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成了伟大的思想家，有幸，也有不幸。“幸”是他的思想可以影响历史，永垂不朽。“不幸”是他的思想会被后人发展、延伸，甚至曲解，成为各种“主义”。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曾对他的女婿拉法格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有一次参加一个“凯恩斯主义”研讨会后说：会上除了我，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凯恩斯是二十世纪最知名、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因此后来就有了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各种名目的主义。这些由凯恩斯引出的主义中，有的是就其一点找自己的需要延伸、发展，如新凯恩斯主义是对国家干预的发展。有的则是有意的歪曲，如属于后凯恩斯主义的新剑桥学派，把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最后一章中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影响消费的内容作为凯恩斯主义的中心，阐述自己左翼的收入分配理论。但对凯恩斯本人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凯恩斯对经济学的真正贡献是什么，许多人其实知之甚少。
要真正理解凯恩斯对战后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分析各种凯恩斯主义的真伪，必须回到凯恩斯本人。在《重读凯恩斯》中，作者韦森告诉我们：“故要全面理解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理解在凯恩斯四十多年的经济学研究和著述生涯期间，英国和世界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当时英国和西方国家的银行金融和市场制度、凯恩斯自己的学习和职业生涯的变迁，以及他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关注点。”因此，要了解凯恩斯本人的思想，我想应该弄清三个问题：凯恩斯研究什么？他是如何研究的？他有什么贡献？
许多有突破性贡献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都是他那个年代最迫切的现实经济问题。在凯恩斯那个时代，英国已进入停滞、失业严重的“英国病”时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经济危机不断，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开始的世界性大危机。作为学者和政府官员，或者说作为社会精英的凯恩斯，当然会关心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凯恩斯生活在一个“萧条时代”，他必然是一位“萧条经济学家”，要探讨引起这种危机的原因。
自从一八二五年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近代的过剩性危机，以后又多次发生后，经济学家已关注到这个问题，起先是把这种危机作为单独的事件，用需求不足或其他原因来解释。但后来他们认识到，这种危机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事件，而是经济中繁荣与萧条的一种周期性波动的一环。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各种经济周期理论。凯恩斯研究的正是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问题。正如韦森所说：“建构他的经济学理论的最终目的，实际上还在于解释清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问题。”
不同的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周期有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如投资、消费、心理，甚至太阳黑子。凯恩斯的研究是从货币理论入手的，韦森指出：“在凯恩斯看来，其关键在于弄清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利息与就业的关系。”也可以说，“凯恩斯是从研究货币和金融问题进入经济学，并进行他的理论创造的”。现在不少人对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解就是总供给、总需求、有效需求、边际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资本的边际效率、乘数，或者希克斯·汉森的LM-IS模型等，而对他的货币理论了解甚少，根本没有人认识到货币理论在凯恩斯经济学中的核心位置，甚至忽略了他的货币理论。因此需要从货币理论入手来认识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
历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让现代社会的人认识到货币、金融在宏观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但在一百多年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把经济学生硬地分为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经济理论讲实物经济中总产量的决定；货币理论讲价格的决定，占主导地位的是货币量决定价格的货币数量论。这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古典二分法”。
打破这种观念的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他在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中提出了“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概念，这两者的背离会影响投资，及进而引起的经济周期。这样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就由利率联系起来了。货币影响实体经济与总产量的中心变量是利率，正是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不一致引起了经济周期。凯恩斯与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都是沿着这个思路来形成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的，这就是韦森所说的“凯恩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与米塞斯、哈耶克所创造的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凯恩斯一进入经济学研究就关注了货币问题，他的第一本经济学专著《印度的通货与金融》就是货币史和货币制度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凯恩斯通过比较印度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货币制度讨论了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和纸币制度的特征及其发展过程。这本书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是反对当时英国采用的金本位制；二是不把金银作为在本国流行的货币，仅用于对外贸易；三是提出商业银行通过信贷业务创造了货币，即内生货币；四是主张通过管理货币来稳定经济。后来他的货币理论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成为“货币三论”和经济学中货币理论的基础。
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及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体现在他的“货币三论”中，这就是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一九三〇年出版的《货币论》（上、下两卷），以及一九三六年出版的《通论》。这三论并不是针对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而是针对从二十世纪开始的“英国病”的，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药方”，这就构成凯恩斯的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一开始就从货币经济学的视角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即商业周期问题。凯恩斯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他的宏观经济学也建立在货币理论之上，以货币理论为中心。认识这一点，是理解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也是韦森《重读凯恩斯》一书的宗旨。
《货币改革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管理货币来稳定物价，进而稳定经济。《货币论》上卷从货币和信用对经济过程的影响进行了纯理论分析，下卷则从货币和信用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进行了历史的和理论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还在于货币和金融：“一九三〇年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证券市场崩溃以前的高息贷款对投资发生的阻碍作用，而证券市场的崩溃还是次要的。”在《货币论》中，凯恩斯论述了货币的本质、创造、价值，货币、利率对投资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并进而讨论了现代货币和银行制度。这一切的核心思想是从货币和利息的视角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问题。《货币论》出版后受到丹尼斯·罗宾逊（琼·罗宾逊的丈夫）、哈耶克等人的商榷和批评，于是他又写出了《通论》。《通论》继承《货币论》完成了他构建的宏观经济学体系。《通论》中推出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且在宏观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如总需求、总供给、有效需求、充分就业、边际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等等，但正如韦森所说：“货币是他分析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轴心变量。”《通论》中认为，引起经济周期的关键是投资。投资由企业家对资本边际效率的预期和利率决定。企业家的预期变化莫测，利率就是关键。利率由货币决定，这样就把货币与利率的关系作为决定总需求和就业的关键。正如凯恩斯本人在《通论》中所说：“在分析就业理论时，我主张使用两个基本计量单位，即货币价值的量和就业量。”可见货币是“因”，就业是“果”。经济周期、存在非自愿失业还在于货币。这就实现了货币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那么，从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看,如果我们要发展凯恩斯的思想,甚至形成凯恩斯主义,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呢？
凯恩斯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这就在于,他本人并没有建立今天我们熟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与构架,但他的“三论”,的确为宏视经济学的形成奠立了基础,这就是宏观经济学必须以货币理论为中心。在现代社会中,货币又发展为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实际是宏观经济的中心,从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与货币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只有将货币与金融渗透入总需求与总供给中,才能完满地解释宏观经济的运行,也才能从本质上理解宏观经济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寻求稳定经济的良策。离开了货币与金融,宏观经济学就是支离破碎的,缺了一根主线。
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成为一体的是国家干预,所以不少人简单地把凯恩斯主义理解为国家干预主义。但不应该忘记的是,凯恩斯绝不是完全否认新古典经济学以取而代之,而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补充与发展。换言之,他并没有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只是认为它不完善。因此市场机制仍然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国家干预不过是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使之运行更完善。不理解这一点,过分强调国家干预,甚至支持计划经济,结果就违背了凯恩斯的本意,国家干预过多或失误,反而破坏了基本的市场机制,其结果比完全的市场经济还坏。夸大国家干预的作用,往往是许多凯恩斯主义者的错误所在。
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于企业家的创新,因此凯恩斯的思想中强调了企业家的作用,他在《通论》中分析了企业家的乐观或悲观预期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危机正在于企业家的悲观预期。所以,无论在微观经济还是宏观经济中,主体都应该是企业家。认为宏观经济中主体是国家的观念并不是凯恩斯的。有些人浅薄地把凯恩斯对心理预期的重视称为“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这顶帽子凯恩斯戴着太大了。任何人的预期都取决于社会现实,企业家乐观也好,悲观也好,都不是无中生有的。因此,应该创造一个让企业家有乐观预期的环境。
过去我们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解为以财政政策为主，因此,也称凯恩斯主义为“财政主义”，但要记住,强调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举债,只是为了应对当时严重的大危机,并非长久的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早在《印度的通货与金融》中就重视货币管理,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之后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观点。许多凯恩斯主义者也认识到这一点，诺奖获得者、凯恩斯主义者莫迪利安尼曾说过,“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证明,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货币政策重于财政政策,这才是当代凯恩斯思想的发展。
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弗里德曼的想法是控制货币供给，采用固定比率的货币发行量,这一点看来有点简单化了。这就要回到凯恩斯内生货币的概念。货币供给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量，还取决于银行体系通过信贷创造的货币。这种货币供给实际上很难控制,又难以量化，因此还需要对金融体系中的银行进行监管与控制。当预期经济会下行时,可以放松管制,让银行创造更多的货币。反之,可以收紧管制,减少银行创造的货币。对金融和银行如何监管是一个大课题,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正在于对银行金融的监管失误。看来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还不是像弗里德曼说的那样直接控制货币,而是控制银行创造货币的机制。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凯恩斯思想中并不重视增长理论。对这一点,我的理解是,并不是经济不要增长,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中心应该是稳定经济,而不是刺激经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推动政府利用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这样做短期内的确有辉煌，但引起七十年代后的经济大衰退,可以说，把凯恩斯稳定经济的政策用于刺激经济是对凯恩斯的背叛。经济增长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非政府所能控制,用政策刺激正如服用兴奋剂一样,短期有效,但长期来看后患无穷,这也是夸大政府作用的一种表现。
读这本书可看出，韦森认真读了凯恩斯全集英文版中的前十一卷和十八、二十八、二十九卷。这本书的诠释部分甚多，对理解全书相当重要。写书有注是西方学者的习惯，也是认真思考的结果。本文重点在凯恩斯本人，评论的基本为第一编的内容，但第二编、第三编和附录也值得看，对理解凯恩斯思想来说，“在与哈耶克争论中思想的发展”和“凯恩斯对当代的意义”的论述极为有益。
此外，这里对第三编中“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做一点补充。第一，民国时介绍凯恩斯的还应该加上千家驹、罗志如，不应该有胡代光。胡先生一九一九年出生，民国时还不能称为经济学家。樊弘并非哈耶克的弟子，而是琼·罗宾逊的弟子，故在该书第一六〇页第一段最后一句话应该改为：“……如哈耶克的弟子、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蒋硕杰以及琼·罗宾逊的弟子樊弘等等。”第二，“文革”前的研究应加上樊弘、高鸿业，罗志如、严仁赓主编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第一册《凯恩斯主义》，这本书由中宣部主持，一九六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水平最高的研究凯恩斯主义的著作，尽管是以批评的极左形式写的，但毕竟全面介绍了其内容。第三，八十年代后介绍研究凯恩斯的著作不少，如陈彪如的《什么是凯恩斯主义》，但最重要的是武汉大学刘涤源主编的五卷本“凯恩斯主义研究丛书”。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是重要的，将来再版时或可充实这一部分。
（《重读凯恩斯》，韦森著，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二三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