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莘莘学子求学生涯中一段难忘的时光，伴着书桌前的苦读，赶考路上的辛苦，等待发榜时刻的焦虑。翻翻民国大师们的回忆，会发现他们也在“高考”时发生了不少有趣而难忘的故事，让人读起来忍俊不禁。

他们如何选择大学？

不同于现在统一时间、统一命题的高考形式，民国时期大学招考在相当长的时段中（1912—1937年）都是各校自主命题、自主招生的。1938年，教育部设立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进行全国统一高考。然而这一统一考试仅实行3年，就因抗日战争的影响而被迫中断了。

在自主招生的年代，各大学根据自身情况，独立组织招生、命题和录取等工作；对于学生来说，考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选定目标学校。

民国时的大学，有公立（国立、省立等）、私立和教会办学等，知名的国立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私立大学中闻名的有南开大学；教会大学中有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对于中学毕业后立志升学的学子们来说，提前做好功课，研究各校的招生条件和考试时间就很重要。

一般来说，各大学会在报纸上刊登招生广告，如当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申报》的广告栏上就登有上海及南京的大学或高等学校招生的广告。作家茅盾回忆，当时他母亲订阅了《申报》，上面登载着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的广告。1913年夏天，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改名后第一次招收预科生，而且当年第一次到上海来招生，这对于长江以南各省想考北京大学的中学毕业生，着实是一大方便。当年茅盾只有17岁，独自出远门求学让人有些不放心，他母亲考虑到家里表叔在北京财政部工作，儿子去北京读书也好有个照应，便让茅盾去报考北京大学。[1]

各校独立招生，招考时间不同，考期一般会错开，为了增加考上大学的概率，许多考生选择多校投考。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立志升学的他在考前做足了功课：翻阅了当时差不多所有全国有名气的高等院校的章程和招生简章，选定了北京的清华学校、北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作为投考的对象。[2] 他选择学校主要从学校的声望来考虑，在他选择的学校中就涵盖了国立、私立和教会学校。

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大学相对集中，也是考生赶考的主要目的地。据季羡林回忆，当时的北平有十几所大学，还有若干所专科学校。到北平来赶考的学子，总共有六七千或者八九千人。考生心目中列在大学榜首的当然是北大和清华，当时全国到北平的学子几乎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毕竟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但是，两校录取的人数毕竟是有限的，在五六千名报名的学子中，清华录取了约两百人，北大不及其半。

幸运的是，季羡林当年被北大、清华同时录取了，两所学校都是名校，究竟该如何取舍呢？“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据说这是北平每一位学生所熟知的话，也显示出同为名校的北大、清华等学校风格的差异。

北大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也是近代高等教育的开始。初期学校的监督及以后的校长，均为当时官僚充任或兼任，不少学生也把进大学堂念书看作仕途晋升的捷径，因此学生中也多有官僚气和暮气。

而清华的背景则相当不同，清华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当时美国出于种种考虑，退还清政府一部分“庚子赔款”，指明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于是才建有这所学堂，专门培养青年到海外留学。晚清时候，不少保守官僚家庭对于送自家子弟出国留洋尚有一丝顾虑，担心受到所谓西方思想熏陶的青年回来成了“剪辫子”的革命党。而随着民国建立，社会风气逐渐转变，政界、学界、工商业界渴望一批有新知识、新理念的青年来服务和建设，于是早年那批青年学生留美若干年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科学家、工程师等专业人士，有的还做了大官。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国留洋成为不少青年向往的目标，清华也变得相当热门。

季羡林同当时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学习，因为他看到出国“镀金”以后方便回来抢到一只稳稳当当的“饭碗”。于是，被北大和清华同时录取的他，在权衡利弊后，选择了更容易出国的清华。[3]

除了这些国立名校，几所教会大学也颇为抢手。如北平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这些学校历史较久且设施完善、校园环境优美。学校主要采用英文授课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的英文训练很有助益，他们毕业后无论出国留洋还是谋职都更为便利，因此这类学校也颇受一些沿海地区学生家庭的欢迎。不过，这些学校往往收费不菲，一年一两百大洋的学费，对于普通人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因此一般老百姓家的学生是不敢轻叩其门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回忆，当时他曾同时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由于圣约翰大学费用昂贵（一个学期就要200多银圆），他考虑家庭实际情况，已准备放弃而转去南京求学。结果她姐姐同事听闻这情况，劝说她姐姐：“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最后借钱给他上了圣约翰。[4]

当时上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是一笔相当昂贵的开支，囊中羞涩的学子们如果想继续升学还有什么法子呢？其中一个就是入师范学校读书，有些师范学校不仅能免除学费，还解决学生食宿，也不失为清贫学生的一条升学之路。

辛苦的“赶考路”

确定了投考学校，就要按照学校的招考时间和条件去赶考。虽然民国不像古代考科举那么辛苦，不过就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赶考也是件折腾人的“体力活”。

语言学家赵元任刚开始在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读书，他家住在常州，南京与常州两地虽不远，但他第一次去南京时，从家到南京就得水陆换乘，整个行程颇为周折。他先是乘小火轮东行至苏州，然后换乘较大轮船到上海，在旅馆住一夜，最后再换乘扬子江大轮船前往南京。

因为大多数学校除了在学校所在地设考场之外，还会在上海、北平这样交通方便的大城市设考点，对于大多数非本省赶考的学生来说，赶考路就需要跨省，显得更为漫长了。当时季羡林从老家山东到北平投考学校，他记得到北平赶考的学子，几乎全国各省的都有，连僻远的云南和贵州也不例外。北大早年毕业生杨亮功（后为知名教育学家）回忆，他从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后，便计划北上作升学准备。由于他是初次出远门，父亲伴他由乡间到县城。他们与同行赶考的4位同学搭伴，一路由巢县搭小轮，经芜湖，乘大轮，到南京，转津浦铁路北上。路上大家相互照料，减少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而对他来说，有个曾进京参加过殿试的父亲对于沿途情形给予指示，也是相当幸运的。

在考期安排方面，为了方便考生应考，各校会尽量地错开。一个考生也尽量地参加不同学校的入学考试，增加被录取的机会。在到北平投考的考生中，一个人同时报考六七所大学的不在少数。陈岱孙本人在1918年春投考时，就依照所选择几所学校考期的先后，为自己排出一张应考表。其中清华考试时间较早，陈岱孙从老家福州赶到上海参加的第一场就是清华的考试，而其他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晚至七八月才举行，他也只好做第二次、第三次来沪的准备。

每个大学不仅考期安排不同，考试场次也不同。热门的如北大和清华当然只考一次。但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据季羡林回忆，一个暑假就招生四五次。“每年暑假，朝阳大学总是一马当先，先天下之招而招。第一次录取极严，只有极少数人能及格；以后在众多大学考试的空隙中再招考几次；最后则在所有的大学都考完后，后天下之招而招，几乎是一网打尽了。”[5] 季羡林评论，这种做法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因为考试报名费为每人三元大洋，这在当时是个不菲的数目，等于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费。替各位考生来算笔经济账，参加一次考试的报名费、路费，再加上食宿等等的各项开销，花费还真是不菲。

考场上的“拼搏”

即使有勇气报考那些声名在外的名校，要想考进去却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筛选淘汰学生，各校在招生考试上可是严格把关。

周有光回忆他参加的圣约翰大学考试一共要考6天，考试时间是上午9—12点，下午1—4点，一天6个小时，笔不停挥，题目多得连打稿子的时间都没有。而且6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是用英文书写。

茅盾回忆他当年参加北大预科的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的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个上午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与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这样看起来，北大的考试称得上是中规中矩，重点在于考察学生的基本功。

清华毕业生刘曾复回忆，当时报清华的人很多，淘汰率很高，平均2000人报名也就取200人。要准备清华的考试就相当不容易，因为清华的考试是全面考查的，国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科目都考，一共9门。为了应付这种全科型的考试，在家闭门复习一年半载的考生也不在少数。那么当年试题的难度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1933年清华入学考试的那份试题吧。

本国历史地理

填空题：中国最大之米市在_________；最大之渔场在_________；陶业最盛之地在_________；产大豆最多之地为_________；产石油最富之地为_________；贸易额最多之商埠为_________。

世界历史地理

填空题：欧战的结果为_________国破裂，_________国、_________国疆土削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国新兴。

高中物理

解答题：一飞机距地面1000呎（foot），其速率为每小时100哩（mile），正对某阵地水平飞行，设欲炸毁该阵地，问飞机应飞至何处，将炸弹掷下始能有效？并绘图说明之。

高中代数解析几何

解答题：若数种二次曲面系由直线移动而成，试列举其名。

高中生物

解答题：试述孟德尔氏之遗传定律并举例说明之。

高中化学

解答题：试述冶金法之普通原理。

英文

作文题：Retell in English an incident from the San Kuo Chih （About 150 words）.

要求考生用大约150个单词的英文短文复述《三国志》中任意一个片段。

这些试题看起来难度或许不是很高，但要考察的知识却不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一样都不能少。而且清华的出题比较注重灵活性，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活学活用，一般押题还是很困难的。清华毕业生郑林庆（后为机械设计专家）回忆1936年他参加的入学考试，其中数学、地理题让他记忆尤深。数学考试有这样一道题：一条铁路有20个车站，铁路局印车票的时候，一共要印多少种车票？解答这个排列组合的题目既要理解概念，也需要动脑筋，这正是出题者的用意。这样的考题，抱着三本统一的《入学指南》死背的考生就应付不来了，因为它在知识之外还考逻辑思维。

清华入学考试中最出名的一道试题大概就是1932年的国文题了。那次的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这个题目很自由，你可以没有做梦，也可以真的做了梦，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也可以说自己的志向；还可以给学校提要求，如你理想中的学校是怎样的，怎么写都可以。对于这个作文题，曾经同时报考清华、北大的季羡林有过这样的比较：“那一年，北大出的国文作文题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两校对照，差别昭然。……我认为北大是深厚凝重，清华是清新俊逸。”[6]

1932年清华国文考试另外出的题目是对对子题，这在后来引起不小风波，且被人们不断演绎。当时的两个对子一个是“孙行者”，一个是“少小离家老大回”，题目是陈寅恪出的。当时陈寅恪受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委托来命题，他在查阅清华以前的试题后，认为国文考试中对对子这样的形式还未有过，便出了上述试题。

未曾料想，这道试题竟成了一时热点。清华的考试原本就备受社会舆论关注，而在当时提倡新文化的大背景下，有些人就反对陈寅恪这个做法，认为当时已经开始作新诗了，干吗还要对对子。为此，陈寅恪还专门写文章出来解释过，他认为“对对子”最能表现中国文字特点，考题中出对子，能测验考生四方面的素质：词类之分辨；四声之了解，如平仄之求其和谐；生字Vocabulary及读书多少；思想如何。

那么，这道大师出的“难题”，当年参加考试的考生们答得如何呢？据参加考试的刘曾复（后为生理学家）回忆，和他一起参加考试的段学复（后为知名数学家）是学数学的，对的是“祖冲之”，还有一个他师大附中的同学朱宝复（后为水利工程专家），对的是“胡适之”，而他自己对的是“韩退之”。这道题出得让他颇为欣赏，因为懂得对对子、懂得平仄是作诗的基本训练，而且考题也挺有思想性。

对于“孙行者”这道考题，出题人陈寅恪心中最满意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这一点也是众说纷纭。在他给刘文典的信中，陈寅恪曾说，一年级新生，对孙行者最佳者，当推“王引之”。因王为姓氏，且“王父”即“祖父”之解，恰与“孙”字对，引字较祖冲之“冲”字为佳。而“少小离家老大回”则未见有很满意的答案，如“匆忙入校从容出”只能算差可[7] 。不过若干年后，陈寅恪回忆此事，却说他以“孙行者”出题，希望应试者回答的是“胡适之”。拿人名向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开个玩笑，可能也真是一时的狡猾。不过猜中他心思的学生倒也不少，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金榜题名的“幸运儿”

经过辛苦的备考赶考这番折腾，最重要的时刻就是揭榜时分了。等发榜的日子让人心焦，好在学校评卷效率还是很高的。6月中旬参加清华考试的陈岱孙7月初就得到清华的录取通知及全部录取名单。幸运考上的他也省却了之后继续考试的麻烦。

当时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发榜是件非常隆重的事，录取名单会公布在报纸上，翘首以盼的考生便赶紧去查自己的名字。考上的学生自然欢天喜地去庆祝，考不上的可能就要等来年了，那样的场面真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清华机械系毕业生白家祉清楚记得，当年他投考清华第一届“清寒公费生”，发榜时名单中包括公费生十名，而当时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到了晚上，邮差送来薄薄的一封信，通知他考取了“备取第四名”。备取的意思相当于候补，他解释说，这说明他的成绩还在公费生录取线之内。但备取必须前面有人退出才能依次递补上，清华这样的热门学校自然少有机会，当年他也没能被录取。没考取的心情自然相当难受，好在他用功复习，第二年成功被录取了。

报考了北大的茅盾回家后，天天留心看《申报》，因为录取名单将在《申报》广告栏刊登。等了约一个月，录取名单果然刊登出来了，可是仔细一看，登出的名字却是“沈德鸣”。茅盾考学时用的名字是“沈德鸿”，家里猜想鸿、鸣两字字形相近，大约是弄错了。幸而不久，学校来了通知，这才知道他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当年考上大学在地方上也是光耀门楣的第一大事，如果考取的是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更是如同旧时代点了翰林，旁人的眼光都高看一等。而对学子们来说，迈入各自的大学，迎接他们的，将是有别于中学时代的一个新世界，他们在大学里求知识、交朋友、开眼界；他们的大学时光有的充实忙碌，有的自得其乐，而这些都成为多少年后弥足珍贵的难忘回忆。

[1]李子迟：《上学记》，济南出版社，2010，第23页。

[2]陈岱孙：《往事偶记》，商务印书馆，2016，第41页。

[3]冯友兰、胡适、朱光潜等：《那时的大学》，国际文化传播公司，2015，第23—24页。

[4]周有光：《超越百年的人生智慧：周有光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第19页。

[5]季羡林：《清华园日记》，青岛出版社，2015，第200页。

[6]季羡林：《清新俊逸清华园》，《光明日报》2001年3月23日。

[7]陈寅恪：《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