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在2021年9月27日与参加西北村庄调查的师生们交流时的讲话并在此基础上补充和加工而成。

同学们：

欢迎同学们村庄调查顺利回校。今年的村庄调查非常特殊。一是特殊的时间。现在尚处于疫情之中。本来如过去一样，准备按计划到村庄看望大家，进行现场教学，但八月份的疫情，使我们未能成行。二是特殊的地域。今年的村庄调查地点主要在西北游牧地区，地理位置距离中心地带遥远，有的甚至远在新疆游牧地带。三是特殊的背景。过往的村庄调查是本院所有的博士生都要做的，今年只有中国政治研究所的老师和博士生做，有些难为你们。在这样的时空下，同学们没有老师的指导，进村入户调查数月，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收获，我们特别高兴！

住村调查很幸苦，也很艰难，今年尤其如此。但大家也感受到了，这样的调查比我们做的其他调查收获更大。为什么？这是因为住村调查要在调查地点住很长时间，是一种深度调查，也可以说是对田野的深度耕作。

田野政治学所说的田野，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从领域上指农村，从方法上指调查。我们中国农村研究院得以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中农院的老根本，一直保持并不断深化。

2015年，中农院从原政治学研究院分离出来，独立建制，并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大型调查。这一调查包括口述史、家户调查和村庄调查等。其中，村庄调查是最重要、最核心和最艰苦的调查。一是这一调查将全国分为七大区域进行普遍性调查，其调查范围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二是这一调查是对传统农村社会形态的深度调查，具有开创性和抢救历史的特点。三是这一调查要求调查者必须进驻村庄，调查时间至少在数月以上。正因为如此，调查员主要是老师和博士生。

住村调查启动后，师生们克服各种困难，进展很快，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现出版了《中国农村调查·村庄类》43卷，每卷1百万字，共计4千多万字。报告成为一流学科建设验收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农院的一块份量最重的品牌。外来参观本院的人，看到一面墙的报告，都感到震撼。报告出版物已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许多大图书馆的馆配图书。住村调查是一种将一口井打深的“深度调查”，由此推动了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提升。2015年后，中农院先后发表一系列高水平论文，提出原创性概念，都是基于住村调查。许多博士生毕业后很受欢迎，因为他们通过住村调查得到了他人没有过的能力训练。

当然，村庄调查很辛苦，困难也很多。我们过往要求较多，对调查者面临的困难考虑较少。前两年的一次偶然事件，村庄调查暂时停顿下来。这期间人们的认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冠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认识。考虑学术取向的差异，中农院分为三个研究所。

今年，随着疫情的好转，田野调查一事重新提了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的“深度中国调查”号称“学术工程”，前几年推进很快。原有的村庄调查了近3百个村，七大区域。如果按照预期，我们的调查报告出版将达1亿多字。但因为偶发事件，现在只提交了百来个村的报告，七大区域都做了调查，但有几个区域却没有提交报告。出版社列入了出版计划而难以按计划完成。我们总不能将这一重大工程变为“烂尾楼”吧！但由于认识上的不同，不可能像过往所有的人都做。所以，今年的村庄调查便只有中国政治所的老师和博士生做，而且选择的是西北区域，以弥补调查报告的空白。这便是为什么今年只有中国政治所的老师和博士生到西北区域做调查的背景。

村庄调查是我们院最为重要的调查，也可以说是核心竞争力。目前的田野调查大多是表层调查。田野调查如同种庄稼一样，调查愈深，收获愈大。这次参与村庄调查的同学们有的过去参与过“百村观察”。“将一口井打深”的住村调查比“走马观花”式的观察肯定收获要大。听说这次其他所没有参加村庄调查的同学们很羡慕各位。这说明，是否进行村庄调查，效果不一样。

做任何事都会遇到困难。特别是我们要从事这样一项大型调查，是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大型学术工程。前几年为了抢救历史，田野调查的任务较重，但不能因此而放弃。现在我们调整了调查数量。在校期间只做一个村庄调查。让大家有更充分的精力将调查做好，同时也有时间读书，更好地进行研究。

我们做调查不是简单地为了做调查，也不是简单地完成一项工程，而是将我们的研究建立在调查基础上，从田野上而不是仅仅从书本上获取研究的资源。这是中农院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农院能够有所特色的根本所在。大家知道，由教育部确定的政治学一流学科建设单位有五家，分别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从整体实力看，我们根本不在前四所顶尖大学的一个层次，就是与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大学比，也相距很大。我们为什么能够跻身于一流学科建设的行列，相当程度上在于我们的特色并因为特色在学科排名曾经位居前列，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们曾经获得五篇全国百优博士论文（其中一篇为提名），在政治学界是最多的。而这五篇都是在农村进行深度调查写成的。说实在的，人和学校都是有层次的。否则国家不会将学校分为一流和非一流。我们学校作为非一流大学，要与一流顶尖大学同样建设一流学科，只有依靠特色，依靠比他人更能吃苦。任何事情都有个比较优势。一流大学的学生读书多，国际化程度高。我们要在这方面与他们比，没有优势。田野调查不是不要读书，而是不能因为读书而失去了田野。如果没有了田野，我们就没有特色和优势。

话说回来。村庄调查非常辛苦，甚至艰难。调查期间和同学们回来后都谈到了今年的调查特别艰难。但无论多么艰难，大家都坚持下来，克服困难，顺利回校了。新任的院分党委书记、负责村调具体工作的华胤老师和我们三位博士生导师，每天都在挂念着调查员。你们顺利回校了，说明村庄调查不是不能做，而是愿意不愿意做的问题。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你们和所有支持调查的人。

最后要强调的是，今年的村庄调查是田野政治学获得集体自觉后的新开端。人们做事情总有一个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过往，我们主要是将调查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路径，尚缺乏理论关怀和相应的问题意识。去年底，我们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进行反思，获得了田野政治学的集体自觉，将田野方法与路径和宏大的理论关联起来，由此构成了升级版的田野政治学，强调有理论关怀的调查和有田野支撑的理论。

田野政治学是大时代的产物。大时代背景便是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国家是如何走向现代化国家的。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田野政治学正是以田野调查的路径来回答这一时代性大问题。前些年的村庄调查主要是传统形态，弄清楚中国的现代化在农村的起步形态。其间也产出了一些概念和理论，如“家户制”、“祖赋人权”、“韧性小农”、“国家化”等。但这还很不够。作为升级版的田野政治学更加注重从田野的路径来回答中国是如何由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走向现代化国家的。不仅时间延伸了，更重要的是将田野与现代化国家密切关联起来，这为产出新的和系统化的理论提供了更充分的基础。从今年做的西北区域的村庄调查，我们可以初步发现，中国是在一个非常复杂和差异化极大的农村社会里开启现代化进程。这便是中国现代化的底色，它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同时也为我们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最后希望大家调查回来后，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认真整理资料并写好调查报告。再在此基础上进入下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