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3年1月初中毕业，双脚迈出绍兴一中大门那天起，我心里以为，与学校也许再不会有什么瓜葛。因为，单凭我初中二年期间的学习成绩，我当时升入高中，本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而我最终之所以与升读高中失之交臂，原因在于自己的父母，他们是受“文革”冲击的对象，家庭出身问题，对我而言，乃是“原罪”，它让高中的大门，对我沉重地关上了！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母亲当天对我说的一句话：你的学校学习生活已经结束，以后，你只好自学了！
于是我开始为果腹而挣扎于人世间，幸亏我母亲“文革”之前担任过绍兴市总工会下辖的工人休养所所长的经历，让她得以认识不少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拥有一定的人脉。她到处找熟人帮忙，希望能解决我的谋生问题，功夫不负苦心人，的确有人施以援手，先后给我提供了几份糊口的工作，先是在一家建筑队做了近一年的泥水小工，拌混凝土，提石灰桶，捆扎钢筋，给泥水匠打下手，又到制药厂拉了十多天的板车。应该说，我的运气尚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进了杭州啤酒厂绍兴麦芽车间，当上了季节工，每年10月干到次年的5月，工种是开机器筛麦，这是制作啤酒花麦芽的第一道工序，三班制倒岗，每天1元4角的报酬，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因为正式的学徒工每月工资才15元。另外，上夜班还有津贴，小夜班每天1角5分，大夜班每天2角，实在不无小补。
更走运的是，某一天傍晚，我母亲在她单位门口偶遇时任绍兴油厂厂长的高继生先生，拜托他解决我的工作问题，高厂长痛快答应，让我每年5月到绍兴油厂当季节工，从5月干到10月，如此一来，就和麦芽厂的工作衔接上了。2年后，在高厂长的关照下，我又成了绍兴油厂的常年合同工，每月工资36元，这是当时二级工的水准。
在油厂，我先后做过的工作，有浸出(用汽油通过复杂的工压榨提炼出油饼中的残余油分)、司炉工、炼油等，成为典型的多面手。我在油厂的合同工生涯一直延续到1977年9月，当时觉得，长期做合同工不是永远的出路，正好我们兄妹两人，我留城，我妹妹下乡的方案定下，我的妹妹，为我做出了牺牲。直到今天，我还感激于她那份骨子里的厚道。于是就选择留城工作的预备阶段……学工，进入了绍兴航运公司，工种是内河轮船上做售票员，专跑海塗线，单程一趟3小时，每天随船跑三趟，在此期间，高考恢复了，我虽然多年离开学校，但读书一直是最大的兴趣，像《爱的教育》、《缘缘堂随笔》、《安娜·卡列尼娜》、《雾雨电》、《沫若文集》、《水浒传》、《马凡陀诗歌》、《杭州山水的来历》、《史记选》、《曹操集》等古今中外书籍读过不少，文科方面的知识应该说还不错，于是跃跃欲试，花5角钱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那年高考有预试，考语文、数学二门，语文一科对我而言，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数学一科，我是一窍不通，交白卷出考场，所以，预试被淘汰，乃是一点悬念也没有。好在本来就不抱什么希望，所以，落榜对我来说，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失望。
该年11月，我结束在绍兴航运公司的学工，进入绍兴中药厂，成为正式在编的学徒工了，收入大幅缩水，变成了每月15元，外加2元钱米贴，但是，这毕竟是份正式的工作，内心还是挺高兴的。然而，一些平时一道玩乐和学习的朋友考上大学的消息传来，在替他们高兴的同时，也不免有些失落。他们中间有考上上海交大的，有考入浙大的，也有考进南邮的，令人羡慕不已。而自己尽管有了一份工作，但和他们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在中药厂，我的工种是最辛苦的岗位之一……改制，即把中草药在水里泡软了，用机器切成小片、小块，然后，摊在阳光下暴晒，晒干后装袋，交给粉剂车间打摔成粉末，再混合调制成“乌鸡白凤丸”、“桑菊感冒片”、“银翘解毒片”等中成药。基于躲避辛苦的念头驱使，更是出于和已经考入大学朋友攀比心理的鼓动，我决定继续努力，利用业余时间复习，为1978年的高考做准备。
绍兴中药厂不过是一个100多号人的小厂，改制车间更是只有5名正式工加上10多名外包合同工的小车间，但小环境非常好，主任倪师傅是位临近退休的老党员，平时为人不苟言笑，对下属要求很严，但是，对爱看书学习的年轻人，则是多有鼓励和支持。我的师傅茹婉珍，一位为人厚道善良、30多岁的大姐，她也像对待自己亲弟弟一样关心我。所以，尽管我当时无法脱产复习迎考，但是，在上班期间，我在忙完主要的工作后，是可以看书做卷子的。厂方对年轻人的高考也采取了宽容和支持的态度。每天在工作时间开放一个小时的公共电视间，让我们准备高考的几个年轻人，收看电视上的高考辅导讲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才能保持住良好的心态和上进的势头，为顺利迎接即将到来的1978年高考奠定基础。至今念及，我心里依旧是充满感激之情！
和1977年那次惨遭滑铁卢的考试状况一样，我当时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依旧是数学。通过各种途径找来的1977年各省高考数学考卷，我绝大部分连题都看不懂，更遑论解题答卷了。我只好花笨功夫，开始自学高中的数学教材，但没有老师指点，其成效也近乎等于零。我母亲听说其同事董先生有一个朋友，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遭遇“文革”厄运，阴差阳错被发配到绍兴柯桥中学执教，我母亲大喜过望，如同抓住救命稻草，拜托董先生帮忙联系，让我和我好友孟勤国，跑去离城关镇20多里地外的柯桥，找到这位老师，请求他点拨一二。
见面之后，这位老师就拿出柯桥中学的高考数学模拟试卷，让我们答题，测试我们的数学掌握程度，可结果是令人汗颜：我一道也解不出来，吃大鸭蛋一个，孟勤国的情况稍好一点，答出一道半题(所以，后来他的高考数学成绩比我高近20分，过了当年浙江省文科360分的重点录取分数线，考入全国重点大学西南政法学院) 。毫无疑问，这次测试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觉得1978年高考，是那么诱人，可又是那么遥远，那么让人绝望！柯中这位老师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沮丧，也同情我的处境，一再安慰我：考文科，数学不是最关键的，还是把其他科目复习好，来补数学的亏空。同时，他也告诉我，在短短1、2个月里要全面补习数学根本不现实，所以，在数学的复习上，就要有所选择，重点学指数、对数、平面几何这些稍容易的内容，能抢下几分算几分。现在想来，他的点拨真的十分中肯，非常及时，完全合符《孙子兵法》“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抓重点的道理，避免了出现面面俱到，而面面不俱到的困扰。
幸运的是，1978年的高考有了重大的改革，不再搞什么初试了，而是一考定终身。考试的科目，也成了5门：数学、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五门科目中，除了数学外，我对其他几门都是有信心的。现在想来，这是我最后能混入大学的关键性机会，如果还是像1977年有数学、语文两门的初试，1978年的高考，我同样会名落孙山。被挡在大学的校门之外，然而，这一次，幸运之神眷顾我了！
高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感觉到自己还是没有准备好，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上考场的，无欲则刚，由于我没有什么精神压力，所以，能正常发挥，数学卷，指数、对数，平面几何解答了出来，其他的题目，自然是付诸阙如。语文，考得不甚理想，作文是缩写一篇文章，结果画蛇添足，文字没有压缩在规定的字数之内。政治、历史、地理的卷子，我以为相当简单，像人类社会经历了哪几个社会形态，官渡之战这样的名词解释，答起来很是轻松愉快。
到了8月份，高考成绩揭晓，我的考分，既无痛苦的失望，也没有意外的惊喜，就是正常的结果：数学：28.8分，语文：68分，政治；84分，历史：90.5分，地理：86分。总分：357.3分。那一年，外语不计入总分，我也去试了一下水，得26分。这在当时，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因此，进了大学后，我被分入了英语的快班。只是本人无语言方面的天赋，40年过去，英语依旧没有什么长进。
高考分数公布后，就进入了漫长的等待。这时候，自己的心态也起了微妙的变化。之前，对自己能否考上大学，毫无信心，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压力，但此时，觉得这样的分数，已能够正常被录取，所以，就患得患失，变得焦虑起来。9月中旬，孟勤国收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在祝贺朋友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录取前景而牵挂着急，尤其是9月下旬听到有人说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已发出，而自己这里，消息却依旧是杳如黄鹤，这不免让我情绪极其低落、寝食不安，坐卧不宁。我母亲见我这种丧魂落魄的样子，一再安慰我，能够上大学当然是最好，然而，即使落榜，毕竟已有工作，也不必太难受，日子总是可以过下去的。不过，我心里明白，她心里其实比我更着急，心情比我更为难过，因为以我的高考分数，如果真的在录取问题上发生了意外，那就不是单纯成绩本身的事，而是有其他因素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力量。
不过，落榜的悲剧毕竟没有发生。那一年10月2日的晚上，在厂里假期值班的师兄小何，来到我家里，带来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山穷水尽，终于翻转为“柳暗花明”。我的人生，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