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姑苏书画家唐寅，文徴明，祝枝山，沈周，仇英，董其昌. . . . . . 构成吴门派。这里要说的吴门，跟明朝的吴门派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首先，故事发生在苏州，跟明朝的姑苏同一地方，又称吴；其次，故事里说的吴门也跟一个画家有关，正好姓吴，叫吴湖帆。不是吴湖帆本人的故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也不是他家人的故事。作者经历这不同寻常的一夜的时候，吴湖帆已经离开了人世，而他的儿子也于一年前因收听敌台被枪毙了。据说死的时候三十六岁，跟一个同案犯一起执行的。同案犯的母亲姓潘，曾经是我们一个亲戚的朋友。当年苏州地方小，兜来兜去兜到最后不是亲戚的朋友，就是朋友的亲戚，全是熟人。
事主叫吴启凡，和吴湖帆没有血缘关系。据他说，他母亲是吴家的佣人，因此他从小就生活在吴家。据说吴湖帆的这个儿子对国画并不感兴趣。偶然间却让老先生发现了他佣人的儿子是块料，于是收为徒儿，精心调教。图报再造之恩，他就改名叫启凡，又是吴湖帆的弟子，且事情又发生在出了吴门派的苏州，故借光以吴门冠之。
看着沈耀分粥我就后悔不该放弃我在看守所的第一顿粥。现在，像每一个人一样，我瞪大的眼睛不敢离开沈耀手里的勺子，眼珠子随着他的勺子在粥桶里慢慢地搅和而转动，直到他突然以很快的速度一勺一勺地舀起来倒进在水泥地上排成双排的碗里。我不知道他这样慢慢吞吞地搅和突然快速地用勺子舀之间有没有什么讲究。似乎还没眨一下眼睛粥就全分好了。不知怎的，他总有本事把稀的舀进别人的碗，稠的总是落入他自己的碗里。他已经分了三年的粥。如果我在这里呆三年的话，我就能知道他的勺子里面的窍门。
诈骗犯沈宝生和他的两个崇拜者，小毛贼徐银根和汇宁吵着说号子里每个人要轮流分粥，就像其他号子里一样，使大家机会均等。但是沈耀要他们去问吴所长，因为是吴所长指定他分粥。
“你能不能告诉我，”沈宝生指着他鼻子说。“其他号子里为什么都轮流掌勺呢？”
“我们的号子是全看守所最拥挤的号子，如果想知道的话，这就是原因，”沈耀沉着应答。
“那么又为什么我们要轮流舀添头呢？”
“明天早上我把这事报告给所长听，看他怎么说，”沈耀说。
沈宝生看着我，说，“我敢打赌，像他这样刚进来的都能看得出你勺子里玩的花样经。还想骗我们。”
我当然知道沈耀的勺子一定有名堂，可是我没有忘记昨天跟许银根和汇宁争吵的时候沈耀站在我的一边。所以我不吭声。
他们为分粥的事足足争吵了一天，一直到下午何征和王衡从中调解。
“多多少少我们同关在一个号子里，我不是说我们非得交朋友不可，不过大家也不必像仇敌似的一直吵个不停么，”王衡说。
“就是，”何征说。“我们都交了霉运，才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碰头。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之间还这样没完没了地吵下去我们就更不幸。几年后如果在街上碰到想想以前在号子里为了争一口粥吵得昏天黑地的难不难为情。”
没有人回应他。但是却把从早晨起一直靠在墙角睡觉的历史反革命份子罗思过吵醒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生活，”这个上了年纪，睡眼惺忪的人用嘶哑的声音说。“一点都不错。我不记得我一生中参加过多少宴会饭局，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就像刚才梦见的那样，我去赴宴，主人是一个广东人。他雇了厨师专做广东菜，还烤了乳猪。那晚我连吃了两只 . . . ”
“这些乳猪是刚生下来的吗？”许银根问他。“如果它们是刚生下来的，那么一只乳猪还不到我半个拳头那么大。” 他举起了他握拳的手，让别人有一个概念。
“都是刚生出来不到三天。厨师告诉我的，”罗思过说。
“你吃了一只？”许银根问他，举起了一个手指。
“我说我连吃了两只，”罗思过回答，举起了两根手指。
“味道怎么样？”
“那还用说，到现在我还记得呢，”罗思过说。
“要我是你我说什么也要一口气连吃它五只，”汇宁嘟囔。
就在这时候号子门一下子开了。吴所长站在门口，一如往常，手里拎了一串钥匙。“103，104，”他说。“带上你们的东西，出来。”
王衡和何征赶紧整理好东西，然后把他们的草席一卷，站起来就准备走。他们脸上的表情复杂，既流露出担忧和惧怕，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会去死囚号子照看最后一夜的死刑犯，又有些按捺不住，早就盼着这一刻到来的兴奋。不管怎么说，临时换一个地方至少也是一种变化，而有变化时间才过得快。的确，所长很信任何征和王衡。怕死刑犯最后一夜有个三长两短，第二天一早不能验明正身，所长通常会从普通号子里抽一到两个犯人去陪他度过这人世间的最后一个夜晚。借死囚的光，陪他的犯人和他一样能吃双份的晚餐。这就是为什么王衡和何征从来不为了一口粥跟旁人争，也从来不看着沈耀分粥。他们还没离开，所长转过身指着我，说，“你也跟他们一起去。”
死囚号子在十字监走廊的尽头，在女犯号子的那头。死刑犯是一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汉子，一脸的横肉。他坐在号子的里角，面朝我们，像庙里的守门金刚似的横眉竖眼。难怪所长要派我们三个人来看他。跨进去的时候，我和王衡互相看着，犹豫不决，都希望对方先上前，可是何征，由于刚入监的时候跟这个强壮的犯人关过一个号子，径自走过去把我们当作他的同号子犯人介绍给了他，然后向我们介绍他的名字：浦泉原。
“这样看来，”浦泉原用他粗哑的嗓音说。“我的大限到了。”
“别瞎猜，”何征说。“我们只是正常的调动。”
“是啊，” 王衡说，“我们的号子实在太挤了，所长说下午还要来人。别担心。”
浦泉原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完他说，“为什么要编了谎话骗我？我有什么可担心的，这一天早晚会来的。”
“你是条汉子，真的，”何征说。
“要是我有他的一半强壮就好了，”王衡说。“他使我想起了水浒里的一条好汉笑他两个胆小的刽子手。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别太离谱，”何征说。“浦泉原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比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还要强壮而已。看他手臂上的肌肉，要是我有他那肌肉，谁也不敢欺负我……”
“你们拿我开心，是不是？”浦泉原说。但是他没有生气，却咧开大嘴傻笑。
“我们从来不拿任何人开心的，”何征说，一边和王衡交谈着，就像说相声似的。不得不信服，以他们的油嘴滑舌，即使浦泉原发火的时候也会被他们的一通恭维话说得心情舒畅的。现在他的长方形的脸上又出现了一个微笑，说要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但是这时候晚饭推了进来，王衡说不如先吃了饭再说。
“今晚有的是时间，”他举起了一碗白菜汤，对着浦泉原说 。“祝你健康。”
又引起他一阵狂笑，手还不住地拍地，震得我盘子里的汤都快泼出来。笑毕，浦泉原就举起他的汤碗跟我们碰。
“听说过我的故事吗？”浦泉原看着我说，一边不停地打着饱嗝，抱怨说吃得太快了。
“马上就轮到我枪毙了，”他说。“欠下两条人命，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本是个木匠。去年夏天我去一个小镇干活认识了一个寡妇。她二十九岁，比我大三岁，有一个两岁的儿子。见到我以前她三天两头揭不开锅。一天，正好走过她家门口，她叫我帮忙搬东西，这样就认识了。我常常会给他们捎些吃的，有时候打点酒就去她那里喝。慢慢地就爱上了。一切都很自然，就像上天安排好的那样。如果我没有娘胎里带来那股一根筋到底的贼脾气，本来我们会白头到老的。不久我就听说她跟抽水站的一个人有关系，为此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就问她这件事。我对她说要是她承认了就算了，我会原谅她的。但是她不承认，我就用一根绳子把她勒死。离开前我听见她儿子的哭声，就回来把他也勒死了。
“我对审判长说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还告诉他我是一个好人，一念之差，就成了现在这样。我准备抵命。再说她死了我一个人活着也没意思，是不是？”
我的两个伙伴一个劲地点头，好像深有感触。但是他们看上去很困，我想我也好不到那儿去，因为我的眼睛快睁不开了。就这样，他的故事成了催眠曲，我们三人都睡了过去。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讲完的，只知道醒来上便桶时看见他浑身抖成一团。嘴里吐着白沫的样子吓得我差一点叫起来。回到我的位子上才发现王衡和何征都醒着，紧张地看着杀人犯。不过一会儿他们就放松了，因为浦泉原开始发出一种像绵羊叫似的呻吟。他已经不在乎身边有没有人，像一滩泥似的瘫在地上。 天快亮的时候来了四个卫兵，把他五花大绑，抬走了。他没有任何反抗，只是哪里弄痛了就时不时呻吟一下。
回到原来的号子刚想睡一觉，所长又出现了，这次叫我和何征一起出去。毫无疑问，又是陪夜。我们这次的对象是一个瘦小，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那双像女人一样的眼睛和像女人一样细嫩的皮肤。他的细细的脚腕上套着的脚镣用一件蓝色的，撕碎了的衬衫的两只袖筒和其他一些碎布包了起来，显然他不喜欢铁箍和皮肉直接磨擦，以及生铁那种阴冷的感觉。就像意料之中的那样，我们一坐下来他就开始微微颤抖。可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是，他抖了不到五分钟就停了，用他女性般的目光警惕地看着我们，然后打开身边的一个包袱，从里面取出一双崭新的红绸面布鞋，穿在脚上。“我母亲上星期就把鞋送进来。是她亲手做的，要我穿了它上路。现在到了穿的时候，”他平静地说。
“别瞎猜，”我学着何征的口气对他说。
“瞎猜？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他说。
“我们是因为号子太挤才调过来的，”何征说。
“年轻人，”他说。“知不知道对一个快要死的人说谎话是罪过？你们都是新来的吧？”
“不到两个礼拜，说新来也勉强可以吧，”何征说。
“为什么进来的？”
一听到我们俩都犯了现行反革命罪，他来了兴致。眼神中的警惕顿时消失，紧锁的眉头也展开了。“我叫吴启凡，口天吴，启发的启，凡人的凡，”他说。“我是画家，师从吴湖帆吴先生。听说过他吗？”
“听说过，当然听说过，”何征兴奋地说。可是他接着问，“吴湖帆过世多年，你这年纪？”
“我今年三十五了，在号子里关得时间一长就容易看不出年龄，”吴启凡说。
接下来他就跟何征谈起了国画。作为门外汉，我只有听的份。他们首先讲了一会吴湖帆，就转到了扬州八怪，因为两人都喜欢其中一个叫金农的画的梅花。然后又提到八大山人。为他的某幅作品争了起来，连早粥送进来都不顾。还是何征先停住。“先喝了粥再说，”他说。
可是粥还没喝完，他俩又杠上了。只听见吴启凡对何征说，“老实告诉你，我就是在吴先生家长大的，看过的真迹比你多得多。”
“你是吴湖帆的侄子？”何征问他。
“不是，”吴启凡说。“我母亲是他家的佣人。”
“原来这样，那吴湖帆怎么会收你为徒呢？”何征问。
“我从小就喜欢思考，吴先生可能就喜欢我这一点。他要求学生作画的时候先想，然后再运气。运到不发不行的地步才能动笔。吴先生的画内涵很深，就是这个道理。他作画的时候，一般先对着白纸看上一两个小时，有时甚至整整一天，手里握着笔，但是只握不动。这时其实主题早已经有了，但是要表现出来的气势还不够，所以要集中精力运气，等待它的来临。”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灵感？”何征问道。
“有点像吧，”吴启凡说。“但也不完全是。我问过吴先生类似的问题，他说光有灵感不行，还得有气势才能作画。没有气势，画就没有魂。”
说着，他就站了起来。无奈脚上戴着镣，一走动就会出声，怕惊动了卫兵，只能坐下来。
“不用示范，我懂你的意思，”何征说。
“一幅八大山人的山桔，看上去就两只桔子，画得再随便不过。但是仔细捉摸，你就感到画的内力，也就是所谓的是画魂。看着看着，你就会想象画家作画时的模样，运笔的速度。这才叫品画。”
“都是吴先生教你的？”
“那他怎么不教自己的儿子呢？”
“他儿子的兴趣不在这上面，”吴启凡说。
“他儿子是不是一年前就枪毙了？”何征问。
吴启凡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他又开始讲画。从吴门派讲到他的恩师吴湖帆，一会儿又讲到八大山人，讲到金农，讲到郑板桥。然后又回到八大山人。
“平常人不可能画出那样的画，”他说。“有时候我能对着他的画看一整天，想不通他是怎么画的。吴先生就喜欢学生这样子，细细地想，细细地捉摸。他家里的真迹有这么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好的部分转移到了我们家里，保存下来了。”
不知为什么突然静了下来，我和何征交换了一个眼神，可是谁也不说话。从他的眼睛里我知道我们在想着同一件事：我们担心对他了解得越多，越熟，第二天他枪毙了以后我们就越觉得可怕。在这种担忧中早晨过去了。然后是下午，时间平静地过去。看着透过高窗照在地上的一方块阳光缓慢移动就禁不住想他的死期越来越近，越不想往那儿想就越想。因此我决定睡一觉。外面街上的高音喇叭午后也安静了下来，广播站的人也得睡午觉。但是我听见他叫我。
“你们都睡着了吗？”他问道。
“哦，可不是，有点累了，”何征说，一边揉着眼睛。
“我们昨天一夜没睡，”我说漏了嘴。何征对我瞪了一眼。
“那很对不起吵醒你们，”他笑了笑，说。
“一点也没有，我醒着呢，”我说。
“接着谈，”何征也来了劲。
“好吧，”吴启凡说。“只要你们愿意，我无所谓。我觉得一直这样静悄悄的，你们会不会觉得闷。”
“我就喜欢聊天，”我说，并随即告诉他我刚来两天的遭遇，同时给他看了我手臂上的手铐印，让他知道一个无辜的人会受这样的酷刑。
“回头看的时候，每一件事从我心头闪过，就像坐在火车上看外面的风景似的。生活就像坐火车，你们说是不是？”
“是，”我和何征异口同声说。
“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就像昨天发生似的。记得第一天上学，我妈特意让我穿了新衣服，关照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可是我不争气，尿了裤子。惹得一群女生围着我看。当时一急就哭。出了这事，我就觉得再没脸去上学，第二天还是吴先生送我去的呢。以后的日子倒是一直很安逸，可以说没有任何遗憾。要说有的话，就是没有交过女朋友，因此，不瞒你们说，我还是个童男子，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你们有女朋友吗？”
“我有，”我赶紧说，怕何征抢了先。“前几天我还和她手牵手，在大运河边上散步呢。”
“你跟她有过关系吗？”他又问。
见我支吾，何征接过了话题，说，“他那叫什么女朋友，就是中学里的同学，插队又插在了一起。我才真正有了女朋友。 前年大学算毕了业，分到了城建局，负责一个工地。好多热心人给我介绍朋友，最后，和一个小学老师谈了起来。当然，现在都成了泡影。一来到这里，我就什么都不去想。”
“那你跟她有没有发生过关系？”吴启凡问。
何征想了一会，说，“也就是手伸进去摸摸弄弄，小打小闹的，兴不起大风浪。不瞒你说，我们晚上一起荡马路都提心吊胆的，说不定哪里冒出群专队，工纠队之类把我们抓去就一顿乱棍。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我的一个同事就尝过滋味。三十大几的人，好不容易托人介绍了一个女朋友，晚上荡马路时间晚了点，就给工纠队当成流氓抓了去。痛打一顿不说，第二天叫我们保卫科长去领人。明明抓错打错了，还叫他正确对待，不要产生抵触情绪，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女朋友不用说，鸡毛插风口，吹脱了。他老兄可吓傻了，整天抖着双手捧一杯茶，对着他办公桌上的玻璃台板出神。往往得叫他好几声才应。”
“好在我和我的女朋友都很机灵，即使晚上荡马路也常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倒是没出过乱子。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跟她的接吻是在我们单位大楼底层的公共厕所里，而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之所以去这个厕所而不去其他厕所是因为这个厕所的灯坏了。黑灯瞎火的除了我们俩没有人会上这个厕所来。臭是臭了点，可是安全第一么。我们所有的大胆动作几乎全在这个厕所里进行。想想觉得好笑，一个工程技术干部，一个小学老师，竟然在这样的地方谈恋爱，而且谈得有滋有味。有一次甚至还有了脱裤子的冲动，最后考虑到裤子放在地上会弄脏才善罢甘休。不料有一晚，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刚刚抱在了一起手还没有暖过来，当然还没顾得上亲嘴，就听见有人闯进来。这一吓可以说吓得我灵魂出窍。里面虽然黑，但是有没有人还是能感觉出来。正拉着她想夺路逃走，却发现进来的也是一男一女，不用说，跟我们一样，热恋中的男女。也许跟着我们寻到这里，天晓得。好在他们比我们胆子大，没有被我们这两个捷足先登的情人吓着。结果那晚两对情人就在这个小厕所里拥着抱着。倒也没有发生手伸错地方，摸错对象，张冠李戴的事。可以说井水不犯河水。临别，还打趣说下次再在这里相聚呢。当然只是说说而已，我们不久又找了一个没灯的厕所，发展到后来，干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他说话又慢又幽默，逗得我和吴启凡笑得直不起腰。笑完吴启凡就问他为什么不在家里谈朋友。
“我家里上有二老和祖母下有弟妹一群，只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走到哪里都是大眼瞪小眼，有劲吗？她家的条件比我家还差。而且我一去，就要看她嫂嫂的脸色，咳，不提也罢，”何征叹息着说。
“不过今后你们都有机会的，”吴启凡说。
正说着晚饭就推了进来 —— 每人双份。吴启凡看了看他的盘子，就将它推向我们，说他根本没有胃口。
“你们吃了它吧，”他说。
“那怎么行呢，”何征说。“再说我们自己也有两份么。”
“我不饿，”吴启凡说。“只要你们快点吃好了再陪我讲一会话就行了。”
“讲话归讲话，吃归吃，”何征说。“你不吃我们就不讲了。”
听了这话，他才动了手。可是看得出，他见了食物恶心。因此我和何征都劝他实在不行就别勉强。我和何征就把他的那份基本没有动过的晚餐分了。
吃完饭，又到了聊天的时候，却发现没有了话题。画也聊过了，女人也聊过了。下面聊什么呢？还是何征心眼多，知识面也广。不知怎么的他问吴启凡吴门画派。这一问，吴启凡又来了劲。
“吴门画派一般指唐寅，沈石田，仇英，董其昌等苏州这一带的画家。他们可以说从北宋的宫廷派到清朝的扬州八怪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这一点说，有点像书法，从正楷到行草。说到功力，我觉得字是古的好，画却是近的好。八大山人就是一个例子，”吴启凡说。看得出来，他对八大山人情有独钟。
何征不住地点头，连声称是。我似懂非懂，但也觉得他说得有理。他越说越来劲，又谈到了吴湖帆，吴昌硕，张大千等现代名家。如果不是给外面卫兵半夜换岗口令打断，他会一口气说到天亮的。但是听到了卫兵的换岗声，他就静了下来。然后是卫兵们的脚步声在外面的走廊上由远到近响了一遍。接着好像是钥匙开锁的声音。高墙外面每隔一会就有汽车呼啸而过。接下来又是安静。在一片安静中天亮了。我看了看吴启凡，只见他盘腿而坐，双目微闭，神情安详。
号子门终于开了。伴随着第一道迷雾般的日光进来的是昨天四个抬着浦泉原上路的卫兵。显然他们准备来抬人的，见到吴启凡如此泰然自若，都吃了一惊。这时候吴启凡睁开了眼，看着其中的一个卫兵说，“能不能让我紧一紧鞋子？”
“紧吧，”那个卫兵说。另外两个卫兵把他的脚镣开了。
“要不要上厕所？”第一个卫兵说。
吴启凡摇了摇头，说，“走吧。”
于是他们亮出了麻绳。他很配合地让他们把他五花大绑。他们倒也没有太为难他，就像平时走路那样让他夹在他们中间走了出去。从开始到结束他都没有看我和何征一眼，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似的。
回到了原来的号子才从一个跟他关过一起的犯人那里听说了他的事。吴启凡对于吴家儿子遇难悲愤欲绝，就用泼墨的方式画了一批大闸蟹，题跋 “看你横行到几时！” 含沙射影，矛头直指，并四处张贴。他们从纸张和字体上查到了他。据说他的母亲在他死的当晚上了吊，因此五分子弹费至今还亏欠着。他的模样不仅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在市面上也广为传颂，一度在桃花坞或吴门桥边上的茶楼酒家引为佳话，直到现在我还不止一次地听人们说起他。因为他的死否定了一个世俗的观念 。他向世人证明：一个人的胆量和他身体强壮与否不成正比。不过人们看到的只是他的表面。他们有所不知，作为一个艺术家，一旦当他进入运气的境界，满脑子吴湖帆，吴昌硕，张大千，金农，唐伯虎，沈周，郑板桥，八大山人等先贤，掺合了他自己的灵感、激情和不发不行的气势， 枪毙正好成了检验他是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还是一个冒牌货的试金石。
吴门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传人，可是，上帝作证，体面照旧，哪怕面对祖宗，先贤，从黑暗到光明，平不平反都一样。
有一个作家吃不住噩梦煎熬写了造博物馆的文章，劝人说真话，忏悔自己五十步笑一百步。当然，讲真话要看对配不配听真话的人讲。
译自 “The Last Man of the Wu School”，作者授权天益首发中文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