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我们的改革目标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大推倒南墙迎合市场经济大潮。大约从北大热闹非凡的百年校庆起，就有不少人在质疑：北大传统还在吗？北大还是思想文化的净土、圣地吗？钱理群先生在《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中引用景风的《圣土之上的北大》的一段话（第3-5页）正代表了这种声音。这种声音直至今日仍然在民间流传。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北大的传统是什么？现在我们是否失去了这种传统？
最近引起我思考这一问题，是因为读了“钱理群作品精选”中的四本书：《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世纪新路：现代作家篇》和《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三联书店，2014年10月），尤其是《精神梦乡》。我与钱先生都是“文革”后第一届（1978年）研究生，同校而不同系。不过当年都住在同一楼层，有时一起上“公共课”。毕业后都留校任教，且我也颇喜文学，曾去钱先生斗室中侃过大山。以后我离开了北大，但仍爱读钱先生的书，除这四本外，还读过《1948：天地玄黄》《我的精神自传》，以及他在联经出版社出的《M时代和后M时代》（上册，没读下册），和报刊上的一些文章。
我与钱先生有一面之交，套用民国的话语模式也可以说“我的朋友钱理群”。在我内心深处，对钱先生一向敬佩有加。他长我四岁，我们有大体相同的经历。在贵州的艰难时世里，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读书，研究鲁迅，考上研究生回归学术之路时已人到中年了。我敬佩他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都持之以恒地读书、思考、做学问，且学有所成，终成大师级学者。我更敬佩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始终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社会。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呼唤。钱先生是老北大，深受北大传统的熏陶。他的为人与治学都体现出了北大传统。我正是要从他的书中来寻找北大传统。
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说百年北大正是由此算起。但我始终认为，北大的起点应该是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1917年，北大的真正百年校庆应该在2017年。京师大学堂其实算不上大学，只是清政府培训官员的“国家行政学院”。自从蔡先生来北大后，北大才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开始形成自己的传统。
大学以做学问、传承文化、创造新思想为己任。这正是蔡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做学问，必须有自由的探寻，有思想的交锋。蔡先生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体现了大学精神的实质，这成为北大传统的基石。蔡先生把这种思想变为行动。在他任职期间，既请了有新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诸君，又请了保守而有学问的辜鸿铭、黄侃、刘师培诸先生。北大既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正是北大在诸多百年老校中独树一帜的原因。钱先生由此引申出北大的精神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梦乡》，183页），这与蔡先生的思想完全一致。
高度概括的传统与精神毕竟是抽象的，必须体现在行为上。在北大，这种传统首先体现在做学问上。钱先生认为大学的功能“一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的坚守；二是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精神梦乡》，“前言”）。作为一个大学，总要有一批学者以独立、自由的精神作学问，北大的传统就体现在北大传统的学问中。百年间，北大出了一大批影响甚大的学者，正说明北大传统绵延不绝。但百年中国并不平静，中国的先行者仍不屈不挠地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探寻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不能平静地在书斋中做学问，他们深切体会到，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学者人格、思想的独立，只有国家富强才有学术的繁荣。因此，北大传统还体现在对民族、国家的关心上。钱先生正是从这两个方向来解释北大传统，而且我们从钱先生身上也看到了这种传统。
钱先生是学者，他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体现了北大的学风，即北大的学术传统。
钱先生1962年写下第一篇有关鲁迅的读书笔记，应该是他进入学术研究的起点。不过从这时到1978年，整个社会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连偏僻的贵州安顺也放不下张平静的书桌，钱先生的研究也没有成果问世。不过这一段的读书、思考，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钱先生称为“入世前的准备”。1978年钱先生又一次考入北大，师从王瑶先生，这才是学术研究的正式开始。钱先生遵从王瑶先生的教诲，不急于出成果，先打下扎实的基础，直至1985年才有研究鲁迅的《心灵的探寻》问世。钱先生从研究鲁迅、周作人入手，然后扩大到整个现代文学，终成一代学术大师。
我认为钱先生的研究体现了北大的传统，首先在于学术研究水平高。如何评价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不过我认为学术研究水平高，起码应该是突破了前人的传统观点，有新见解，且这种观点论据充分，使人耳目一新。我想就钱先生对二周和现代文学研究讲一点体会。
也许是受时代影响吧，我也一直爱读鲁迅的作品。“文革”中发配到东北深山老林时，带了一套1963年出的《鲁迅全集》（十卷），每晚无聊时就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本一本读下去。当时对鲁迅许多深刻的观点、语言颇为赞赏，崇拜之至。到九十年代再读鲁迅的书时，颇感鲁迅此人太极端、偏激，崇拜之心消失了，甚至觉得他不如胡适，他的文章也不如林语堂、梁实秋。对鲁迅甚至有点反感。从崇拜到反感，这说明我没有读懂鲁迅。研究鲁迅的传记、回忆、评论我也陆续读过一些。但真正触动我，使我认识鲁迅的还是《心灵的探寻》。我认为，在许多鲁迅研究中，这是一本有独立见解、高水平的著作。
这首先在于钱先生“平视鲁迅”。过去不少人研究鲁迅，把鲁迅放在崇高的地位，仰视鲁迅，这就难免溢美。以后又有人把鲁迅放在“怪人”的地位，俯视鲁迅，这就难免贬低。当八十年代初，钱先生研究鲁迅时，就以平等的眼光看鲁迅。
尽管这种看法当时引起众多责难，但王瑶先生是赞同的，并为之辩护。以平等的眼光看鲁迅，这就使钱先生摆脱了溢美与贬低的偏见，公正、客观、冷静地探寻鲁迅的精神世界。钱先生把《野草》这本书作为理解鲁迅精神的钥匙，我感到抓住了关键。钱先生认为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旧社会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五四”正体现了这种精神。不过“五四”之后，后来的启蒙者走上了不同的路，只有鲁迅等少数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旧世界，用马克思主义寻找新世界。尽管鲁迅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观点，对马克思依靠无产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完全接受，并作为自己与旧社会斗争的武器。
钱先生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解释鲁迅的思想，对我这个读过鲁迅著作但并不懂鲁迅的人就颇有启发。这就是优秀学术著作对一个普通人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再谈鲁迅先生的著作就有了新的体会、新的收获。钱先生研究鲁迅不是写传记，也不是做考证（当然，也需要有人从事这些工作），而是从思想层次上分析鲁迅的“思维”、“心境”、“情感”和“艺术”观。读过这些深入的分析我的确有“醍醐灌顶”的感觉。高深的学术研究，我这样的普通人都能读懂，且有所获，这就是学术水平高。
钱先生从对鲁迅的研究又进入周作人的研究，“二周”是他研究的中心。我对周作人了解不多，仅读过《周作人散文》（四集）、回忆录《苦茶》、陈子善先生编的《知堂集外文》和雷启立先生写的《苦境故事·周作人传》。周先生的文章风格朴实而清新，正是我喜欢的文章风格。但对他当汉奸，以及在1959-1961年困难时期向境外友人“乞食”（他当时的苦难比一般人小很多）颇为不屑，总觉得如此软骨头，充其量一个无聊文人而已。读了钱先生的《周作人论》才知道自己不求甚解地读了一些周作人的书，其实根本不了解周作人。钱先生不像有些人那样为赞周而为其当汉奸辩解。他并不认为周当汉奸可以原谅，但也不因为周当汉奸而否定他的一切，这就是钱先生研究周作人的基本立场，也是钱先生在周作人研究中深入而有许多精辟见解的原因。周作人原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巨人，对新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即使在以后，他在许多方面的研究，对今天仍然有意义。他是一个失足文人，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失足”而否定他的成就，也不能因为他的贡献而否认他“失足”。钱先生的独到分析使我才能真正进入周作人世界。学术成果不是要束之高阁供奉起来的，而是要启示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
钱先生从二周的研究进入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他和黄子平先生、陈平原先生提出了“二十世纪文学”的概念，并深入进行研究。《世纪心路》就是这种研究的成果。在这本书中，我认为最独特的是对曹禺的研究（《曹禺的生命历程》）。在解放后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过去那些追求革命或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都被作为“改造”对象。割掉他们思想、精神的自由，改造成当政者需要的人。旧社会来的文人改造过程不同，结果也不同。老舍、冯友兰是改造甚为自觉，也较为容易、彻底的人。陈寅恪先生是拒绝改造的人。曹禺也自觉改造，且相当彻底（直至八十年代他还痛批《苦恋》，且痛斥“自由化”），但这个过程相当痛苦。钱先生对曹禺先生的这个痛苦、挣扎过程的分析相当真实而客观。如此真实、冷静、客观分析一个作家的痛苦“自宫”的文章我读得很少。我觉得钱先生对曹禺的分析有样本的价值，当然并不是“顶峰”，但能启示他人。钱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是写解放后文学史的开端，其中分析曹禺先生的文章应该是这种研究的继续。
北大的学术传统不仅表现在学术成果上，而且体现在学术态度上。应该说学术态度比学术成果更根本，只有那种学术态度，才能产生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所以，钱先生继承了北大学术的传统，更为基本的，还在于他的学术态度上。这也是他学术成果数量与质量都颇丰的原因。
钱先生作为老北大深受北大先辈学者治学方法与态度的熏陶。他师从王瑶先生，王先生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了他。解放前北大的王牌系是地质系和中文系，解放后许多文理大师转到北大，北大的王牌系是物理系和中文系。能在北大这样的大学称为王牌，就是有许多大师级学者，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北大中文系的许多大师级学者如吴组缃、林庚、杨晦等对钱先生都有重大影响。在《我的精神自传》和《精神梦乡》中，钱先生都说明了这一点。
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是厚积薄发，这其中的含义一是先要打好基础，不要急于出成果。只有学术成果扎实，才有以后的成果。二是知识面要广博。尽管每个人的学术专长都在某一专业，甚至某一专业的某个问题上，但应该有广泛的各专业知识。钱先生在发表《心灵的探寻》之前有二十多年的积累，而且从其著作中看，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哲学等均有广博的知识，这才有深入独到的分析。大师级学者都是跨学科的。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二是要有创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不拘于巨人之结论。钱先生的著作达一千三四百万字，但许多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绝非平庸之作。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三是以学术为业，不以学术为工具去追求名利。钱先生极为有名，但并非自己追逐而来，而是学术研究之果。而且钱先生淡泊名利，不以名人自居，也不为利而去写畅销书。
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区别之一在于大学有传承文化的作用，也就是要教书育人。一个好的研究人员不一定要会讲课，但一个大学的学者必须讲课好，能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钱先生的讲课在北大，甚至全国都是极有名的。听过钱先生课的学生告诉我，钱先生讲课充满激情，自己动情也感动了学生。钱先生有点秃顶，讲课时头上冒汗，他用一大手帕擦去。吸引学生的不仅是激情，还有钱先生讲课的内容，不时有新观点跳出，且广征博引。学生听钱先生的课是极大的享受，我也曾想去听钱先生的课，但找到教室时已无立锥之地，只好作罢。我想钱先生讲得好，首先在于他的学术功底，给学生一杯水，自己不止有一桶。其次在于他的教学态度。他把讲课作为传承文化的方式之一。他曾对我说，学生称你为师，你就要对得起师的称号，讲好每一堂课。动情的讲课的确累，但你看到学术认真的神情，累就变成了乐。钱先生是把教学生作为自己的生命的。
任何一所有影响的大学都不可能闭门只读圣贤书，而是与社会息息相关，并以自己的文化和知识影响社会。北大的另一个传统就是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社会。这就是“文革”中流传的某人所说的“庙小神灵大”的原因吧。
北大出名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既是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界的启蒙运动。自此以后北大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以后三十年代反抗军阀的学生运动、“一二·九”的抗日爱国运动，还是解放前的反蒋运动，都是北大师生作为急先锋和主力军。也有许多北大学生投奔延安，参加革命队伍。解放了，新中国建立了，这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纪元。但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尽善尽美了。北大师生没有沉醉于胜利之中，成为新时代的歌德派。他们仍然要作为啄木鸟找出新时代的缺点，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尽责尽力。这才是真正的爱国。钱先生在《精神梦乡》中介绍的1957年“右派”学生的建言建策，八十年代初学生竞选运动中的观点，都是北大学生关心国家、关心民族传统的表现。尽管北大师生有片面之处，有幼稚之处，所提的观点和主张也不尽正确，但这种爱国精神是可贵的。记得八十年代的一位校领导曾说：我不怕学生闹事，就怕学生沉醉于自己个人的小天地，不关心国家。1957年“右派”学生观点的正确与否已在历史中得到证明，并在改革中得以实现。如今北大学者对改革的关注，建言建策正是这种爱国情怀的延伸。
钱先生不仅继承了北大的学术传统，也继承了北大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不是一个书斋中的学者，而是一位与国家、民族、社会休戚相关的学者。他非常重视北大的这种传统，他在《精神梦乡》中对1957年反右、八十年代竞选的研究，体现了这种关怀。钱先生的研究还有许多对诸多社会问题的关注。他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对北大传统的总结，对当前教育中诸多问题的揭示和批评，都渗透着北大传统。他自己不仅言，还付诸行。他在退休之后到贵州等偏远地区进行中学语文教育改革活动，到各大学和中学做讲座，与各地大中学生座谈对话，都是对社会的人文关注。如今他早已年逾七十，但仍从事这些活动，孜孜不倦。这些活动对他不会有什么经济收益，也不会给他增添什么光环，但他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不会放弃。他与鲁迅一样坚信未来会比今天好，并为此而奋斗。
北大的传统既有学术的也有爱国的。钱先生正是这种传统的传承者。也许市场经济的冲击会有碍这种传统的传承，但我相信，北大不倒，这种传统就不会亡。今天有钱先生这样的人，以后还会有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