维里以《君主论》进入西方政治思想史，占据了独特的位置，韩非子则以《韩非子》进入中国政治思想史，占据了远比马基雅维里重要得多的位置。
马基雅维里把政治与道德分开，以政治无道德论言之凿凿地论证了君主为了统御国家与社会可以使用任何卑劣手段，动摇了传统政治哲学的根基，被认为是惊世骇俗之论。然而，如果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与《韩非子》放到一起比较，你会发现我们拥有的这位韩非子同志早在两千年多前就出色地完成了马基雅维里的论题，甚至可以说，韩非子在《韩非子》中的论述比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的论述更加周密和系统，也更加严谨和深刻。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写作此文特别想强调的东西。
在一定意义上，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别，中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出现的巨大迥异和由这种迥异所结果的不同社会现实境况，不是缘于工业革命导致的近代思潮的兴起，而是源于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宗为我们划出的精神疆域，我们今天的处境实际上是我们所承担的历史后果。换一句话说，我们眼前的现实并非我们所创造，而是历史延伸导致的必然性结局，压在我们身上的是数千年以来积淀下来的文化沉积物，因此特别特别沉重，你几乎无法喘息，任何人类进步的因素——全球化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普世价值观念的普及——都很难使它发生松动和改变。
所有这一切，都与韩非子和《韩非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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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在韩非子活着的年代只有篇名没有书名，到了汉朝才有人把韩非子55篇著作（大约十万余言）汇编成书，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捧在秦王嬴政同志手里的并非装订整齐的《韩非子》，而是《孤愤》、《五蠹》等著作散篇。但这并没有影响嬴政同志对韩非子思想的领悟，这位残暴的君主对异国知识分子韩非子同志发生了极大的景仰，由衷地赞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额的神呀！世上竟有这样的奇人！我若是能见到此人，明儿就去死也值了！”
韩非子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让不可一世的秦王都慨叹不已呢？
一个人对什么事发生赞许，一定是那件事暗合了他的某种心理景况。嬴政同志心理景况是：既要驾驭一个复杂难弄的国家，又要四处杀伐，内外矛盾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很难理出头绪，内心极为焦灼。正在这个时候，韩非子通过它的著作告诫君主们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所以尊者，权也！”意思是，国家大权一定要集中在君主一个人手中，君主权势的强弱，决定他治理国家的力度，所谓“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
在田间劳作的农夫听了此类话可能不以为然，身在其位的君主听了就不能无动于衷了，因为这是彻头彻尾的秘密政治的话题，是所有治国君主时刻都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如此振聋发聩的话语面前，年轻的秦王嬴政同志必然会想一些什么，必然会怀着极大兴趣想继续倾听下去。
果然，韩非子接着娓娓道来，说：君主为了有效地施行统治，一定要把自己掩藏起来，显示出莫测高深的样子，“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一定要造成“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的威势，不能让老百姓把你看成肉眼凡胎，举手投足都要像那么回事情，就是丢了身上的人味也不要紧；如果你傻蛋，亲民亲到“龙蛇与蚯蚓同矣” ，结果将如何呢？“则失其所乘也！”后果很严重！事情还不仅于此，韩非子继续警告说：“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其势者国危。”正因为这样，“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得欺者何也！闇之道废，而聪明之势兴也！” 谁愿意“废”呢？谁不想“兴”呢？于是，保持皇权的神秘以及与此相匹配的种种阴招、阳谋，就作为一门学问兴盛了起来，这门学问，就是本文标题所示：秘密政治，或者说宫廷政治。
我相信，年轻帝王嬴政听了韩非子的话一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韩非子可谓面面俱到，进一步指出：“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戴）之，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长，尽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则长乐生而功名成。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故臣主同欲而异使。”“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君主要想方设法削弱或者清除成为宫廷累赘的世袭贵族，尤其是对那些怀有政治野心的家伙或者太子党团伙，更要严加防范，因为这些人既有削弱皇权、抢班夺权、篡权谋位的愿望，又有这样的条件。那么，该怎么对应这种局面呢？韩非子的建议是：“散其党”、“夺其辅”，亲自选拔一批经过考验、政治上可靠、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的年轻同志来替代他们，规程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无论政府还是军事部门，必须制定规程——用现在的话说，必须建立严格的干部选拔制度，似乎只要严格按照干部选拔制度宫廷内部就就会安宁，就不至于频繁发生老百姓反感的政治秘斗（现代说法是“路线斗争”、“反腐败斗争”）。
作为中国宫廷秘密政治核心的驭臣之术，韩非子用很大篇幅详细论证了君主对臣下的防范与御使，他所举例的“五蠹”“八奸”全是依附在君主身边或活跃在宫廷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跟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国家政权内部永远的敌人，君主的风险，也全部隐藏在这些人中间。韩非子苦口婆心地对君主说：“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意思是，老婆离你近不近？儿子跟你亲不亲？就连这种亲情关系都不能相信，你又怎么能轻易相信你的下属呢？在剧烈的权力争斗中，弑君，灭相，暗杀，灌氰化钾，制造车祸，抑郁死……是什么惨烈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啊！为此，韩非子提出“质”、“镇”、“固”的所谓“三节”：将大臣的妻子儿女挟为人质，使臣子恭恭敬敬服服帖帖；用高官厚禄收养大臣，使其不至于产生叛逆之心；让大臣们相互猜忌，形成制约，使其争相媚上，消磨谋反之心。
所有统治者似乎都认为，由于专制权力严格封闭了宫廷秘密政治，人民很难看到宫廷深处的幽暗与肮脏，中央的权威就不会被削弱，就不会刺激民意，给“维稳”带来难度，从而有利于维护统治集团的专制统治。但是他们错了。首先，不管宫廷政治被封闭得多么严密，源于人性的权力斗争都不会停止——两千多年以来，这种斗争停止过吗？从来没有停止过！只要这种斗争不停止，你就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封闭在红墙之内，没有办法不让老百姓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我们认为韩非子同志以及异国后人马基雅维里同志非常智慧，然而从历史发展规律上说，他又非常愚蠢，科学思想家罗素说过曾经使用“极精炼的愚蠢”（［英］罗素：《西方哲学史》）的语句，我觉得精准极了。
不幸的是，我们就处在这种被“极精炼的愚蠢”构筑的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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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刻领会韩非子，有必要专门说一下他的思想核心：法、术、势。
一、所谓“法”，就是赏罚分明，他提醒君主惩罚和奖赏都掌握君主自己的手里，具体说来就是犒赏为君主卖命的人，该提拔的一定要提拔，带病也要提拔，所谓“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 正因为这样，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权力才腐败刁蛮到了极致，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韩非子还主张坚决地惩罚与君主二心的人，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人占据重要领导岗位，即使栋梁之才也不可用，这就是任何专制政权都总是逆向淘汰，好人举步维艰，坏人飞黄腾达，人世间鬼魅横行的主要原因。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来自朝廷的而非人民的反腐败，往往会将反腐败异化为权力集团政治斗争和利益争夺的工具，蜕变为表演给老百姓看的秀，与反腐败自身应有的功能和意义风马牛不相及，在这种情况下，庞大利益集团的腐败问题怎么可能得到解决呢？遗憾的是，千百年来我们所巴望的反腐败就是这样的反腐败，在所谓的反腐败斗争中，人民，说穿了只是一些被排斥在社会政治过程之外的多余因素，而非积极的推动力量。我们说腐败与专制是不可分割的共生体，正是源于对这样一种机理的正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剥离了腐败，专制也就不存在了，专制都不存在了，你让皇帝和庞大的利益集团到哪里去掠夺民脂民膏呢？所以，我们又可以认为，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命根子，实际上是反不得的，这一点，韩非子同志心里比谁都清楚。
在这种种无情的现实之中，韩非子倡扬的“尊公废私”，在具体操作过程除了为皇权输送精神和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别的意义么？没有了。有了这样一种观照，我们对于所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巨之所师也”之类的宣传，也就有了必要的警觉——统治者以“法”作为衡量人民思想和行为的标准，真的就能使“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吗？狗屁！尽管韩非子同志也有“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煌煌大论，然而他的全部喧嚷，骨子里都是为皇权专制主义服务的，说它是从精神上残害人民的毒剂，并不为过。
二、所谓“术”，就是驭臣的手段和招数，我上面已经提及。韩非子同志说的很明白：“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由于“术”属于阳谋或者阴招之类，因此它必须具有神秘性和隐蔽性，所以又有“术”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之说。
韩非子怕君主听不懂，进一步解释说：“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上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手段，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情，不是吗？“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意思是：“你这个治国之道呀，得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授予他相应的官衔，让他名实相符，明明只是县委书记的料，你却让丫去市委书记，他能胜任么？能不出乱子么？既然你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你就得善于使用它，用它来考验属下政治上是否忠诚，觉悟高还是低，有没有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能不能不惜代价地维护社会稳定？遇到重大问题是站在党一边还是站在人民一边？都要进行谨慎的考察和检验。当然了，作为君主你必须对臣下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否则你这个君主就会当得很费劲——当得很费劲的君主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术’作为手段就变得极为重要起来，你一定得懂得利用人性的阴暗面，让下面的人互相猜忌，争相把君主作为靠山，只有这样君主才能在上面能操控一切……这些秘诀，一般人我不告诉！”
令人惊叹的是，不仅仅是君主，包括君主下面所有的专制权力垄断者，即使没有读过《韩非子》也都掌握着这些秘诀，中国官场生态数千年以来都没有发生变化，《韩非子》仍然是并继续是最标准的官场教科书。
三、所谓“势”，就是权威和势力。韩非子论证道：“夫有才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切之溪；村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于无势也。”一句话：你手里没有可兹利用的权威和势力，你就将什么也不是，猫狗不如，所以如何获得势，对任何怀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都是紧要课题。“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你还没有得势，就依仗盘踞西南一隅大唱红歌，另搞一套挑战中央，还雇佣一些吮痈舐痔之徒进行鼓噪，其结果还用说么？只能是个乱啊！这不是吧身家性命都“乱”进去了吗？反过来说，高高在上的君主，你睡觉都得睁着眼睛啊！你非得借势让下面的人怀有恐惧之心，绝不敢造次才行啊！否则你还当什么君主？脑袋搬了家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韩非子同志用“守株待兔”的故事讽喻时政：“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意思是要切实地根据形势发展来制定具体政策，使之贯彻执行，“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为此，就必须“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一定要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管什么人，不管职位高低，权力大小，只要他祸乱朝纲，违法乱纪，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就都要追究其政治和法律的责任，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如果没有这样桑的招数，你君主就将应接不暇，首先自己被弄乱了阵脚，最终也会被乱局毁掉。
在韩非子眼中，朝廷是等同于国家的，国家又是等同于君主的，有了这样的逻辑，那么他所有的论述就占有了道义制高点：“我说的这些不仅是朝廷的事，也不仅是秘密政治的事，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长治久安才是人民之福……天下人都应当感激我才对呀！”
朝廷的国家和国家的君主，当然不是被城管追打的引车卖浆者流，不是房屋遭强拆的人民群众，也不是下岗工人，更不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思想者，那是一个高悬于民众之上的特殊利益群体，用现代政治学概念表述，是国家统治集团。如果我们把韩非子法、术、势的思想作为国家统治集团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和手段，是为了这个特殊利益群体活得更舒适一些，掠夺更顺遂一些，镇压更残暴一些，当没有冤枉这位孜孜不倦的布道者和教诲者。
我相信，秦始皇嬴政同志以降的所有神仙皇帝一定都研习和领悟过韩非子的主张，两千多年以来，一幕幕宫廷血斗从来没有止息，实在与这个人阴森森的教诲有关。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正是因为韩非子同志作为布道者和教诲者对宫廷秘密政治的深刻剖析，我们才得以洞见在那幽深的政治之海深处的暗流是如何涌动的，才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并非源于水面上那些漂亮的涟漪和浪花，而是取决于水面之下涌动着的种种暗流，是它们代表着我们的一切，决定着我们的一切，影响着我们的一切。
韩非子功不可没，我们的确应当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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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宫廷秘密政治血斗的结果并非一定是统治集团的解体，与之相反，却往往导致他们对民众的大范围镇压和屠戮——此种可悲的戏剧已经无数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一幕幕上演过了。为什么会是如此呢？这是因为，在粗大的历史链条中，始终隐含着这样一条无情的逻辑线：当统治集团感觉到他们即将遭遇到来自底层民众反抗的时候，当他们意识到即将失去统治权的时候，不管他们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山头与山头之间有多少明争暗斗，有多少利益纠葛，到最后都会迅速达成政治妥协，形成合力，一致面向民众，镇压和屠戮随之就会发生。
鲁迅先生翻阅历史的册页，看到满篇都写着“杀人”二字，真乃看到了真相，看到了骨子里，漫漫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不就是宫廷政治的秘密史和老百姓的倒霉史么？！
如果有人问：“唉！这他妈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的回答是：政治不再是秘密的时候，政治主角不再是统治者而是人民的时候，政治过程不再被幽闭于红墙之内，而是体现为公民选票的时候……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201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