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十四行集》第十七首写到，原野里有充满生命的小路，这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踏出来的；“在我们心灵的原野里/也有几条宛转的小路，/但曾经在路上走过的/行人多半已不知去处”，他们中有“寂寞的儿童、白发的夫妇，/还有些年纪青青的男女，/还有死去的朋友……”冯至先生说：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
我的“心灵原野”也有众多行人步履留下的小路：经典作家、长辈、同辈和学生……。可以列出长长的清单。这里设计几个条件来将范围缩小。之一是他们和我同属一个世代，也就是出生在1930年代。二是都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研究对象跟他们的生活处于重叠状态。三是我不仅在书籍、论著上和他们见面，而且有程度不同的交往。不是要全面评价他们的成就和人生——这既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只是讲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些什么，得到怎么样的启示。这些零碎的感受，当然难以呈现他们富足、多彩的人生。
在这样的限定之后，要感谢的先生便是下面几位——乐黛云（1931）、谢冕（1932）、严家炎（1933）、孙玉石（1935）、钱理群（1939）。五位先生虽然经历、性格各异，但也有共通之处。他们的生命，基本上镶嵌在1949年成立的共和国历史之中，都曾有青少年时期热切追求革命，向往“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生命底色，也遭遇理想挫折和寻找生命更生的过程。他们在各自领域（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新诗研究）都是具有奠基性或开拓性贡献的学者。另外，学术与人生在他们那里难以分离，就如严家炎说的，“不但学问的终极目标应该为了人生——有益于人生，而且治学态度也是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他们的学术研究，不仅基于知识性、职业性的兴趣，更是来自对历史和自身的问题的关切。因此，我曾经在写乐黛云的一篇文章里，用了“有生命热度的学术”①这样的题目。
乐黛云：受限人生和开放心灵
五位先生中最年长的是乐黛云，她出生于偏远的省份。1948年十七岁时，从贵阳到重庆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同时被中央大学（1949年8月改名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录取。她选择了北大。当时北平还没有解放，入学时先到武汉，由北大派到武汉接收南方各省二十几名新生的教师带领，乘江轮到上海，再改海轮到塘沽。当时北大在城里的沙滩，乐黛云积极投入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秘密印制、分发革命宣传品，到沈从文先生家劝说他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20世纪50年代初，曾代表北京市学生参加社会主义阵营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在她面前展开的是彩色的生活前景。
我知道乐黛云的名字是上高中的时候，在《文艺报》《文艺学习》读到她的文章，特别是连载的《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由于政治、学术上的出色表现，显然她得到了“宠爱”，对她有过“黛子”的昵称——这是我入学不久在中文系教师工会办的墙报上看到的。不过，北大读书的五年中，没有见过她的面，也没有听过她的课。原因是反右运动中她成为右派，主要依据是带头筹办同人刊物《当代英雄》。至今不清楚为什么使用这个刊名，虽说莱蒙托夫以此为名的小说当年颇为流行。刊物其实并未出版，我看过贴在中文系所在地走廊的创刊号目录，记得有小说、有论文，其中醒目的是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商榷的文章。因为办刊这件事成为右派的有九人之多，大多是当时文学史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金开诚、裴家麟、沈玉成、褚斌杰、傅璇琮。
乐黛云随后被开除公职，每月十六元生活费，遣送到京西门头沟斋堂的农村监督劳动。她自己说，因为总不“认罪”，右派“帽子”迟迟不能摘掉。1962年才回到中文系资料室当资料员。后来允许她上课，她和我同在现代汉语教研室的写作课教学小组。但和她来往不多。对她更多的了解，要到“文革”期间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的时候。
乐黛云的学术贡献，是比较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正如戴锦华说的：她在当代中国参与创建的比较文学领域，“启动了八十年代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基地，带来了完全不同的视野、方法，孕育着参与、介入、变革中国与世界的力量”。
从我个人得到的帮助和启示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有几件事深留在记忆中。大概是1978年，中文系里举办许多讲座，我讲的题目是批判“主题先行”的创作观念。大概是说这一观念的提倡、推行，是服务于“四人帮”的政治，也违背了艺术的规律，只能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后果。讲座结束，正当我沉湎于自己的激情和学生的掌声中的时候，乐黛云走过讲台留给我的是一句冷静的话：“这个问题不能说得这么简单。”另一件事是关于“伪现代派”的争论。80年代文艺界的“现代派热”，引发小说、诗歌、绘画、电影领域的先锋性探索。随后就有关于真、假现代派的争论。一种意见是，相较西方现代派作家作品，中国这个时期的“现代派”都不是“真正”的现代派，出现了“伪现代派”的概念。乐黛云在系里碰到我，问我怎么看。我肯定了一些批评文章对这些探索性作品的性质、价值的辨识。她显然不赞同我的意见，但也只是说：“现在谈规范太早了。”再有就是1988年夏天北戴河文学夏令营她的演讲，在启蒙的80年代对无限主体信仰的批判性分析引发的我的思考。
这些看似零碎的事情，其实提示了在那个思想、学术重建与革新的年代，乐黛云在思想文化问题上思考的基点。一个是受限个体在历史上的可能性，另一是中外文化关系上的视野和心态。后来我读了她论现代文学、文化的文章和她的自传，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80年代，她很早就与那种“无限个体”的幻觉保持距离，应该跟她的遭遇密切相关：1980年她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的论《伤逝》的文章（其实写于1963，投稿《人民日报》未被接纳）说明这一点。自传《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②中，回顾来路她有这样的感慨：“我的生活充满了跌宕起伏，无论好事坏事全都来得出人意料，完全无法控制；大事如此，小事亦然。”所以她说：“……米歇尔·傅科曾经断言：个人总是被偶然的罗网困陷而别无逃路，没有任何‘存在’可以置身于这个罗网之外。”跌宕起伏、罗网困陷的经历和体验，让她在“时运好转”时不曾狂傲膨胀，而明白了这一点，也让她在跌落低谷时从不自暴自弃。她知道存在“荒谬”，却不靠近虚无。可贵的是她从不夸张、放大个人的苦难处境，在这一点上她的境界无疑高于当年大部分“伤痕文学”。正如一位学者的评议：“在她看来，错误并不都在一面，而是由于许多个人无能为力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机缘所造成。”从“本质”上说，她是对未来有坚定期待的理想主义者，她赠送我的自传上题词是：“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她坚信，受限处境中的个人行为轨迹，虽是生命中偶然的点和线，但将各种“偶然”连成一气，也有可能展现那“似有似无”的“必然”。这就是“别无逃路”的个人的勇气和积极承担的根据。
在思想文化问题和中西文化关系上，她依循的是鲁迅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理想，她说，鲁迅不满足于现实层面而超越于现世的终极精神追求，可以说都是她后来学术生涯的起点。她把20世纪初中国出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等，看作共同“存在于一个框架”的思想流派，认为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契机”。在她那里，“走向世界”“勇于吸收”，是一个坚定的、重要的命题。她推举闻一多40年代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的观点：一种文化的“本土形式”，在经历花开极盛到衰谢的必然过程中，需要“新的种子从外面来到，给你一个再生的机会”。因此，她不轻视、鄙薄“伪现代派”，认为活跃的探索呈现的“无序”状态并不都具负面意义；在文化交汇中，“误读”是必然的，误读“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恒守同一的解释，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我感觉她的内心深处，存有挣扎着反抗社会运作统一化的“反熵”（这个概念在80年代文化热中曾流行一时）的责任承担；这一责任所面对的，不仅有突破隔离封闭体系，将文学，进而将人的生命引向开放、动态、发展状态的急迫，也有在“全球化”中抵抗另一种性质的统一、复制、同质化的危险的警惕。但她最警惕的是那种文化、思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她深知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超越性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那只能走向衰蔽。
其实，乐黛云先生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她的真实。拿我自己说，表与里、言与行总存在脱节，存在不一致，甚至互逆的情况；她却是我认识的人中，较少“面具意识”的先生。听她说话，听她讲课，读她的书和文章，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她一致，她的自然和自信。自然，就是不做作，就是率直坦诚，就是不左右摇摆，不见风转舵。就是在风云变幻、眼花缭乱的时势中，努力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不苟且，不阿世媚俗。就是保有开放、批评，但也包容、非排他性的心态。从80年代以来，我多次见识她面对重要事变时的表现，在共同经历的许多事件中，我们的表现真的远不如她的沉着、勇敢（基于某种原因，这里例子从略）。
严家炎：“求实”的当代意义
尽管谢冕比严家炎先生大一岁，但先讲严家炎是有理由的：谢冕读大三的时候，严家炎已经是老师。他1933年生于上海宝山县，1950年高中毕业时，不愿尊从母亲要他报考“正规大学”的意愿，报名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他也是个怀抱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这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学制半年，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土改法等。1956年北大招收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当年学习苏联学位制度，设博士和副博士，副博士学制四年），已在厂矿宣传部门任职的严家炎，以同等学历报考录取，师从杨晦、钱学熙教授。前面说过，因为反右，北大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许多青年教师成了右派，开不出课来，1958年便让严家炎肄业转为教师，虽说他并不情愿。
将近二十年前，我曾写过短文《“严”上还要加“严”》③，谈到严先生他的学术和为人的品格。我的书和文章中，这个短文的读者可能最多，证据是2010年初人民大学国际汉学研讨会最后一天的“圆桌会议”，我坐在瑞士汉学家冯铁旁边，他说因为读了《“严”上还要加“严”》知道我的名字，而且我的文章这是他唯一读过的一篇。听了他的话，当时便后悔为什么花费那么多精力写论文和书，而没有多写这类文字。
在那篇文章里，我讲到“五七”干校期间我们搬用昆剧《十五贯》中人物名字，给他取了“过于执”（简称“老过”）的绰号，讲到修排灌渠他当质量检查员，如何用三角量尺精细测量我们挖的水渠的坡度不合规格，要我们返工——因为当时正是中午收工时间，饥肠辘辘不让走，我们怨而不敢怒，所以这件事印象深刻。这些都是在说明他认真、严谨、求实，但也固执、迂、认死理的性格。“老过”这个绰号自然是赞赏，但也表现我们遭遇他固执时的无奈和崩溃。他的认真严谨的“威慑力”我还有另外的体验。1958年我大二参加集体科研编写现代文学史，分给我的是叶圣陶、郁达夫两个小节。系里派他来指导，他把我叫到资料室，完全不顾当年路线至上、年轻人挑战“权威”的天然合理性的时代氛围，批评我材料没读多少就敢下判断。我虽然没有吭声，对他的强调材料很不以为然。再就是1988年在北戴河，我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迎合毛泽东的尊李抑杜。他立刻板起脸来，“你有什么材料，有根据吗？”我确实没有材料，顿时语塞，又有诗人任洪渊在一边，搁不住面子便和他吵起来，从海边回到住处，互不理睬一路无言，一时忘了他是我的老师。
20世纪80年代初严家炎出版了两本重要的论文集，头一本是《知春集》，第二本是《求实集》④。“求实”既可以看作他的“宣言”，是他的学术、人生目标，也是他对事物评价的标准。唐弢先生在《求实集·序》中说，“他正直，有点固执，肯承担责任；对于工作，即使不能说是忘我，也很少有为个人利益着想或者打算的时候”。说他的“求实”有时候近乎“迂”，这里有一个例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系里教师曾有针对他的批判会。当有人指责他“追随邵荃麟贩卖中间人物论”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没有“追随”他，我关于《创业史》的观点在1960年下半年就已经形成，第一篇文章发表在1961年6月⑤，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不知道邵荃麟的看法，没有受过他的影响。这个与邵荃麟争夺“错误”“罪过”发明权的回答，让批判者一时无语。1963年6月他的《关于梁生宝形象》在《文学评论》刊出后，柳青怒气冲冲撰文反驳，因此严家炎在1964至1965年批判邵荃麟期间，也被归入写“中间人物”支持者波及。但是“文革”初严家炎到西安，看到柳青受冲击，主动去见陕西作协的造反派，认为柳青这样有成就的革命作家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后来柳青到北京治病，他也到医院看望，并为自己年轻“失言”致歉。在这里，“求实”体现了执着于事理而不计较个人得失恩怨的伦理原则。
不过据我所知，严家炎20世纪60年代关于《创业史》的看法后来并未改变，他只是说那时候年轻说话不知分寸——指的是他对梁生宝形象塑造存在“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的概括。在《“严”上还要加“严”》的文章中，我检讨“文革”初曾起草有二十几位青年教师签名的大字报批判他。经过了“文革”，我却偏于认可他的主张。我想，在思想艺术上，我们都是被19世纪“现实主义”喂养的，长期累积的有关典型性、深度、艺术形象的丰满和逻辑依据等“经验”渗入骨髓。这是否阻塞了我们理解、亲近变革（不管是“现代派”，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通道？这是留给我们的问题。
说到“求实”，容易和保守、墨守成规联系起来；对严先生而言，这是想当然的肤浅之见。表面看来，他确实很少把理论的标新立异和建构研究“新体系”作为学术目标。他没有设计理论框架的体系性宏大论著。是他不能吗？我倾向于是他不愿。正如解志熙说的，他关注的是学科研究中“长期积累的、有待解决的一个个问题”，“所以他的论文大多针对具体问题而发，并力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在一点一滴的学术积累中切实推进这些领域的研究，这就是“求实戒虚”的学术态度和学术选择⑥。严先生的这种不怎么“典型”和“显眼”的态度和选择，在当今喧嚣浮躁风气弥漫，热衷建构缺乏问题意识的研究体系的学术界，越来越显现它的意义。
其实，“老过”在严肃、平和、中正的外显性格中，隐蔽着浪漫、也许还有那么一点狂放的一面，只是这一面还未被更多人认识（或看穿）。这表现在参与学科的奠基和研究拓展上做出的贡献——提出以“文学现代化”来理解20世纪现代文学的性质；最早提出将通俗小说、20世纪古体诗词写作，以及因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被排除的作家、文学现象纳入现代文学研究范围；最早开设现代小说流派研究课程和出版相关论著，改变被线性时间视角宰制的历史叙述局面；最先（现在仍存在争议）在大学讲授金庸小说，在20世纪文学史上给予金庸极高评价……
90年代曾经有北大当代学者墨迹选⑦的书问世，严家炎题写的是李白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不大明白他借此“寄怀”的具体对象，但觉得一个感受到心被“狂风”所吹的人，肯定也不会是心如古井。如果一定说人生有一个，或某几个转折点的话，那么，他199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研究员之行，是可以考虑的时间——这一点，来源于谢冕先生的分析和提示。其实我也有可靠的根据，与他要好的朋友曾跟我说过，他说那时他终于体会到什么是“幸福”。我很好奇，严先生那样严谨、严肃的人，怎么会喜欢金庸？他也会做飞檐走壁的梦吗，也动过上山修行的念头吗？读到郭襄告别杨过和小龙女的时候，也会一夜无眠吗？记得和贺桂梅访谈他的时候，我还专门问了这个问题：“你是出于研究上的动机，还是真喜欢金庸？”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真喜欢。
你可能还不大相信，那我要告诉你，严先生读中学时，就写过一两万字的、没有发表的武侠小说。
谢冕：敏锐和勇气
谢冕和孙玉石先生大学比我高一年级，他们是1955级，我1956级。我们都住在32斋（北大学生宿舍原称“斋”，可能认为蕴含“旧时代”气息，1958年改称“楼”）。谢冕虽然只比我高一年级，却大我七岁；比他同年级的孙玉石、孙绍振也大三四岁。同届学生整体年龄的较大差别，在当代出现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另一次是“文革”后的1977、1978届。50年代因为需要大量经济建设人才，一批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经过“工农速成中学”后进入大学，也有不少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考进大学提高：他们被称为“调干生”。他们有自己的食堂，有区别于应届生的“调干助学金”或带着原来的薪金，普遍担任各个级别的学生干部：学生中出现的这一“阶层”划分，是这个时期大学校园的特殊“风景”。
谢冕就是“调干生”。他是福州人。福建在当代才子才女辈出，尤其是文学批评领域。他热爱文学，热爱新诗，1948年在福州三一中学读初三时，便在《中央日报》（福州）发表散文《公园之秋》。新中国成立前夕，出于对正义、自由、光明的追求报名参军，在军队担任文化教员——我们有时候调侃他是没摸过枪的军人。1955年他从军队复员，报考北大中文系，以实现文学的理想。大学的几年里，谢冕连同福建同乡的张炯，以及没有被划为右派之前的林昭、张元勋、沈泽宜、江枫，在我眼里是北大“文艺界”的知名人士。
我认识谢冕和孙玉石是1959年初。《诗刊》主编臧克家、徐迟觉得已有三十多年的新诗应该有一本“观点正确”的新诗史，他们认为靠老专家来写不行了（那时正刮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狂风），徐迟先生便到北大找到已崭露头角的还是学生的谢冕，让他组织几个人来承担这一任务。谢冕招募了同年级的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和1956级的刘登翰，因为刘登翰和我要好，我便阴差阳错跻身其中。六个人住进北京城东北角的和平里中国作协宿舍，在一个两居室的单元里度过寒假半个多月的时间。读书、争吵、写作。谢冕是当然的领袖。我虽说喜欢诗，但对新诗史知道不多，学术研究更是懵懂无知。从他们特别是谢冕那里学到很多：生活经验、历史知识和艺术感觉。最突出的是他的生活热情，审美感悟的直接、敏锐。那种富历史感的宏观视野，和在细节把握基础上充溢诗意的概括力。
谢冕热情，喜结交朋友，对人友善。他崇敬、追慕“至美”，美文、美食、美景、美女、人道的社会、富道德感的完整的人……他赋予这些事物以浪漫诗意。在这个方面，他与福建老乡的浪漫诗人蔡其矫同气相求；自然在表达这种追慕上，他不如蔡先生勇敢。“文学是一种信仰”是他常说的话——在“信仰”已罕见（遑论“文学”）的时代，这个表白让他在我们眼里是不老的“老文青”。1967年，北大未名湖边一株美丽的榆树被无端砍伐，他很长时间绕道而不愿经过那个现场。后来我在牛汉先生的书中看到了相似的强烈反应⑧：在咸宁“五七”干校一棵枫树被砍倒，他蹲在树坑前失声痛哭，并为此写了《悼念一棵枫树》：“叶片上还挂着明亮的露水/仿佛亿万只含泪的眼睛。”但在当代，不如意事多多，人有时又显得无能为力，谢冕许多时候并不快乐。北大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他和严家炎等几人无端被定为“反动小集团”受到批判。“五七”干校期间，又有检举信说他参加“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受到审查。后来他带领1972、1974级工农兵学员，不避辛劳到西双版纳和北京郊区农村生活劳动，指导他们写作，因讲课、批改作业的思想审美倾向不符激进潮流，在“反右倾回潮”运动又再次受到批判。遭遇的这些打击，他的痛苦和心理负担，事后却从不向他人倾诉，也未见在文章中讲述；他选择的是沉默。我在他的眼神和面容上读出：“我看得很明白，但我不说。”
大家都知道谢冕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上的贡献。他和张钟在北大中文系筹建第一个当代文学教研室，招收第一届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他指导的学生许多人成为著名学者和批评家。他新诗的研究成果丰硕。更值得提起的是这三四十年先后主持的多个大型研究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新诗总系》《中国新诗总论》……
我在北大上过十来次当代文学基础课，90年代之后，常有学生对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以及《失去平静之后》⑨）在当年引发的轰动、争议不解。他们从里面没有寻找到想象中的激昂慷慨、振聋发聩的言辞。确实，后来者不太能理解那个环境中这些表述意味着什么，也难以真确感知为此经受的压力。他的这些文章刊出后，不少名望极高的诗人对他非常不满，我也亲眼看过臧克家给他的严厉批评、劝告他“回头是岸”的来信⑩。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更受到了不间断的批判、围攻：他的“崛起论”一度被指责为“系统地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道路”的“放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挑战”。
但诗歌界许多人对他的功绩感念不忘。十多年前，诗歌“江湖”曾流传《中国当代诗坛108英雄座次排行榜》（作者署名百晓生），虽说是游戏之作，许多评议却并非没有根据。在这份榜单中谢冕被列入“世外高人榜副版”，理由是“中国诗坛能有今日，一要感谢党，二要感谢谢教授。当年他在诗歌评论界竖起‘朦胧派’这杆大旗，居功甚伟”。对于这个问题，90年代的一篇文章有颇透彻的分析。文章认为，他为一个思潮性的现象作了后来广泛流传的“新的崛起”的命名。“这一概括、发现和命名，体现了两种弥足珍贵的品质：敏锐和勇敢。”“在对文化人长时间的、覆盖性的压迫与伤害之后，谢冕竟还会这样卓然不群地立举新说，使我们隐约地感到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更使我们在选择自己入世为文的姿态时有了一个直接的榜样。”文章还说，“我不怀疑当时中国有比谢冕知识准备更充足的学者，但毕竟是谢冕举起了旗帜。所以我们才强调勇敢对于一个学者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只有勇敢才能把知识转化为创造。从思想与文化影响的角度看，谢冕的概括与命名使原本处于朦胧状态的朦胧诗派开始自我发现，他唤醒了那些诗作者们作为一个诗人与作为一个流派的自觉并因此使他们渐成气候；同时他的命名与指认也使社会看到了朦胧诗派的存在从而使这种存在牢固起来”[11]。这里讲到了知识准备的问题。确实，并非知识越多就越聪明，“博学之士”就能成为一个时期或某种潮流的核心人物。屠格涅夫曾谈到俄国19世纪40年代文学、思想界情况，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知识不够的现象正是一种有特征意义的标志，差不多是一种必要”；因为，“博学”在需求和爱好上，可能与社会大众的期望脱节，对他们的优点也包括缺陷的不能充分理解。能够成为时代潮流中的“核心人物”，在社会批评和美学批评上，在批判性的自我认识上做同时代人的领袖，关键在于他是否能贴近、了解社会民众的迫切需求。这个分析，也为80年代中国文学、思想界的情况所证实。从这一角度看，不因“博学”而导致平庸的敏锐又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勇气的根基。
90年代之后，谢冕与先锋探索诗歌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他持续表示对90年代之后诗歌的失望。许多人认同他的指责，也有许多人失望于他的失望。他批评诗歌写作整体存在回避现实，走向“私人化”的趋向，失去新诗开创以来的“忧患意识”的传统。2019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史略》[12]又再次尖锐指出，“……此刻我们的事实是，所有的诗人都在写着自以为是的诗，而所有的读者也都在自以为是地摇头。所谓诗人的自以为是，是说诗人并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写，诗人在挖空心思写那些‘深刻’的诗……平庸、琐碎和无意义就是他们的追求。那些所谓的纯诗所体现的哲理，其实就是千篇一律的浅薄”。又说，“人们对诗歌的不满由来已久，而诗歌业界中人却从来不予理会。……诗歌可以而且应当按照诗人的意愿为所欲为，但诗人同样没有理由对社会重大问题无所用心”[13]。
对于90年代以来诗歌的描述、评价，我不全赞同他的看法；这个分歧，1997年福建武夷山现代汉诗讨论会上已经出现。他指出的许多消极现象并非不存在，但也不是诗界的全部。仍有不少优秀诗人在做着以有个性的方式去回应历史、时代问题的探索。90年代以来，我确实也读过不少优秀的作品：它们让我感动，深感在某些困难时刻，正是他们对时代和人的精神问题做出值得重视的反应。退一步说，即使是某些看似与历史重大问题无关的诗，也要区分不同情况。有的日常生活书写，也可能体现着维护个体心性独立，保护人的精神丰富性，抵抗政治教条的侵入和肢解的寄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离开政治，离开“重大问题”也是一种“政治”，也可能足够“重大”。犹如谢冕近二十年来写的随笔：那里有咖啡和茶，有扬州的包子和北方的馅饼，有闽都岁时的风俗，有温州的月光……这是慰藉我们的“人间的春花秋月”，是来自“心中的花朝月夕”（引自谢冕文章题目）。
20世纪90年代末，以赛亚·伯林写于1953年的《狐狸与刺猬》一文在学界颇为流行[14]。他引申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思残篇中的“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的话，来为作家、学者及普通人思维上的差异分类。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以此规范一切言行。伯林认为，柏拉图、但丁、尼采、黑格尔属于刺猬类型，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则像狐狸。或许，更大的可能是，人的性格、思维方式大多并存这两种成分，只是它们的占量、结构和分配方式不同。伯林在文章中用很大篇幅分析托尔斯泰的矛盾，说“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带他对自身的成就的诠释，又是一回事”[15]。我读谢冕的书、文章，和他交往，深感到他对细节、经验、可证之物的热爱和敏感，对具体事物特别的韵味、色彩、脉搏律动的精细把握，他的充满生命活力的灵活性，他的“有趣”，和将“有趣”传染给周围的人的魅力。在这个时候，他相信只有具体的才是真实的……但有时他严肃起来，试图把握某个宏观的问题，庄严地表达某种信念，如试图为中国百年新诗的价值和未来做出单一判断和规划的时候，就仿佛成了刺猬，成了专执一念的，“一元化普遍信息”的信仰者。
其实，我们倒是一直记着他曾经发出的对“文学的绿色革命”的呼唤，对“线性发展的终结”和“统一的太阳已经破碎”的精彩宣告[16]——这些理念，这种企盼，正是他勇敢地鼎力支持“朦胧诗”的出发点。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近些年来洋洋自得、欠缺必要自省的一些诗歌写作者，也确实需要放缓步履，降低浮躁，静下心来认真听听谢先生的这些“盛世危言”。
孙玉石：未竟的新诗史
与谢冕的激情洋溢不同，孙玉石先生内秀，温润（玉石！）。他为他的散文随笔集取了这样一些名字：《渴望一片永远的绿色》《一身都是月》《露珠与野草》《寻觅美的小路》《带向绿色世界的歌》……1957年他读大二时发表在《红楼》上的组诗名字是《露珠集》，而《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初版封面，绿色背景上是一小片绿叶。绿色、露珠、月色、小路……是提示他美感取向的关键词。
孙玉石1960年毕业后师从王瑶先生读研究生。“文革”期间在北大校报工作，没有去“五七”干校，后来又是不同教研室，我和他来往并不多。不过退休之后，见面反倒频繁起来，这缘于有企业家资助，中文系成立了一个“空壳”（专业名词是“虚体”，指没有人员和经费编制，没有办公地点）的中国新诗研究所：由谢冕领头，几个退休老头，加上风华正茂的吴晓东、姜涛、臧棣等，在一起做了不少事情。
1959年学生时期参加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几个人，后来的生活、研究都程度不同与新诗批评、研究脱不开干系，但比较起来，只有谢冕和孙玉石矢志忠诚，不三心二意，见异思迁。对20世纪50年代参与的试图取代“资产阶级权威”的批判和集体科研事件，在后来的反思中，孙玉石的自责最为严苛。他也明白当年发生的一切与时代氛围有关，但坚持不将做出错谬判断的责任推给时代：“我们曾经很深地伤害过包括林庚先生在内的自己的一些老师们，今天我们是有愧于林庚先生的。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在历史过失面前集体无记忆，集体失语。”而他也将“新时期”以后自己对《野草》，对过去被压抑、扭曲和遗忘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研究，看作是“借着走近历史对自己曾经的错误的一种忏悔和救赎”[17]。
孙玉石新诗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对20世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脉的研究，从鲁迅的《野草》，到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到40年代的穆旦、郑敏们。这项工作他持续了二三十年。包括资料的发掘、整理，诗人的思想艺术特征的揭示，这一诗歌流脉演化变革轨迹，对具体文本的很大覆盖面的解读。另一方面是诗歌阅读作为问题的提出。诗歌阅读、“解诗学”的问题，虽说三四十年代卞之琳、李健吾、朱自清等已提出，也有初步的发挥，但将它置于在“批评学”和“阐释学”的位置上进行系统性的探索（当然，这一探索存在争议），应该说始于孙玉石。从1978年起，他就在北大开设鲁迅《野草》、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的课程。由于具有填补空白、打破禁区的开拓性意义，并且暗含对当时以“朦胧诗”为主体的诗歌革新的支援，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在学界也有很大影响。讲课内容很快整理成《〈野草〉研究》（1982）[18]、《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出版。自此之后的二三十年，孙玉石的工作在这两个基点上展开：不断挖掘、开拓，并朝着体系化的目标推进。其成果结集为《中国现代诗歌艺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现实的和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
诗歌阅读上的导读、解读这些概念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和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难懂”“晦涩”的阅读问题相联系。孙玉石的“现代解诗学”的主张，既包含解读的理论设计，也有相当范围的实践示范。从80年代开始的二十多年里，他持续开设新诗导读课程，和学生一起讨论的作品涵盖新诗史三四十位诗人的几百首诗。解读的过程提出的问题，如审美与感悟、与智性的关系，文本的制约框架和读者想象力的发挥，诗的意象、比喻、语词的“内部”分析与“外部”的时代社会、诗人传记的关系，诗的多义和歧义，等等，也就在他的论著中得到讨论。他的诗歌解读、分析是富于生命感和细致入微的，一方面是重视诗里面表达的生命感受，另一方面是阅读者在解读时的生命感受的投入。这和那些偏于技术、知识性的解读不大一样，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当然，解读的理论和实践也留给我们需要继续思考、探索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像我们这一代的新诗研究者在文化视野、知识、方法上的准备不足，我们的主要由浪漫派诗歌培植的艺术感受力，在面对更多样的诗歌文本时的困窘——这种困窘、无力感，可能意识到，但也可能就没有清醒的自觉。
孙玉石新诗史“重写”的工作，记取了50年代的教训，在观念、理论调整的同时，警惕着重蹈以先行理论肢解、铺排现象的失误。他坚持尽可能靠近、进入“历史现场”，期望重现事情发生的细节、氛围、情境。这种严谨的、重视史料的工作作风和学术态度，和严家炎先生是相通的。举一例来说，十年前，北大新诗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共十卷的《中国新诗总系》[19]，也就是百年的大型新诗选集。各位先生各编选一卷，孙玉石承担的是1927—1937的第二卷。他的《编后记》记叙了选集编选的经过。为了纠正一些新诗选本以至学术研究存在的粗疏的积习和流弊，他为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是：以诗集初版本、文艺杂志和报纸副刊原刊本作为依据，将“原始文本”与后来进入选集、文集发生的变化，和作者的修改（有的修改不止一次）比勘校对，来确定选入的文本。他重视未被注意的作者或佳作的发现。为了这个选本，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翻阅了这个时期出版、和后来出版涉及这个时期作品的诗集四百三十余部，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二百余种。
读着这些文字，真的很感动也感慨。我也参与这个“大系”的编选，承担的是60年代卷，认真的程度，花的力气、时间完全无法和孙先生相比。正如他自己说的，这项工作（推广来说也指他其他的学术工作）“耗费”了他的“无数生命精力”[20]。
但孙玉石有更大的抱负。他多次私下讲到最大的愿望是独自编写一部新诗史，说他以往做的许多事，包括为新诗的“现代主义”建立谱系，都是为这部诗史做准备。我们也一直期待着他实现这个目标——但它也确实还没有出现。所以，有时候我会有很矛盾的想法，他在资料整理、文本解读、选集编选上表现出来的臻于至善、“竭泽而渔”态度，是否全都必要？是否都值得倾注全部的精力和生命？
钱理群：热情与怀疑
虽然和乐黛云、谢冕等老师都是20世纪30年代生人，但钱理群小七八岁，这个差别不是无关紧要。记得六七十年代会填无数的履历表，都有“何时参加革命工作”一项。对于钱理群和我来说，“革命”这个词主要是“想象”的性质。的确，青少年时期向往新世界的热情并非虚构，但“革命”总归欠缺某种“实体性”的内涵。因而，不大可能如乐、谢先生那样说出诸如参加革命“青春无悔”的肺腑之言。或者说，钱理群的“无悔”的青春，可能存在于另外的时间，譬如存在于70年代在贵州安顺的那些岁月；“无悔”的是遭遇精神危机时求索的悲苦和热情。这里透露了各自和革命、和当代史的某些有差别的关系方式。
大家都拿“著作等身”来讲一个人的著述之丰，对钱理群来说这倒不是比喻。自他和朋友合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和独著《心灵的探寻》（1988）开始，至2020年1月20日，他出版的著作达九十部，编纂六十五种；这还不算有的论著修订后的多次再版[21]。之所以标出准确的截止日期，是时间对他来说很重要[22]，况且他还有多个写作计划（多部的三部曲）在进行中，说不定哪一天又有新作问世。面对如此旺盛的创造力，朋友闲谈时一方面感叹他那硕大的脑袋里究竟贮存了多少东西，另一方面也在对比中惭愧于我们的太不努力。
钱理群最初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其实他在北大和人民大学就读的是新闻专业——却超越“文学”的范围。他不想刻意划出艺术与生活、文学批评与社会批评的界线。文学批评、文学史于他自然十分重要，但介入其他领域，从事社会批评，也重视写作之外的社会活动。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面对公众的演讲，课堂教学，接待朋友、学生，和年轻人交谈……对他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是生命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听讲者面前，他目光闪亮，神采飞扬，完全不能想象已是耄耋之人。在他和他人的文章中，常见到长时间谈话、讨论问题的记载。这样的情景，我们借助文学阅读有可能复现：如《罗亭》《贵族之家》《日瓦戈医生》中从傍晚到凌晨，或激烈或温情的辩论和对话，如19世纪40年代的别林斯基，争辩中“意气风发，目光精闪，瞳孔放大，绕室剧谈，声高语疾而意切”……这是一种发端于19世纪俄国而延伸至今的“生活方式”。当然，钱先生不是瘦骨嶙峋、脸色苍白、羞涩局促的别林斯基，他健壮、憨厚。面对可鄙可憎之物，面对来自制度或个性的丑恶，正义感让他也会如“扑向他的牺牲品，将他片片撕碎，使他狼狈可笑”的豹子（赫尔岑形容别林斯基）——在这个时候，他表现了在原则上不容折扣的正义凛然。其他大多数时间他善良，和蔼可亲。他的学问、表达的思想可能复杂深刻，而作为一个人则没有多少心机，有时甚至天真如孩童般。他的全部生活，由思考、写作、精神性对话构成，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爱好，生活自理能力也不大及格。我有时跟他开玩笑，说我会做饭、购物、听音乐、在电视看足球篮球，食欲好的时候也喜欢美食。可是这些都不在他的爱好范围。一起吃饭，问他今天饭菜味道怎样，他会一脸茫然，“我们吃了什么啊？”所以，他的妻子崔可欣说他整天云里雾里。最近他出版了摄影集，书名是《钱理群的另一面》[23]，似乎是为了改变他这样的形象。不过，“另一面”仍是“这一面”的延伸；我们无法产生另外的想象。
钱理群著述涉及的领域多方面。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主要的。80年代他牵头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至今仍有难以取代的生命力。沿着这个线索，在新世纪之后关注点延伸到“当代”，并从文学史扩展到当代史，特别是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探索——这里有他作为亲历者的“拒绝遗忘”的责任担当。另一主题是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讨论。这十几二十年来，地方文化史也进入视野，成为研究的重要部分。这些领域表面看来有些凌乱，实际上是基于启蒙责任的，有内在关联的整体设计。钱理群说他是“左翼鲁迅”，我更愿意把他称作“坚守的启蒙者”，尽管现在“左翼”比“启蒙”名声要响亮。在他的生活中，存在某些原点性质的因素，这让他在时局、风云莫测变幻中虽有困惑、调整，但分寸步履不乱。这些“原点”是：一个人（鲁迅）、一座城（贵州安顺）、一个不断出发和返回的“自我”。之所以把“自我”放在“原点”的位置上，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何种观念、目标，都不能游离于个人的情感、生命的体认。这也就是鲁迅的那种将问题聚焦于作者主体性进行思考的方法。一切不经由主体的情感心性的观念和命题，无论多么崇高、漂亮，都有虚飘不实的成分。有了这样的根基，也就可能拥有沟通观念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条件。自然，说到对当代史的反思，正如赵园先生说的，我们都面临一个是否有反思的能力和如何为反思寻找资源的问题[24]。钱理群这些年的工作，都是在回应这样的挑战。
鲁迅无疑是钱理群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是文学、社会批评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以鲁迅为对象的论著有十八部，编纂的鲁迅文选十五部，对鲁迅的著述编纂贯穿80年代以来的各个时期。不仅是专业性研究，还不遗余力做着普及的工作：向一般读者，特别是向青少年。他借着不间断的阐释，让鲁迅成为民族的精神财富，争取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与鲁迅相遇”（他的一本书的名字）。他理解的鲁迅是博大的，是可以不断提取各种宝贵资源的矿藏，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更亲近那个“掊物质而张灵明”的鲁迅。在思维和写作方法上，钱理群偏于“扩散型”：某一论题依据情势变化和思考深入不断延展和重叙。在研究上，新世纪以来，为了处理更宏大的社会思想问题，文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在他那里交错：重视文学现象的“现场返回”，对当代史的观察又不回避情感与个人经验的加入。因此，他将他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称为“另一种历史书写”。他的方法，可能让历史学者觉得不够“历史”，而让文学研究者觉得偏离“文学”。但这是他为自己寻找的叙述方式。
前些年，因为钱理群和我的小书同在一家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便策划我们做了一次对话[25]。主持人高远东教授说我们一个是“积极浪漫主义”，一个是“消极浪漫主义”。将浪漫主义区分为积极和消极，应该是高尔基的首创。高远东在这里当然是借用，但他说的没错。“文革”期间，钱理群在贵州安顺和他的朋友、学生读书讨论，寻求自身和民族的出路；我在那个时候也读书，主要却是为了对政治、运动的逃避。在研究领域和生活态度上，钱理群勇于开拓，迈向那未明之境，我却是收缩的，固守在自认为能比较稳当把握的范围，以求得身心上的舒适、安全。
20世纪90年代初，钱先生写了一本谈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形象东移的书[26]。这不是他最成熟的书，却很重要。对诞生于17世纪西方的文学典型的接受传播史的兴趣，相信不是纯学术的，是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脉络和精神背景有关：在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问题再次突显。这本书的贡献是，在顽强地维护理想的前提下引入必需的怀疑精神。在这本书的第七章，他着重讨论屠格涅夫1860年题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27]的著名演讲。屠格涅夫盛赞堂吉诃德的伟大勇敢的品格，而对“利己主义”“怀疑主义”的哈姆雷特有严格的批评性分析。但他也指出这两种“对立天性”其实不可或缺：“堂吉诃德们在寻找，哈姆雷特们在探讨”，并深刻指出哈姆雷特怀疑主义价值的真谛：“既不相信真理在目前可以实现，所以毫不调和地与虚伪为敌，因而就成为那个他所不能完全相信的真理的一个主要捍卫者。”[28]
也许是在承接屠格涅夫的这一论述，台湾的钱永祥先生在他的一本书里有这样的话：在现代社会，“人的尊严，正是靠热情与怀疑的适当配合而支撑起来的”，“在这个脉络里，庸俗无聊的心态特别需要提防。庸俗者没有怀疑，所以无所担当；无聊者缺乏热情，所以不求担当。庸俗者以为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业已解决，生命不过是随着主流逐波弄潮；无聊者则根本不识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包含着徒劳的悲剧成分，以为生命本身原是轻松幸福的尽兴一场”[29]。
钱理群与屠格涅夫可能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他也会从“一个比较遥远的视点”来“观看生命的悲剧”；会“在各据点之间游动，在社会与个人要求之间、爱情与日常生活要求之间、英雄的美德与现实主义的怀疑精神之间、哈姆雷特的道德与堂吉诃德先生的道德之间……摆动”，但他不会持一种“中间立场”，不会“悬在一种适性随和而不作决断”的状态里?。他认识到，犹如屠格涅夫所说的，在那些负有创造性事业的人们的行为中，在他们的性格中必然渗和着某些可笑的成分，但“无论如何，没有这些可笑的怪物兼发明家，人类就不会有进步——而哈姆雷特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思索的”[30]。理想、热情，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在这“两极天性”中占据主导的位置，而怀疑和否定，正是为了捍卫他也许并不完全相信的真理——这就是“积极浪漫主义”。
【注释】
①《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②《我就是我：这历史属于我自己》，台北正中书局，1995。
③见《两忆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和《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④《知春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⑤指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的《〈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
⑥解志熙：《严谨的开拓者及其固执——〈论鲁迅的复调小说〉读后感言兼及对“五四”的反思》，《现代中国》第五辑（2004年12月）。
⑦《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⑧牛汉：《生命的档案》，武汉出版社，2000。
⑨《诗刊》1980年第12期。
⑩这封信已不存，也不见收入《臧克家全集》。直到80年代末，“朦胧诗”的地位已得到普遍承认时，臧克家先生对谢冕的“愤怒”仍不减。针对古远清在《中国当代诗论五十家》一书中谈到谢冕的部分，他1987年3月31日给古远清的信中说，你“夸他的才华、文采等方面较多，对他的出尔反尔，随风转向以及他对青年指‘路’的文章所引起的不良影响，批评得较少（一般青年学写诗的，千奇百怪，把诗坛弄得乌烟瘴气，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这多少与谢冕的引导有关）”。见《谢冕评说三十年》，海天出版社，2014，第176页。
11李书磊：《谢冕与朦胧诗案》，《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
12谢冕：《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432-434页。
13见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收入这篇文章的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由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
14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第29页。
15谢冕：《文学的绿色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16谢冕等：《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39-40页。
17《〈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8总主编谢冕，各分卷主编是姜涛、孙玉石、吴晓东、谢冕、洪子诚、程光炜、王光明、张桃洲、吴思敬和刘福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9孙玉石：《中国新诗总系》第2卷《编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0如《心灵的探寻》就有上海文艺1988年版，北京大学1999年版和三联书店2014年版等多种版本。
21他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的《后记》，注明是1992年7月29日下午5时15分“写毕”。时间于他有一种紧迫性。
22作家出版社，2019。
23赵园：《读〈回顾一次写作〉》，《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24指钱理群的《鲁迅作品细读》和洪子诚的《文学的阅读》，北京出版社2017年“大家小书”版。
25《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26屠格涅夫在“贫苦文学家学者救济协会”上的公开演说。中译沈成康，刊于1958年第3期的《文艺理论译丛》。
27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1860年1月为贫苦文学家学者救济协会而作的感慨演讲》，《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底3期，沈成康中译。
28钱永祥：《在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三联书店，2002，第3页。
29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第243页。
30《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期。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