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年夜
那年春节前不久，妈妈带来了我的小提琴。这是把德国名琴，出自19世纪中叶德雷斯顿的一个提琴制作大师之手，它的原主人同样有来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位宫廷演奏家，十月革命后不久流亡到上海。没人知道他何以能在一个将古典音乐大师当成茶馆里拉小曲的江湖艺人的城市里活这么长久。二十年代末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我的三叔公在一家当铺见到他的时候，他身穿各色补丁的大衣，脚蹬露出脚趾的靴子。他脸色苍白，发须蓬乱，一看便知如果他曾经填饱过肚子，那至少也是两天前的事。他抱着他的小提琴，想当五十大洋。店主粗粗看了看货，不耐烦地对老头做手势表示他只能出五块大洋。通过手势我的三叔公对这个俄国老头说他感兴趣，因此就成交。怕他兜里装着五十大洋回家的路上遭遇不测，三叔公一路护送。到了那里三叔公才得知这个饥饿的俄国佬曾经是冬宫管弦乐队的副首席。
三叔公不会拉小提琴，他的子孙当中也没有一对古典音乐感兴趣。因此临终前，他将这把小提琴递给我，断断续续地说，“我知道你喜爱音乐，但是只要喜欢就好，千万别当饭吃，否则你将来会后悔。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那个俄国琴师大夏天穿着破大衣在大街上东倒西歪的模样。那天 ——下午我送他回 —— 到他那里的时候，他还， 他还要我让他最后再摸一摸他的小提琴。他把琴贴在脸上，手不停地发抖，哭得像个孩子……”
然而这个俄国琴师的故事却打动了我，梦想将来成为一个演奏家。几年后我进入了一个音乐学校，一切似乎都按部就班……我的梦早已成了泡影。自从我和劳改队孙政委的女儿分开以后我就没有再想过小提琴。但是有一天早晨经过码头边上，却被悬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送出的一段琴声震住了。我停下装满石块的推车，双眼微闭，直到最后一个和音飘向远处，消失在寒空中。我顿悟：原来常年不断的恐怖和饥饿折磨所能摧毁的只是一个人的尊严，我想这玩意儿在我身上早就没了踪影，却扼杀不了他对音乐的痴情。如果一个人真有什么爱好，那么这种爱好在任何情形下都会陪伴他。于是我趁妈妈来探我的时候叫她下次把小提琴带来。“这么名贵的琴带来这里？”显然她舍不得，眼神很明确提醒我千万别意气用事，使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次幸免于难的家珍毁于一旦。而我同样以坚定的眼神让她确信：我会好好保护它。
我开导她说：“你最舍不得的是我。我都进来了，还怕多一把琴，而且，最危险的地方难道不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放心，人在琴在。”于是她春节前真的把我的小提琴带来了。
对于大多数政治犯来说， 监房里的形势自从李明初被执行了最高革命人道主义后变得越发紧张了。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满着迷茫，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烦躁不安，无所适从，同时却又胆战心惊，听到寒风吹刮门帘的声音都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又不约而同地背对着那个方向，连面对厄运召唤的勇气都没有。换了过去，类似现象会激发我们当中不乏风趣的犯人们的灵感，编成笑料，可是现在，死一般的肃静，就像进入了一个无底黑洞。
由于陈指导员按照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把犯人分成左、中、右，并且强调说相当一部分反革命犯都属于“右”，死刑一下子就成了不仅看得见而且是摸得着的东西。无人能预料谁会是下一个，因为我们都是“右”的候选人，当然朱召均和另外几个被政府看重的政治犯不在此列。有可能我们中有一个人被选中作为明年的最高革命人道主义的对象，或者存起来，放到后年，后后年。
好的干部如张指导员和王指导员把犯人当人对待；坏的干部如杨管教员和聂管教员他们专门以羞辱和虐待犯人自娱。多数的干部则处于好坏之间，这些干部无事一般不会来找麻烦，一旦来了，那就意味着你最好识相， 否则……经过一年多的改造，对于以上几种类型的干部我都习惯了。我已经修炼成了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心态，不管我面对的是一个好干部还是不幸落入了一个坏干部的手中，我的脸上都是一副以诚惶诚恐作底外加麻木调配的傻相。但是我受不了陈指导员，因为他剥夺了我所有的权利，把我变成了从前的警察张国均的犯人，也就是说，变成了犯人的犯人。一天晚上张国钧对我厉声宣布：“如果你不想在晚上思想改造期间拉出来批斗，就必须每星期向我汇报两次思想。” 这个我们背后称为“老警”的犯人喜欢学干部的样双手交叉于胸前，对着政治犯们吼叫。我们都怕他，连牢头朱召钧在他面前说话也不敢造次。
我怀疑我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我可以忍他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也行，但是一想到以后的刑期里我将在他的淫威下苟活我实在受不了。 我甚至开始羡慕用装疯卖傻的办法成功地避开旋涡的吴德栋：他经常无端端爆发出一阵大笑。这样做谁都会，问题是已经有了先例，再出现类似的，其真实性必然会受到质疑。再说，做人做到要靠装疯卖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没人帮得了我。组长高显根见我就避。我曾向张指导员提出换组。他的回答令我失望。他说张国钧马上就要成为新的牢头，这样一来，不管调到哪里不都在他的眼皮底下吗？我应该做的事，张指导员说，是尽量跟“老警”处好关系，这样他就不会专门找我麻烦。也许张指导员说得对。因此我开始以友好，甚至讨好的口气跟“老警”说话，不这样也不行，我再也受不了他每天给的小鞋。我甚至向他暗示我会老老实实地接受他的管教，并且保证绝无虚言。可是不知是不是故意，他忽略了我的诚意。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当我提着妈妈带来的食物和小提琴走进监房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发现他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手里的食物。我后悔没有抓住机会在他的瓷碗里撂两个鸡蛋，或塞一小包炒米粉到他的枕头下面。
转眼到了春节。大年夜下午我们没去采石工地。吃过中饭我爬上了我的上铺，背靠在墙上，拨弄起小提琴。张国钧就在我的边上的一张铁床的上铺，忙着在他的小本子上写东西，写完后也靠墙而坐。他的另一边的上铺坐着从前的铜匠潘火根，一个相貌和善，身材矮壮的常熟乡下汉子，因强奸妇女来此服他的八年徒刑， 刚刚见过来探监的老婆，她带进来的一堆乳白色的蒸糕搞得他手忙脚乱。他先把蒸糕放进了一只布袋，接着一边比划一边自言自语说老鼠可能咬破袋子，将蒸糕一块块地拖走；接着他下床把试着蒸糕放进一只装炒米粉的木箱，但是却发现木箱里面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蒸糕，只能捧着它们再次爬上床铺。他苦着脸，满头大汗。突然，他狠狠地拍了一下他新刮的脑袋，面露喜色，对自己喊道：“我怎么就忘记了我的旅行袋呢？”
于是又跳下床，一猫腰就趴在水泥地上，伸出双手在床底下乱摸，终于拉出一只被尘土覆盖得几乎辩不出原来颜色的旅行袋。但是，还没有把蒸糕全部放进去，他就自言自语说他不能就这样把旅行袋塞床底下去，因为旅行袋没有锁。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他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教训：如果把蒸糕放进一只没有锁的口袋里，一个晚上准保全光。不用看就能感觉到四周的那些贼眼正在他的双手和口袋之间不停地飘忽，转悠。
“你可以把包放在脑袋底下当枕头么？” 张国钧冷不防对他说。
潘火根抬起头，看着“老警”，然后用力地点头，一边说着感激的话，一边把旅行袋放在他的枕头上。这件事做好以后，他迅速地从他的蒸糕中拿出一小块，递给了张国钧。但是却给后者推开了。犯人之间互递食物违反监规。这样，铜匠就朝天躺下，把他的扁后脑枕在他的旅行袋上。组里恢复平静。
我继续闭起双眼拨弄琴弦，尽管我不能放松自己的神经，因为我有预感“老警”马上会喝令我停止。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一群外组的犯人围住了我的铁床，他们之中竟然还有牢头朱召钧，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要服满他的十二年刑期。张国钧肯定以为牢头来这里找他商议关于他接任的事宜，支起身子，伸出食指对朱召钧做了一个上他那儿去的手势。当他弄清楚朱召钧来这里是为了听我玩小提琴，就转向我命令道：“你可以到外面场上去，别在这里影响其他犯人休息。”
虽然愤怒，我却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只对他说了一句，“大年夜不必太认真吧。”没想到他对我一声冷笑，然后大吼：“马上给我滚出去，不然看我砸了你的琴！”
“别这样，有话好好说，”朱召钧慌忙对他好言相劝。“别忘了今天是大年夜，是我们互相说吉利话，庆贺过去的一年平平安安，预祝新年风调雨顺交好运的时刻。”
“老警”白了他一眼。人群散去。朱召钧对我说我可以去他那里坐坐，说完也走了。
我觉得憋得慌，同时又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因为据我对“老警”的了解我知道如果我不向他道歉就会吃更多的苦头，虽然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要向他道歉。我年轻气盛，加上我自小的家教不允许我在恶行面前保持沉默，我自然就经常得罪他。我的组员们却似乎并不喜欢我为他们打抱不平。他们简直对“老警”孤立我的行为听之任之，仿佛这完全不关他们的事。
我提着小提琴来到了空无一人的水泥场。除了我还有谁会顶着刺骨的寒风来这里呢？我来到了唯一寒风刮不到的地方 ——报亭的后面。但是一转身就发现这里正是去年春节朱恒上吊的地方，当时从报架上卸下的尸体就躺在我现在站的地方，想到这里我就离开了报亭，开始沿着高墙的墙根踱步。我想象俄国音乐家跌跌撞撞走在上海大街上的那个夏日，体会他出售他的小提琴时候的心情。接着我想起了我的提琴老师，他曾经去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因而以俄罗斯派自居，经常要我放慢节拍器练音阶，练习曲，就因为这样我没有碰过许多按我学琴的年头本该学会的曲子。在他离校之前，他终于教我练习“魔鬼的颤音”，一首200年前意大利作曲家塔尔梯尼所作， 难度相当大的小提琴奏鸣曲。据说是他梦见一个魔鬼拉琴，故取名为“魔鬼的颤音”。老师表扬我说我对颤音部分的技巧处理和乐曲的表现比他想象中要好。
当我转过身，向相反方向走的时候，我觉得我满脑都是小时候过年的愉快往事，取代了关于小提琴的回忆，就像刚从一家电影院出来就跨进了另一家电影院似的：我看到我跪在祖宗的灵位前磕头，然后从奶奶手里接过红纸包好的压岁钱；我看到和小朋友和表兄表弟们一起抽陀螺，放连响鞭炮，以及独自上老城隍庙看一个经常在那里吹笛子的江湖艺人。他吹的曲子旋律十分简单，但是和路人们高声的讨价还价声，小贩们操着不同口音的吆喝声混在一起，却显得非常动听。这些，当然还要加上一个捏三国演义小面人，喜欢对小姑娘做鬼脸的小老头怪里怪气的尖声呼叫，形成了我小时候过年欢乐的象征，以至于多年以后，只要我拉起“魔鬼的颤音”，我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些老城隍庙的过年街景中去。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又沿着大墙走了两三个来回，终于心潮起伏，再也走不下去，必须马上找地方拉“魔鬼的颤音”才能平息我此刻的心情，于是不问青红皂白，见门就闯，竟一脚踏进了没有大门的厕所。
就像预料的那样，厕所里蹲满了披着黑棉囚衣的犯人，脸朝外，背向里，乍一看，黑压压一片，且无一例外地都将双手撑膝，托住下巴，眼睛微闭，脸部或呈沉思，或现痛苦，无一例外。这丑陋的一溜排开的黑色下蹲者们不禁令人联想起码头边驶过的渔船边上蹲着的鱼鹰。但是我没有料到里面的臭味会这样冲，简直就像恶浪迎面扑来，为了不至于被熏翻，我赶紧停住脚步，迅速改变正常的呼吸节奏和深度。
在这些入厕者中间我发现了我原来在三组的同组犯人“薄皮棺材”，和在二组的同组犯人斗鸡眼。不用说，他们两人都吃坏了肚子，春节期间的显著现象。没办法，虽然他们已经在那里蹲了几个钟头，他们糟糕的肠胃仍然拒绝为他们提供片刻的安宁。说是这么说，可他们仍然兴致不减地大声交换年初一大伙房的伙食供应情报。
“我听说明天还有一块扎肉供应，”斗鸡眼说，讲话的速度，力量以及脸上的表情显然完全受制于他的腹部。否则，我相信他一定会眉飞色舞。
“你能 —— 确定吗？”薄皮棺材问他，同样，满脸的痛苦使他平时说书先生般流利的口齿变成了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大舌头挑夫的吆喝。
“当然 —— 一大块—— 扎肉，货真 —— 价实，”斗鸡眼说。接着，他突然眯起眼睛，冷不防来了一段人生哲理：“你说这 —— 倒底为什么？一年到头累得是乌龟不认得 野汉郎， 天天推 ——了小车奔命，好不容易盼到年头两天假，却来这里蹲掉三个半天。”
“这就叫做犯贱，”一个声音说。
“也不能这么说，”薄皮棺材插进来说。“年货下肚，在这里耗着，果然不登大雅之堂，可是你们想想不在这里蹲着聊天，上哪里去聊天呢？不也就是躺在铺上，这儿的空气不好，难道监房里的空气就好？蹲惯了，感觉也不错。总之拉死我也不怨。”
“可不是。”
见我提了小提琴走进来，他们打住。
“嗨，难道你要在这里拉提琴？”斗鸡眼问我。 我没有回答他。强烈的臭味使我不得不憋住呼吸。正想转身离开却听到薄皮棺材说他也会拉小提琴，并要求我给他拉一首小夜曲。
“这里味道是不太好，”他同情地看着我，说，“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这里大多数人中午就来了，时间一长就习惯这里的气味。”
两个蹲在他边上的犯人哼哼唧唧，附和着表示同意，而他则企图挤出一个微笑给我看。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把手指活动开了才能拉曲子给他们听。
“来吧，”薄皮棺材说。“我要在这里蹲上一下午，不听你拉完托山利小夜曲我是不会起身的。”
大便槽沿厕所的内墙修筑，一长条小便池则靠外墙，中间留出仅一肩宽的走道。这里唯一的一块可以避免和进进出出的犯人们发生肢体磨擦的地方就是厕所里面，靠近漏窗的墙角。而那恰恰就是去年夏天钱俊根偷我手套的地方，为这次偷窃行为他付出了性命的代价。一想到当时抬他去医院的情景，整个头部包在一块被血染红的白浴巾里，就浑身直打哆嗦。但是，我安慰自己，还好我不是独自在这里。再说， 我想，要是去问老犯人，也许在这个被高墙围住的每一平方米里面都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也说不定，实不必大惊小怪。想到这里，我就开始调音。琴声一响，厕所里顿时安静下来，一种对我有某种期待的静默。这种期待在如厕者们的脸上也同样能看出来。他们看着我的眼神表明他们暂时忘记了他们的肠胃。这无疑对我是一种鼓励。可是当我一拉起音阶，他们又开始大声交谈。薄皮棺材说得对，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臭气。当我试着拉“魔鬼的颤音”的时候，我开始深呼吸运气，全然没有臭感。我闭上眼，想象自己在家里的小房间的窗户边，而不是在劳改队厕所里角的漏窗边拉琴。但是想象容易，手指动作却难。我的手指根本不听使唤，而且曲子也背不出，兴许坐牢给坐忘了。折腾好一阵，终于弄出那么一小段似乎有点意思，就想方设法往里陶醉……
快到晚饭时间才离开厕所。走过大监房的时候，犯人们都对我看，出于好奇还是敬佩说不准，几个交头接耳的却听得真切。他们称我是厕所提琴家。晚饭后我再次离组外出，来到水泥场上。风已经停了，气温明显比下午升高。场上聚了一大堆犯人，在探照灯光和星空下，这些终日愁眉苦脸的人们都流露出愉快和满足的表情，好像他们现在除了想找点小乐趣以外对生活别无他求。于是很自然地一见我就要求我拉上几曲。
“换了任何其它时间和场合你都不会有今晚这么多的听众，”朱召钧拍着我的肩说。“你真该感谢今年大年夜。”
观众渐渐散去后，我就跟着牢头来到杂务组他的铁床前。他同时还邀了从前的中学音乐老师李卫国和从前的精神病医生周祖德。他们都说虽然我没有一首曲子能够拉完，可是从我拉琴的姿势上可以看出我曾经受过专门训练。
“去年大年夜我们在朱恒那里喝茶，”李卫国怀旧地说。
“你不是在暗指他会学朱恒样玩乐器玩得走火入魔上吊吧？”周祖德开起了玩笑。可是朱召钧却当了真，说：“他不会走这一步。朱恒心里有问题而他没有。虽然我注意到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玩起乐器，他们就完全忘记了自己在哪里。”
牢头说着说着就来了劲，不管已经夜深人静，叫我们别急着走，因为一走就没有机会再聚，他两个月以后就要刑满离开我们。
我常常把朱召钧当成干部的传声筒。虽然他嘴角的皱纹使他看上去很和善，我却从没有把他当作我的朋友。他四十出头，高高的个子，轻微驼背。
“不久我就要跟你们说再见了，”他看着我们，说。
“你会回上海吗？”周祖德问他。
“不瞒你说，我现在还不知道，”朱召钧回答。“我是1961年春天离家的。第二年的春天老娘就过世了，三年以后我父亲也随她而去。所以现在只有我哥哥嫂嫂一家还住在老家房子里。”
朱召钧曾经是上海一个教堂的执事。解放后，上海教会的主教，副主教和一批神职人员都被当作异己份子抓起来，镇压的镇压，判刑的判刑。作为极少数没有受牵连的神职人员， 朱召钧继续留守，侍奉上帝，终于被政府派进去的一个同事告发，判了十二年徒刑。他说他们先送他去了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然后调到这里。我问他是不是还有每天祷告的习惯，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却反问，“你是不是认为祷告非要有一种表面的形式，就像你拉小提琴似的？”
回到组里已经夜深人静，同组犯人们都睡了。只有吴德栋含着汤匙的嘴还不时发出含糊不清的梦呓。由于长期嘴里塞了东西睡觉，有时候一片小竹片，更多的时候是一把小汤匙，以免说梦话说漏了嘴，他现在连平时说话都难以听懂。我轻轻地把小提琴放进琴箱。刚想攀登上床，却听到邻床发出一阵吱哑声。转过头去，在头顶上方悬着的一盏25W的灯泡的照明下，我发现对面墙上有两只手的阴影在抓来抓去，像玩皮影戏似的互相较劲。看了足足两分钟才弄明白这两只手不是在玩游戏，而是在玩真的。我憋住呼吸，藏在床架背后，继续观察它们。终于分辨出其中的一只是“老警”的手，而另一只属于铜匠潘火根。老警的手执意要伸进铜匠枕在脑袋下面的旅行袋，而铜匠的手则拼命护住旅行袋已经被拉开一截的口子，不让老警的手指挤着往里伸。奇怪极了，双方都将被子严严实实地蒙住头，仿佛觉得不好意思面对面把事情挑明，尽管很明显，双方手里都下了死力。终于，铜匠做出让步，让“老警”的手在他自己手的控制下伸进他脑袋下面拉开的旅行袋里去。可是入侵者的贪婪程度大大出乎他的预料，虽然有他自己的手把关，外来手从包里拉出一大块蒸糕，使旅行袋明显瘪了下去。估计没有总数的一半也有三分之一。得到了这样的战利品，“老警”的手迅速缩进了他蒙住头的被窝。铜匠的手只能抓住“老警”的被角，哀求似地轻轻拉着，希望以此来换回一些蒸糕。
就在这时候我从另一边猛地一拉，把“老警”的被子掀到地上。他根本没有料到这时候会有另一只手从床的另一边掀他的被子。由于我出手极快，他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只见他朝我的方向蜷缩着，也就是背对铜匠的方向，满嘴蒸糕，双目紧闭，正在细嚼慢咽。
“你在做什么？”我一声大喊把他不紧不慢的吞咽彻底破坏，只见他双目圆睁，一脸惊恐。由于嘴里塞得太满他说不出一个字，只发出一声“呜——”。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地将嘴里和喉咙口的蒸糕咽下去，结果他眼珠上翻，脸色青紫。当这个极为痛苦的吞咽过程终于完成以后，他马上上气不接下气轻声对我说：“千万别喊，我们仍然是朋友。”
我没有喊，可是我双手卡住他的脖子，猛一发力就把他从他的上铺拉下了地。他双手扳住我的手，一边趁机用膝盖顶我的小腹，竟给他挣脱开了。他狞笑着，不停地歪嘴磨着他的牙齿，想扮种种可怕的面相吓退我。却被我一记冷拳击中下巴，仰面倒地。从地上爬起，他就向我扑来。他非常强壮，而且当警察的时候受过散打擒拿训练。但是他的拳头不但没有使我退缩，反而更激发了我的斗志，使我一拳比一拳更狠，打得更准。他抹了抹嘴角的血，问我敢不敢到外面水泥场上去，我说走。
许多犯人冲出来观看我们打架。他们之中突然冲出两个把我抱住，也许他们看清楚我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未来的牢头，觉得理应帮他。还没有来得及呼叫，“老警”的一阵拳头劈头盖脸打得我晕晕乎乎，甚至觉得眼前有金星黑星交替闪过。鼻子酸酸的，毫无疑问，在流血。除了“老警”狞笑的脸随着他每一次重拳抽动一下我看不见任何东西。我意识到要是照这样下去，我马上就没戏了。可是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大叫：“放开他，再抱住他看我撕了你们这两个婊子儿！” 原来是号称大力士的金明，在他的后面是另一个强悍的犯人。“让他们自己了断，谁敢拉揍谁，”他说。
为了不至于倒下，我转了几圈，只觉得围观的人们在好奇地，像看小丑表演似地看着我，连“老警”都停下拳头，伸长了脖子。没想转着转着竟然又找回了感觉，一拳就将“老警”击倒。我看着他爬起来，再次把他击倒。人一兴奋，拳头就更有力，这是明显能感觉到的。现在不管打在他的颈部，脸上，太阳穴，他的嘴里都会发出打嗝似的声音。本来可以就此停手，可是我没忘刚才他的拳头和狞笑。他要我五脏，我就取他的六肺，谁手软谁就挨揍，想到这里越打越来劲，直到他倒地五六次，呻吟着讨饶为止。
“你偷了潘火根的蒸糕没有？”我大声喝问。
“他自己给我的，”他轻声回答。
“我没有，”人群中传来一声叫喊。正是铜匠本人。原来他早就混入看热闹的人群，好像这不关他的事似的。高显根也在人群当中，他高声宣布说已经在“老警”的床铺上收集了足够的证据，明天一早会将这些证据交给当班的张指导员。 “老警”仰面躺在水泥地上，双手捂住脸。
他们把我带到医犯宋书孝那里。医犯二话没说，拿起听筒就在我的前胸后背煞有介事地听了一会，不住地点头，接着给了我两包自制的草药，说服了就见效。灯光下一看，发现这药和他配给拉肚子犯人吃的药完全一样。
2. 年初一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传到了中队管教办公室，只有张指导员在那里。训斥一番自然免不了，可是语气中听得出带有几分赞许。他说他已经知道昨夜发生的事，还说我没有破相。很明显他对于“老警”的专横跋扈早就不满，碍着陈指导员的面子不说而已。现在见我把他收拾了，张指导员当然乐意。训完话，他随即命令我去总部警民聚餐大会担任跑堂。见我不解，他说，“这份好差使本来属于张国钧，如果他不把自己的鸭子给煮了的话。” 他的意思是“老警”把自己的肥差砸了。
每年这时候劳改队总部就邀请岛上所有的重要人物来总部聚餐。岛上所有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从镇长，书记到小学老师，到邮递员以及他们的家眷都属于邀请对象。聚餐不是一顿，而是一天，以丰盛的午餐作为高潮。
今年的宴席按四百人的规模准备，由五个犯人担任厨师，以及二十来个从各中队抽调来的犯人做下手。这种场合不是人人能去的，因而选去总部宴会做跑堂一向被看作是荣誉，此外还有实惠：能够带些食物回来，当然只是些残羹剩肴，但即便是残羹剩肴也比我们大伙房烧出来的强十倍。还有，去那里能够听到见到许多监房里听不到见不到的人和事。
昨晚将止泻药充跌打丸给我服的江湖郎中宋书孝和我同去。虽然他用假药骗我，可是他去年春节去过总部一次，从他高昂的情绪可以看出：这是份美差使。这一点，我想不会有假。我们迟到了一会儿，因此当我们赶到总部大楼的后院的时候，其它中队来的犯人们已经忙开了， 我们两站在一边根本插不上手。大院的一角，一群犯人正在洗新鲜蔬菜：白菜，菠菜，青菜，萝卜等等不用说全来自女犯农场；大院的另一角，三个女犯人正沙沙地刮鱼鳞，一边谈天说地。从面对着我们的厨房里传来了大蒜，洋葱和其它香味，伴随着笑声，讲话和快速的刀切声。从声音中可以判断厨房里面至少有两把刀在同时工作。和这种节日气氛相配是蔚蓝的天空和碧绿，宁静的湖面。但是这些组没有一个表示出对我们有兴趣，正犹豫着继续留在场上还是去找管事的干部派活给我们的时候，一个身穿灰色单衣裤的犯人从厨房里走出来。他看了我们一眼，就叫我们跟他走。他看上去四十出头。强壮的犯人见过不少，像他这样强壮的还是头一次见到：光他的头就有宋书孝的两个头那么大，而他的脖子更粗，因此头和脖子连在一起使我联想起一只铜钟扣在他宽厚的、大猩猩般的肩膀中间。垂在两边的双手松松地握拳，尽管这样，它们使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宣传画上无产阶级钢铁战士的铁拳，一下就能把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砸得灵魂出窍的那种。当他自我介绍叫老钟的时候，所有的犯人都停下手中的活，对他敬畏地看着，仿佛他是英雄。事实上老钟只是个屠夫，他要我和宋书孝跟他去离总部不远的杀猪场。一路上他告诉我们今天有六百多来客，比预计多了两百，但是准备的肉却只够四百人食用。为了满足增加出来的需要，政委亲自签发加杀一头猪的命令。
还不到八点，可是总部前面的广场上已经熙熙攘攘，聚了众多的岛民。其中一大半尾随着我们去了杀猪场。大堂里一头猪已经被倒挂在由两根碗口粗的竹杆固定的滑轮架上。猪好像已经习惯了被这样吊着，只是轻轻地做一些象征性的挣扎，伴随着嘴里不痛不痒的呻吟，可是见到老钟握住尖刀上前，它就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老钟没有下刀，却翘起一只脚，把自己的大腿当成了理发师的皮条，将刀口当着倒悬的猪头在上面夹着裤子来回喳喳地刮了三五下，难怪他的裤腿一边的内侧油光光的。转身刚要动手却见人群一阵骚动，有人高呼政委来了。顿时人们自动挤出一条通道，让宴会主人走进来。政委，除了新括去的络腮胡子明显留青以外，满脸红光，身披海军呢长大衣，所有的铜扣都敞开着，因此可以看见他里面的黑色摩尔登呢毛式制服扣得严严实实，连风纪扣都不例外，脚蹬一双黑长统皮靴，擦得净亮，像镜子似地映射出屠夫硕大的脑袋和猪身的一部分。
“等等，”政委用低沉的嗓音说。他看了看猪，又转过头看看老钟，问道：“知道在哪里下刀子？”
屠夫点了点头，随即用他跟斧头柄一样粗的食指量了量猪脖子，向政委示意他下刀之处。政委看了他一眼，然后转向边上一对年轻情侣 —— 男的穿一件深灰色呢大衣，女的是一件棕色呢大衣。不用看她娇嫩的脸，她的发式就使她明显区别于当地的妇女。政委向他们解释说杀猪的下刀处十分讲究，稍有偏差，猪血就会倒流，形成“杀呛猪头”，而这样一来，整个猪头就基本上报废。
“报告政委，这我懂，”老钟说，一面再次举刀接近猪脖子，可是，似乎突然间想起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转过头，满脸疑惑地对政委说。“报告首长，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想当年我也是屠夫出生，”政委和颜悦色地回答，一边用眼梢瞄着身穿棕色大衣的女青年的脸。
“我猜你们是从上海来的吧，是不是？”他问男青年。
“是，”男青年回答。
“以前看过杀猪吗？”
“这是第一次，”女青年红着脸回答。
政委回过脸跟屠夫交谈开了。他们说的全是关于杀猪，由于用的全是行话，切口，在场的其他人没有一个听得懂他们说些什么。譬如，政委说他觉得三七就可以，而屠夫却说：“我觉得四六更好。”
尽管如此，两人一致认为杀猪跟绣花一样，是一门精细讲究的艺术。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拿针线，一个握屠刀，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都讲究眼力和细腻的手指功夫，”政委微笑着对上海女青年说。
正在这时候一个身穿深灰色毛式制服的年轻干部来到屠宰场，对政委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转身催促屠夫赶紧把猪杀好。
“离大厨开锅炒菜不到一个小时了，你居然还笃悠悠地吹牛皮，”
“报告政委，这位干部是——”老钟问政委。
“他是具体操办宴会的王干事，”政委说。
于是屠夫吩咐宋书孝和我抓住猪腿，接着他举刀上前，只轻轻的一下就把猪脖子给抹了，尽管这样，一阵尖厉的惨叫声差点没把我的耳膜撕破，而它临死挣扎把我和宋书孝一先一后甩倒在地：我仰面倒向围观人群，宋书孝却一个前扑，正好摔到了猪头下面。结果喷了满头满脸的猪血。
“你们这两个不学无术的混帐东西，”屠夫对着我们大吼。他踢了宋书孝一脚，喝令我们滚。到了外面场上我找到了水管和龙头，试了试没有热水。满头猪血的宋书孝说冷水就冷水，他等不及了。于是我举起水龙头对着他头冲。他站不直，也蹲不下去，浑身乱斗，双臂紧紧箍住胸部，弓起身子，下颚像装了发动机似的快速地拍打着上颚，牙齿跟牙齿打架，舌头吐出半截。他开始原地小跑步， 嘴里发出失去理智的嚎叫。冲洗完毕，我就拉着他跑回中队。
换好衣服回到屠宰场，猪已经不动了。老钟松开了捆猪蹄的绳索，要我们帮他把猪拉到火炉边去，上面洗澡盆那么大的圆锅里的水已经开透。可是，当他发现政委在看着他时，他推开了我们。接着他脱去了汗湿了的衬衫，甩了甩手臂宣布从现在起他将独自完成所有的工作。他把死猪拉到炉子边上，然后蹲下，一只手抓猪前蹄，另一只手抓后蹄，象举重运动员似地活动了一下腰部。然后，随着一声大吼，猛一发力，就把死猪上了肩，并且以一个连贯的动作把它放在大锅边上的炉台上。他肯定对自己的表现十分得意，以至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竟然大声命令站在政委身边看他表演的王干事去墙角把靠在那里的半截竹筒给他拿来。王干事愣了一愣，显然他没想到一个犯人会在大庭广众吆喝着命令他当下手。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害羞，他的脸涨得红红的。可是老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继续发号施令。
“就在那里，那排挂猪头架子后面的墙角，”屠夫抬起一根手指，说。
“你——” 王干事说。正要发作却被边上的政委劝住。
“就去替他拿吧，”政委对王干事说。
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就按照老钟的吩咐走过去拿那根竹筒。老钟接过竹筒，就将尖的一头插入猪后蹄，咬住竹筒的另一端就吹。
“你怎么不把猪脖子上刀口封住？”政委说。
屠夫停下来，说：“我们刚才不是说三七和四六吗？我这四六的好处就是等到吹气的时候刀口自己就封好了，保证不会漏气。”
政委满意地点了点头。屠夫开始吹气。他的腮帮子鼓得圆圆的，他的脸一下子涨成猪肝色。几分钟后猪就变成一个大气球。他把猪推进了大圆锅，然后抓住蹄子把它在沸水里来回翻滚，十分钟后就把它拉了出来，开始褪毛。政委纹丝不动地站着，眼睛盯着屠夫握刀的手，并且不由自主，时不时抬起一只手做来回刮的动作，仿佛屠夫握刀的手和他的手之间有肉眼看不见的丝线相连，或者通过特殊的磁场效应, 产生互动作用。观众越来越多。一些新来的赌咒起老钟，说大年初一杀猪不吉利。但是当他们知道政委在场的时候就安静了。
政委抬起一根手指，梦呓似地对老钟嘟哝道，“别漏掉了那一块。我经常发现猪的那块隐蔽地方刮得不干净。”
屠夫抬起头，浓密的双眉以一种和他长相体型极不相称的节奏快速跳动。“报告首长，你讲的一点没错，可是那些带毛猪都不会出自我的手。”
说着，他举起一条猪后腿，给政委示范他把隐蔽处刮得有多干净利索。
“首长你看到了，就这么简单。我敢说那些三脚猫屠夫连肚子上的毛都刮不干净，这隐蔽处的毛就别说。”
人群爆发出一阵狂笑。两个站在前排的小青年甚至模仿屠夫的动作互相伸出手恶作剧取乐，而站在他们一边的上海女青年满脸通红。她低着头，紧紧地抓住身边男朋友的手。立刻，她的行为招来周围群众愤怒的眼光。虽然屠夫手中的刀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可是谁也没有忘记伟大领袖的教导：在公共场所男女拉手是一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祟的流氓行为。女的感觉到了众人的眼光，赶紧把手抽回。
政委问屠夫什么地方人，为什么来这里。
“报告首长，”屠夫说，手里的刀没有停。“不瞒你说，我是扬州三把刀中的杀猪刀的嫡系传人。”
“什么扬州三把刀？”政委问。
“说来话长。这样，我跟你长话短说得了。这第一把是钎脚刀，浴室大师傅用这把刀将顾客脚上的老茧，鸡眼钎干净；第二把是剃头刀，刮头刮胡子扬州是出了名的；第三把就是杀猪刀，我祖上就以此为生，闻名江南。我是嫡传。”
政委乐得合不拢嘴。见状屠夫停下手里的活，对政委轻声说省长曾经因为他杀猪比赛夺冠接见过他，还邀他去省政府大楼作过客。
“那你怎么会来这里？”政委说，语气就像跟老朋友聊天似的。
“报告首长，怪就怪我平时不注意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自觉改造非无产级世界观，错过了大好革命形势，最终陷入资产阶级泥坑，堕落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老钟一口气说完。
“那你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报告首长，具体说，我多喝了一口和女同志发生不正当关系。”
“那不就是强奸吗？”站在一边的王干事忍不住插了一句。
政委没有再问其它问题。因此屠夫换了一把斧子，只三五下就把猪头砍下，用铁钩往后脑一勾就命令我把猪头挂到猪头架上去，和已经挂在那儿的一排猪头为伍。猪头看上去大，提在手里倒不觉得十分沉重。我顺利把它挂在架子上。与此同时屠夫开肠破肚，取出内脏：猪肝，猪心，猪肺，猪大肠等等都放进不同的盘子由我和宋书孝装入小推车送小伙房加工。等我们回来，人群已经散去，老钟把猪身大卸四块，用麻绳捆好，命令我们送去总部后院的厨房。
厨师们把大块切成小块，一堆堆的猪肉就放在地上，用冷水冲洗后再进厨房。从开着的大门里我能看到中年主厨在炒菜。他不时要下手递酱油，辣酱，同时又不耽误和三个在那里帮忙的女犯人说笑。我认出其中一个女犯人就是去年春节和朱恒李卫国一起登台表演的女演员，就上前跟她打招呼。她也认出了我，叫我进去。
她叫苏曼婷。听我告诉她朱恒去年春节演唱会回来就上吊自杀了，她半张着嘴巴看了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恢复常态后她要我留在厨房里跟她一起洗盘子，这样我们就能边干边聊天。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进来服刑改造以前是一个京剧演员。离开丈夫和三岁的儿子的时候二十七岁。她已经在劳改队度过两个年头，因此她今年二十九岁，可是她的眼角布满细密的皱纹，即使不笑也十分明显，使她看上去像三十九岁。她似乎猜出我在想什么，就对我说如果我以前就认识她，看到她现在的模样吃惊程度决不会亚于她听到朱恒的死讯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我赶紧安慰她，说她脸上的皱纹等到她恢复自由自然会消失的。
“他从来没有来看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了另外的女人。我不计较他对我怎么样，可是实在想我的儿子。至少给他写过一百封信，求他把儿子带来让我看一眼。可是连一封回信也没有。真气煞人……”
我简单地把自己的情况讲给她听。从她的眼睛中可以看出她对我的信任。我们就这样边干活边聊天度过了两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墙的另一边宴会正在进行。
等我们出去收拾桌子的时候，大多数客人已经离席，只剩下十几个喝醉的人扑在桌子上，奇怪极了，这些喝醉的人都身穿军装，好在其中大部分都呼声大作，有两个人哭得很伤心，另外还有一个裂嘴傻笑。
“说我不中用，”这个傻笑的人停下来自言自语。“他奶奶的你自己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还说我不中用，哈， 天大的笑话……”
满目酒杯，剩菜，盘子，碗筷，一片狼藉。我们先将那些没有怎么动过的菜，其实所有的菜都动过，应该说看上去比较像样的菜收集打包，倒入准备好的防油纸袋，然后将其余的剩菜混在一起倒入另外的纸袋里，即便是这些剩菜也舍不得倒掉，我们把装好的剩菜和次的，混装剩菜的纸袋分别做上记号，称为1号菜，2号菜，分的时候互相搭配，每人一袋1号菜，又称整菜，一袋2号菜，又称混菜。劳改队春节聚餐由来已久，犯人们分剩菜也分出了经验，形成不成文规定。这方面，没有一个人享有比其他人更优惠的待遇，除了酒以外。
现在轮到我们吃饭，来自八中队的巫英豪，一个三十五六岁，相貌英俊，体格魁梧的犯人从他的黑棉袄里拿出两瓶白酒，说是王干事特意奖赏我们的，但是他补充说我们必须在厨房里吃喝，并且严禁喝醉酒闹事。因此我们举杯。两扇窗早被堆至房梁的碗盘挡住，厨房里暗如黄昏，全靠一盏挂在被烟火熏得焦黄的大梁上的灯泡采光，才能看清周围。在昏暗的灯光下面，犯人们的脸却比在阳光下显得更柔和，生动。长桌边围坐了十六个犯人。当其余的犯人从大厅收了盘子回来，就坐在锅台边，有的甚至就蹲在我们边上。听不到抱怨声。有了酒人人都变得友好，和气，仿佛都变成了宴会客人。在厨房的一角，靠近三只泔脚桶，放着好几排纸袋，不用说全是剩菜。我能想象我带着纸袋回中队那些饿鬼们上前围堵的情形。但是现在不是想他们的时候。
酒就是酒。一小口就有了飘飘然的感觉，脑子里出现和丽南以及其他同学们在幸福公社的幻觉。看来“我是谁”得重新定位。不用说，分酒论资排辈：宴会第一号功臣屠夫老钟两杯，巫英豪，主厨各一满杯，其他四个厨子各九成左右一浅杯，其余的一律每人半杯。坐在我右边的犯人一口气就把他的酒干了，抱怨说：“还不如不喝，刚觉得有点意思却发觉杯子空了。”
“有酒当然比没有的好，”坐在我左边戴眼镜的老兄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不时咪一小口，摇头晃脑，喃喃自语，似乎已经进入了某种超凡脱俗的境界。正想跟他聊几句，却见他仰起脑袋，抑扬顿挫，说：“杨意不逢扶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张兄且慢诗兴大发，先品小菜，君谓如呢何？”巫英豪念戏文似地接过话头。
“言之有理，三年后，如蒙不弃，定邀诸兄来寒舍一聚，”又来一个唱戏的。
“何不直上黄山天都。”
“请——”苏曼婷尖声回应，同时站起来，扭着腰，一手做成兰花指，另一手扶着假想的大袖口。
“杯中的醉意，黑暗的深渊，咆哮的大海……” 坐在对面一个文绉绉的中年犯人站起来朗诵。
见我好奇，巫英豪介绍说此人乃常熟才子，绰号“连底冻”，因为自五七年变成右派后就没有离开过劳改队。
宋书孝也站了起来，似乎也想即兴来一句凑个热闹，可是张嘴半天没有说出一个字。江湖郎中站了一会儿，终于憋出三个字：“菜不错。”
刚要动筷，厨房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是王干事。他再次叮嘱巫英豪谨防有人喝醉。可是他一走，只见老钟一仰脖子干了他的白酒，眉毛又开始急剧跳动，接着把脸转向坐在他边上的女犯人，虽然舌头已经僵硬，可是人应该还没有糊涂。“今天大 —— 年初 一，”他说，一边对着她傻笑，接下来竟然伸出他握杀猪刀的大手去拉她。她尖叫一声，身子向另一边缩。屠夫缩回手，站起来，用迟钝的眼睛环顾四周。她趁机逃离座位。屠夫一下子让他沉重的大脑袋垂落胸前，陷入沉默。很快，大家就把他给忘了，重新开始聊天。没想到屠夫突然一声大吼，接着用他沉重的手掌拍打桌面，使得碗筷盘子跳动不已。
“你们当我是谁？”他愤怒地吼叫，左右看着，仿佛想从人群中找出他的敌人似的。“告诉你们，我是扬州快刀钟的传人，他奶奶的谁不买帐就给我站出来……”
但是还没来得及说完他的醉话，王干事又悄悄地进了厨房。
“扳倒他，”王干事大声命令。却没有一个人上前。这无疑助长了屠夫的气焰，他一抬手就把桌子掀了，然后上前一把抓住王干事的衣领和裤子，象扔一袋面粉似的把他扔翻在地。
“别让他拿刀，”王干事躺在地上大叫，随手从锅台边捡了捆猪身的麻绳扔给巫英豪，说，“把他捆起来，快把他捆起来。”
于是，除了三个女犯人缩成一团，躲在我们后面，其余十七八个犯人一起扑向屠夫。虽然他力大无穷，毕竟寡不敌众，再加上喝醉了酒，硬是被我们渐渐制服，等到我们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双手和双脚已经被麻绳捆在一起，就像捆猪似的。捆是捆住了，可他嘴里还不断发出毫无理智的喊叫，因此王干事随手从锅台上拿起一块油腻的抹布塞进他嘴里。这件事做好以后，他命令宋书孝和我去外面推一辆车过来。他命令大家把屠夫装车。屠夫被满满实实地放进了车里。
“去禁闭室，”王干事说，可是他马上改变了主意，命令我和宋书孝把屠夫运屠宰场去。
一路上屠夫在车里呼声大作，把他卸在吊猪的滑轮底下的时候才如梦初醒，一看知道情况不妙，无奈嘴里塞着抹布叫不出声，只能瞪大眼睛拼命挣扎。可是那里经得住宋书孝轻轻地转动轱辘。屠夫空而起。又来了大批看热闹的，大堂里显得比上午更拥挤。
王干事围着他走了两圈，一边用手，像拍一个十四岁的瘦弱孩子，而不是一个四十岁的彪形大汉那样，拍着他的脑袋，半真半假地说，“记住，今后怎样对干部说话。”
屠夫脸朝着天，满头大汗，双手被麻绳勒得发紫。但是他愤怒地看着王干事，一副不服输的样子。人群中有一个上午看杀猪的人提醒王干事说如果政委路过，一定会教训他不该把屠夫像猪一样倒吊在滑轮上。
“你这是给我操的哪门子心，”王干事说。“政委早已去赴湖对面的一个宴会，明天早晨才回来。”
听到这里，就像听见他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似的，屠夫的大圆脑袋往后一仰，神经系统似乎一下子瘫痪。站在前面的一批看客大多是年轻的男人和孩子，上海来的那对情侣也夹杂在当中。大部分看客都嘲笑老钟，两个年长的说这就是他大年初一开杀戒的报应。一个男孩走上前来，吐了老钟一脸吐沫。当他们确信屠夫丝毫不能动弹的时候，一群孩子就围了上来，动手折磨他。他们抽他耳光，拧他的大腿，手臂和其它能拧得动的部位，打他的腹部，最后上来一个小孩甚至将双手伸到他的胯间，屠夫浑身乱抖，喉咙里发出乌呵乌呵的声音。
为什么人们对他有这么大的仇恨也许只有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心里明白，因为对面的墙上，对着现场微笑的伟大领袖宝像下面有这样一段语录：“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大众的残酷！”
但是其情实在有点过火。王干事终于喝令小孩们把手从老钟身上拿开。接着他花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把人群全都赶出了大堂。他也累坏了，就把他制服的风纪扣连同下面三个纽扣解开，坐在锅台上，脱下帽子当扇子。看得出他想叫我们把屠夫放下来算了，但是就在这时候，他的眼睛停留在墙角那半截竹筒上，不用说一眼就认出它就是早晨屠夫用来吹猪皮的气筒，于是再次发作，他不会忘记早晨老钟当着那么多岛民的面像差犯人似地差他去取这根竹筒。
“五点钟以前别放他下来，”王干事说着，看了看表，就离开了。
现在屠夫就落到了我们的手里。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给他松绑。但是宋书孝拒绝这样做。他摸了摸腰部，显然没有忘记屠夫上午踢他的那一脚，还害得他猪血喷头。不过他把塞进屠夫嘴里的抹布拔了，问他现在感觉如何。屠夫喘着粗气，不时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呻吟。宋书孝抽他耳光，接着又用双手拧他的大腿，捏他的大腿之间，总之，把刚才小孩们所做的重新来过一遍，一边干，一边对我眨眼，轻轻地咬自己的舌头，就像一个编竹篮，或捏面人的手艺人边全神贯注地干活，边做鬼脸似的。嘴巴里没了抹布，屠夫放开大嗓门，杀猪似地叫。
我们刚把老钟放下地，他就晕了过去。好不容易我们俩把他扶上车，推回厨房。那里空无一人。正想离开巫英豪走进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前面大厅里看电影 —— 列宁在1918。
尽管去年一年这部影片就放映了四次，一说是三次，因为有一次放的是列宁在十月而不是在1918，大厅还是挤得满满的，望过去黑压压的人头。我站在人群的后面。正巧苏曼婷就站在我的前面。而离开我们不远的地方站着那对上海来的情侣。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他们互相拉着手，紧靠着对方，陶醉在幸福和欢乐之中。
当影片中的天鹅湖一幕出现的时候，我发现苏曼婷的手已经很自然地捏在我的手里。我揉它，轻轻地捏它，每一根手指，来回地摸，搓，挤。它们非常柔软，灵巧。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睛里焕发出光彩，而嘴角却出现了一个含羞的微笑。突然，观众开始骚动：银幕上，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吻他的妻子。我们前面的观众开始拍手，接着几乎全场跟着瓦西里一起大声背诵：“亲爱的，面包会有的，粮食也会有的。”
我们的手互相捏着。她把头靠在我身上，因此她的后脑就碰到了我的脸。我吻着她的头发，轻轻地呼唤她的名字。她轻轻地捏我的手作为回报。
我不知道怎么回到了中队，手提两大包东西，一包是1号剩菜，另一包是2号剩菜。我记得装它们的时候都细细看过，1号菜里面包括很多只咬过一两口的猪排，肉圆，还有少许熏鱼块，虽谈不上山珍海味，对于我却意味着节日的延续，而且至少三天。2号菜当然全给薄皮棺材，斗鸡眼他们，这些混菜对于他们不也是节日的延续？
不用去他们的组里找他们，因为他们全躲在大铁门的后面，等了快两个钟头了。也许我的心思离不开苏曼婷的头发和手指，一时间竟然忘了手中的1号菜是留给我自己的，把两只口袋全给了他们。一出手就别想再收回。
“别挤，”薄皮棺材压低嗓门吼叫，同时伸出他细长的胳膊，护住纸袋以免有人偷袭。“都去拿碗来，”他命令其余的人。等到我给他们分完所有的菜，已近半夜时分。他们都在我的头轻轻上拍一记，可是谁也不说话。他们端着碗向水泥场的远处的墙角走去的时候，我跨进了我的组门。我爬上我的上铺，一想起刚才还拉着苏曼婷的手就觉得像做梦似的难以置信。这浪漫的温情将会延续几天，然后它就随着其它许多事情，沉入我的记忆。
原稿 Devil’s Trill 发表在“麻省评论，2002” Massachusetts Review， Autumn，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