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三点左右，警车停在市看守所的大门前。主楼是一座被三层楼高、顶部有铁丝网的水泥围墙包围，两旁和前面都是清一色水泥地的灰色四层楼水泥建筑，那特殊的小方形窗口使人望而生畏。初秋的烈日使得柏油马路的表面融化成泥状，上面清楚地印着车辙和各种鞋底的纹路。没有一丝风，空气发烫，热浪滚滚，到了能感觉出眼前有蓝烟在晃动的程度。建筑物，树木，水泥电线杆以及上面挂着的高音喇叭，和路上的行人们都呈波浪式地晃动，仿佛大地下面有一只巨大的烤箱在着火。附近一个杂货店展放文具，梳子和廉价香烟，被无数的袖口磨成麻沙玻璃的柜台前，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女人对着手里的电话筒在大声说话，她的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黄色的手帕，不停点抹眉间的汗珠。她的前面，一棵梧桐树的树荫下面，站着一个只穿一条灰色短裤，瘦肩上搭了一块湿毛巾的卖冰棍的小个子中年人，茫然地注视着大街，用木块慢悠悠地敲打着系在自行车后架上的保温箱，一边以不紧不慢的声调吆喝着。街对面，人们聚在电影院门口站着等人，交谈，有的头上戴了草帽，有的用扇子遮挡太阳，不时有人走进去, 也有人走出来。高声的讲话，笑声，喧哗和高音喇叭里的歌声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在蒸发着热浪的街道上空发出类似开锅的声响。
我还没有从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不能以家常、偶尔或甚至于意外来解释的事情中缓过神来，一个卫兵就命令我下车跟在其他七个驯服地低着头、跨着不紧不慢、长短适中的步子的犯人身后，在看守所的大门外排好队。我们这一批全是从幸福公社来的。两个岗哨肩上闪光的刺刀使我联想起上个月的一个下午去临街的游泳池游泳，路过这里，当时看到一批犯人从这个大门鱼贯而入的情形跟现在毫无二致。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我心里纳闷，为什么突然间，我，像变魔术似的，就不能像他们这样自由地走动，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呢？全然忘记了手上还戴着手铐。我没有跟着前面的犯人走，仿佛我还是一个自由人似的可以去路对面的电影院看看那里正在上演什么电影，或者去卖冰棍的那里买一根绿豆冰棍含在嘴里冷却一下冒烟的喉咙，或者，何不干脆直接去游泳池，跳进温度比大街上起码低五度的水池里……就在这时候我觉得背上重重挨了一下，转过头去才知道命令我下车的卫兵用他的自动步枪的枪柄砸我。他又威胁地高高地举起了他的枪，双目怒视。不用说，动作稍有怠慢，接下来的一下会比第一下更结实。
跨入象征自由的分界线的门槛以前，我觉得我得做好准备为自己辩护，开脱他们按在我头上的 “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 ”的罪名。但是怎样做才能使自己重获自由？我应该对他们说我是无辜的，但是又如何来证明我的无辜呢？ 我要不要对他们说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了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我是否还得告诉他们，我的父母亲都是中学里的教师，都没有任何对党和人民隐瞒的历史问题，因此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分析我家的背景没有促使我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外因条件？但是正因为我犯的时候已经喝醉了，我不能就我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所能说的就是：这是一次意外。但是意外，难道成千上万个意外最后不都是以跨进这扇铁门而收场？远的不说，就说我们学校的看门的老张头，一天傍晚在传达室听戏听出了兴致，小喝一口，不小心举筷碰倒了台上的石膏像，导致宝像身首分离，结果老张给判了五年；我们巷口的跷脚皮匠，大清早上厕所性急了点，拿错了印有宝像的报纸当手纸，七年；河对面在设计室工作，喜欢在头上抹点油，对着过路的女人做笑脸的林家老二，胸前的像章一不小心掉进小便池，五年; 连隔壁巷里的神经病老王发病砸了贴宝像的杂货店招牌都没放过，因病从宽处理三年……
那晚回城我邀了几个朋友来家小聚。多喝了几杯，醉了。不巧泼翻了酒，弄得手上桌上都是，顾不得那么多，随手从墙上撕下一张毛主席宝像就擦。正好居委会主任来查户口，逮个正着。在她的要求下，我第二天就去派出所自首。
这样我就进了“一打三反学习班”。经过交代，调查以后，专案组认为我喝醉了酒犯案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幸福公社的人事科长看完了专案组的信就说如果我不再犯错他们就既往不咎。还叮嘱我，如果想得到从宽的话，别忘了像公社里的其他的四类分子一样每月交给他一份自我批判的思想汇报。
从此我不断梦见我的被捕，半夜里惊醒次把两次成了家常便饭，常常不敢再睡，直到天亮看见周围熟悉的环境才安心。过了快半年没事发生才稍微松了口气，听人说半年以内如果不抓人的话，案子就过去了。可是晚上睡觉总不踏实。
说来也怪，晚上睡不好，白天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引起了隔壁队里的丽南——我同校的一个女生的关心。因此我们就好上了。两天前的晚上我们还十个手指勾在一起在大运河边散步，月光把我们的拉长的身影投在小土路上。夏天里丽南被选中参加幸福公社的宣传队演“阿庆嫂”，农忙以后开始全县汇演。公社共有十个大队，每一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宣传队，也都演 “沙家浜”， 因此整个幸福公社已经有十个“ 阿庆嫂”。但是代表公社参加县里汇演的只有丽南扮演的 “阿庆嫂”。她已经从地里脱产了两个星期，在公社大会堂里的排练，从早到晚，没有休息。公社里的人都跟她熟了，我跟她一起走的时候就不断听见有人叫她“阿庆嫂”，叫我，“阿庆嫂的男朋友”。
她已经向宣传队的负责人推荐我去那里演一个角色。如果成的话，我暗想，就不用再为我的政治问题提心吊胆，因为能在公社的宣传队里演样板戏是一种荣誉，可以说是每一个知青的梦想。抱着能被公社的宣传队选去的希望，我在丽南的宿舍里，或者在河边，跟着她一遍一遍地喊，练，直到我能把我想扮演的角色的台词全背下来。上星期她告诉我说宣传队的负责人林生同志已经在考虑我的申请。
“如果成功的话，一切都不用担心了，面包会有的，”她说。
“想想还是不可能，刚出‘一打三反学习班’马上进样板戏班子，”我说。
“看你小资产阶级的患得患失毛病又来了。我说行就行，”她说。
丽南的乐观感染了我，因此当两个陌生人把我带到公社总部，并把我关进一间客房的时候，（公社没有看守所，只能以客房代替，）我还在想也许这就是调我去文艺宣传队。却完全没有想到我已经失去了自由，甚至到了晚上丽南来看我说她已经听到了有关我被捕的说法的时候，我还不以为然。
“他们都说明天早上你就要被正式逮捕，”她说。“为了凑足上面压给公社里的百分比。说是这批要凑足八个才能完成指标。不过我刚刚问了林生同志。他说他不知道这事，并且还说他已经考虑要调你进宣传队了。”
她也不信我会被捕，因为她说，如果真有此事，我的名字早就应该上了内部名单，而作为公社党委六个成员之一的宣传队负责人林生同志应该知道。进而她又诧异公社书记本人一定知道这件事，但是前天晚上他去看她拍戏的时候为什么对她只字不提呢？从两个正在下着象棋的临时看守那里她根本问不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她说她明天一早要亲自去问公社书记本人。
一股凉风从我床边朝东开向大运河的窗户里吹了进来，带着远处潮湿的稻草堆发出的，和水草以及周围水稻田里的粪肥和在一起的气味。一轮满月的下面，青蛙，蟋蟀和蝈蝈叫声和远处运河里船队的柴油机的低沉的轰鸣响成一片。我在蚊帐里面仰面躺着，一点也没有惊恐的感觉，也不紧张，因为对于这种环境我已经习惯了。作为一个反革命嫌疑犯，我已经在“一打三反”学习班里度过了一个月。我提醒自己晚上一定要睡好觉，才能够在第二天早上审讯开始时精力充沛，迅速、正确地回答问题。我想着丽南说的话，一边轻轻地用手指敲击着胸部。时不时地我还转过头，看看门口两张床上的蚊帐，里面睡着两个陌生人，两个普通的乡下人，临时被叫来陪我，职责与其说不让我逃跑，倒不如说到这里来享一天清福，什么都不用干，下下棋就拿工分。
第二天一早刚醒， 正打哈欠，就被他们俩从蚊帐里拉出来。一看才五点半。不等我说话，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公社的总心广场。那里已经有六男一女，面对广场边一个废弃的仓库墙蹲着。他们身后聚集着一群儿童和三个表情严肃，不时凑着耳朵讲话的武装民兵。几个十来岁，看上去很粗野的男孩捡了垃圾扔这些蹲着的人，其他的孩子们笑着起哄。见我加入了蹲的行列，他们就朝我扔垃圾。
在这些小孩中，我认出了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在我们一年前到达时欢迎队伍中的一员。记得那天早上我们一下卡车，公社的领导就走上前来和我们握手；接着一群孩子上来给我们戴上大红花；然后就到现在我蹲着的这个广场看公社宣传队表演的忠字锣鼓忠字舞。三个民兵肯定觉得如果再不阻止，这群孩子可能会乱来，他们现在争先恐后地从边上的垃圾堆上捡什么就扔什么，扔中我们的头和身体就大声喝彩。垃圾堆上有西瓜皮，鸡骨头，空瓶罐，烂番茄，破鞋。垃圾堆的边上有一条死了的小狗，周围一群苍蝇嗡嗡盘旋着。正当我看着这只死狗的时候，冷不防一根断牙刷击中了我的额头，打在右眉上方一公分左右。我用手摸了一下，有血。
“再扔东西我就要抓你们了，”一个民兵威胁他们。
“为什么不能扔，” 扔得最勤快的男孩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是阶级敌人。是阶级敌人就要打倒。毛主席说了他们不打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这是老师教你们的？”这个民兵说。
“就是老师教的，”孩子们齐声响亮回答。
比起其他的人，他们对我和那个女的更为关照，也许和我们都穿着白色的衣衫有关，或者我和她是这群人中间最年轻的，因而也最容易被吓到, 最引人瞩目。她大概二十出点头，很丰满，白白的皮肤，有一对大眼睛。我见过她多次，虽然没有打过招呼，但是我知道人们叫她东英，还在背后议论她作风不正派，乱交男朋友，其中包括一个跑远洋轮的二副，一个公社小学的代课老师，一个知青和一个因为她而丢职的原公社干部。她的白衬衫和我的白汗衫现在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腐烂东西，看上去活像两幅抽象画，闻起来令人作呕。但是，围观的人越多，这群孩子就越来劲，直到公社的头头脑脑的到来才阻止了他们。但是垃圾堆已经扔完了；地上留下的除了那只死狗就还剩一只破鞋。
在临时搭起、离地仅尺把高的台上我被安排站在东英的边上。我们面对着好几千人，都席地而坐。我的脖子上现在用铅丝挂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倒写着我的名字。我想这也许是一场群众批斗大会，就像我在中学里看到的那样，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被押到台上和校长教导主任站在一起接受批斗。
人群中有许多熟悉的脸。我见到了和我同宿舍的包良和他的女朋友陈蓉蓉，我们背后叫她大嘴巴，虽然她的嘴并不大，而她也不是一个爱搬弄是非的女人。她也是丽南的同宿舍。我还见到了吴天林，一个绰号叫小萝卜头的不爱说话的年轻人，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他们都满脸的惊慌，都不敢看我，但是他们的脸上都有一种设身处地受侮辱的或者有罪的表情。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们还聚在我们的宿舍里吃一只隔壁老乡打到的猪獾。扒了皮放在大铁锅里煮的，煮熟了放在三只脸盆里，台上放了两大碗盐，辣酱，每人一碗黄酒，男女一律平等。
但是我没有见到丽南。难道我们的关系就算完了？或者是因为受不了才没来。这难道不是极大的讽刺？女的上台演革命样板戏，男的站在台上为他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接受群众批斗。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她昨晚来看我的时候一直皱着眉。她肯定料到我们之间会断的，想到这里我觉得很伤心。于是我又看了看人群。但是还是没有见到她。还是只看到第二排坐着的陈蓉蓉和坐在她身后戴了一副六百度眼镜的书迷包良。他瘦得跟猴似的，肩上吃不起重量，他的近视眼也使他不合适和我们一起在田里干活，就派去大队部学做会计。闲下来他就躺在他的床上对着茅草屋顶用他的老母鸡的嗓音长吁短叹。当他们说有一晚见到他和陈蓉蓉在打谷场后面的草垛边上鬼鬼祟祟的我还真不信。陈蓉蓉曾经是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女子乙组的铅球冠军，胳膊和腿伸出来都是圆圆的，而我的这个朋友的胳膊和腿细得像竹竿，两个人怎么看怎么不配。春节里他们俩都没有回城，大年初一早晨，陈蓉蓉起身拎了一篮子米和菜去离宿舍百米远的河边洗的时候，突然冒出一群村民，不请自到，其中大部分是村里的年轻小伙子，穿着清一色新做的毛装，而且清一色前胸的一个口袋的袋盖都开着，因此让人看见里面装着难得抽的好牌子香烟。见门虚掩，他们就擅自闯进了陈蓉蓉的宿舍。她床上没有叠的被子中间突起了一堆，显得里面不是空的，而床前的地上有一双男式拖鞋更引起他们好奇。当陈蓉蓉洗好菜回到宿舍，她看到的是一群惊得合不上嘴的村民们围着她的床，床上的被子已经掀掉，一丝不挂的包良抱成一团，浑身哆嗦。由于违反了知青第一年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他们俩被定为乱搞男女关系，各受到警告处分一次。
我听见我身边的女人呼吸急促，像是回不过气来似的，眼睛的余光看到她胸脯大幅度起伏。她双目紧闭，脸部扭曲。随着时间在慢慢地过去太阳越来越辣，照在我们的头顶上和背上。我的眼睛被汗水模糊了。汗衫上的恶臭熏得我透不过气来。为了使鼻子尽可能离开满是污物的汗衫远一点，我拼命像乌龟那样拉长我的脖子，抬起头看天。突然一只有力的手从后面把我的头一下按了下去，同时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噪音。我顿时觉得眼前冒黑星，就扑倒在地。
他们拉我起来的时候才看到丽南和她的几个朋友坐在第二排，惊恐地看着我。我挣脱了他们的手，想以我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因为我不想让丽南看到我被人按住的样子。但是还没来得及这样做他们就把我拉回了原位并把我的头狠命地按到我的膝盖处。我只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宣布我因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被捕。
人群散了。丽南已不知去向。台上只剩下三个武装民兵跟公社书记商量是否在市看守所的囚车来到以前把我们游街示众。公社书记最后决定不游街，并命令三个民兵把我们押到总部去。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们八个大会宣布逮捕的犯人蹲在一个院子的紧靠着一边墙的狭长的阴影里。亲戚朋友得到允许可以送一些日常用品和替换衣服。我看着其他人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而我却不能。因为没人给我送衣服。我希望被押走以前丽南能来看看我，但同时我又不希望她出现。我这副狼狈相，汗衫上挂满了垃圾堆上的腐烂东西，怎么能让她看到呢？我闭上眼祈祷警车快点来把我押走。正在这时候我听见远远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一看原来是陈蓉蓉。她站在探视的亲友中，她的身后站着她的男友包良和其他几个知青。
“我们派人回去给你拿衣服和牙刷牙膏去了，很快就来的，”她对着她的肉手做成的话筒向我喊话。她这个姿势再熟悉不过，看比赛的时候她就是这样为我们班的人加油的。
“别想不开。有机会我们会去看你的，”包良说。
我就知道同学们不会撒手不管。在学校的时候，男女之间不大说话，到了农村相处得就像一个大家庭。一个人有事就是大家有事。突然我觉得想哭，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向他们点了点头，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可是就在这时候，外面传来声音，说警车已经到了。陈蓉蓉急得直跺脚。正在这时候，已经换上干净衣服回来蹲在我边上的东英对陈蓉蓉招了招手，然后转过头，对我轻声说，“如果你不在意的话，就先穿上这件吧。”说完就从站在她身边的一个女人手里拿过一件绿色的女式短袖衬衫。没有时间再考虑了，陈蓉蓉和包良也在叫我先穿了再说。我迅速脱去我的脏汗衫，把东英的女式衬衫穿上。有点紧，扣子就不扣了。肯定穿了这衣服很滑稽，不然为什么这些女的都转过了脸去。只有陈蓉蓉说我看起来还可以。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
“跟上，”卫兵的吼叫把我带回现实。在走道里我们停下来，在一个矮小的，身穿制服的中年人的前面排好队。他开了我的手铐，命令我解下皮带，鞋带，掏出口袋里所有的东西。他数了数我的钱，写在他的登记册上。
“同志，”我说。“我想跟你谈谈。”
“蹲下，”他轻声说，眼睛没有离开手中的登记册。
“我冤枉。”
“蹲下，”他厉声喝道。还是没有看我一眼，只伸出一个手指，指向他身后的白墙上的三排大黑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将功赎罪！肃静。
走向第二道门的时候我觉得头皮发麻，可是不久就发现自己走在一条光线很暗的通道上，一边走着，就看到两旁铁栅栏后面的号子里一群一群的光头，模糊不清，鸦雀无声，这样的情景在我二十岁的生活中还从没出现过。有一刻我真以为自己在做梦。我想象着在一个黑黝黝的山洞里。朝里看，似乎能看到远处一块湿漉漉的石头和边墙模糊的交界。两旁的栅栏给我的印象就像在庙里游荡似的。我觉得我的双膝在发抖。我想喊。要是能转过身去跑出这黑暗的走道，回到就在大墙那边的街上去该有多好！但是我必须在黑暗中向前走。为了看清楚四周，我转动着头，同时放慢了脚步。就在这时候我听到背后传来闷闷的话音：“你到了。”
钥匙声响了。接着我右边的一扇铁门哐啷一声就开了。号子里的光线比走道还要暗，扑鼻的腐臭味使卫兵倒退了两步，脸像挨了耳光似的扭向一边。我停下来，转向他。
“我为什么要进去？”
“你最好问你自己为什么，”卫兵说着，在我的后背猛推一掌，同时给了我一脚。只听见铁门在我身后锁上，却没顾上绊到号子两边伸出的脚和腿上，一头就撞在里墙上，顿时眼冒金星。稳住脚以后，我站了一会，然后转过身子，就把重心降低。得益于几年来在校队和市体校的训练，（乒乓球和篮球都代表我们学校，还拿过一些奖，）我的反应相当灵敏。我猫着腰，伸手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在我的左边和右边各摸到两颗人头。我非常吃惊这四颗被我摸到的光头竟然一动也不动，仿佛死人头似的。出于好奇我就没有把手从最后的两张脸上移开，我摸到了额头，凸起的颧骨，鼻子，然后是尖尖的下巴，嘴……突然其中的一张嘴巴动了起来。
“拿走你的脏手，”他说。
然后又是肃静。
我左右看着，可是眼睛还没有适应号子里的黑暗就听到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从铁门那边传过来，说，“过来，过来抓住铁栅栏，”然后附近有一个轻轻的声音说，“坏了，是小班长。”另一个声音说，“算他倒霉。”
“双手抓住栅栏，像这样，”这小孩的说话声音一字一顿的。在渐渐清晰的光线中我看到了从外面伸进来抓住铁栅栏的两只小手。
“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小孩怒吼。
“我听懂了。但是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照我说的去做。这个星期天天下午轮到我值班。如果不照我说的做，看我明天下午揍扁你。”
“照他说的去做，要不他明天放风的时候会找你的，”我身后有一个声音说。
转过身子，我看见了一个上了年纪的犯人靠坐在里角。他像给我做示范似的举起了双手。这个孩子班长又说，“他们来的时候都做过这件事。”他接着命令那个上了年纪的犯人把我推向前去。于是上了年纪的犯人就站起来，可是还没有碰到我就被人踢了一脚，摔回到他的席子上，喉咙里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谁干的？”孩子班长尖着嗓子大叫。
见没有人理他，他就用枪柄砸铁门。
“都因为你，”有人在我身后说。
“还是按他说的做了吧，总比这要命的砸铁门的声音好一点。”
“班长，求求你别砸了，再这样下去我的耳膜快震破了。”
我走到门前，按他说的，把双手伸出栅栏，他拉住我的手指，好像跟我跳舞似的， 但是他马上熟练地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拉出两根鞋带，熟练地把我的手指捆在铁杆上，就开始用他的枪柄砸它们。他愤怒地吼着，嘴巴喷着白沫，“你忘了你是谁？让我来告诉你我是谁。让我来告诉你我是谁，你这狗日的。”
我跳着，急喘气。可是我马上意识到他就希望我这样, 因为这样能使他获得刺激和兴奋。于是我咬紧牙关，不喊一声。只有我自己能听见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像一条挨揍的狗发出的痛苦呻吟。如果虐待我的是一个成年人我就会大叫。那样会更好受。使我痛苦不堪的是这小孩的手腕只有拖把柄那么粗。一想到如果我自由的话我能轻而易举地把他举在空中撕成两半就浑身颤抖，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猫被笼子外面的老鼠咬似的。
“班长，”一个犯人说。“够了。他一定会记住你是谁。现在让他坐下去吧。”
他又狠揍了一下我的手指，大吼：“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是谁了。滚回你的地方去。”
我看了他一眼。这是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看着它顿时明白为什么行刑队的人枪毙人手不会抖，眼睛不会眨。我们班的同学们曾经讨论过怎样才像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答案就在我的眼前。他就是真正的革命接班人。而我，自以为是的接班人，只是他日后漫长的折磨和屠杀生涯中的一个练习用的活靶子而已。
还好，虽然我的手指感到火辣辣的痛，却还能活动自如。现在我的眼睛已经完全适应了黑暗，可以看清楚号子里的一切了。号子大约有五米长，四米宽。有十个犯人，一边五个，蜷缩在各自靠墙卷起的铺盖和草席上。里墙有一个高窗，积满灰尘呈棕褐色的玻璃像一面滤色镜把阳光过滤成一个棕色的小方块印在深色的地板上，类似犯人铺在地上等干的湿毛巾。号子的里角放着一个粪桶，上面盖着满是裂缝的盖子，直到我看见它才明白这满屋恶臭的出处。简直不能想象在这里和这群人一起过夜。我从来没有睡过这样的房间。虽说66年革命大串联的时候我曾经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睡在火车的座位底下，可那是革命。我再次双手抓住铁栅栏。
“我叫沈宝生，”坐在右边正中的一个人说。一个挂在嘴角的微笑使他看起来比其他犯人友善。我转过身子，我所知道的是我不属于这里。可是沈宝生继续平静地说，“年轻人，你会习惯的。” 然后他宣布我坐在粪桶的边上，因为那是专门为新来的人准备的地方。他这一说，靠粪桶那一边的犯人就赶紧挤出一个位子让我坐下。坐在粪桶边上的犯人瘦得可以数清楚他胸前的每一根肋骨。但是我怎么能够坐在桶边上满是小便的地上呢？我开始在号子里来回踱步，五步从铁栅门走到里墙，五步又从里墙.走到铁栅门。我必须倍加小心不碰到二十只从两侧向中央伸出的脚。
“小伙子，我保你再过两天就会像我们一样安静地坐着了，”坐在沈宝生对面的一个犯人说。他自我介绍叫沈耀，是这个号子的头。
“两天？”我叫道。停住脚步，看着他。
“是的，别走了。像我们一样坐定了感觉就会好一些，”沈耀想说服我。
“他想走就让他走，累了就自然会坐下的，”沈宝生讥讽地说。
“一旦他们把你抓到这里就不会轻易放你出去的，”沈耀说。接着他告诉我他68年夏天就来了，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年。“我要是像你这样不定心，早就死了，”他说。
于是我在粪桶边坐下，可是过了一会又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外面天色渐暗。高音喇叭已经停止唱歌。似乎时不时能听见一个女人的尖叫声，自行车的铃声，男人和女人的高声讲话此起彼伏。我竖起耳朵听着，可是什么也听不见。转过身来，却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犯人抱怨我走来走去影响了他睡觉。他的抱怨在号子里引起共鸣，所有的人都开始诅咒我。坐在沈宝生两旁的两个年轻的犯人甚至站了起来，威胁说要是我再不坐下就要给我颜色看。可就在那一刻外面走廊上有了动静。两个年轻犯人赶紧坐了回去，号子里所有的人都忙着准备他们的瓷碗。晚餐送来了。听我宣布放弃晚餐每一个人都对我露出感激的笑容。晚餐是一碗粥，上面飘着几根白菜叶。粥太稀了，所有的人都把嘴凑着碗边呷。一时间，吸粥声大作；他们的喉结像火车轴似的上下动着。我闭上了眼睛，想象和外面的人在一起的情景。
在幸福公社我们宿舍外面是一块石铺的被杨柳树包围的场地，由住在场地周围的十几家人家共用，各家养的畜牲也在这片场上和平共处。场地的中央有一口水井。这一刻该是农民们蹲在井的周围，手里托着大碗，边吃晚饭边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边上有几只狗，不时晃动着垂下的尾巴，一边在地上嗅着觅食，场上还有一群鸡和鸭，利用关进笼子前的最后时光在石头缝里寻找白天留下的谷子。
直到吸粥声降到可以忍受的程度我才睁开了眼睛。我很高兴地发现我身上穿着东英的衣服，这一个事实怎么就被我忽略了呢？虽然衣服是洗干净的，上面还留有她的体香。我坐在粪桶的边上，双手抱膝，一边嗅着衬衫，突然被脑子里出现的一个可怕念头惊了一跳。这个想法差一点使我腾空跃起，忘了我所处的环境；因为现在我恍然大悟我被捕的真正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和丽南的关系。我记起了有一晚去看她排练的时候撞到公社书记双手合着把丽南的手拉到胸前，另一次排练结束时丽南满脸愁容，双眉紧锁像生病了似的。看得出来，从那以后公社书记对我有了防范，只要有我在场他就不会出现在排练现场。他是一个四十出头壮实的汉子，据说为了和他的女秘书上床把他的老婆调到隔壁的公社。我越想越觉得坐立不安。完全可以想象出他把丽南扔到床上的情形，然后用他的一只粗大的手按着她，同时另一只带有被烟熏黄的手指的大手强行伸进她的内裤……
我无论如何必须赶最后一班车回幸福公社去。我要告诉她别再想表演的事，因为那明摆着是一个圈套。我还要告诉公社书记丽南不会为了演“阿庆嫂”而违心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但是我怎么离开这号子呢？我感到绝望。可是马上，我想起了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去年春天被捕的纺织厂技术员陈惠明，但是不久又被放了出来说是他关在里面精神失了常。我见过他在街上快速地自言自语。于是决定仿效，因为这是我出去的唯一办法。我看着四周。此刻，在悬挂在号子正中央上空的一盏昏暗的灯泡下，犯人们正兴致勃勃地进行饭后聊天。正在为没人会注意我的反常行为的时候，却听见坐在我左边的骨瘦如柴的犯人问我为什么进来的。我慢慢地向他转过身去，让他看出来我的举止反常。
“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啊？”他说。随即他就对其他犯人宣布说我脑子出了问题。我装疯成功了。年长的犯人走过来，俯下身在我的眼前晃动他的巴掌。他确定我已经疯了以后，沈耀立即大声喊叫，向两个闻声赶到的卫兵报告了我的情况。五分钟以后所长来了。我茫然地看着他，嘴巴没有停止蠕动。所长大叫，“你想跟我玩这个？”
我还是茫然地看着他。
“你这样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明天你就会后悔你的装疯卖傻。让我再问你一次。你叫什么名字？”
见我没反应，他把我的双手拧到背后，然后把手铐铐在我的手臂上。他把手铐勒紧直到箍紧我的肉。专心的疼痛使我咧开了嘴，像狗一样迅速喘气。我紧闭眼睛。口中的自言自语变成了惨叫，呻吟。连喉咙都在发抖。所长命令沈耀夜里看着我，有动静马上报告卫兵。
不到十分钟我的双手就麻木了。手铐的铜锈和手臂上擦破的肉和在一起产生的恶臭直冲鼻子。我的眼睛开始自动流泪，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的下巴在抖动，牙齿上下打架。呻吟已经失去了人味。我尿了裤子。我不能再思考，再想任何事情。但同时我不想半途而废，因为我坚信一旦他们认定我疯了就会放了我的。为了自由，再忍一忍吧，我心里说。
夜深了。同号子的犯人们都躺在他们的席子上睡了。外面的高音喇叭已经停了多时。我希望我能小睡一会，这样我就能忘了手臂上的痛。我的脑子似乎在飞速地旋转。每一个想法、回忆都随着手臂上疼痛的加剧以迅速，加快的节奏重现，从懂事开始一件一件地闪过。然后这些往事再以更快的节奏在脑子里重现，快乐的，不快乐的，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都变成了单调、飞速运转的图像，我知道我的脑子成了转盘，可是停不下来。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它的控制。
我坚持到了半夜，接着就开始喊救命，向前来探视的卫兵承认我装疯卖傻。于是这个卫兵叫来了他的值班上司给我开了铐。我没有后悔自己半途而废，我所有的想法全没了踪影，剩下的只是感激，我用我的眼睛向给我开铐的班长表达了我的感激。然后，没有来得及看我的手臂就倒在粪桶边的一滩小便里睡了我长久以来最为安稳的一觉。
（译自 “Arr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