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在恢复重建中不断发展，并逐渐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展现出自己的特色、风格、气派。特别是近年来，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逐渐成为政治学者的群体自觉，并为今后的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标识。由此，探寻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逻辑及其路径不仅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构成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政治学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学科，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充满曲折，甚至一度被取消。直到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中国政治学才开启了艰难的恢复重建历程。在恢复重建之初，中国政治学基础薄弱，主要以吸收、引进西方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为主，具有较明显的“西化”倾向。对于西方政治学的引进有助于快速建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知识体系，但也极易导致中国政治学的主体性缺失，表现为“在学习吸收外国政治学的过程中，出现了照搬照抄、简单套用、盲目追随的倾向，在话语表达上属于‘套着说’，处于复制的状态”。这一倾向在当前倡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背景下，引发了中国政治学人的忧虑，并进一步凝结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群体自觉。尤其是当中国的政治学人越来越认识到西方的政治概念和政治分析范式对中国特定的政治现象不具备完全的解释力时，对于创新适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动力显得尤为强烈。
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有着不同的路径与方向，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长点。其中，尤为关键的环节在于推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本土化实践，这也被视为中国政治学学科成长发展的必然。这是因为政治学本质上是为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产生的，只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的政治学才能够找到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从而获得学科主体性，进而形成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的“中国特色”。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将源于西方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或者说，如何实现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围绕这一问题，中国政治学界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一条重要路径便是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通过田野调查方法将规范的政治学知识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路径。作为一种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并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动能与活力。尤其是近年来，“田野政治学”作为一种特定的研究取向，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探索。本文以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为例，尝试从一个侧面考察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融合过程及机理，进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提供启示和借鉴。
田野政治学的源起：从规范研究到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质性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通常指研究者进入某一场域，通过直接观察、深度访谈、实地参与等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过程。田野调查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直观性和可靠性。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可以直接感知客观对象，获得直接的、具体的、生动的感性认识，这是其他研究方法所不及的。由于田野调查在获取事实材料上的重要价值，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毛泽东很早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经典论断。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最初来源于人类学，主要用于民族志书写，但在人类学中也并非一开始就广泛采用田野调查方法。早期的很多人类学者实际并不从事田野调查，而主要以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图书馆的文献资料等作为开展研究的基本依据。因此，这一时期的人类学研究者也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直到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出版《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田野调查才逐渐成为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并确立起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乃至成为人类学者的“成人礼”。对此，有人类学者认为：“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知识的起源是密切相连的，是人类学学科自我界定和合法化的‘商标’，也是成为人类学家成熟职业身份的‘通过礼仪’。”由于田野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上的特有优势，这一研究方法此后逐步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田野调查方法很长时间处于缺席的状态。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实践十分漫长，但中国政治学相当短暂，中国长期处于有政治而无政治学的状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政治学起源于1903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的“政治学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治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直到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中国政治学由此进入恢复重建和发展。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普遍关注的是整体性的政治制度问题，主要运用的是规范研究方法，依据的是文本。“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政治学从未‘下乡’……在这之前，中国的政治家们做过调查，政治学者极少有过调查。”在很大程度上，经典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主要关注的是作为宏大主题的国家政治，是一种“庙堂上的学问”。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田野调查方法开始为一些政治学者所关注，并运用于政治学研究中。其中，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当时政治学者最为关注的领域，也引发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转型。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农村和农民问题吸引政治学者进入乡村田野。20世纪90年代以后，田野调查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使用日益扩展，这一方法也成为研究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田野调查方法在政治学中的运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那么，田野调查方法是如何进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背后遵循怎样的演化逻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又有何种启示和借鉴？围绕上述问题，近年来兴起的“田野政治学”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案例。田野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的一种研究路径，主要指以田野为对象，以田野调查为方法，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的研究。田野调查方法是田野政治学最为鲜明的标识，并使其成为“一个因在学术研究中采取相同研究方法而形成的‘方法论学派’，它主张以田野调查为基本研究方法，强调政治学必经田野调查获取理论研究材料和学术灵感的学术共同体”。“田野政治学”最早由徐勇教授倡导，并由张厚安、徐勇等一批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者长期坚持和推动。田野政治学是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长期交互融合的产物，也为考察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互动过程提供了可能。历经30余年的发展，田野政治学已成为中国政治学版图中极具特色的一条研究路径，并逐渐获得学派自觉，其对于推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来看，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结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可划分为从规范研究到田野调查的视角转换、田野调查方法的自觉意识形成以及基于田野调查的理论自觉萌生三个阶段。上述三个阶段具有梯次发展的特点，但又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叉重叠在一起。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的演进，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融合日趋深入，并最终形成了田野政治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政治学研究路径。田野政治学尽管是近年来才提出的一种研究取向，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初现端倪。以张厚安、徐勇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学者突破传统的规范研究路径，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开展农村基层政权研究，开启了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的视角转换。在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中，田野调查方法的进入并不是偶然的，其中体现了政治学者对既有研究方法的深刻反思和对新政治实践的敏锐把握。
其一，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反思，是促使田野调查方法进入政治学的内生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学的恢复重建，中国政治学逐渐发展起来，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整体上还没有摆脱规范研究的既有传统。“这种规范性研究着重从价值层面研究政治问题，论证什么是好、应当的，对政治生活加以规范。其研究方式主要是论证、解释，重点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这一研究取向长期占据着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很大程度上固化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域，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反思。对此，田野政治学的先行者张厚安在回忆其早期的研究经历时就认为：“改革开放前的25年，尽管也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可是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看，总跳不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经院式、教条式的研究……在反思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唯书、唯上、不唯实’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在此背景下，要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就需要引入新的研究方法，这就为田野调查方法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其二，新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的涌现，是推动田野调查方法进入政治学的根本动力。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一系列新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不断出现，对于政治学者提出了理论挑战。尤其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农村和农民问题愈发重要，也吸引政治学者从研究宏大的政治体制问题转向研究乡村。“恢复不久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宏观构造方面，这被视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然而，政治实践常常以其自身的执着超越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国改革试点的农村改革的实践将政治学的目光由国家上层引向农村基层。”这一变化不仅仅体现为研究对象和议题的转换，也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许多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也无法从书本上找到答案。这意味着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然要求研究者进入田野现场，通过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由此，田野调查方法“不自觉”地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当中。
从规范研究到田野调查的视角转换，是田野政治学构建的重要起点。在这一阶段，村民自治研究的兴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正是村民自治研究的出现才使得田野调查方法真正受到政治学者的关注，并直接推动了田野政治学的发展。“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千百年来被政治所边缘化的农村百姓走向政治前台，成为政治主体……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必然要研究作为制度主体的村民和制度单位的村庄，并促使政治学研究从高高在上的殿堂走向‘下里巴人’的田野。”从学科归属上看，早期的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没有严格的学科门槛的，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介入并发表见解。村民自治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这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政治学学科属性的研究领域，政治学者肩负着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另一方面，这又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实践，有赖于政治学者进入乡村田野开展深入研究。由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介入村民自治研究，也将田野调查方法一并带入政治学研究领域。
从规范研究到田野调查的视角转换，体现了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初步结合。在这一阶段，政治学者开始使用田野调查方法，并意识到田野调查的重要性。然而，在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同时，研究者也普遍缺乏严格的方法训练和理论预设。“研究者只是知道应该做实地调查，而不知道为什么做，更不知道怎样做。因此，在做调查之前，普遍缺乏应有的理论预设，即对调查的主题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等问题缺乏足够明晰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为了调查而调查，学术增量不够。”对于从事田野调查的政治学者而言，其开展田野调查主要以村庄个案为主，以获取所需要的调查资料为目的。这意味着田野调查主要被视为一种获取资料的技术手段，而并非一种科学方法。由此来看，田野调查方法的进入是“不自觉的”，只是由于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的驱使，而颇为“意外”地进入政治学者的学术视野当中。
田野政治学的提升：田野调查的方法自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较早引入田野调查方法，田野政治学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在田野政治学的构建初期，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仍然处于“不自觉”的状态。随着田野调查方法日益广泛的运用，田野政治学者开始对田野调查方法进行反思，并有目的地改进和优化田野调查过程，逐步形成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自觉意识。“如果说我们于80年代中期开始的乡村政治研究尚带有一些不自觉色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后，我们的研究便步入自觉状态……10多年的田野调查，使我们对这一点体会得尤为深刻。我们认为，这一研究思路或许会上升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看，田野调查方法自觉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化过程，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化田野调查方法的价值。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田野调查方法的广泛运用，田野政治学者不再简单地将田野调查作为获取研究资料的手段和工具，而是开始思考田野调查的内在价值，从而为研究提供方法指导。在这一时期，田野政治学者着重强调了田野调查的两个基本取向。其一，强调实际先于理论，即“不轻视理论，但反对从先验性的理论出发剪裁实际生活，特别强调实际调查。任何理论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扎实的社会调查基础之上”。这意味着田野调查是先于理论的，理论必须建基于田野调查之上，遵循“事实第一”的原则。其二，强调事实先于价值，即“不否定价值取向，但在实际调查中坚决摒弃先入为主、以个人价值偏好取代客观事实的做法”。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是一门具有很强价值偏向的学科，要做到价值中立难度很大。田野政治学尝试将价值中立作为基本的研究取向，从而确立其主体性。总体上看，无论是实际先于理论还是事实先于价值，都体现了田野调查方法的内在价值，避免了对田野调查方法的工具性使用，从而形成“以方法引导研究”的基本路径。
二是构建多层次的田野调查体系。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来看，早期政治学者对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较为单一，主要以个案调查为主。这类调查普遍以村庄为对象，以研究者个人为主体展开。随着田野调查方法的广泛运用，田野政治学者不再满足于个案式的村庄调查，而是有目的地设计和优化田野调查过程，形成多类型、系统化的田野调查项目。一方面，组织开展“百村观察”计划，实现从个案式调查到大规模抽样调查的转型。此项调查自2006年开始启动，在全国选择了300余个村庄5000余个农户进行长期定点跟踪调查，“目标是如建立气象观测点一样，能够及时有效长期观测农村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走向，以此积累学术资源，为后来者奠定基础”。与以往的田野调查不同，“百村观察”是一个长期坚持并有众多人员参与的大型调查工程，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调查培训流程，调查的专业化程度大为提升。另一方面，组织开展“深度中国调查”，涵盖了口述调查、家户调查、村庄调查等不同类型。其中，口述调查“主要是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20世纪上半期以来农村的变化及其对当事人命运的影响……关注的是大历史下的个人行为”；家户调查“主要是以家户为单位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家户制度的基本特性及其变迁”；村庄调查“主要是以村庄为单位的调查，了解不同类型的村庄形态及其变迁实态”。在此，不同类型的调查对应不同的研究主题，从而形成了多层次、系统化的田野调查体系，体现了田野政治学者对于田野调查方法的自觉运用。
三是引入田野实验方法。田野实验是实验者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人为干预的某种处理而进行的实验调查活动，是在观察对象的生活环境中进行的。田野实验结合了田野调查与实验研究两种研究传统，体现了田野政治学者在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上的高度自觉。对此，田野政治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实验先于方案”的学术主张，并围绕改革开放之后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先后进行了以农民参与为目标的“水月庵实验”、以农民组织为目标的“岳东实验”、以农民能力为目标的“南农实验”和以乡镇选举为目标的“杨集实验”等一系列田野实验。通过四次前后相继的实验及理论反思，田野政治学者认识到村庄治理的制度文本与制度在乡村社会运行存在巨大差异，以及制度环境对制度运行的制约，进而将后续研究置于乡村社会历史深处，走向乡村社会的根基，最终在实验试错的过程中深化田野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建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信。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田野政治学者对于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更加自主和自如，也形成了日益清晰的方法自觉。这种调查自觉意识的形成是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有机融合的关键。正是由于田野调查的方法自觉，田野政治学者不再只是机械、被动地运用方法，而是不断挖掘田野调查方法的内在价值，并拓展和优化方法本身。在这一过程中，田野调查方法不再“外在”于政治学研究，而是真正融入政治学研究过程之中，二者的融合趋于紧密，并形成了方法与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
田野政治学的成型：基于调查的理论建构
田野政治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研究取向，不仅在于政治学者对于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更重要的在于将田野调查方法融入理论建构之中，即基于田野调查的理论自觉的萌生。田野调查与理论建构的内在一致性和高度关联性是田野政治学区别于其他政治学研究取向的本质要求，也是田野政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对此，田野政治学的倡导者徐勇教授认为，田野政治学的基本特性便是“有理论关怀的田野调查，基于调查的原创性理论”，其基本路径是基于田野事实概括和提炼理论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实践创造了丰富经验，却缺乏相应的概念对其加以概括和解释，存在‘概念赤字’现象。中国之治与中国之理之间严重不对称。大量的研究只是一种叙事表达，而不是由独创性概念构成的学理表达，造成‘有理说不出’的困境。”这一现实困境对田野政治学提出了挑战，也为其向更高阶段发展提供了契机。
从田野政治学的建构过程来看，田野政治学首先表现为“走向田野”的政治学，即政治学者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并自觉和广泛地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过程。这是田野政治学构建的基础，但并不构成田野政治学的本质属性。田野政治学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田野”的政治学，即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建构中国理论。“从知识生产的逻辑看，田野政治学是一种本土化倾向很强的研究取向，其并不排斥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但更强调对中国事实的挖掘，并以此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由于以建构中国理论为目标，田野政治学不仅要“走向田野”，更要“超越田野”，而这又反过来对田野调查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只有获得具有足够深度和厚度的经验事实，才有可能打破既有理论的遮蔽，从而为产生更具解释力的原创性理论和概念提供事实依据和支撑。
从历史演变的过程来看，早期的田野政治学者更加重视田野调查方法的实际运用，尚未形成充分的理论自觉。尽管如此，早期的田野政治学者仍提出了若干重要理论概念。其中，以“乡政村治”概念的影响最为广泛。“乡政村治”由张厚安先生提出，他认为：“‘乡政村治’，乡政指乡一级政权(包括乡镇政府)，是国家依法设在农村最基层一级的政权组织；村治指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结合，就形成了当代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在他看来，“乡政村治乃是在治理乡村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政治格局，它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活动并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权性；村治则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主性。就村治对乡政的作用而言，村治是乡政的基石”。“乡政村治”概念的提出大大提升了田野政治学者在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和影响，也为构建田野政治学的理论自觉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随着田野调查的日益深入，田野政治学者愈加认识到理论建构特别是核心概念建构的重要性。2015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推动开展了以“深度中国调查”为主题的传统社会形态调查，其基本出发点便是通过深度调查产出中国理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田野政治学者基于丰富的经验事实进行理论提炼，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概念，如农民理性、家户制、韧性小农、祖赋人权等。以“家户制”概念为例，徐勇教授基于广泛的田野调查提出：“以强大的习俗为支撑的完整的家庭制度和以强大的国家行政为支撑的完整的户籍制度共同构成的家户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或本源型传统。”在此之后，田野政治学者围绕“家户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例如，有学者进一步界定了“家户制”的概念内涵，认为“家户制”是一种以家户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制度，具体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以家长为主导的关系模式、以家户为中心的观念意识、以户籍为标识的国家责任等多重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家户制国家”“家户自主性”等概念。除此以外，学界围绕“家户制”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并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学术影响。
田野政治学理论自觉的萌生，体现了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深度融合。田野政治学者不仅自主自觉地使用田野调查方法，而且建立了田野调查方法与理论建构的逻辑通道，从而将田野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研究取向区分开来。基于田野调查理论自觉的萌生是田野政治学成长发展的里程碑，预示着田野政治学的日益成型和成熟。但需要看到尽管田野政治学者提出了一些理论概念，但这些概念是否能够经得起检验，是否具有足够的解释力，是否能够为政治学界所接受和认可仍然有待观察。这也意味着田野政治学的构建仍然任重而道远，未来还有一个更加漫长的构建和发展过程。
田野政治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
经过30余年的发展，田野政治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就，并日益崛起为政治学的“田野学派”，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对此，有学者认为：“田野政治学研究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学学术转型的要求和机遇；对过往农村研究和田野调查进行反思，提出了政治学走向田野的课题和方向，实现了对政治学研究走向田野的自觉。这种学术自觉，不仅体现出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远见，而且找到了农村问题研究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实现了农村问题研究的升级换代，对构建中国政治学学术体系做出了恰当而有效的回应。”还有学者评价：“田野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主张，符合时代的要求，与当下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发展趋势相契合，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学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田野政治学的崛起，也让一些政治学者看到了中国政治学在基本理论研究上的重大转型和变化，并认为中国政治学已处于“范式革命”的重要时点上。田野政治学不仅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的重要标识，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政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是拓展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视域。通过引入田野调查方法，中国政治学实现了从“殿堂”到“田野”的视角转换，农村基层政权、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等研究主题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中国政治学的议题范围大为拓展。另一方面是提高了中国政治学的专业化程度。田野政治学是以田野调查方法为基础的一种政治学研究取向，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共同旨趣的学术共同体，其专业化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对于政治学研究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一方面是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实践和主体性塑造。田野政治学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本土化倾向的研究路径。无论是田野调查还是理论建构，田野政治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国大地，“从根本上说，中国政治学的‘田野学派’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在走向本土化的同时，田野政治学获得了极大的学术主体性，也无形中推动了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田野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揭示了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融合之道，其背后所蕴含的互动机制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提供了诸多启示和借鉴。
一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需以特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为基础。方法服从于研究对象，对于方法的选择也有赖于研究问题的驱动。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看，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特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的牵引，才促使政治学者关注和引入田野调查方法，并推动了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融合。与此同时，在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过程中，田野政治学者不仅实现了从“规范”到“田野”的转换，也借助田野调查这一方法“媒介”实现了规范的政治学知识与鲜活的中国实践的结合。这是因为，政治学者是以中国作为场域开展田野调查的，其所关注的问题和对象都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政治学者越是深入中国社会内部，其所掌握的政治学知识就会愈加导向于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从而形成基于中国场景的政治学知识体系。而且，越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越能够吸引政治学者的关注，并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其中，从而形成研究者、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的“三位一体”式的结合。从这个角度看，1980年代以来田野调查方法与中国政治学的结合是具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也是由中国政治实践的内生逻辑所决定的。从长远来看，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将处于大变革的时代，也必将涌现更多有待研究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田野政治学的发展空间依旧广阔。
二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互动过程。田野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40余年发展的重要成果，体现了田野调查方法与政治学学科的深度融合。从二者的融合过程来看，一种新的特色研究取向或研究范式的形成至少受到两大约束条件的制约。一方面是长期性。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来看，田野调查方法与政治学的融合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演化，聚合了从张厚安、徐勇再到中青年学者数代学人的长期努力。只有经历长期的学脉传承，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才能够形成和稳定发展，并成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共同认可的研究取向。另一方面是互动性。田野政治学的构建不仅具有长期性，而且有赖于方法与学科的良性互动。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能够持续产出有影响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政治学研究也能为田野调查方法提供充分的施展空间，并为检验、反思和优化田野调查方法提供可能。只有达到方法与学科的良性互动，才能为新的研究取向或研究范式的产生提供持久动力，从而最终形成田野政治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路径。
三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要义在于理论建构。田野调查有其特有的方法价值，但田野政治学的核心价值并非只是简单的田野调查方法的引入，而是能够产出更具解释力的“中国理论”。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治学者习惯于引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和范式解释分析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但西方的政治知识体系是在西方国家历史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其与中国实践之间存在着潜在张力，特别是“当中国经过不断探索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实现快速发展后，基于西方历史和经验而形成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与中国现实之间的不洽，或无法对中国现实和问题做出有效解释的问题，便日渐突出”。由此也形成政治学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问题。田野政治学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产出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政治概念，建构了更加契合中国场景的政治学理论。事实上，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40年，重要成果之一便是从概念引进、学习、接受和运用，到建构概念的自主、自为和自觉。这是政治学中国学派自觉的重要标志。总之，不能产生创新理论的研究取向是空洞的，也是缺乏生命力的。从田野政治学的构建过程看，一种新的研究取向或研究范式的形成，必然是以产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为标识的，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核心要义。
总体上看，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是与新时代中国政治的实践样态相适应的，其以不断涌现的新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为牵引，以方法与学科之间的持续互动为动力，并最终以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建构为旨归。田野政治学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一条重要路径，但并非唯一路径。田野政治学在长期演化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有益经验，可以为中国政治学者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特色研究路径提供启示和借鉴。从长远来看，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远未完成，未来也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但只要立足于中国大地，始终坚持以破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为导向，那么就必将赋予中国政治学愈加鲜明的实践品格，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黄振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七届（2020年）高校青年教师基金。
来源：《探索》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