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三百年的春秋历史上，陈咺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的小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不起眼的韭菜和吃瓜群众，有时候也会以凭着寥寥无几的几句对白，以杰出的睿智洞穿政治的谜底，以可贵的清醒反衬权贵的颟顸，一针见血地道出一些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从而在历史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使自己的名字得以附著于竹帛，传诸于后世。

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该年夏天，陈国发生了一桩政治事件：时任陈国司徒要职的辕颇，在陈国贵族与民众的共同声讨和反抗之下，仓皇逃出陈国都城，累累如丧家之犬，无奈之下，只好前去投奔郑国以求苟延残喘。

春秋时期，司徒是大官，主持一个国家经济大政方针，同时执掌民政事务，位居国家最有权力的行政官吏“三有司”之首(另两位为掌管军事的司马和主持工程建设的司空)。可到了如今，一时风光无限、位高权重的辕颇却在陈国再也混不下去了，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辕颇落到如此下场，都是他自找的，此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原来，辕颇在司徒任上，赶上陈国国君陈闵侯办喜事出嫁女儿。作为行政长官，辕颇自然要参与这场婚礼的操办，“共襄盛举”，借此机会向国君输诚纳忠，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官位。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薅羊毛”，向广大民众增收赋税，借花献佛，来讨好君主，同时捞取政治资本，“赋封田以嫁公女”，“羊毛出在羊身上”，辕颇的这个小算盘可打得贼忒精明。

假如辕颇只玩到这里就打住，倒还不至于闹出乱子，在个人政治生涯中栽大跟斗。因为赋税负担加重，广大民众虽然心里有些不爽，但它既然是作为“嫁公女”的用途，毕竟属于“政治正确”的范畴，政治立场与态度是个原则性问题，当然不宜反对，只能乖乖地顺从和积极地响应。

可是，接下来，辕颇自己的“神操作”把事情彻底搞砸了。他居然利令智昏，贼胆包天，乘机化公为私，把办婚事后尚有富裕的那部分赋税，挪作己用，去铸了什么劳什子的“大器”：“有余，以为己大器”(杜预注：大器，钟鼎之属)。

这真是彻底的脑子进水，陈国的“国人们”本来就因为经济负担增加而内心郁闷无比，只是因“嫁公女”的政治正确而不能有所表示。如今你辕颇算什么东西，竟敢借此私饱中囊，“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情绪一下子就起来了，把满腔愤怒之火全对着辕颇喷烧了过去：“国人逐之”，辕颇哪里抵挡得了，被烧得焦头烂额，“三十六计，走为上”，只好狼狈不堪地出逃，“故出”。

逃亡的滋味当然是不怎么好受的，担惊受怕姑且不说，光是南方地区夏季溽热的气候，就够平常养尊处优惯了的贵族高官喝上一壶了。辕颇很快就感到精疲力竭，饥渴难耐，整个身心近乎崩溃的边缘，“道渴”，两个字，背后道尽这一路上的辛苦与悲催。就在这个狼狈不堪的关键节点，辕颇的转机来了，随同他出逃郑国的部属陈咺给他带来生存的希望，拿出稻米所酿的甜酒、精细小米制作的干粮和杂有姜、桂腌制的肉干，供辕颇好好享用，“其族陈咺进稻醴、粱糗、腶脯焉。”

辕颇享用着美味佳肴，心情顿时变得大好，连声赞叹，对陈咺不吝表扬之辞，“喜曰：‘何其给也’！”太丰盛了！太丰盛了！陈咺你是怎么办得如此妥当啊？陈咺的回答倒也是很实在：这可不是临时置办的，说实在的，荒郊野外的，我哪里去搞这些好东西。其实，我是早有预备，当时主公您铸造钟鼎大器时，我就预料到会有今天，所以我从那时就准备好了这些食物：“器成而具”。

辕颇听了，情绪一下子低落了，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而开始责怪陈咺不够意思，为什么不在当时就提醒他，劝阻他：“何不吾谏？”陈咺的回答很有意思，我那时若是劝阻您，您正在兴头上，哪里会听得进去，不但不会停止铸钟鼎，反而会愤慨我的多嘴多舌，败坏兴致，恼怒之下，先让我下岗了，“惧先行”(杜预注云：“恐言不从，先见逐”)。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一个人他处于顺风顺水的状态时，他往往是迷糊的，也是其思维容易陷入盲区的转捩点。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趾高气扬、妄自尊大，是其常态，他很容易忘却“敖不可长，志不可满，欲不可从，乐不可极”这个简单的道理，从而让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结果在阴沟里翻船。这时候，他其实是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这时候，特别需要有人在边上提醒他，使他能够避免陷入深渊的危险。

可是，如果他身处位高权重的地位，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其他人又怎么有可能向他进忠言，“忠言逆耳”，真话遭忌，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这种无畏的胆量，这种无畏的勇气，毕竟不能要求一般人都拥有。好多成败得失，其实就在于“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新唐书·伶官传序》)。就在于不能够做到“杂于利害”，一味向前而刹不住车。我们读历史，经常感觉到，历史上教训往往多于经验，而悲剧也似乎多于喜剧，辕颇的失败，就是例子。而陈咺的睿智，他的见微知著政治远见，也只能落实到提前准备应付逃难之需这一点上，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