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时，颇爱读书。一位历史老师见我“孺子可教”，告诉我说，读书要把厚书读薄，再把薄书读厚。他说的“把厚书读薄”是指读懂这本书，能把这本书的内容、思想概括出来；再把“薄书读厚”，是指在读别人书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写出一本厚书。前一句是“读进去”，后一句是“读出来”。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算真正读懂了书。我一直谨记老师这句话。
一生中认识许多读书人。许多人读书甚广，但每本书都“不求甚解”，又没有陶渊明先生那两下子， 一事无成。还有不少人，读书甚下功夫，谈及某本书，也读懂了，但仅此而已，没有形成自己的想法，没有什么成果，也算不上读书有成。我的一位老师，终生只爱读书，一本帕廷金的《货币、利息与价格》不知读了多少遍，但终生讲课平平，没有任何著作，甚至连像样点的文章都没有。我一直为他惋惜，想来他读书应该是“读进去了”，只是陷入前人知识的泥潭中，没有走出来。
想到这些，是因为读了卢周来教授的两本书《极高明而道中庸》（以下简称《道中庸》）和《致广大而尽精微》（以下简称《尽精微》）。卢周来教授读书甚多，他读的许多书我也读过。读他的这两本书时，深感他读书读进去了，不仅抓住了一本书的中心思想，而且读懂了被许多人忽略的观点。但他不仅仅是介绍或阐述别人的观点，而是通过广泛的阅读，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把“薄书读厚了”。
市场经济制度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繁荣和进步，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充分肯定并赞美了这一点。但市场经济也引起了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扩大，穷人生存状态堪忧。与市场经济同时产生的早期乌托邦主义者，如莫尔等人都关注到这一点。此后在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中，每个时代的主流经济学家尽管也承认市场经济的缺点，但以赞美市场经济为“主旋律”，为市场经济鼓与呼。而强调市场经济的缺陷，呼吁关注为经济繁荣付出巨大代价的穷人，提出要实现社会公正的经济学家，则成为各个时代的“非主流”，甚至“异端”。其实社会的进步，人类福利的整体提高，离不开“主流经济学”，也离不开“非主流经济学”，它们都是完整经济学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卢周来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但他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弱者、穷人，是社会公正，是平等。在主流经济学一统天下的时代，这种声音有惊世之作用，更值得我们关注。
要了解卢周来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还要从他二十年前出版的随笔集《穷人经济学》开始。当时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突飞猛进，经济增长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外经济学人对中国的成就表示称赞。但卢周来教授敏锐地注意到巨大进步中穷人的问题。他的这种关注绝不是富人对穷人怜悯式的廉价同情，而是对市场经济缺陷的理性认识，以及对社会进步的人文关怀。他运用现代經济学工具从制度角度分析了贫困的三种经济学解释。二十年过去了，他的读书与思考仍然围绕这一问题。他读了更多的书，思考了更多、更深层的问题，与《穷人经济学》相比，《道中庸》和《尽精微》这两本书对贫困与平等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更广泛，也更深刻。
经济学家谈市场经济总是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强调了“利己之心”通过“看不见的手”达到人类的繁荣。这几乎已成为经济学中的绝对合理。然而经济学家往往忽略了斯密本人更为重视，修改版本最多，又在《国富论》之前出版的《道德情操论》，所谓“斯密悖论”，即《国富论》中的“利己”和《道德情操论》中“利他”的矛盾，正源于对斯密的书还没有读进去，也没有读出来。卢周来多次读这两本书，读进去，也读出来了。他体会到，人性是丰富的， 把“利己之心”说成人类本性是错误的，而且要区分“自爱”与“自私”。“自爱”是对个人利益的关注，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但绝不等于“自私”。“利己”也是需要约束的，社会公民的幸福生活绝非“利己之心”支配行为的社会里可以实现的。基于纯粹的“利己”可以盲目歌颂市场经济，但从斯密的“利己之心”出发，既要肯定市场经济的进步，又要指出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这才是正确理解市场经济的基础。卢周来正是从这个基础出发来认识市场经济，认识平等问题的。
他更多关注了批评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如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对资本主义能否永远存在下去的讨论，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对市场经济全球化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研究，英国学者保罗·马蒂克在《资本主义的冬天：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关于金融危机性质的判断及对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言，等等。如果简单化一点，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那么这些学者的著作都极有启发意义。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卢周来当然更关注中国经济学界。他读柳红女士的《八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感受到老一代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同时，他也批评了某些经济学家的误解。例如，在世纪之交，曾经出现过“经济学不需要道德”的谬论。他认为，把经济学作为可以摆脱“价值判断”从而不需要以道德为基础的实证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可以无视道德伦理观，只讲效率而忽视平等是完全错误的，会误导改革。至于从被误解的斯密出发，盛赞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的“浪费有功论”更是荒唐，甚至完全违背了亚当·斯密本人的宗旨。这些醒世之言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学沿着一条正确的途径发展，而且也深化了我们对许多现实问题的理解。
卢周来并不是空谈理论的学者，而是关注现实问题又有人文关怀的务实学者。他在读书中更多思考的是中国的现实问题，即使读经济学经典或国外学者的著作，也是为了从中获取理解与解决中国问题的启示。
对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有许多独到的思考。他认为，从东方社会视角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中间状态”，在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要关注“利益不一致问题”，也讨论了中国模式的意义、国企改革等广泛的问题，其中有对中国改革的理论层次的探讨，也有政策层面的建议。
关于平等问题，卢周来在读书中的思考又深了一步。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讲“起跑线上的平等”，即起跑之后的机会平等，但他受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启发，发展了“条件平等”，即站在起跑线之前的平等。在现代社会中，除了遗传基因，每个人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受的家庭熏陶、各种教育是不同的。两个基因完全相同的人，出生在不同家庭，富人家的孩子受有文化的父母的熏陶， 参加各种兴趣班，或者上条件更好的私立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没有这些条件， 同时起跑，结果也会不同。这就需要通过各种政策缩小这些差别。类似这样有创意的见解，从读书中而来，还是很有意义的。平等是一个涉及甚广的问题，当今天大家都认识到平等的意义时，再讲些大道理就没用了。要从更多细节入手，才能找出不平等的根源，防止“阶层固化”，并设计相关的政策。卢周来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在这两本书中又比《穷人经济学》进了一大步。
综观这两本书，可以看出卢周来思考了相当多的问题，远远不止以上涉及的，如足球、食物、环境、美国宪法、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幸福等。书中提到的许多知识也颇为新鲜，如西方人不吃大米、玉米，原因就在于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由于大米为中国人所驯化，玉米为拉美人所驯化，在他们看来这些人都不如他们高贵，因此这些“下人”们吃的东西，他们不吃。即使现在没有了歧视，但饮食习惯也已经形成、固化了，甚至消化系统的基因也改变了。书中这样的趣闻还不少，读这样的书是一种享受。
从这两本书看，卢周来教授读了大量的书。从他对这些书的理解来看，他“读进去了”；从他读书后形成的思想来看，他也“读出来了”。这正是我用“读进去，读出来”作为本文题目的原因。
（《极高明而道中庸》， 卢周来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二三年版；《致广大而尽精微》， 卢周来著，商务印书馆二0二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