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小时前就得到消息说要传我去管教办公室领我的释放证。一旦拿到了它，我的刑期就正式结束。我就能从大铁门里跨出去，重获自由，自由地在小岛上选择一家饭店，进去吃一饱。我饿坏了，所以现在高兴不起来。
昨晚睡不踏实，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梦，醒来却一个也记不得，不知是什么预兆。在床上躺不住就来到了水泥场上，空着肚子等了快十个钟头。
释放犯人一般放在吃中饭前。在刑满的这一天，按这里规矩，他们得让出他们的早餐，两木勺一比八（一份米，八份水）的粥，给同组的犯人们作添头。反正他们自己一出去就可以去饭店里饱餐一顿。
我连中饭都放弃了，可是还没有听到他们叫我的名字。眼睁睁看着水泥场上高墙的阴影从无到有，从细细的一条线开始越拉越宽，直到爬过了大半个水泥场，我想现在已经过了三点半。可是还没有动静。
正犯愁，就见一个犯人跑过来，说，“指导员叫你去他的办公室。” 水泥场上的一些犯人对我吹起了口哨，而杂务组的大头老王从水泥长凳上站起来，说，“小伙子，好运来了。现在可以松口气了。”
从半夜起我就一直坐在我的包袱上面，听见两批卫兵的换岗声，经过了由湖面上升起的寒湿的浓雾覆盖的黎明。监房，高墙，水泥场从探照灯下的黑影转化成白茫茫的一片，再从初升的太阳慢慢穿破的雾中显露出来。现在我想站起来，却觉得双腿麻木，头重脚轻。
中饭后从洗碗槽那里涌过来了一群犯人把我围住。老王也在其中。他不停地告诫我，说出狱后的第一顿不能吃得太猛，因为这样会摧毁一只长期挨饿的犯人的胃。今天我们之间的猜疑和防备奇迹般地消失，简直像两个推心置腹的朋友。
犯人们围坐着，有些坐在水泥长凳上，有些干脆坐在水泥地上。一门心思在洗碗槽旁边的泔脚桶里捞剩饭菜的刘三宝突然转过身子，大叫，“等一下，我不懂。在吃的前面控制自己？这不是胡说八道么！我宁愿在一个脱光的女人前面控制自己。”
“你给我闭嘴！”老王大喝一声。“忙你自己的事。”
在劳改队里，对抗犯人大头有时候比对抗干部更糟。触怒了干部最多关几天紧闭，可是得罪了老王，就每天等着穿小鞋吧。明摆着，一个敢于跟老王作对的犯人无异于坐失一切。
老王被捕以前是一个木匠。没人知道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只知道他在牢里呆了十二年，却从来不用像其他犯人那样去采石工地，犯人们对他的敬畏程度不亚于对一个管教员。唯一不买他帐的犯人就是从前的大学教授老章，这时候他走过来加入了我们的谈话。老章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说，“混帐，一派胡言。要我是他，我一定要撑足肚子才算。” 老章在中队里很有威信。他写信给党中央批评文化大革命，为此给判了十年徒刑来此改造。犯人们都尊敬他，有的甚至怕他，因为他能一口气喝下一斤猪油，连着再吃一脸盆的炒米粉，中间不用休息。劳改队里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他生就一张非比寻常的大嘴，能够把他自己的手一口吞到手腕处，不会被噎住。他喜欢在新犯人面前表演这一手，顺便骗些吃的。他带了一付缺了右脚的眼镜，用一根纱线套在耳朵上。
“也许你行。谁不知道你是这里最能吃的，”老王狞笑着说。
“那你说饱餐一顿会毁了一只犯人的胃是什么意思？”前面的过节还没有了断的老章看来要来真的。
“我说的只是一般犯人的胃，可没有把你的也包括在内。 要是今天轮到你刑满去饭店，我决不会这样说，”老王慢悠悠地说，脸上仍然挂着狞笑。
老章常常使老王感到头疼。给老章穿小鞋，就像对付其他敢于跟他作对的犯人那样？门没有。这一套对老章不管用。在他多年的服刑期间，老章被关过五次禁闭。三年以前由于拒绝服从命令面壁，班长们把他的右腿打折了。因此现在他走路明显有点瘸。但是，正像他所说的，他从不向任何强权折腰。
“放你娘的屁！”老章大吼一声，扑向老王。
顿时，我站在一边成了他们的裁判。两个搏击手同时向我转过身来，又迅速转回去，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凶光。老章满脸杀气，脸上皱褶的皮肉一抽一抽的，看上去比老王更可怕。两个人就这样脸对脸地在水泥场上转了起来。老章不时露出他的牙齿，喉咙里发出断断续续、像野兽一样的低声吼叫。他那硕大无比、可以吞进拳头的嘴咧开了，不由令人担心他会咬住老王的瘦肩膀，并且从那里撕下一片肉来。但是比老章高出半头的老王，利用了他的身高优势，转着转着就一个箭步上前抓住了老章的衣领。
“我让你咬！”他喘着粗气说，变青的脸上居然还挂着狞笑。他那伸得长长的手臂和抓紧老章衣领的手在微微颤抖。老章拼命摇晃着他的头，转动着他的脖子，想挣脱老王的手。
就在这难分难解的时候，下午的上工铃声响了。搏击手们同时松开了对方。老王一屁股坐回了他的地方，而老章赶着过去追上出工的队伍，奔赴采石工地。但是，就像一下子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忘了交待似的，他又跑回来，对我说，“好好保重吧。千万别相信他说的话。” 显然他还没有缓过气来，只能断断续续地咒骂老王几句。而老王已经舒服地坐在他的长凳上，一副无事发生的样子。老章最后又瞪了老王一眼，说，“我们今后有的是时间。”
很明显，我的释放被安排到了下午。指导员昨天晚上对我训了话并再一次问了我两个问题——为什么我要来这里改造以及我是否够资格重获自由——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从来没有给过他满意的答案。
“你应该想想你来到这里的那一天，”指导员说，“这无疑是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天。”
我想，我怎么会忘了这一天呢? 我被抓的那天就像昨天发生似的清楚。像大多数其他的日子一样，那天傍晚我在我的小房间里练小提琴。房间里仍旧飘浮着我的女朋友丽南身上的气息，她和我一起度过了整个下午，刚刚才离开。太阳已经下山，小房间的光线渐渐昏暗。从窗户望出去，能看到一条隐在垂柳中的小巷，向远处伸去，直指即将淹没在茫茫暮色之中的古城门废墟。
我小心地把谱架移到窗前，借助最后的日光再来一遍。正翻着谱就觉得有人在我的后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不用说，丽南回来取她忘在小桌上的书。她的动作很轻，因此我常常觉察不到她进屋的声音，直到她站在我的身后把她柔软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或者轻轻地咳一声。
我向前挪了挪身体好让她在小床上坐下来。曲子还没拉完不可分心。她知道的。但是我的轻夹在腮帮子和肩之间的琴被一下子抽了去，与此同时有人狠命地把我的琴弓打落在地。一回头就看到三个穿制服的人。靠我最近的那高个子从他的黑色帆布包里取出一副手铐，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宣布，“你被捕了。”另外两人立即上前站到我的两旁。
那高个子很年轻，长相和善，使人想起为陌生人指路的好心人，或者扶着在街上摔倒的老人慢慢走回家的青年，这样的人当时在这个古城里，尽管由于某种原因已经减少了许多，还没有绝迹。除此以外，从他的口音，我可以确定他和我在同一区长大。这事来得突然，我要时间准备一下。正要向他开口，却见到他的脸板了起来。他的眼睛像木头人那样冷酷无情。
几个月以前，我从新华书店里买了一张毛主席像回到家里就挂在我小房间的墙上。那天晚上我邀了几个玩乐器的朋友来家里小聚。坐定后，就开始喝酒。两杯以后我就开始骂居委会主任吴家姆妈。就是她每天催我去买宝像。还记得她第一次跨进我的房间的时候，看着光光的墙壁那副吃惊的样子。她看看墙又看看我，好像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说，“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居委会所有人家的墙壁上都挂上了宝像。就你这里还是空空的，像话吗？” 两天后她又来了，看着我小房间的白墙板起脸，说，“下一次我再来一定要看见宝像挂在墙上。” 第三次她进门，我正好在练琴，还有三个朋友坐在一边听。只听见她在我们的身后大叫，“别拉了。马上去给我请宝像进门，不然我真要让你领教领教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我就跑到附近的新华书店买了一张宝像：毛主席穿了一身军装，举起右手向红卫兵招手。他那高高举起的手显得太大，脸上的微笑充满骄傲。我不太喜欢这张带有自我得意的微笑和无比权力的大手挥舞的形象，而把它挂在我的小房间里的想法更使我烦恼，在我在练琴的时候，甚至跟丽南在一起的时候都无法摆脱伟大领袖带着那样的微笑俯视我们，向我们招手的感觉。
坐在我的小桌子边上，我就感到酒和愤怒在胸中往上涌。一爆发就把宝像从墙上撕了下来。就在这时候，吴家姆妈没有敲门就跨进门来了。
如果当时就把我抓了，我倒还不会感到意外。使我吃惊的是当时他们没有抓我。按吴家姆妈的指示，第二天我由丽南陪着去派出所自首。他们叫我回家去等。从此丽南来得更勤了，而且几乎每次来总要问我，“这样看来，今天又太平了？”
就这样太平了三个月。接着就来了 “一打三反” 运动。开始深挖隐藏在社会各个阴暗角落里的阶级敌人。占人口5%的阶级敌人需要得到清理，关进监狱，或直接带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为了凑足我们街道的5%的比例，他们必须抓八人。可怎么凑只有七个，这样自然就想到了我。用官方的话说，我属于新时期出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改造期间读了不少毛选。我能背他的语录：“形势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的同志需要不断地学习，调整我们的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今天你可以使一个自由人，但是明天就可以把你抓起来，因为形势有了变化，就这么简单。
因此现在我就在水泥场上。等待。我面对的是一排长长的监房，这时候像空庙一样安静。从我们组的门洞向里看，我可以见到那张我睡了多年的双人铁床的下铺。上铺睡着刘三宝。自从他去年搬过来以后我就不得不忍受他身上的腐臭。他从来不洗澡，连大夏天也不洗。刑期那么长他觉得没有洗澡的理由。
看着一张挨着一张紧紧排在一起的双人铁床，我高兴地想从此我不必再忍受刘三宝身上的臭味。我的身后是两层楼高的灰色的水泥墙，顶端架着铁丝网。墙的另一边有一条小路，沿着缓缓的上坡通向山顶，附近的村庄和采石工地。每天我都要在这条小路上走两次去工地，走两次回监房。整整五年！每当我在这条小路上朝工地走去的时候，我就求上苍保佑我平安回来。这里每个月都有两三个犯人被落石砸死。这种生活真的结束了吗？没离开水泥场就表示这种生活还在继续。不能高兴得太早。
根据监规，在释放以前——就像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一样—— 我得把我所有的东西摊在水泥场上， 让老王一件一件地检查。
“不要愁眉苦脸的，五年官司不算长。这里很多人都不止这个数，看你这样子，他们不活啦？” 这就是老王当年在我进来的时候一边检查我东西一边对我说的话。真的。现在站在这同一地点回想起来五年时间真的好像一眨眼的工夫。看守所里装疯卖傻的日子，每一天的两个永远不会过去的半天，山上的巨石奔腾而下，从工地上的犯人中间滚过去的场面，车把子顶在腰里，口吐白沫，挣扎着从雨后的泥泞地里把装满石头的车推出来 的情景……这一切都过去了。要是我不去想它们，就只剩下我进来的那一天和现在我刑满的这一天。就那么简单：五年刑期已经结束。我觉得我现在的思想比起五年以前简单得多。我对音乐失去了兴趣。甚至听到丽南几个月以前结婚的消息也无动于衷。我妈都说我跟以前不像了。
现在我想的就是去那个小饭店，在小镇边上靠码头的那一个。犯人们每天从采石场的顶部看着这个小饭店，看着那些进去的和吃饱了出来的人，以及饭店后面的大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看着烟囱冒烟我们就开始谈论它。这里所有的犯人，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都要算算他们的刑期，梦想着他们刑满的一天，去这个小饭店真正地吃一顿。不管他曾经是一个艺术家，科学家，或者一个村野农夫，都一样：一个犯人看着冒烟的烟囱和从饭店里进进出出的食客，就看到了他的将来。小时候曾经梦想做一个音乐家，我那时候有多傻啊！
我妈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频繁来信。信中她总是讲到我给她的回信。“你是不是把学校里所有学到的字全忘了？字也写得越来越难看。而且每一封信里至少可以挑出十个语病……” 妈妈不知道五年以来我所有的理想，自由的全部价值都体现在这个小饭店上了。
老王刚开始检查我的东西，我就看到五个背着竹篓子的当地姑娘从山坡上走下来。我认出了走在前面的两个。我记得两个月以前去总部看电影的时候正好站在她们的边上。当时我对她们吹嘘说我有六双新袜子（本地的姑娘平时不穿袜子），和六件新衬衫。她们都惊讶地看着我。事实上，在我摊开在水泥场上的铺盖和柳条箱里全是破烂，没有一样东西拿得出手。这使我坐立不安，于是就躲进了厕所，这个我们常常在晚上思想改造课的时候躲进去臭味相投的地方。几分钟后走出厕所，姑娘们已经走远了。
我唯一留下的东西就是我的小木箱。昨天晚上我把它送给了刘三宝。他曾多次想用筷子撬开它，却一次也没有成功。这只小箱子是我用来装炒米粉的，一直放在我的枕头边上。不用说，箱子里的香味会从接缝处溢出。刘三宝总是嗅个不停，然后抱怨：“我的好老天爷，我快死了。这味真叫人睡不着！” 昨晚理东西的时候，又见他看着我的小木箱。里面还剩一点点炒米粉了，但是我把小箱子送给了他。刘三宝一副感激不尽的样子，马上过来帮我打包。“不是当面拍你，”他说。“你是我在这里唯一当朋友看的人，虽然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起过。”
“从来没有？”
“有缘的话，今后我们在外面会见面的。到那时候，我们俩就去饭店里狠狠吃它一顿，”刘三宝激动地说。
一想到这顿吃，我的口水就止不住。我尽量地不去想。要是在这最后的一刻有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不让我出去怎么办？这样的事不是没有。上星期有一个刑满的犯人，就是在最后一刻被告知他走不了，除非把他八年以来拖欠下的石料任务给完成了。两千吨的石头，至少得花去半年的时间。五年以来我从来没有完不成石料的时候。但是我的思想改造得怎么样呢？我从来没有对我为什么来这里改造给过他们满意的答复。我知道我经不起任何反复，我会垮的。但是我尽量做最坏的打算。所有的犯人都习惯了这样去面对不测。
我慢慢地向中队部的管教办公室走去，我的包袱和柳条箱挟在我的两只搬石头的手臂弯里。我的旧皮鞋底的铁钉刮着水泥地面。我的饥饿和劳累没了踪影。我突然觉得我的腿里面产生一股力量，就像我能够冲出大铁门，在野地里飞奔一样。
几十个在破石机附近干活的犯人停了下来，羡慕地看着我向自由走去。“看这小子，”他们会说，“他马上就去小饭店了。” 两个昨天下午刚到的新犯人，停住他们的车，直起身子对我看。看他们的眼睛就知道他们的刑期不短。我停下来对他们点了点头。他们也对我点了点头。
指导员在他的办公桌前专心地喝着茶。他的黑色的大办公桌跟判我刑的审判长的办公桌完全一样。指导员显得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只顾轻轻摇着头，吹着呷他的茶。作为一个老犯人，我知道应该在政府干部面前怎么做。不要触怒他们。耐心地站在一边等他们，但是绝不能让他们来等我。指导员的脸完全给挡住了，因此我捉摸不透他现在的心情，只能耐心等。最后他放下了茶杯，说，“过来。” 我听出他的话里不祥的预兆。我走过去直挺挺长在他的桌前，憋住呼吸。
“知道今天刑满了？”他说。
“是的。”
“在想些什么？”
我张开了嘴，可是讲不出一句话。 我在想些什么？突然我想到了如果我不撕那张宝像，或者不去派出所自首的话，现在我不会站在这里，像一个连话都不敢说的奴隶似的。“你肯定在想出去后的第一顿饭，”指导员说。
“是的，”我向他承认。
“你的思想改造得怎么样？”
“改造得不错。”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来这里以及你是否够资格重获自由。”
又是这个令我反感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其实非常简单：他们抓我是为了凑足百分比，是为了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不过要是我如实说出来，指导员就不会让我走。想到这样，我就说，“我五年来以我的汗水冲洗了我罪恶的反动灵魂。”
“不要忘记你曾经是一个反革命，”指导员说。
“我不会忘记的，”我回答。
指导员从抽屉里取出我的释放证和四十元钱递给我，说，“小心别搞丢了。”
我知道我能走了。
走到劳改队的大门口我停了下来，把我的释放证递给了岗哨。他先把我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才看我的释放证。然后一声怒吼，“去！”
走出大门以后，我就沿着一条土路朝小镇走去。我记得有一条弯曲的小街通向码头。但是我第一次经过这里进劳改队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我不得不左顾右盼，看看是不是走错了路。
街口的一张毛主席的像引起了我的注意。画像是镶在一块五尺高的水泥板上高高竖在路中央，可是背景部分早已剥落得不堪一睹。下巴上还脱落了一块油漆，有巴掌那么大。画像的下面有毛主席的语录，用红漆刷的，倒还能看清楚：“千万不要忘记 ——斗争！”但是其它的字被晾在画像下面的一根从临街的一个窗口伸出的竹竿上的粉红色的女人内裤和一条蓝色的裙子给挡住了。我能看到的除了上面那句斗争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莫非形势真的变了？妈妈最近常来信说吴家姆妈对她很客气。“等你出来她还要帮你找一份临时工呢，”妈妈说。在另一封信里她说，“昨天早晨去菜场的时候又碰到了吴家姆妈。她说她已经去城隍庙烧过三次香了，还叫我下次跟她一起去为你烧一支香。”
我不相信菩萨，但是当我在那张剥落的画像前面站住，看着在微风中荡漾的粉红色的内裤和蓝色的裙子，我感到心情舒畅。
接着我就上了街。我跟在两个刚从理发店走出来的年轻女人的后面走了一段, 听她们一路谈着新的发型觉得好奇又新鲜。前面街角处一群放了学的小孩，书包还背在肩上，在玩着捉迷藏的游戏。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头在路边的垃圾堆里翻着什么。人们似乎根本不知道离他们平和的社区几百米远就是劳改队。两个女人终于转入一条小弄里。于是我继续赶我的路。我感到衬衫和外衣都湿了，但是我不想停下来。
在一家小客栈我问一个老头能不能寄存一下我的行李。他像岗哨那样把握上下打量了一番，说，“要寄存多久？”
“就今晚。”
老头把我领到边上的小屋，打开门，说，“就放这里。”
小屋充满农药和化肥的气味。“就这里？”我问他。
“就这里。”
“但是这屋味不对！”
“那你可以去其他地方。”
寄存了行李，我回到了小客栈，办理住宿登记。我不得不再次出示我的释放证，可是这一次倒挺顺利，没有招白眼。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女人一面把我的名字写在簿子上 ，一面跟边上的一个小青年讲前几天她去上海的一个家具展览看到的各种新款式家具。她说她喜欢把她的新房布置成那样。小青年就说他会尽快满足她的心愿。写完后，她从登记簿上抬起头就问我，“现在是不是流行浅棕色？” 我不知道流行什么颜色，不过我点了点头。
走出小客栈，我感到一身轻松，因为我再也不用向岛上的任何人出示我的释放证，还有，那个小饭店，虽然此刻还没有开门，就在路对面。透过一个大玻璃橱窗，我能看到那一排排搭配好的，有吃客点就可以下锅的菜。肉片青椒，白鸡，炸鸡，青鱼，肉丸，排骨等等应有尽有。
我走进小饭店边上的杂货店里买了一包烟。出来后就站在小饭店的橱窗外面，等。由于五年没有抽过烟，第一口就呛开了。还好除了我以外周围没有一个人。我又抽了两口，感到有点头重脚轻，不得不把身子靠在小饭店门前的水泥电线杆上，以免失去平衡。但是没有比抽烟更适合我，因为它不断地提醒我等了多长时间，不用时不时地看表，而且抽烟使我看上去若有所思，不像一个急吼吼等开门 的刑满释放犯。抽到第三根，听到小饭店里面有了动静。赶紧把烟掐掉，转过身去就看见小饭店的门已经开了。
先叫五个菜再说：两份肉丸共十二个，每一个都比劳改队过年时吃到的大一号，炸鸡，青椒肉片一份，红油排骨双份两大块和炸鱼块。叫完菜又去柜台买酒。
“这里只有高粱，而且是半斤装的。你可以到街对面的小店去看看，那里的酒花色比较多，” 柜台里一个身着便服的中年男子对我说。我说就高粱吧。
“刚出来，能行吗？”他问。毫无疑问，他一眼就看出我从什么地方来。
我的回答是果断掏出腰包。提了这半斤高粱我扫了一眼周围，小饭店有七八张方桌沿两侧排列，中间有一张圆台，上面放着一盆花。显然，圆台面平时不用，有一盆花作点缀，使这个乡野饭店有了一些会客室的气氛。我看到里面还有一间，那里只有一张方桌。走进去才发现这一间跟外面的大间没法比：没安天花板的房顶吊挂着四五个长短不一的蜘蛛网，没有铺设地板的方砖地显得潮潮的，油腻的墙壁和中间的突出部分使它看上去更像一个堆放杂物的储藏间。但是我终于认出这个突出的部分就是我们每天从山顶上看到的饭店烟囱的内部。不用说，隔壁就是厨房。烟囱的一边贴了一张宝像，笑对我面前的方桌。方桌的台面太油腻，还积了一层灰。两张椅子中的一张已经没有了靠背，另一张，下面少了两根横挡，一坐上去就发出吱呀一声。来回晃了两晃， 赶紧停住，因为我觉得顺势晃下去椅子就会散架。宝像已经变黄了，而且脸上有很多的小黑点，一看就知道是隔壁的炉子薰出来的。小餐厅的另一边却是一排古代的长窗。虽然年代久远，却还能看出每一扇窗框上精细雕刻上去的图案。我顿时喜欢上了这小餐厅。最重要的是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不希望有人看着我吃我的第一顿自由饭。
因此我坐在少了横挡的座椅上，禁不住轻声呼唤，“饭啊，菜啊。” 同时从筷桶里抽出一双筷子在衣角上擦了擦，再用我的袖子把台面上的灰抹去，然后就给自己斟满了一杯酒。从我的身后飘过来一阵久违的香味一下子把破陋的小天地变得温暖，亲切。我转过头去，就看到一个身穿白围兜的年轻女服务员端着盘子向我走来。盘子里装着两盆菜：青椒肉片和炸鱼块。当她把盘子放到桌上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圆圆的的手臂和纤长的手指，有点像丽南；还有手臂上棕色的，细密的汗毛，也像丽南。
在劳改队里的这些年，我从来没有机会这样近地细细观察一只女人的手。现在，看着女服务员的手轻巧地在我的眼前晃动，我觉得我自由了。
我连吃两块炸鱼，同时为自己的自由干了一杯。房间显得更明亮了。从窗户里望出去，我看到一排古老的圆木屋檐，上面覆盖着破碎的瓦片。我记得从我家的小房间的窗户看出去，也能见到跟这相似的一排屋檐。在那一排屋檐的下面是一个用小方石块铺砌的场地。很小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和邻居家的孩子们玩。有时候我们甚至不上学，把书包藏在城墙的一个不为人知的暗洞里。然后就在场上玩起了游戏。到了下午我们就觉得怕了，同时想起了我们的书包。每人回家还得编一个故事骗大人。我曾经带丽南去看我小时候一起玩的朋友们，长大了都是些懂礼貌，很上进的青年，以及城墙边上藏书包的地方。她开心极了，说要是那时候就认识我该有多好。
我们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有时候我们就并排坐在那屋檐下。有时候外面下着雨，我们就坐在我的小床边，看着窗外屋檐下面滴水。这种滴水的声音就像久远的音乐，再次回响在我的耳边。
“你听见外面滴水的声音吗？”丽南的头会搁在我的肩上，因此讲话的时候她的下巴就在我的肩膀上动来动去。
“我听见了。”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看外面屋檐滴水，”她说。
我们坐在我的小房间里看着窗外的雨景。静静的，只有雨点的声音。
过去的事继续无声地交替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小房间的后面是长而窄的护城河。到了夏天郊区的农家女孩们就撑了船，经过我家临河的小门，一边叫着：“莲心，藕！莲心，藕！两角三扎。” 最精彩的要数听对面的张家阿姨跟卖藕女孩们讨价还价。她的嗓子清脆，口齿伶俐，邻居们都说听她讨价还价赛过听说书。接着我记起了小时候我外公带我去逛古字画店和园林的情景。他能在一幅字画前站好长时间，一边对我讲作者的生平轶事。还带我去看一棵明朝书法家种的黄杨，已经五百年了。“树还是这样小，可是你想想已经过了五百年，”外公说。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池塘里各种颜色的金鱼：红狮头，黑珍珠，玫瑰裙等等，在园林的池中悠闲地游来游去。
我双手抓住桌子的凹凸不平的两角，害怕自己被这潮水般的回忆冲走。
我再次斟满酒杯，一口干了。青椒肉片快吃完的时候年轻的女服务员端来了其余的菜。我想站起来帮帮她，但是却没有能做到。又想说一句话，嘴都张开了却又说不出来。她敏捷地转过身子，就离开了。
我干脆把衬衫上面几个扣子解开了。我集中精力吃这些刚刚送到的菜：一盘炸鸡，两份肉丸，两份排骨。肉丸是装在两个盘子里的，每一个盘子有六个。在五年的劳改中我总共才吃了三个肉丸。应该每个春节吃一个，但是有一个给张八才偷吃了，另一个给刘三宝偷吃了，所以我只吃到三个肉丸。
我听到隔壁的餐厅隐隐传来了音乐声。于是我就停了下来，仔细地听。我用右手拿起了一根筷子 ，像握着一根小提琴弓似的，做着拉提琴的动作，并且像一个演奏家那样用半闭着的眼睛看着破旧的餐厅。
就在这时候我感到有人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记。转过身去，我看到一个身穿便服的中年人，一眼就认出就是卖高粱酒给我的那个人。他现在一脸的严肃。
“我是这里的经理，”他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像一个字也不愿意多说。
“我在这里一个人喝酒吃菜，”我以同样简单的话回敬了他，并且把我的筷子拍在桌子上。
“我知道，”他说。“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不能再喝了，否则我就得请你出去。”
“为什么？”
“你听到收音机里刚刚播出的消息吗？”经理问我。
“我对收音机里的任何消息都不感兴趣。”
“那么让我来告诉你，”经理说。“现在是全国人民最悲痛的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今天早晨逝世了。”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全国上下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你不能再在这里吃喝了. . . .”
我站了起来，跟他脸对着脸僵持了几秒钟，桌子上青椒肉片吃得差不多了，炸鱼块还剩三分之一，炸鸡还有一半，肉丸子动了一个，排骨没有动。然后我转过身子，使自己冷静下来。墙上的宝像在对着我笑。
“这是我的晚饭，不是娱乐。”我转过身子，用手指着经理。
正在这时候那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走了过来。她递给我两个纸袋，说，“你可以把它们包了带回家去吃。”说着就顺手拿走了我的酒杯和瓶子，里面还有一半的高粱。之前她还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轻柔的话音和语气使我无法当着她的面表示我的愤怒。我只能呆呆地看着她把我的肉丸子装进纸袋。我希望她能理解我的心情。我还期待她正眼看着我说话。
她的确看了我一眼。但是这不是我所期待的理解的一眼。她用一种冷漠的，木头人一样的眼神看着我，就像五年前抓我的那个高个子青年的眼神一样。
我跨出店门的时候外面已经下起了小雨，凉风吹醒了我的头。有那么几秒钟我对着抓在手里的纸袋出神，然后我转过身去就把它们扔向路边的草垛。
这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刮着风。街上没有一个人。突然间，我身边的，高悬在水泥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和小街前面，每隔一百米就有一根的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一齐响起了哀乐。
“Release” 首发在大西洋月刊，1992, 8月号。“The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92. 由作者自己翻译成中文。授权天益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