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而构建的政治学新兴分支学科。加深对田野的认识，有助于推进田野政治学的研究。政治学的田野有其特定内涵，厘清这一内涵是理解和阐释中国政治、建设发展中国政治学和深化拓展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需要。田野生发于历史的延续，潜藏在关系的叠加和互动之中，有价值的田野多在问题集中或矛盾突出的地方。田野之于政治学的价值，在于基于调查的问题意识、田野气息的研究关怀、田野标识的概念建构、扎根田野的理论创新和可供借鉴的培养模式，这些价值是支撑田野政治学繁荣发展的动力。田野政治学的构建并非偶然，研究分析田野政治学的构建，对其他新兴分支学科的构建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而构建的政治学新兴分支学科。然而，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旨趣的研究者对“田野”的理解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研究者的田野经历和研究偏好也会影响其对田野的评价。受学科属性等因素的影响，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略有不同，政治学的“田野”有其自身的独特内涵。进一步思考和探究何谓田野，政治学的田野在哪，田野的价值何在等一系列问题，将有助于寻求更多的田野共识，从而深化田野政治学的研究，推动田野政治学的建设和发展。
一、何谓田野？
不同学科有各自的学科取向、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因而对田野的理解和认知也难免存在差异。政治学的田野虽未在学科范围内形成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但却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并衍生出“田野政治学”。这种分支学科化的田野，更利于在深耕田野的同时创造知识和充实壮大政治学母体学科。从田野调查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和田野政治学的构建来看，政治学的“田野”有其特定的内涵。
其一，田野是一种研究方法。深入实地开展调查，是人们认知事物和洞悉社会政治问题的一大方法。该方法的优势在于让研究者走出书斋、跳出书本去发现和研究问题。如为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就曾回到湖南，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开展了为期32天的实地考察，并写就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通过这一调查，毛泽东发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听到的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到的完全相反，以至于感慨“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与一些社会科学和国外政治学相比，当前中国政治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和滞后，以至于有学者指出，较之于法学和社会学，政治学“尚未建立中国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因而“中国政治学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转变研究范式和创新研究方法”。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更加重视田野，注重调查，田野政治学就是主要建基于田野调查方法而构建的政治学新兴分支学科，是田野调查方法学科化的结果。与政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田野政治学是方法论意识最强的新兴分支学科之一，可谓先有田野调查，后有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因调查而生，调查为田野政治学服务。
其二，田野是一种研究场域。研究有场域，但作为研究场域的田野却常被忽视或曲解。我们要么仅将田野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要么对田野的理解过于碎片化或小微化。仅以方法论田野，则会置身田野而不见田野。小微化和碎片化的田野，则无异于以树木来论森林。如果未把田野视为一种研究场域，田野将难以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田野是现象和事实的场域。这就意味着田野承载着那些正在发生的、有待研究者去关注观察的现象和事实“是什么”。研究者只有进入到特定的时空场域，开展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方能获得第一手鲜活的研究资料。体现在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上，那些扎根田野、真正把田野当作重要场域的研究，通常都更具画面感和现场感。田野是复杂“关系”的场域。在生动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政治过程的背后，蕴含着如个体、家户、民族与国家等种种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待我们去分析和揭示。田野还是问题的场域。在田野政治学研究中，要发现问题特别是好问题，就需要去发现田野、走进田野，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问题，甚至带着问题再入田野。田野更是校验理论的场域。“田野出学问”，但凡源自田野的概念、知识和理论，无一不是经过了反复调查、反复校验、再构建和再理论化的。
其三，田野是一种研究思维。与传统的经验式、书斋式的理论思辨和研究不同，政治学的田野还是一种研究思维。田野强调实证思维。田野研究思维不仅强调所见“是什么”，还在于追问“为什么”，它始终对“理性的傲慢”保持着警惕。这也使得田野在从概念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演绎上都克服和超越了“我觉得”“我以为”的先入为主认知，坚持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主张“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田野注重原创思维。社会科学研究的门槛看似较低，似乎针对某一特定事物，人们或多或少都能对其发表见解。殊不知，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的研究，往往因创新不足而缺少辨识度。实践是认知的来源。起而行之去发现田野，更容易产出原创性成果。田野蕴含着联结思维。田野并非简单地做调查，不单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而是借助调查去联结理论与实践，推动理论同实践对话。田野还联结着庙堂。政治学对田野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不但要回答“是什么”，更要回答“为什么”，有时还需回答“怎么办”。田野并不排斥历史，相反需在田野中回溯历史，去联结历史与现实以鉴往知来。
其四，田野是政治学知识生长的沃土。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是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当今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生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政治学的影响。在西方研究方法和学术话语的影响下，中国政治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国际化”和“本土化”的论争。矫枉过正的国际化，往往言必称西方，大多直接用西方的经验、概念、理论和话语来框定并阐释中国的政治实践，因而难免削足适履。盲目拒斥国际化的本土化，又常常忽略概念知识的通约性以及学术传播力、话语影响力和理论阐释力。田野政治学“以概念建构为标识”，田野生产政治学知识的首要形式便是概念建构。田野政治学“以亲身感知、体验和观察到的具体、丰富、鲜活的事实为依据，在与既有知识进行对话、反思既有认知的基础上，通过知识再动员和逻辑再建构，提炼出新的概念，形成学理化的表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知识生产方式。田野政治学所构建的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如“家户”“祖赋人权”“韧性小农”“国家化”等学术概念，若没有长时段、大范围的深度田野调查，要提炼出类似的原创性概念无疑是很难的，而“大力发展田野调查将为政治学贡献出更多面向政治现象本身的知识产品”。田野为政治学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原创性知识，为田野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和广阔发展空间。田野政治学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基于调查、源于事实的知识生产。
对田野的理解和认知，影响并决定着田野调查的范式和使命。如前文所述，政治学的田野，不仅要阐述“是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解决“怎么办”。这就决定了政治学的田野调查实际上承载着特殊而重要的调查研究功能，而非简单地搜集资料和白描式的描摹叙事。政治学正是要通过置身不同的空间场域去开展调查研究，依托田野深化研究、提炼理论并认识中国、理解政治。
二、政治学的田野在哪？
介入田野需找到田野、找准田野，厘清田野的边界。宽泛的田野多将田野等同于一切可观察、可介入、可调查的实践。因而几乎万物皆田野、事事可调查、人人可访谈，迈出书斋即意味着进入田野，田野调查主要就是获取研究资料。狭小的田野则多把田野小微化，明显将田野限定在特定时段下的一域或一地，认为只有长年甚至终其一生置身于底层，与所谓的“草根阶层”同吃同住同劳动，完整见证当下正在发生的场景才是真正的田野调查。很显然，宽泛的田野实则将田野泛化为一切待调查、可调查的场域，无异于走进森林找树叶。狭小的田野如盆景，实则将田野局限在孤立的片断或缩微的末梢，实属在盆景的树叶里找森林。适度边界的田野当大可见森林、小可见树叶。过宽或过窄的田野边界，都不利于发现田野和开展田野调查，更不利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和建设。
其一，田野生发于历史的延续。政治学的田野存在于正在展开和已经成为历史的政治实践之中，核心是田野中的人。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田野在历史的延续中绵延展开。回望人类历史长河，任何当下的鲜活田野，都终将成为生动的历史过往。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政治学研究中，最关注历史的莫过于历史政治学和政治学的历史制度学派，而田野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田野都容易被人们忽视。忽视历史的结果，必然是田野图景的碎片化、虚化和历史规律认知的纵深感不足。田野应重视历史。如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就充分考虑了我国各民族“历史长，渊源久”的特点。1956年，全国人大曾专门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就是“首先调查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历史作系统的研究”。这一调查为后来的民族识别奠定了坚实的历史研究基础。这一调查也表明，田野调查既要立足当下，更要回溯历史，既不能割裂历史同现实的联系，也不能静止地审视田野。将历史带入田野，在田野中洞见历史，才能在历史延续中更好地发现田野，得到更有价值的发现和理论。我们应当意识到，中国政治学者面临的一大理论构建任务，就是要“建构一个能充分解释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知识体系”。
其二，田野在关系的叠加与互动之中。政治学的田野旨在通过田野理解背后的国家、制度和人，“只有深刻理解国家和制度背后的人，才能发现国家和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支配性逻辑”。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具有叠加性，这种叠加性是指，“社会关系的扩展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多种关系的重合”。关系在叠加中不断互动、反复联结，这也是田野最让研究者着迷的地方。政治学的田野，不应只停留在回答“是什么”，还应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解答“怎么办”，因而需到复杂叠加的关系中去发现田野，抽丝剥茧般厘清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问题的前因后果。对政治学来说，反映或蕴含着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宗族关系、血缘关系等社会关系的场域，都是丰富的田野。即便是作为中国传统农村最小单元的“家户”，也可以成为田野。以“分家”为例，调整的实际上是家庭这一社会细胞分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包括家庭财产及债务关系、养老抚幼的权利义务关系及人情往来等在内的复杂社会关系。
其三，田野距离大众最近。无调查，不田野。田野之所以强调一定要做调查和讲究调查的策略，其中一大原因就是田野是距离大众最近的地方，只有经过调查才能给予特写。田野调查的一大目的，就是要自然而然拉近与民众的距离，让“我”不再是闯入大众生产生活的“他者”，而要为大众所接纳而成为“我们”，最终让大众愿开口、肯说话，更要让大众讲实话、讲真话。在此意义上说，田野调查其实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以贯之地在学术研究中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曾经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泽东还指出：“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政治学的田野虽离大众最近，但却必须保持价值中立。研究者进入田野，会与大众产生共情，但需在价值上秉中持正，即“理解你，但不评价你”，最终得出与事实相符的判断和科学的认知，否则田野将变形走样。
其四，田野常处江湖之远。地处江湖、远离庙堂是政治学田野的一大特征。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而言，江湖虽远但却关乎基层、关乎国家政权根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说眼睛向下需要兴趣和决心，那么步入江湖之远的田野则需要温度和情怀。相对于庙堂来说，江湖之远的田野许多时候意味着一种也许并不为人知的、国家治理中不易进入政治视野或政策议程的秩序、规则和政治运行逻辑。而其中一些被遮蔽的政治运行逻辑，背后可能隐含着国家治理中容易忽视但却又亟须重视的问题或亟待解决的矛盾。如有学者就以两湖平原(即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乡村“混混”为切入点，“试图通过乡村混混来透视乡村社会和基层政治”，并站在乡村治理的角度，提出了“从根本上改善治理生态”的对策建议。这些内隐于江湖的秩序和规则，无疑既隐且深，而其深层的细节和事实，恰恰是国家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其五，田野在现场。尽管一些书斋式和经院式的研究，足以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但一些研究却需要研究者“在场”，即到现实中去进一步发掘和跟踪问题，而一些问题(尤其是真问题)显然只能来源于具体的政治现实。政治学具有鲜明的现实问题导向，政治学的田野同样讲究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同样讲求研究离不开现场和“在场”。现场感是田野研究的灵魂。政治学强调田野在现场，并非为田野而预设现场、描摹现场，而是讲求田野调查研究的现场感，捕捉政治世界中有待深入研究的真问题，发现政治运行中面临的问题、难题。“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如现实政治运行中的“现场办公”，其实就是要将问题尽可能地在现场解决。政治学现实问题导向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策论特征，这类田野调查和研究，既要能发现问题，又要能提出对策。不难发现，政治学研究中那些最有价值的田野往往就在问题集中或矛盾突出的现场。
三、田野的价值何在？
政治学需要田野，这为田野政治学的构建创造了可能，也为田野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田野在政治学中的价值，说到底还取决于田野能将政治学研究推进到何种程度、将继续为政治学贡献什么。这既是基于田野而构建的田野政治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支撑田野政治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动力。从田野政治学已显现的成效和发展潜力来看，其价值或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调查的问题意识。研究始于问题，好研究必有好问题。好的研究关键就好在善于发现好问题，发掘问题的独到研究价值。问题的来源多种多样，田野调查是问题的重要来源之一。与那些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问题来源不同，田野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更加生动丰富的问题来源。更重要的是，田野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源于田野调查的问题，更容易克服先入为主的问题想象或盲目放大的研究价值赋义，因而更贴近事实、接近真相，避免理论同实际脱节。尽管政治学也强调调查研究，但在调查方法上显然没有分支学科田野政治学的田野调查来得扎实。问题要推动研究。田野政治学研究中基于调查的问题意识，其意义就在于尊重事实、让事实说话，让问题引领和驱动研究，用大调查、深度调查来检验田野调查得出的理论，用反复的田野调查来校验理论，完成理论的再构建。研究为解决问题。在政治学研究中，并非所有研究都一定要解决现实问题，但不得不承认一些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却离不开田野和田野调查。
第二，田野气息的研究关怀。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中的人以及因人而产生的复杂社会关系，因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更讲究非学术性的研究关怀。这种关怀甚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价值取向，政治学的研究尤其如此。在研究关怀上，田野的价值莫过于内蕴的田野气息。那些真正基于田野的研究，其实都饱含着对时代、现实和情感的关怀。文章合为时而著，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反映深刻时代变革的田野，其所蕴含的时代关怀越多，田野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就越大。田野研究中的现实关怀，直接关系到研究对现实变革的助益。正如有人类学学者指出的，“当中国人都重视田野的时候，最能直接转化为现实变革动力的田野不是人类学的，而是政治领域的”，政治学田野的情感关怀曾一度遭受诟病，并被视为“相当一部分不仅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和爱心，而且与人类学、与中国现实、与其他学科处于相对游离状态，只满足于表面文章，好大喜功，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田野调查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类似的善意批评，即便在今天仍值得警醒。
第三，田野标识的概念构建。概念是研究的基本工具，概念创造对理论构建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的概念研究不断升温。学界对概念有增无减的关注，表明概念构建的学术自觉和研究自主性都在不断增强。在政治学研究中，田野政治学是概念构建意识最为强烈的分支学科之一。田野政治学的概念构建，田野除了被当作是概念构建的一种方法路径，还是重要的“概念源”，即“概念的源头在田野调查中”。经由(田野)调查而构建的学理化概念，一旦被接纳则极具生命力和阐释力。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等概念，至今仍在发挥重要的学术影响。应当看到，在政治学研究中真正打上中国标识的概念较少，在国际学术界政治话语交锋和国际政治博弈中有影响力的概念则少之又少。继续贡献更多对政治学和现实政治有影响力、支撑力和竞争力的标识性概念，是包含田野政治学在内的诸多分支学科需努力解决的一大问题。
第四，扎根田野的理论创新。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只有源源不断地创新理论，才会形成特色风格并自成一派。理论创新不足是制约理论阐释力、学术影响力和话语竞争力的一大因素。理论要自信，创新要先行，创新能力是理论自信的前提。近年来，政治学界的理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都明显增强，产生并形成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创新性理论。但与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相比，我们仍需更多、更有影响力的原创性理论来阐释好中国之治，为回应国家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相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田野是田野政治学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广阔的田野能为理论创新提供丰厚的滋养。深入到田野中去、扎根中国田野，去寻找理论创新的更多源泉，不失为推动政治学理论创新的有益路径。
第五，可供借鉴的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无须多言，其价值在于形成可借鉴的模式。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和“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最重要的是探索优化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且对推进“双一流”和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有支撑作用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政治学的人才培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其中，对中国政治实践观照不足的问题需加以重视，“必须改变一直以来政治学教学、研究、应用脱节的桎梏”。有学者曾指出，“政治学人才培养上面临的挑战，主要不是理论和方法的挑战，而是学科性质和立场的挑战”，特别是“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为主导来培养中国政治学人才的倾向”，这显然不利于政治学人才的培养。政治学的田野人才培养模式历经实践，成效显著，表现亮眼。从历年政治学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简称“全国百优”)获奖情况来看，在1999年至2013年15年间的13篇获奖论文中，以田野见长的华中师范大学就有4篇(另有1篇为提名论文)，占比高达30.77%，为全国政治学界获此殊荣最多的高校。其中，徐勇教授既是首批获奖论文的作者，又是2004年、2013年两篇获奖论文的指导教师。这也说明田野在人才培养中的分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田野人才培养模式可传承、可借鉴的价值。
时代呼唤理论，理论当回应时代发展。当代中国所经历的时代变革前所未有，然而理论研究中一边是“时代巨变超越了原有的认知和预设”，另一边是“时代之问”在不断增多。政治学回应时代和贡献理论的主要方式，就是要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时代变革、审视时代发展，立足所处时代并紧密结合社会政治实践开展更多原创性研究。西方的许多理论主要源于西方国家自己的实践和经验。虽然西方世界主导时代话语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但抛开意识形态和理论偏见等因素不谈，西方的理论并非都是阐释中国政治实践的最佳理论工具。相反，一些理论充斥着“‘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我们之所以在理论话语斗争中不占优势，反击乏力，不能忽视盲从西方理论、理论与中国政治实践脱节等因素。中国的政治实践有其独有的内生演化和发展逻辑。当今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西方的理论给不了现成的答案。我们只有在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学理论科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以更强的学术自觉结合中国自身的政治实践加强理论创新。在此意义上说，田野学派的崛起和田野政治学的构建并非偶然，它正是扎根中国大地，结合中国政治实践开展创新研究的必然。正如有学者指出：“走向田野，是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些价值的实现和更多更大价值的挖掘，都有赖于田野政治学的建设和田野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作者简介：白利友，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副教授，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民族政治、边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