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会以一场思想解放式的启蒙为先导。在不太严格的定义上说，启蒙就是打破传统的旧思想框架，给人以新观念、新思想。

于先生推崇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老清华传统，这是1978年后，他成为新时代启蒙者的思想基础。

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会以一场思想解放式的启蒙为先导。在不太严格的定义上说，启蒙就是打破传统的旧思想框架，给人以新观念、新思想。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启蒙，没有这次思想解放，就没有以后三十年的伟大成就。

领导启蒙并成为中流砥柱的，也是旧传统培养出来的有文化的官员与学者，他们都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但在旧体制中，这种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真道学”，虔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实际上未必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反对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正是他们。第二类是“假道学”，他们从未掌握马克思主义，甚至很少读马克思的书，他们是打着旗号实现自己的私利，“四人帮”中的所谓理论权威张春桥、姚文元及康生，就是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第三类是“活道学”，他们从整体上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本质，不拘于马克思的片言只语，随着时代进步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1978年后思想解放的核心，领导并参与启蒙的正是这些人。

这批人中有薛暮桥、马洪、李洪林、李锐、吴敬琏、李泽厚等。于光远先生也是这批人中的佼佼者。

于先生毕业于清华物理系，是周培源先生的入室弟子。本来的宏愿是科学救国，但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美梦。1935年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加入中共。四十年代初，在延安讲授社会科学课程，从此走上研究社会科学之路。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调查局研究员期间，开始研究土地问题和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并与柴树藩、彭平合作出版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在延安，他一方面努力学习经典著作，同时又深入调查研究，这构成他一生从现实出发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特色，也决定了他以后不受一种固定框架制约的思维方式，正是这些特点使他在1978年后成为新时代的启蒙者。

解放后，于先生在中宣部任职。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大名是在1962年，当年我考入北大经济系，第一学期第一门主课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发的全国统一教材就是他和苏星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学时我们并没学过政治经济学，但这本教材使我顺利进入经济学殿堂。这本书通俗易懂，把政治经济学的名词概念和基本理论介绍得一清二楚。当年我的理想是学历史，对政治经济学这门抽象的科学心怀恐惧，学完这门课之后，我爱上了经济学，于先生这本书是我从爱历史向爱经济转型的关键。

后来我才知道，把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其实是于先生的首创。按传统苏联人的说法，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于先生认为，这两种政治经济学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讲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妥。所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就建议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来代替苏联人的说法。这不仅仅是说法不同，而是反映了于先生的独立思考精神。当年以苏为师，“真道学”们连苏联人的一句话都不敢动，也没有这类“离经叛道”的想法，但于先生不受苏联经验的约束，提出更为准确的说法。启蒙者总是这样一些不人云亦云、有个人见解的人。

编写教科书更多还是他被指定承担的一项工作。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探索上。早在1955年，中宣部就确定由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各组一套班子，各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三个人有各自的思路，但最后都没有成功。孙冶方先生试图按《资本论》的逻辑与框架写，不过贯穿全书的主线由剩余价值变为“以最小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简称“最小-最大理论”）。全书曾历多次写作修改，即使在“文革”中坐牢的七年，孙先生仍打了八十五遍腹稿，但可惜一直未写成。薛暮桥先生直到1976年写了六稿，但终究没有写成，于是他改弦更张，于1979年写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当年出版后，洛阳纸贵，共发行了一千多万册，至今还是中国经济学销量最多的书。以后，薛先生成了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关键人物。

与孙冶方局限于《资本论》的架构、范畴内不同，于先生认为，学科的发展与时代的特点、时代的任务、时代的精神紧密相关。《资本论》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要说明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论述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关的问题，如制度与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制度与合作和竞争、制度与计划性等。与《资本论》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所研究的框架、逻辑与范畴就不同，这就决定了其写法必然不同于《资本论》，但于先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经过三十年的讨论、写书、修改，最后也未完成。于先生把他在组织编写这本书中的许多思考写成七卷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由人民出版社在1980年到2001年间出版。

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吴敬琏先生感到：一方面，于光远骨子里倾向自由主义，他在编写组里培育自由讨论的气氛，几乎任何问题都能讨论；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在科学方面的总管，需要贯彻党的政治意图（柳红：《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86页）。这说明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于先生是推崇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老清华传统的。这是1978年后，他成为新时代启蒙者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一生的学术追求。

粉碎“四人帮”之后，于先生发起对“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组织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按劳分配的全国讨论会，同时以更加解放的思想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了许多论文和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88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曾被评为“影响中国经济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于先生不仅仅是作为学者参与了经济学的启蒙，更重要的是作为改革参与者，亲自参加了政策制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作了划时代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于先生正是报告执笔人。从1981年起，他利用参与讨论中央文件的机会，多次主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和基本特征的论述写入文件，他早就主张社会主义应是商品经济。这些思想以后都成为改革的中心，并多次体现在中央文件中。当然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一定是他，但他的见解无疑有重要意义。于先生不仅是改革的启蒙者，而且也是推动者，这是他在启蒙中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与纯学者的不同之处。

在这篇文章中，不可能全面论述于先生的经济学思想，我只想就自己印象最深的观点作点介绍。

1978年后，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于先生组织的关于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两场全国性大讨论。后一次讨论还被“真道学”们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学中的反映。

“文革”中批判按劳分配，并取消各种贯彻按劳分配的分配形式。粉碎“四人帮”后，于先生组织经济学界批判“四人帮”宣传的“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等谬论，是一次有意义的启蒙。于先生认为，社会主义仍需要对劳动者的激励，不仅要考虑劳动的支出，还要考虑在相同劳动条件下劳动的有效性，即劳动成果。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什么？其实这是马克思早就解决了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析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指出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即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但“四人帮”宣扬“富则变修”的谬论，以反对“唯生产力论”，反对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些“真道学”也只谈生产，不谈消费，似乎生产本身就是目的。早在“文革”前，于先生就强调个人需求的满足是经济效果的基础，把消费作为生产的目的。“文革”后他又重申并进一步论述了这个观点，批驳了“四人帮”的一系列谬论。“真道学”们把消费等同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于先生这些讨论指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于先生并没有屈服，在以后他还主张建立休闲经济学，并写了许多关于吃、喝、玩的文章与专著，我的藏书中就有本于先生2001年出版的《吃、喝、玩——生活与经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于先生说过“既要向钱看，又要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句话当年争议就相当大，如今还有人认为这是今天物欲横流、道德败坏的源头。其实，于先生这句话是对当年不重视经济效益、以赚钱为卑劣思想的拨乱反正。小平同志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让一部分先有钱，带动大家都有钱。这有什么错？钱本身无所谓好坏，是社会财富的代表，向钱看，追求财富的增加，才有社会的进步，才能让人们过好日子，这正是革命的目的。向钱看有什么不对？至于今天的各种社会风气败坏，与于先生的话毫无关系，于先生一言毕竟不能兴邦或丧邦。

在对经济学的研究中，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于先生对所有制的研究。于先生一直认为，经济改革的中心是所有制改革（即以后说的产权改革）。在所有制的研究中，他认为衡量所有制优劣的标准不是越大越公越好，而是生产力标准，即能否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通过对马克思著作德文版的研究指出，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是公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把德文原意的社会所有制译为公有制是苏联人的误解。同时他指出国家所有制并不是全民所有，尤其是提出了“所有制实现论”，即所有制要在生产组织、交换、分配等经济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实现，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只能是法律的想象。他的这种思想打破了传统观念公有制至高无上的观点，为我国实现多种所有制并存，并承认私有制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

于先生对经济学的另一种贡献是把外国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改革前，我国对西方经济学是彻底批判，当年我考研究生时，专业的名称就叫“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那时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人也仅数十人，且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1979年，于先生是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经济理论和方法组的负责人，他了解国外经济学的重要性，倡导并支持“国外经济学讲座”，组织四十三位专家讲了六十讲。这是建国后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国外经济学，包括西方经济学与苏东改革经济学。这些讲座指引很多人进入现代经济学殿堂，其中不少人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没有于先生这样的权威人物支持，这些讲座很难坚持下来。此外，当时于先生作为社科院副院长率团访问过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回来后介绍他们的改革理论与实践，对改革初期向东欧学习也起了一定作用。

于先生对开拓经济学的新领域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他认为，经济学作为致用之学，研究领域应该是十分广泛的，建设现代化国家极为需要有着多维度内容的经济学体系的支持。他倡导建立国土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或生态）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等。这些学科有些是国外已有的，但国内仍无，有些则是他独创的。他还重视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文革”前就计划与华罗庚先生合作指导这方面的研究生，可惜“文革”使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纵观于先生的研究，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甚至对特异功能都有自己的见解，斥其为“伪科学”，不遗余力地反对。伯林曾把学者分为“狐狸型”与“刺猬型”。前者知识面极广，但并没有对某一学科有深入研究，后一类则并不一定通晓百科，但对某一学科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哈耶克把前一类学者称为“头脑清楚型”，后一类称为“头脑迷糊型”。按这种分法，于先生显然属于“狐狸型”或“头脑清楚型”的学者。这种学者知识面广，可称为通才。他们思维敏捷，经常冒出各种新想法，在启蒙中，这种学者的作用更为重要。当然随着启蒙的深入，更为需要“刺猬型”。社会同时需要这两类学者，但很难要求一个学者既“狐狸”又“刺猬”，通且精。

于先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患有癌症，2005年又两度脑血栓，但仍然活了九十八岁。据我所知，国内比他更长寿的经济学家也就是马寅初和薛暮桥先生，这与他乐观开放的心态是相关的。“文革”中他被戴高帽游街批斗，有人说在电视上看到批斗他的样子，他笑着说，真想看看自己的光辉形象。八十四岁他开始学电脑，八十六岁建自己的网站。想到这一点，真让我惭愧，仅仅年过七十，就不敢问津电脑，连短信都不会发。他也不回避自己的错误，经常讲起1958年曾写文章鼓吹小麦高产的“走麦城”：“这些丢脸的事，我讲了一辈子，时常讲，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时常警示自己。”我想，这就是“君子坦荡荡”吧！我认识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叫于小东，我在北大时她曾听过我的课，我还领他们班到福建三明做过社会调查。另一个叫于小庆，也是北大学生，我在康奈尔大学进修时，她正攻读博士学位，对我恭敬有加，帮助颇多。两个女儿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坏习气，好学而有教养。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于先生高尚的人格。

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是八十年代，人们称之为“启蒙”时代。如果说鸦片战争后“睁开眼睛看世界”是“第一次启蒙”，“五四”是第二次启蒙，那么八十年代后就是第三次启蒙。前两次都没有完成启蒙的任务，第三次启蒙在九十年代后也基本结束了。未来中国还需要启蒙，只有不断思想解放才能完成改革，实现每个人心中的“中国梦”。八十年代启蒙时的学者也都一个个离世了。于先生是离世较晚的，剩下的年岁已高也难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了。启蒙未竞人已去是一件悲伤的事，但我相信，以后还会出现新一代的启蒙者来完成启蒙大业。■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