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山顶望去，一百多米下火柴盒大小的手推车穿梭在通往码头的车道上。风钻的吼叫和采石工地犯人们的喊声在悬崖陡壁间回荡。模糊的、桔红色的太阳刚刚跃出天际，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片血色。晨雾在消退，清凉的露珠中弥漫着秋天的气息。
身后，紧靠酷似一头野性发作的公牛的巨石，是我的新组员们忙着往他们的车里装泥。他们的粗话加号子不时提醒我在基建中队的那段舒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真不知道还要过多少天才能重新适应这群面如土色的犯人们的喊叫，适应这里的生活以及最令我担心的这里的定额。自从我春天离开采石中队这段时间里定额已经上调了百分之十。在基建中队过了几个月轻松日子，神经已经松弛惯了，现在回到这里，且不说神经突然又绷得紧紧的，还要干苦活完成指标，简直不可思议。张指导员考虑到我需要时间来调整和适应，就把我暂时安置在老弱组。他告诉我如果我继续留在基建中队就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处罚。他指的是“ 毒草 ” ， 四本被我用毛选的红封面包起来的 “约翰.克里斯多夫”。但是，如果我自己能选择，我宁愿接受处罚而继续留在基建中队，也不愿意回到这里来受罪。因此我禁不住问他是否还有可能回基建队去。张指导员的回答很干脆，“想也不要想。”不过他看出了我一脸绝望，加了一句：“年纪轻轻的，怕什么苦。再说是你自己搞砸的，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他讲得没错。我看了看他宽额头上的皱纹，无话可说。我觉得要是中队里的干部全像他这样，这里的日子其实也不会难过到哪里去。
我怀念基建中队的朋友们和在那里度过的日子的程度就像我初入看守所的时候怀念我的同学们和自由一样。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再次适应采石场，要不然只有从这悬崖上跳下去。如果不是五年刑期已经过了一年半说不定我真的会一跳了之。
因此现在我和同组的犯人们在一起。我不必介绍自己，因为这里有两个和我在看守所里关过同一个号子的朋友：从前的兽医，在入监中队曾经差一点钻牛角尖，把自己给骟了的高显根；还有一个就是从前昆山的地方剧团的编剧加导演，以他的机智和风趣赢得我们信赖的李明初。何征也很风趣。但是他们两人的风格不一样。何征偏向于说，而且只会慢条斯理地说；李明初不但能说会道，还能用动作模仿，也许和他的职业有关。
自从离开入监中队，高显根和李明初就一直在这里没动过，在组里称得上老改造。可是有他们和没有他们对我来说毫无区别。现在当上组长的高显根就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似的，十分冷淡地接受我的到来。李明初更不用说，因为他自己遇到了麻烦。正是从他那里传出了特赦的谣言。他在公开的场合见我就避，仿佛身后有人盯梢。唯一的能和他说上话的地方是厕所，这情形不禁使我想起了入监中队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日日夜夜。他蹲在我的边上，把嘴凑上来轻声耳语说这次他恐怕得为了他犯下的错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他的材料已经被报到省劳改局里去了。
一天夜里李明初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梦：他发现自己以记者、随从，或者其它什么特殊的身份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亲眼目睹伟大领袖与尼克松坐在沙发上交谈的情境。他们交谈的内容他没有听清楚，只知道他们谈得很投机。最后，他看到伟大领袖在他贴身护理的搀扶下站起来，拿过警卫递上来的大号毛笔就在一张政治犯特赦令上签名。“既然你都来华访问了，我们还关这么多的政治犯干什么？”伟大领袖笑着，看着尼克松的大鼻子说，一边伸出手。后者连忙站起身，握住伟大领袖的手。于是闪光灯亮个不停。李明初斜眼看到他身边的一个女记者在她的速记本上写道：“历史性的一刻 — 政治犯大赦。” 一激动，就醒了过来发现自己仍然躺在靠墙的双人铁床的下铺。可是心情难以平静，无法继续留在监房压抑的空间。他决定上厕所去呆一会。在厕所里他遇到了五组的陈寿根和毕福彦，两个从无锡来的反革命犯，就把他刚才做的梦讲给他们俩听。这两个人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了中队里其他的政治犯，当时谁也没有在意，也没有料到这个梦会传出去，而且越传越广，越说越神，最后再传回来的版本出现了许多李明初梦里没有做到的人物和情节。譬如说基辛格博士首先提出了有关政治犯的话题，而伟大领袖回答他说刚刚大赦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得缓一缓再考虑。这时尼克松插话，说迟早总要赦的，还不如早点赦了好。王海容和唐闻生想出来替伟大领袖作解释被领袖一个手势停住，然后叫她们俩人扶他起来。毛笔是准备好了，可是她们突然发现领袖的手抖得厉害，于是就改用钢笔签字。
这个经过加工，以神奇的速度传遍了全省的劳改单位的谣言在政治犯中间引起强烈共鸣，有一阶段甚至连干部们都不知它的真假，因为里面有真的，已经兑现的内容，如县团级以上的特赦令等等， 直至上个月省劳改局发文件给各劳改队对此事进行正式辟谣。
那天晚上，从省里来的顾干部，一个高个青年，出现在大监房里。尽管这个省里来的干部长得眉清目秀，仪表堂堂，他一出现监房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每一个人都知道省里派人到我们小小的中队来决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大监房死一般的肃静。全中队250个犯人席地而坐，眼睛直视着仪态举止跟我们中队的干部们明显不同的顾干部，虽然从外表看，他们都穿着统一的灰色毛式春秋制服。我还注意到顾干部不接受也不仿效地方干部们轮流递烟的习惯，他不把他的银烟盒递给他们。为了和摊在他前面的文件夹分开，他把他的银烟盒放在桌子的右上角。刚开会的时候他看上去十分严肃，可是当他问站在他面前的李明初话的时候，语气和态度跟对坐在他两旁的地方干部们的态度一样彬彬有礼。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们伟大的领袖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李明初说。
“在梦到这个场景以前你有没有什么计划或动机呢？”顾干部问道，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以一种均匀，却又十分从容，和呼吸同步的速度把烟从鼻子里整齐地排放出来。
“我没有，”李明初说，看着顾干部。后者又吸了一口烟，看着桌上的文件，点了点头示意他接着往下说。
“记得那天晚上我去了报架亭，人民日报头版有一张毛主席和尼克松握手的照片。当时还有一些人在场，我就加入了他们。话题是尼克松的大鼻子。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夜里做这样奇怪的梦。”
李明初讲着讲着脸上的恐惧和焦虑就没了踪影。与此同时，前面几排犯人的咳嗽声，一下子像音乐会中间休息似的此起彼伏，使得整个监房的紧张气氛轻松下来。毫无疑问，大家都为李明初有这样的机会直接向省里来的干部解释清楚而松口气。
“你把这个梦第一个告诉了谁？”顾干部问。
“我首先告诉了陈寿根和毕福彦，”李明初回答。
“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在厕所里，二月底的一个晚上。”
“这样说来你真的就是谣言的制造者？”顾干部问，从他的银烟盒里抽出第二根烟。可是他没有把烟凑到嘴上点火，却像思考问题似的用他长长的，指甲修得女性般的手指不停地捏它，然后又放在桌子上来回滚动。
“不是我，是我的梦，首长，”李明初回答。
顾干部显然听懂了李明初的风趣，笑了。他向左右看了看，很有礼貌地问地方干部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听他们说没有什么，就合上了他的公文夹，宣布会议结束。看起来风暴已经过去，因为从省里来的干部没有向大家预料的那样宣布给李明初加刑或其他处罚。碰巧第二天李明初的老婆来探视。从中队部办公室回来的时候，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就像刚刚从噩梦中醒来似的，他伸着懒腰，深深地打着哈欠，一度甚至还哼起了久违的小曲。
“你忘没忘我入监中队有那么一段时间，在我老婆来看我以前，我说，差一点想上吊？”他问我。
“当然记得。第二天正好是个休息天，”我说。“我们这批人都聚在那里的水泥场上看你嚼炒黄豆。”
“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他说。然后凑近我说这次他老婆又带来了炒黄豆，并许诺晚上给我一些。
但是那天晚上我被传去了管教办公室。陈指导员和省里来的顾干部正坐在桌边抽烟。不知为什么陈指导员一改他往日的穷凶极恶，对我换上了一副相当诚恳的笑脸，甚至还主动替我搬来一张凳子。莫非顾干部的举止启发了他？正想着要不要坐下去，却听见他说：“我知道李明初喜欢跟你聊天。他肯定对你说了很多，因为他已经憋了很长时间没跟人说话了。我希望你能把他讲的所有的话一字不漏地向我汇报。”
“仅限于你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省里来的顾干部补充道。“我听说了你在另一个中队犯了很严重的错误。现在正好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了，否则不乐观啊。”
我点了点头，说，“报告首长，犯人明白。” 他们就让我走了。
我为李明初担心。很明显，他们制造了假象，让他产生错觉，认为他的案子已经过去了，因此他就会在一场虚惊以后把他压抑已久的思想讲给他信任的犯人听，而通过这个所谓的信任犯人他们就可以把李明初的最新言论收集起来作为整他的新证据。我不会当这种角色，但同时我没有勇气把他们的计划透露给李明初，因为我怕万一李明初把这事说出去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唯一的办法就是疏远他。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我刚来到组里的时候，李明初见我就避，仿佛我是一个告密者似的。而现在，当我真正受命去收集他的言论的时候，他却见我上哪儿就跟到哪儿。我明白一个人遭遇到麻烦和困境时能有一个朋友谈谈心意味着什么，我何尚不想跟他保持这样的关系？就像在入监中队高显根被两个奸污幼女犯欺的时候我跟高的关系一样。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自己的处境极为不妙，可以说是泥菩萨过江，就像顾干部警告的那样丝毫不容乐观。
不过我还是给他一个暗示，叫他千万注意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我还告诉她我不能再对他多说一个字。我还是遇到了麻烦。李明初肯定直接去问了陈指导员，或者是顾干部。第二天下午陈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差一点关禁闭。
“我还在想这次你一定会抓住机会向政府靠拢。却没想到你反其道而行之。我下一个收拾你，”他大声吼叫。当天下午李明初被关进了禁闭室。
接着，有一天晚上在厕所里单独和高显根遇上了。由于我来到他组以来我们从未真正说过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已经十分陌生。在厕所里和他单独相处觉得有些尴尬。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为什么无缘无故就成了陌路？为什么我已经习惯了不跟他说话的时候却又要在这种没有旁人的场合叫我的名字？他的声音有些哑。他的皱纹密布的脸在悬挂在厕所中央的一盏昏暗的、裸露的灯泡下面显得阴森森的，使我产生了一种凶多吉少的预感。他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我相信他早已经忘了我们曾经像亲兄弟似的度过了劳改队里的最初时光。此刻我不能不防他，也许他是陈指导员派来收集我言论的。见我不理他，他又叫了我一声。
“有什么事？”我没好气地回应。
他没有看我一眼，只顾低着头，像是自言自语，说，“看清楚周围的人。李明初要是早听了我的话，不会有今天的麻烦。”
他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的话使我想起了睡在我上铺的张国钧，原来在徐州当警察，因为强奸了收容所的幼女而被判了五年刑。他特别喜欢和我聊天，我觉得很自然，因为我们的年纪相仿。
我记得曾经对他说过为了一个梦就把李明初关禁闭有点不可理解。我还问过他，作为一个做过警察的人，他能否预料他们会给李明初加几年刑。他说他不能预料。从那以后，他就主动和我说起李明初。
高显根警告我以后，就再也没有和张国钧聊过天。可是已经晚了。一天下午陈指导员传我去了管教办公室。
“你觉得李明初这个人怎么样？”陈指导员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们俩在看守所曾经关过一个号子，是不是？”
“是，报告首长，”我说。
“这样说来你们曾经是朋友。”
我没有接嘴。
“我听说你对女犯人们说起过大赦，”他说。
“我没有。”
“不要这么快就拒绝。今晚就会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他说。
刚从办公室回到监房，高显根就使了个眼色要我跟他去厕所。
“你对张国钧说的话有没有对其他人说过？”高显根压低声音问我。
“没有，”我说。
“如果这样，你就一句也不要承认。不然的话我就帮不了你，”他对我耳语。
果然晚上思想改造的时候陈指导员来了。他命令组里对我进行批斗。就像高显根说的那样，从前的警察张国钧，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说不知道他穿了警服会是什么样子，一改他往常的友善表情，换成一脸凶相。
“你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过你在基建中队的时候对女犯人们说起过大赦的事，”张国钧说，一边从他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用一只手熟练地翻着，另一只手迅速滑过写得密密麻麻的字。“十月十七日，”他读道。“晚上九点左右49号犯人对我说他七月份去农场帮忙的时候曾经对几个女犯人说起过大赦的事。”
“根本没有的事，”我平静地回答。
“你必须老实交待，”高显根对我大声喝道，一脸愤怒，但是他接下来就转向大家问有没有人听我说起过这些事。没人回应。只有张国钧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脯发誓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你说过那些话吗？”高显根转回头问我。
“如果我说了就一定会承认的，”我说。
“那么你现在就当着全组的人说说你到底对张国钧说了什么话，”高显根以冷漠的语气命令我。
我知道他在暗示我反击的时机到了。改造的经验告诉我在这里以攻为守比单纯的防守更能保护自己。
“你对我说过，”我看着张国钧，说。“你觉得李明初仅仅做了一个梦就被关进禁闭室很不公平。我还听你私下反驳顾干部的讲话，说要是做一个梦就算犯罪的话大半个国家的人全可以抓进来劳改 . . . . .”
张国钧看着陈指导员，似乎在向他请示要不要反驳。陈指导员对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不错，我是说了，”张国钧傲慢地说。“但是这是我的计策，用来引出你的观点。我在徐州工作的时候经常这样做的。”
“因此你觉得你现在还是一个警察，是不是？”我咬住他的话。
“一派胡言！”高显根大吼一声，转过身就命令两个犯人上前把张国钧拉起来，站在我的边上一起斗。两个得到命令的犯人马上站起来，正要动手却被陈指导员阻止了。
“是我派他收集组里的反动言论的，”陈指导员宣布。
但是，眼看他得不到他想要的有关我的反动言论的自我交代，陈指导员最后怏怏地离开了。临睡前我又在厕所里碰到了高显根。他说还好我没有承认什么，否则陈指导员一定会关我禁闭。
“他们为什么要设了圈套让我钻？”我问从前的兽医。
“这不明摆着。陈指导员负责调查李明初的梦。借这个机会他就能跳过许多层关系，直接跟省劳改局的头头脑脑们接触，汇报。难道这不是一个升官的绝妙机会？”高显根说。
我谢了他，告诉他我误会了他对我的冷淡。
“一切都不要放在脸上，”他说。“只有放在心里我们还能跟从前一样。”
跟张国钧斗了一晚上我和衣倒在床上便睡。没有斗赢他，也没有输。他有陈指导员作后台，但是他在组里的人缘不如我。不过好险，差一点就被他害了。不知道这事算不算完。
正要入睡，却听见有人大喊一声， 紧接着：“大赦！你， 你 —— 不知道我现在终于能抬起头走路了……别再跟我说那些屁话。我受够了。” 说这些话的是睡在我右边铁床的上铺，从前的小学教师吴德栋，一个三十出头的小个子，犯了现行反革命罪在此服他的七年刑期。因为生性好斗，虽然每次跟人打架，最后压在下面的总是他，吴德栋获得一个绰号叫“疯狗”。只要他醒着就找事跟人吵，睡着的时候还有一个奇特的毛病：在梦中吵，断断续续的叫骂，就像现在这样一声大叫把全组的人全部吵醒。可是这次不同以往，人人都听清楚他叫出来的头两个字是“大赦”。在这种时候提大赦无异于公然和政府唱对台戏，何况还是大叫。 他没有多说一句。但是他所说的已经足够把全组的人从床上叫起来，重新坐好召开一次紧急的批斗会。
“你刚才梦到了什么？”只穿着带白花边的粉红色睡衣，闻讯赶来的陈指导员大声问他。
“我忘了，”疯狗紧闭双眼，愤怒地回答。但是，头皮上被狠狠敲了一下后，他就睁开了眼，然后用驯服的声音重复他的话。
“他们都听见你说 ‘大赦’。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在梦中脱口而出？”陈指导员怒吼，从他坐的一张空着的床铺上站起身来，他的一边放着一只随身带的白陶瓷烟灰缸，另一边，一杯茶。他开始来回踱步，双手交叉在胸前，使粉红睡衣像一条大浴巾似的裹住身子。他穿着拖鞋，粗大的脚趾头伸进一双淡黄色的夹脚趾带，上面各有一朵红玫瑰作装饰。陈指导员在干部中以没有任何爱好而闻名。据说他常常批评中队的其他干部们玩物丧志， 自己却对女人的衣着打扮情有独钟。休闲的时候就干脆穿成女人模样，和他脸上一如既往凶险莫测的表情形成极大的反差。
“报告首长，”吴德栋说，“我真的不记得我梦见了什么，”他的哀求道。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回忆，”陈指导员说，继续踱步。
只是当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睁不到白天的一半，伴随着越来越频繁的哈欠使他无法保持他严肃而又沉思的表情哪怕是半分钟，他才作罢，命令吴德栋连夜把他的梦写下来第二天在组里通报。
吴德栋写下了如下的一段梦境：本犯人梦见一天早晨在家乡的一条小街上赶路的时候，撞见了一个过去的同事。这个人用卑鄙下流的手段骗走了我的女朋友。本犯人立即意识到为了断这桩宿怨一场恶斗在所难免。本犯人于是卷起袖口，向双手的手心里吐了口水互相磨擦片刻，一边注视着对方的软裆准备偷袭。按常规本犯人不是他的对手，但是真理在本犯人一边，而且本犯人善于打架，所以不怕他。奇怪极了，正准备出手，却见本犯人从前的女朋友一下子出现在眼前。她大声责问本犯人为什么不在劳改队好好服刑改造而出现在街上。本犯人一急，就大叫，“大赦！”
由于故事编得无懈可击，陈指导员只能让他坐回原处，警告他如果再有人听见他梦中喊“大赦”，不管是不是故意都会立刻送禁闭室。
吴德栋的眉头皱了起来。散了会在厕所里他对高显根和我说，“说实话，我自己根本不知道在梦中说了些什么，问了别人才知道的。”
“那你的故事是编的？”高显根说。
“可我再也编不出来了，要是我再说了不该说的梦话怎么办？”
“想办法把你的嘴封起来，” 高显根开玩笑地说。
不想一句玩笑话启发了他。睡觉前，我发现吴德栋一脸的沾沾自喜，双眼眯成一条缝，眉毛向两边展开，仿佛刚从美梦中醒来。
“你还好吧？”我问他，真不明白为什么本应该为他凶多吉少的未来担惊受怕的时候他却看上去这样开心，他应该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进禁闭室是什么滋味，因为他刚从那里放出来。他沾沾自喜的原因使我吃了一惊。原来他睡觉前将一把鋁合金的汤匙咬进嘴里。那天晚上他再也没有喊出一个听得懂的字。犯人们只听到他把汤匙咬得嘎嘎直响，夹带着一阵阵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金属摩擦声。为了睡觉，我不得不用草纸卷小了把耳朵塞起来。
新年来到的前两天，我们去了每年一次的公审大会。这次轮到了李明初和五中队的一个犯人。虽然我们中队早有人预料李明初不久将成为“最高革命人道主义”的对象，说他活不过阳历年，当陈指导员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人群马上就一片喧哗。
“他不就做了个梦吗？我还以为加他十年刑到头了，”一个犯人说。
“我从没料到他会这样结束自己，”另一个声音说。
“惨啊。”
“住嘴，”陈指导员大吼，然后大声警告说要是有人胆敢在公审大会现场说三道四，卫兵会把他当场击毙示众。于是所有的人都苦着脸，鸦雀无声。只有张国钧这个从前的警察看上去神采飞扬，仿佛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别瞎嚷嚷，”他像一个干部似地对着犯人们说。陈指导员和张国钧一上一下，遥相呼应，难怪陈指导员昨晚在会上宣布说等现在的监房大头刑满后由张国钧接替。
公审大会现场的气氛好像没有上一年那么恐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合还是这一次李明初不是一个人走。还有一个犯人和他并排站在台上。有一个人陪着总比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走要好。这个人据说曾经是一个海军少尉，像牛一样强壮。他来这里后连续逃跑两次，第三次带了脚镣还游泳横渡太湖，在对岸被擒。此刻他在最后的挣扎，嘴里发出恐怖的喊叫，为此有人迅速在他的嘴里塞了一把沙子，使他的脸因窒息而变紫。可是他还在晃动身子，企图挣脱身上的麻绳。和他相比，李明初看上去平静多了，好像他还不明白为什么要站在那里面对他同监房犯人们恐慌的眼睛。正因为这样，他们没有把他的嘴堵住。但是我发现李明初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似乎已经超脱了生死，根本不关心他们如何对待他。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当然不是胆小如鼠的那种。譬如，在看守所有的人威胁说要检举他老婆把压缩饼干藏在肥皂里送进来，他就按沈宝生的建议把一半饼干分给了同号子的犯人以堵住大家的嘴；还记得我们这批同号子的犯人一起押上台判刑的时候，他是唯一的一个哭出声来的。但是现在他像一个等待领奖的人那样安静地等待着他的最后时刻的来临。甚至当边上那个强壮的犯人瘫倒在地尿了裤子，李明初还是安然不动。
仅仅一分钟以前我还不敢正眼看我这个从前的同号子难友，不管我怎么逼自己好歹看他一眼算是告别也没用。但是现在，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我要尽量记住他的模样。过去我和他一起在看守所，在入监中队的情形一幕幕展现在眼前。我想他应该记得我在他关禁闭前告诫他说话小心。可是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看着他，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害怕那些比大多数人聪明的人，害怕这些人以自己的智慧去影响，去唤醒大多数不那么聪明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对李明初这样善良、无辜、有想象力，而且充满幽默的人施以“最高革命人道主义”。党的政策一向青睐像张国钧那样靠欺压，出卖他人而活的犯人。不靠出卖他人，要从劳改队竖着出去就必须装得跟高显根一样冷漠无情，要不就像吴德栋那样装疯卖傻。
突然间，我们的眼睛相遇。但是李明初似乎已经不认识我了。他看上去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没有害怕，没有仇恨，当劳改队的总头宣布他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没有一点对世界的留恋。高音喇叭在响着：“李明初，男，28岁，生于1944年六月，家庭成分，资本家，本人 ……” 他们把他和另一个立即执行的犯人拉下台去。接下来是长时间的肃静。然后从湖边传来四声清脆的枪响。一群受惊的海鸥腾空飞起，直冲乌云密布的天空。
李明初曾经说过他的生活就像一个梦：他的工作，他的婚姻，他和那个女演员的婚外恋，被他老婆发现，一气之下检举他在家里收听敌台，直到他被捕。这些都发生得那么突然，他觉得除了接受没有其他的办法。他早就原谅了他老婆告发他，还期望着跟她共度下半辈子呢。
离开前陈指导员来了。他命令高显根和我跟着他一起去湖边，那里李明初和另一个犯人五花大绑，头朝下躺在泥地上。地上一大滩血。已经有苍蝇在他们穿了孔的头上盘旋。除了我们五中队也来了一个干部和两个犯人给他们的人收尸。不远的码头边停着一艘汽艇，此刻马达已经发动。陈指导员命令我们把李明初身上的绳子解了，然后用一条芦席把他裹起来。可是我和高显根都不愿意走到他头的一端。最后还是我硬着头皮去的，因为我注意到高显根的手抖得厉害。面对着我们共同难友的尸体，我觉得我比高显根对得起李明初，因为他的手在抖，而我的手不抖。
船开了。两具尸体就裹着芦席平放在舱前的甲板上，用绳子固定。我们几个犯人坐在一侧，陈指导员和五中队的一个干部坐在另一侧。他们互相递烟，开始交谈。
“我没有参加上一次会议，汤主任说了些什么？”陈指导员问他的同僚。
“他传达了领袖的最新指示。”
“什么指示？”
“还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对了，原话是这样说的： ‘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陈指导员说他早已知道了这句最新指示。并且，为了领会这段教导的深刻含义，他已经度过了十几个不眠之夜。
“可以说这句最新指示点出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又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句教导表明无论在我们干部队伍中，还是在其他人群中，都存在着左，中，右，”陈指导员说。
“那么在犯人中间呢？”他的同僚问。
“犯人中间也存在着左，中，右，”陈指导员回答。
湖面上刮起了风，天气骤然变冷；乌云滚滚。浪拍击着甲板，抽打着裹着尸体的芦席和四只直挺挺伸在外面的脚。
元旦妈妈来看我。她知道公审大会，但是多年以后才知道李明初和我曾经关过一个号子，就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另外一半。
那天下午来的路上，我妈妈在船上坐在一个少妇的边上。一聊起来知道都是去劳改队探望亲人的。少妇姓孙，在昆山的一所小学里当老师，我妈妈就叫她小孙，探望的是她的丈夫李明初。结果不言而喻，我妈妈看完我就请人帮忙把晕倒在另一间办公室里的小孙背着扶着回到了小镇的旅馆。以防不测，我妈妈一夜没睡，一直守在她身边。后来她平静了，反复地说：“他是我害进去的。原本想好好的补偿他。我都想好了，今后他刑满能放回来最好，如果留场，我就搬过来和他一起留场，随便干什么活都行，只要不分开。我们没有什么大志向，能在一起就好。怎么连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都无法达到……”
由作者本人译自 “The Cost of a Dream”，授权天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