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从来都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词，它和吃喝拉撒睡等直接关乎人类生存的词一样，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或者可以说，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记得不久前，有新闻周刊在讨论什么“国家尊严”、“大国尊严”，对此，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尊严首先是个体生命的事，如果千千万万个体缺乏应有的尊严，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家尊严呢？尊严源于个人，也最终归结于个人，只有具体的、活的、有生命的个人才会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尊严体现在日常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体现在每个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尊严总是和自由、自尊、自立等连接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当然，尊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在在长期的人类生活中逐渐发展过来，一步步处于变化之中的一个概念。古代背景下的尊严和近代以来的尊严，便有着许多不同的内涵。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异国超过15年，归国之初，他曾感慨地说：在这十五年中，中国的变化从物质到精神，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百五十年。其实，一部中国史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只是“立于不进不退之域”，直到戊戌以后的十五年，才由静而动，跌宕起伏，从古代迈入近代，十五年的变化之大又何止是超过一百五十年。以新生的近代知识分子为例，在他们身上，尊严获得了全新的内涵，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他们都不再匍匐在君主、强权和一切外在威武脚下，超越了孟子确立的“大丈夫”坐标，也超越了纲常体用之下的依附关系，完全确立了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自我价值。

1928年冬天，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挟北伐余威，大江南北，无不望风而拜，让他尝到至高权力的滋味，没想到安徽大学主持校务的刘文典教授，竟然没把他放在眼里，当面顶撞他。蒋指斥刘纵容学生，“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要从严法办。刘回敬“你就是新军阀”。恼怒之下，蒋下令将刘文典关起来。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奔走呼吁下，刘文典被关押了7天后获释。病中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想起三国时代祢衡击鼓骂曹操的典故，大为振奋，抱病提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这位当年的学生：

“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刘文典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安徽大学，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他担任国文系主任。值得留意的是蒋和国民党当局都没有干预，刘一直在名牌大学做教授，讲《庄子》，一样头角峥嵘，桀骜不驯。

刘文典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抗战期间，身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的张奚若被聘为国民参政员。有一次开会，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蒋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他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寄来路费和通知，他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抗战胜利后，大约1946年初，他应学生邀请，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为轰动的讲演，听众达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讲演前大声说：“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尽管蒋并没有因此为难他，但他要公开说出这些话无疑还是需要勇气的。这毕竟是冒着风险的，没有担当也就没有尊严可言，在这一意义上说，真正的尊严一定来之不易。

尊严往往体现在这些真实的故事当中。活的事实要比任何抽象的说辞更有说服力，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傲对强权，显示个性，那就是尊严。“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了河北北部，成立伪“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军要去他“谈谈”，他虽深知其中的危险，但毅然独自前往日本兵营。他在回忆录《西潮》中以生动的笔触记下了这样一番对话：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

夜色四合，他终于全身离开日本兵营，平安返回北大。他单身赴约，在日寇军营里，在威胁面前，能够如此从容，如此坦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临难毋苟免”。他做到了，什么是尊严？这就是尊严。我觉得，与其空谈尊严这个词汇，不如多看看前辈知识分子在危难时的表现，看看他们在不可一世的强权面前作出的选择。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到，任何尊严，都离不开有血有肉的独特的个体生命。一个由许许多多这样的个体所构造的民族自然也是有尊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