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0日，我在北京远郊密云山区参加高考。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就是北京地区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那天，试卷展开，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感觉那题目好像专为我准备的，一年来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我代表全体下乡知青在动员会上的宣誓，下乡头一天的不眠之夜，第一天干活的情形，“龙口夺粮”的日日夜夜，还有复习高考的点点滴滴、分分秒秒，一年来的希望，一年来的苦恼，一年来的欢乐，瞬间都涌向笔端……
这年初春，乍暖还寒，北京三里屯第二中学租用两辆大公交，把我们送到密云山区。一大早出发，大概走了五六个小时才到达塘子公社。前焦家坞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栋早已等候在那里，他简单地向大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就陪我们到了前焦家坞大队。进村的时候，差不多已是傍晚时分。大队党支部书记辛守臣迎接我们，介绍了一下大队的情况，宣布了分配名单，把我们一行80多人分散到11个生产小队中。知青宿舍还没有盖好，先暂时住到老乡家里。那天晚上，我和好几位同学睡在老乡家的大炕上，全身爬满虱子，瘙痒难耐，没有睡踏实。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在知青宿舍前合影，前排中为本文作者
我们是在临行前几天才确知要到塘子公社插队。任务下达后，很多人忧心忡忡，不愿意离开城里。我则异于是，很高兴有机会到广阔天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离校时，我到派出所办理户口转移手续，看到介绍信写着自己的身份是非城市户口时，内心还是狠狠地紧缩了一下，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勇敢地走下去。
临别之际，母亲伤心落泪，她不仅担心我的未来，更叫她难受的是，我父亲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把祖辈传下来的农民身份转为城市户口，到我这儿，又变回了农民。他们一辈子的奋斗结果，现在归零了。
第二天一大早，就得下地干活。我们从小在城里长大，读书期间虽然有过学工、学农、学军的经历，但毕竟还是学生，人家还有所照顾。而今不一样了，学生装已经脱下，要和当地农民一样干活，没有人会认为你是城里学生，就会照顾你。日出时分，所有社员一早就集中到麦场上，由小队长派活。我们春天来到农村，起圈、撒肥、春耕、播种、间苗、除草是最主要的活儿。生产小队长派活的依据就是你的劳动技能、身体状况。间苗锄地、跟车撒肥，是比较轻松的活儿，通常派给女社员。即使这样，女知青也受不了。每人一垄，一蹲就是半天。老乡很快就干完，收工回家。女知青哪里蹲得住啊，最后干脆跪下来干，裤子都磨破了，膝盖处斑斑血迹。
男社员多是脏活累活。譬如起圈，两脚踩进泥乎乎的猪圈里，用大方铁锹往外铲肥，身上全是猪粪。我下乡的目标比较明确，所以干劲十足。那年5月，我们在潮白河边上的黄狼峪山坡上开垦条田，手磨出五六个血泡，就用手绢包起来，继续干活。壮体力通常10分。知青通常6到8分之间。我表现不错，很快就被定为9分，在知青里是最高的。我们大队算是比较富裕的，分值9毛钱，如果天天出工，每月可以挣20多元钱。一年以后，我离开农村时，扣除头年口粮，还剩下70多元，便是我全年的纯收入，给父母、妹妹买点衣物，也就所剩无几了。
后来，大队盖了三排砖房，知青集中在一起住。一个房间三到四人不等，队里还派了一位管理员负责我们的食宿。我们的管理员个头很高，黝黑的脸庞，沟壑纵横。他总是弓着腰，出门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我们都叫他“老管”。他的主要任务是做饭。同寝室的王志刚擅长做饭，也派过去当二厨子。我们的主食只有窝头，青菜加咸菜，还有漂了几片油花的酱油汤，很少见到油腥。只有农忙的时候，才能吃到白面馒头。那时，我一顿能吃五六个馒头。我们小队的李志华饭量不大，常把省下来的饭票给我。在农村，这样互助的事很多，在孤单劳累中还可以感受到一丝温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们实在太馋了，有一次胡小力就偷了一只鸡。王志刚借职务便利，从食堂顺了一点佐料，深更半夜，我们用洗脸盆把这只鸡给炖了。
不久，我被选为大队团总支副书记，团总支书记刘建新和我年龄相仿，给人的感觉很憨厚。另外一位副书记是女同志，叫宋立君。她和刘建新一样，都是返乡青年。三人组成了一个团支部，经常在大队广播室碰头商量工作。宋立君脸上略有雀斑，总是很严肃的样子，说起话来一本正经，有点像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女班长谢慧敏，让我敬而远之。广播室的女播音员很招人喜欢。下乡的第一天，就听到她甜美的嗓音，不免很好奇。她爱穿红衣服，个头不高，圆圆的脸蛋，红扑扑地放着光，笑声爽朗，充满青春活力。中学时，男女同学不敢单独说话，怕人笑话。到农村后，逐渐打破禁忌，开始有了接触，相互照顾，难免产生各种复杂的情愫。那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我创作了一首《知识青年怀念毛主席》的诗歌，她在广播站作了配乐朗诵，令我很感动，我有事没事，总是找机会和她说话。母亲来乡下看我，很敏锐地发现了“敌情”，严肃地跟我说，与女生要保持距离，决不能在农村谈恋爱。母亲的提醒让我一激灵，好像感觉到问题的严肃性。从此我便克制自己，尽量少往广播室跑。多年后，听李春波唱《小芳》，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位穿着红衣服、爱说爱笑的女播音员。可惜，她叫什么名字，我都忘记了。
再后来，我又被选为知青先进代表，到公社参加大会，事实上成为了这里北京知青的领袖。此前，北京密云二中的部分知青在这里插队，他们常常抱团欺负我们这些后来者。见此状况，我们合计着也要抱团争夺地盘。经过几次比较“血腥”的群殴，我们人多势众，最终占据上风。以后的日子，波澜不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时光平淡无奇。
过去把农村想得很美好，真正当了农民，才感到落差太大。春天已经够累，到了夏天，特别是6月中下旬，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十天内将小麦全部收割完毕，运到麦场上脱粒。我们管这叫“龙口夺粮”。那些天，通常凌晨两点出工，晚上八点多才收工，有时通宵干活，非常紧张。刚下乡那会儿，我还趴在炕头写一点文字，个把月以后就坚持不住了，一天下来，累得一点劲儿都没有。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面前，理想啊，抱负啊，其实都不如待在家里吃一顿好饭。
我常常躺在地头，望着蓝天遐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城呢？因为渴望回城，就拼命干活表现自己。越是这样，文学的梦想就离我越远。那年“三夏”最高潮时，我刚吃过晚饭，正准备下地抢收小麦，大喇叭突然喊我的名字，我踏着月光来到大队部，会议室里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栋、团总支副书记宋立君，还有几位不认识的干部模样的人，看样子，就等我一人了。
刚落座，刘栋就说：“跃进，交给你一个任务，后天是‘七一’，你写篇稿子，全大队要印发，公社要用。这几位就是公社来的……”
只有一天时间，怎么写呢？刘栋看出我的心思，说：“明天不用出工了，集中写稿子。”
我理解领导的好意，但我想，作为一名团干部，在这样一个“龙口夺粮”的关键时刻，是不能落在别人后头的；而这又是一个表现自己写作能力的机会，我必须接受任务。于是我当即向领导表示：照常出工，不能耽误工作，一定完成写作任务。
这天夜战回来，已经是凌晨两点，我借着微弱的灯光，趴在炕沿上起草文字。第二天午休片刻，继续写作，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文章的题目叫《以实际行动向“七一”献礼》。那时，我几乎是一种无我的状态，不知疲倦。即使脱皮掉肉，也心甘情愿。“七一”过后，精神略有松弛，身体就垮了下来。躺在炕头，我想到了那些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真叫人羡慕。在商店里当售货员也是我向往的工作，每天打酱油、卖杂货，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该是多么惬意。经过“三夏”磨练，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劳动改造，争取到工农兵学员的资格。至于文学的梦想，早已像天边的游云，渐渐散去。
那年七八月间，盛传要恢复高考，当然还有很多政策限制，说报考者必须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我们刚刚下乡，自然没有希望。9月，得到正式消息，应届毕业生都可以报考。20多年后，我整理资料，看到罗建华采写的《刘西尧：小平同志重启“高考之门”——教育部老部长刘西尧回忆恢复高考》（《长江日报·长江周末》1998年2月6日），知道实际情况和当时的传言差不太多。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77年8月4日召开科教界座谈会，有代表正式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1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会议，正式决定恢复高考。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决定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不再由群众推荐。当然，所有这些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是那年秋天才明确自己可以以同等学力身份报名考试。屈指算来，距离考试已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了。
10月下旬，我借口到县里开会，悄悄地翻墙头、走小路，就像小偷一样，偷偷地溜回家中寻找复习材料，还抽空拜见了来北京改稿的复旦大学王继权、潘旭澜老师，略微知道了一点高考的知识。他们回到上海，还寄给我一些复习材料，嘱咐我如何复习，怎么答题。20多年以后，我曾多次去复旦大学看望王、潘两位老师。而今，这两位老师业已离世多年。抚今忆昔，叫人感念不已。
初秋时节，休整农田，主要任务就是推土方，每人有固定的土方，完不成扣工分。扣工分倒无所谓，关键是怕影响名誉，影响未来分配。所以，我白天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到各生产小队参加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活动，每天晚上几乎要到10点以后才开始复习，困了就和衣而睡，凌晨三四点用凉水冲冲脸，继续复习。从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是我最为艰苦的时期。后来，为了找地方复习，我便把知青点值夜班的任务包下来，一天到晚，没有按时睡过觉，困了就眯一会儿，每天的睡眠不足3小时。
北京的高考，统一安排在1977年12月10日开始。
那两天，密云山区，晴空万里，但寒冷异常。考试那天，东方刚泛起一抹鱼肚白，我就从被窝里爬起来，独自漫步在寂静的西陶，想让自己清醒一点，再突击一把。不远处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那样孤寂；还有那条白练似的水库大坝，有些凄冷。辽阔的麦田里，麦苗在寒风中战栗着。就像临战前的寂静，远处不时传来几声寒鸦的啼叫，也会叫人莫名惊悚。在空旷的原野，我大声地背诵着备考的题目，寒风不时把我噎得喘不上气来。
袅袅炊烟升起来的时候，我回到知青点。这时同学们也都陆续起来。前焦家坞大队参加高考的有50多人，我们相约到汽车站集合，结伴步行，雄赳赳气昂昂，走在清冷的大路上。考场设在塘子中学，我们到时，早已人山人海，叫人感到无形的压力。
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文科生考史地。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中午没有地方休息，大家就蹲在墙根下，啃着凉馒头，享受着寒冬的阳光。平时，都要出工下地，回来就啃窝头，哪能享受这样的闲暇! 下乡前，看了很多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挺向往。真正当了农民才知道，那是作家笔下的虚构。最后一门是语文，打开作文试卷，那题目确实让我百感交集。作文是如何构思的，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题目却牢牢地印在心底，无法抹去。1977年的经历，对我来讲那是战斗的一年，是我真正了解社会的开始。
走出考场，已是夕阳西下，天还是那样寒冷，但我们的心热乎乎的，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回去的路上，见山说山，见水说水，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十几里的山路，似乎凝聚着过去一年的风景，不知不觉地就走完了。“有客放舟芳草渡，何人吹笛夕阳楼。”20多年以后，北京师范大学为郭预衡教授祝贺八十大寿，我们前去祝寿，先生给我写了这个条幅，告诉我说，1977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目就是他拟定的。当时，我就像找到了“芳草渡”一样的激动。
考试结束，转眼就到了1978年。
那年春节，我是在忐忑不安而又异常忙碌的状态下度过的。一过新年，很多知青早早回到北京准备过年。而我不知考试结果，不知是否还要继续在农村奋斗。猜想着就快有结果了，我于是决定这个春节和老乡一起度过。那年春节好像是2月7日。我名义上是看守房子，实际上是等通知。
大年三十那天一大早，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栋突然找到我，提出想到北京城里作知青家访，责我陪同。于是在年三十回到城里。除夕之夜，刘栋住在我们家，家里人都感觉突然来了一个可以决定儿子命运的领导，不知该怎么款待才好。我又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考试结果。总之，好像过得很不自然。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就是挨家挨户地走访。各家的招待大体一样，都是三两瓜子、半斤花生，然后就是一点点水果糖。生活好一点的，还备点水果。印象比较深的是到一个张姓同学家，父母格外殷勤。那年参加高考，这位同学起得晚了一点，步行已经来不及，就想搭车，在路上截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为此，他与司机发生口角，动手打了司机。结果耽误了考试，还受了处分。这在当时，就意味着他很可能要比别人在农村多待上若干年，甚至终身务农。父母见到大队副书记，如同见到救星，几乎是哭着向刘栋反复赔礼道歉，恳求他原谅自己的儿子。那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时隔30年，我又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才知道刘栋也早早离开了人世，已无法知道他当时是怎样想的。
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十频道播放了一部名为《似水流年》的专题片，选择有代表性的事件、人物，记录20世纪中国人过春节的特殊经历和心态。其中，1978年春节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对我的采访，旁白说：“1978年的春节，京城有个叫刘跃进的人，在焦虑地等待着大学录取的通知。”
此后十多天，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心里忐忑不安。2月27日，借口去公社递交团总支汇总的入团志愿书的机会，我借“老管”的破自行车赶到公社，看通知是否下来了。公社知青办公室曹淑英老师说，通知已经发出，取信的人还在路上。听到这个消息，我的血液一下几乎凝固了，什么都想到了，又什么都不敢想，总之是胡思乱想，脑子里一片空白。
走出房间，徘徊在尘土弥漫的大道上，凛冽的寒风让我感到略微清醒。我踱步走进小邮局，坐在长凳上，做了几下深呼吸，拿出纸笔，信口胡诌了几句诗。刹那间，我感到时间停止了，地球也不转了。回到知青办，信使还是没有回来，但屋子里已挤满了人，多是其他大队的干部，也来等通知书。有几个人开会时见过，我心不在焉地和他们打声招呼。其中一人对我说：“小刘，你就等通知吧，没有问题。”
我赶紧答道：“不是不是，我是来交大队汇总的入团志愿书的。怎么，你也等通知吗？”“是啊！”他很神气地点点头，“据可靠消息，我已被北大录取。”瞬间，我被羡慕感融化了。正说着，取信的老孙走进办公室。人们一涌而上，把他团团围住。老孙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拿出一大摞信件，一个一个地念着名字。我躲得远远的，不敢靠近。人就是这样奇怪，你渴望的事情突然降临的时候，往往会产生错觉。我正发呆，突然一个声音喊道：
“刘跃进，南开……”
我不相信，站着没有动，喃喃自语道：“别起哄了……”
公社知青办的曹老师拉着我的袖口，兴奋地说：“真是你的，快去接通知啊。”
我这才相信，好事就这样降临了。我忐忑不安地接过通知书，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半晌说不出话来。跑出知青办，直奔邮局，给家里挂了长途告知这个好消息。
在返回大队的路上，我手舞足蹈，引吭高歌，恨不得要把自行车举起来。
进了村口，看到红砖灰瓦的知青宿舍，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第一排是食堂、仓库。第二排是新知青的男生宿舍。第三排是老知青的男生宿舍。后两排是女生宿舍。刚走到第一排房前，就碰到好几个同学，都知道我去取通知，一下把我围了起来。
赵军问：“接到通知了吧？”
我说：“是。”
随后就听到周围啧啧不已的赞叹声。
王小刚、蒋朔见到我，问是哪个学校。我兴奋地回答说：“南开大学。”那一瞬间，感觉真好。
我正要回宿舍，张玲拿着饭碗过来，一见我，先问了我的学校，然后又问：“没有其他人的通知吗？”
听说大队仅有我一人的消息，她脸上顿时布满阴云。我后来知道，她报考了复旦大学数学系，同济大学曾征求她的意见，问她是否同意调剂到同济大学土木系。她当然同意，但怎么没有通知书呢？我赶紧告诉她说，可能明天还有一批。她没有说什么，低头离开了。
第二天上午，大队党支部书记见到我，拿着信封问：“你知道张玲住在哪个房间吗？这是通知书，给她送去吧。”
张玲接到通知，很平静地问我：“你什么时候办手续？什么时候回家？”
我说：“就今天下午，办完了就回去。”
张玲说：“你到我家说一声，叫他们来帮我拿行李。”
后来，她又决定和我一起回去。2月28日下午，我们到大队公社办理了各种关系，本想赶下午五点的火车，办完手续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只能再多待一天。那天晚上，几乎是全体知青同学都来为我们送行。
众人散去后，我又到大队部，正好大队党支部书记辛守臣、副书记刘栋、团总支书记刘建新等几个大队干部都在那里，又和他们交谈了很久。他们同样给了我很多祝福和希望。
回到宿舍，我收拾好简单的行装，上床睡觉。想到一年来的经历，想到这是以知青身份在密云山区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思绪万千，根本无法入眠。夜里，我走出房间，望着夜空，胡诌了四句诗：“担心复担心，片刻不安宁。心绪乱如麻，彳亍月下行。”
终于熬到天亮。王志刚、胡小力给我买了点心，章骏还把他心爱的钢笔送我留作纪念。他们陪着我，王小刚、蒋朔等同学陪着张玲，一起到东柏岩火车站。
那天上午，初春的阳光，明媚怡人，天空湛蓝湛蓝的，空气中都弥漫着香甜的味道。火车启动的瞬间，我的眼眶湿润了。
本文作者（前排右）
与王志刚、胡小力、章骏合影
1977年3月24日下乡，1978年3月1日，我终于离开“广阔天地”，告别了“战斗的一年”。
从此，我的人生翻开新的一页。那时，我还不到20周岁。
二则
（一）
我到南开大学报到的当月，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按照组织原则，前焦家坞大队党总支副书记刘栋还代表当地组织给我出具了一份鉴定意见。他来信说：“你的鉴定已给学校党组织邮去了。鉴定里的内容都是实际情况。的确，全体干部群众对你评价很高，这都是和你自己的主观努力分不开的。望你继续努力，在新的单位一定靠近组织，团结同学，发扬成绩，克服不足，也就是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虽然和你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对你比较了解，相信你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问题，能够遵守各方面的规定。但这还不够，还要在社会上多开展活动，多经受锻炼和党组织的考验。在党中央华主席的领导下，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可靠的接班人。原来准备把你放在这一批（发展党员），可是工作需要没能来得及，已经把你的情况和支部的意见写给学校党委。”这是组织上给我的鉴定。
上大学后第一次回乡时在潮白河畔留影
（二）
1979年9月3日接到大队团总支书记刘建新的信，他告诉我他已落实政策，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1979年参加北京招工考试，被北京公安学校录取，后来在县政法委工作。2006年，我回到前焦家坞村寻旧。原来的住房早已翻盖多次，而今，这里已经成为幼儿园的所在地。当年的老支书辛守臣就在这里看门，当年的副支书刘栋早已去世。团总支副书记宋立君现在在密云三中任教。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叫刘进的妇女告诉我的。她当时在六队，现在也在县里工作。临别，我们还互留了联系电话。我心目中的那个“小芳”叫什么，我都忘记了，自然也就打听不出她的下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0年第6期“流年述往”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