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同学们，大家好！非常感谢魏老师的邀请，能够与大家分享交流我在写作中的一些心得，不妥之处，还请大家多批评。
可能有些人觉得作家挺神秘，将自己的生活圈子和体验，通过文字，使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更常常把没经历过的包括久远年代遥远地区的人与事，写的逼真生动、扣人心弦。似乎依凭想象力便能驰骋消解现实世界。记得老作家王蒙开过玩笑，说“不能得罪作家，不然他给你安个反面角色”。呵呵，这当然是玩笑，一个真正的作家，写什么是有定数的，人物的命运，也只由小说中的矛盾冲突决定，作家根本决定不了人物的曲折生死！
也有人常常会问我，“你小说里写的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尤其是熟悉我的人会发问“这个小说的原型是不是某某人？”那么，小说这个想象力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一种什么关系？现实界的人如何飞进想象力的世界？为什么会有人曲洄辗转义无反顾去构建梦幻的精神大厦，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驱动力？比如学理工出身自己会编程的王小波，绕了一大圈，还是觉得写作是生命最大的意义！那么什么又是好的小说呢？经典的作品又都有哪些指标呢？下面，结合我个人的写作历程，和大家一起一点一点揭开这些其实并不神秘的面纱！希望通过我的分享，大家能喜欢上阅读，能享受虚构之美，并逐步养成亲近经典的好习惯。
总体来说，作家是一个异常敏感的小众群体，在将生活体验升华为生命体验中，逐渐构筑起一座大众能栖息的精神屋舍。因为是小众，所以真正的写作者需要各种各样的机缘，也就是学界常提说的“天才发现天才”！当代华语作家或多或少都知道马悦然，这是一个神一样的名字，因为他是诺奖评委里惟一的汉学家，华语作家能不能获诺奖，马悦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窄门。高行健、莫言获奖，都与他有直接关系，他也一直推荐北岛等华语作家。好了，现在我抛一个问题，也是我个人一直在观察思索的，就是文学可不可评奖？我个人受萨特影响大一些，文学的一切奖都会有偏向，尤其是政府主导，倾向性会更强烈！这些年诺奖一些获奖作家倍受争议，也是从侧面对奖项的消弱。这个问题不展开，有兴趣的，可以从推进文明进程这个角度去思考。
虽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经典的作品，在真善美的塔尖上，总有许多趋近性，依据艺术大厦的构建，我大约从人物、语言、细节、提炼、时代性等几个硬技术层面，和大家一块探寻一下小说的秘密。知道了好小说的尺度，怎么提高我们的品味、眼力，或者有志于写作的，如何入手？那就是要阅读学习借鉴经典，经典有大气场！学会向经典借气，是提升自我的终南捷径！期间：我会从真挚的情感角度剖析一下路遥的意义；以史诗的本质简略讲述一下白鹿原的突破。
一、人物是把尖锥
小说的秘密就是要让人物活起来！就如同棉布包着一把锐利的尖锥子，明晃晃的寒光要一下脱颖而出，我们一切的构思、铺陈和寄托都要随着人物进行。过去我们讲要把人写得“栩栩如生”，尤其是我们的古典小说，有这样的传统。从最早的唐传奇到后来的志人志怪小说，都在“人”身上倾注笔墨，其中《世说新语》《聊斋志异》塑造人物非常传神，三言两语，人物就立起来了，而且，也遵循着故事情节为骨干人物服务的这一原则，《史记》我也是当成小说去读的，尤其是人物列传中的游侠、刺客列传，将民间传说和侠义英雄融在一起，是一篇篇独立的好小说。比如《大铁锤传》，比如《荆轲刺秦王》。《王子猷雪夜访戴》是我印象深刻的一篇好文章（《世说新语》中的篇章）：三言两语，人物跃然纸面，而且把魏晋风度尽展眼前。
王子猷（you）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shan，剡溪，在今浙江），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日：“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王子猷雪夜访戴》给我们有这样一种启示：就是人物形象的凸起，要由心理意识活动塑造，外貌呀、衣着呀等都要指向人物的内心，以最简洁的笔触清晰勾勒精神轨迹。共性延展的意义是指向“无用之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君子不器”，贯穿至今！
西方传统小说，也是以塑造人物为中心的，这无论是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妥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复活》、显克微支的《灯塔守望者》等等经典中都能品读出来，就是意识流的集大成之作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在错乱的时空环境中，仔细辩驳，总能发现有一位灵魂人物始终隐藏在后面。（有趣的是，西方多余人、流浪者、流放地等形象的出现，在精神层面是与咱们的“无用之用”暗合）。
而要完成人物的塑造，就要借助必要的手段，其中语言、细节、提炼、时代性等手段最为重要，在长篇中还要解决结构问题，概括起来，语言和细节大概属于怎么写的范畴；提炼和时代性大概属于写什么的范畴。
不管如何，故事情节的作用是辅助的，在任何时候，它都是为人物服务。人物是灵魂，人物决定了故事的走向和情节的取舍。实际也就是沈从文先生曾经提到的，小说要“贴着人物写”。
1、小说与故事的关系。也可以说，小说和故事没有关系（坚决不能让故事成了牛鼻子）。小说根本不是编故事，只是最初故事性强大的各种艺术体裁（比如民间的说书，比如唐代传奇等）蕴育着小说的诞生，就是逐渐成熟起来的小说，也可以依靠强大的故事情节来增加小说的感染力，但不能因为故事情节的作用，就将小说与故事等同起来，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的小说依然可以是一部非常完美的小说，（这就有点象书法中不可认辨的草书），小说是靠细节来救活，要照着故事情节的指引，必然要将小说带向庸俗。
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适用于文学。一切传说、一切历史、一切故事通过想象力走进小说，都是对现实的观照。典型的例子比如著名的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斯》。有两部很火的小说，我估计大家也可能有读的，但我是处于“远观”“消极”的态度。交个底吧，你们真的喜欢也别受我的影响。一个是当下热播的《大秦帝国》，孙皓辉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一干人物，充满对强秦的歌颂，故事性非常强。但是人物经不起推敲，尤其是人物携带的信息灰色、单调，令人担忧。一个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作为消遣读物是可以的，过于猎奇、刺激、冲突的情节，极大消弱了小说的品质！小说说到底传递的是思想是价值观是世界观！
2、“写什么与如何写”的关系。
写作实际就是回答“如何写”和 “写什么”。首先，从‘写什么’到‘如何写’，这是回归到艺术自身的规律，是小说巨大的进步。其次，‘如何写’不可能单独存在，他只是一个很激励人的口号，在真正的写作实践中，又会演变出许多问题，‘如何写’是一个语言叙述的问题，是核心，但光有这个核心，成么？内容的舍弃（包括灵魂人物的出场、陪衬人物的埋伏），各种场景的选择，传承文明遗迹的态度，进入迷雾一般历史的切入点，时代信息量的渗入等等都非常关键。（扩展，实际就是作家要找到自己的根据地，挖属于自己活水的深井：比如福克纳终生挖邮票般的小镇；比如马尔克斯内心的马孔多。铁路作家王雄的《传世古》等小说则是以汉水古码头小镇为点不断挖掘，透过古钱帀所携带的时代、文化等巨大的信息量，揭示沧桑世事、人情百态。这些作家的探索与实践都能给我们以启示。）
如果宽泛地理解，“如何写”和“写什么”其实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争论，这个争论由来已久，鲁迅和梁实秋当年就有火药味十足的论辩，到现在，先锋实验派和新现实主义还在争论，或者说是在暗中较劲吧。
我理解“如何写”和“写什么”两者既不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那么简单，但也不是互相干扰有所冲突，如果把小说做为一颗有生命的大树，那么“写什么”就象扎在土地里的树根，扎得越深，生命力愈强，得到的养分也愈充足，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体验生活，我们要把个体的生活体验无穷尽地向生命体验靠拢，就是扩大共性体验；“如何写”则象枝叶伸向天空一般，既可以长出种种造型令人赏心悦目，又可以努力挺拔向上看到更多的天空，是个性的无限张扬，两者是一体的，谁也离不开谁。
在西方文学史上有两个作家特别突出，我要单独列出来，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是普鲁斯特。陀老是关注小人物，关注隐秘精神世界的突出代表，他的作品象火山爆发，喷射而出，其完全以心迹为脉络，狂漫自由的文字叙述，似乎是没有经过艺术锤炼这个‘窄门’式的艺术关口，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如婴儿清澈的眼睛一般的语言，一点一点流动着，汇成了一个优美的‘童年世界’，似乎也没有经过那炼狱般艰难的煅造过程，我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表面是没有经过这个‘窄门’，都是一气呵成的天才式写作，但其实在灵魂深处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淬火’般的锻炼，陀老与普鲁斯特恰好可以看作是两个极端的例子，陀老一生都在行走中，一生都在与苦难抗争，他把小说写作并不是看作生命的延续，而是当作肉体生命本身，他的每一个字，每一段话都是个人在现实中的某种投影，也可以反过来说，他在现实中的每一步、每一个驿站，都是一个梦游者般以艺术的精神来完成的，所以他的肉体苦难表面上看似乎是现实的惨酷，都带着极大的偶尔性（也就是他自找的），其实是一种宿命的安排，是历史的必然，倘若有那位作家也能将文字虔诚到这种高度，那么，他的作品那肯定也是蚌口中的珍珠，病牛腹中的牛黄了。
普鲁斯特的伟大意义在于终结了巴尔扎克“穷尽现实世界”的写法，大家都知道，巴尔扎克是准备写一个囊括形形色色群体的人间喜剧的，这在当时，是非常有担当的，和咱们的“世事洞明皆学问”有点接近，不管有多大的雄心，实际是将小说的路径走窄了！小说作为语言艺术，必须关注个体，回归个体，“自我”当然也是个体中最重要的一员。普鲁斯特一生都静坐在屋子里，沉浸在‘似水年华’的追忆中，他打乱时空，对零碎时光的无限眷恋，是一种重大的回归。
如果说，陀老的伟大在于以大无畏的精神来体验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是呈外射性的姿态，那么，普鲁斯特的指向却是向‘内’的。他将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童年的萌芽，开掘得淋漓尽致，他一遍遍地用敏感而细腻的心迹找寻着生命本初的过程，其实就暗合了对生命的提炼，这一切都包含着巨大的美感，那个的世界是澄明的，是洁净的，如同夹在峡谷间的一潭静水，风吹而起涟漪，他的文字是一整部人类的童年史，而他个人，其实也一直活在童年当中，没有苏醒，倘若有哪位作家，也以这童年精神来对抗世俗的现实，他的作品，也定然能唤醒每个人内心深处那本有的爱，那从母体中流淌而下的真、的美。其实，两位大师看似在两个不能相遇的顶尖，但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不光是他们，卡夫卡，曹雪芹，蒲松龄，川端康成，卡尔维诺、米沃什、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布洛茨基等等，无论是从他们个人身上，还是解读他们的作品，都能感受到那种熟悉的‘童年语境’。
关于普鲁斯特的写作，我更多想到的是草圣怀素，怀素的狂草是以‘兴来狂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行’的面目呈现给世人的，但怀素给友人的书信，大多都是以楷书来写，友人问时，怀素答，这样我写得自由，快，那种狂草要酝酿，一笔一画勾勒，太慢。这一快一慢的玄机，其实便解答了艺术的奥妙，那种‘兴来狂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行’的潇洒，其实是前期艰难的酝酿，漫长地蜕变过程，当一切具备，东风来临之时，便可破茧而出，化蝶飞舞。
无论是如何写还是写什么，都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并努力使之成为习惯。
当然阅读经典是获取知识、能力的最快捷的方式，读书可以快速改变自己气质，快速使自己侵染上人文精神。传统意义上的书籍仅是阅读的一个重要范畴，人生是本大书，社会是本大书，城市是本大书，找寻一切机会，把阅读书籍和阅读人生和观察社会、观察城市、观察大自然的风物变迁作为习惯，可以有效地提升自己的精神能量级。
生活中处处留心皆学问。饭馆吃饭、街上行走都可以观察人、观察风貌。也要随时打腹稿、做笔记。
读人、读风土人情、读城市建设、读历史文物，这些都非常有意义，早些时候。工作性质关系，我坐火车的机会多一些，车厢内这个小窗口大社会能了解到许多信息，车窗户外变化的沟壑山川、落日斜阳等等，也能丰富我们的记忆库，时间长了，总能给我们带来滋养。
敏锐的观察力是需要训练的，我提供一个借鉴，比如太阳是我们每个人所常见了的，但太阳的变化大家都能说出多少种？一年四季、一日不同时分、气候变化——雪前雪后、雨前雨后、晴空阴天、有风无风等等太阳的形态、光照、色泽、圆度等都有不同变化；因云层厚薄变化与太阳映照关联又生出许多变化，这还是在同一个地方，倘若是在不同的区域，仅仅太阳的变化就是一个无穷尽！我在长篇小说《未剪断的脐带》里，太阳的变化有一百种以上，借用太阳的变化来隐喻人物的精神轨迹。
作为写作小说之余的一个补充，断断续续我也写过一批铁路题材的散文，其中影响比较大的那篇叫《火焰驹也就是一匹马》，就是讲坐火车发生的事，当时这篇散文也被译成了英文。其实坐车所经所遇，只是一个触发点，整篇散文表达的还是母爱，只是这个隐性的母爱，在层层叠叠的烟幕弹遮蔽之下。母亲、母爱以种种隐喻和方式进入文学世界是一个永恒的写作话题。
《阎良是一座土塬》讲的是收麦子的场景，小时候的记忆是龙口夺食，而现在麦收季节人是比较悠闲的。有次在郊区碰到一个老农，他当时端了壶茶，在地头看着收割机在地里劳作，模样非常品。这个印象对我太深刻了。咱们想一想，伟人通过巨手想消除城乡差别，实际效果不佳，而改开后，不经意间，城乡差别界限就在消除。第二印象是麦浪滚滚，尤其是黄昏时分，非常壮观。这个麦田的景象在我小说里出现许多次，但还没有掘尽，后来还用诗歌表达过这种情感，一个是《收获》，一个是《带翅膀的太阳》。
二、语言自带重量
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至关重要！不但是综合素养的体现，更是一部小说成败的关键，没有语言，一切都是零！我们的审美、通感、共鸣都是建立在语言叙述上，或者说，语言不美，艺术品将大打折扣。
写作中我向来偏执地坚持“语言至上”，如果语言干瘪，其它又从何谈起呀？这就象书法是线条的艺术一样，如果线条不美，那“气”呀“韵”呀又如何能守得住呢？我个人非常喜欢《边城》《寻找家园》《追亿似水年华》和蒲宁的田园风光，一直奉其为圭臬，时常去品味那些有生命的语言带给我的愉悦。
《史记》的语言非常讲究，多趋向于形象化的语言，聊斋的语言不仅仅体现在精炼上，更表现出一种‘动态美’。
将语言能经营到一种‘纯粹美’的高度，往往都经过诗人的训炼。写出语言自有的节奏、凝练、简约，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风格、也就很自然地将思想价值文化等元素融入其间了。
川端康成的语言透出一种忧伤的美，体现出感情的极端细腻，还有那种刻骨铭心的绝望与孤独，而海明威的语言则处处都能闻到搏击的气息，他的炉火纯青之作《老人与海》，整部小说体现出一种和谐，宁静，但在细节运作上，还是抗争的力量支撑着全文。
顾城的《远与近》，《黑色的眼睛》，海子的《明天我将远行》，纪伯伦的散文诗与泰格尔的散文诗，这些语言对小说的写作营养都非常大。
“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
这是顾诚的一首《远与近》，非常凝练，指向又浩瀚广袤。这首诗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李白的那首《独坐敬亭山》重合，“众鸟高飞尽，孤云独云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大自然最为广博，是最无私的接纳生命体。而人作为一个灵属，即就是心心相印的恋人，同样有距离感“看我时很远，看云很近”。二是所引申的哲学命题上，与萨特的“他人是地狱”暗合。
还有高尔泰《天空沙白》，通过洗练的景物描写映衬人物的内心已达臻境。（推荐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抛却其他价值，该书对丰富拓展汉语言文字词汇内涵有巨大贡献。）
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也是非常独到，有启迪，因为语言的突围成功，使小说向“内”向“外”都走得非常远。在最初阅读中，我就直觉高行健不是个小说家，他是个诗人，他的句子与用词，都锤炼得非常优美。高行健的这部小说，一个是解决了叙述问题“我你他”的重叠叙述，有强烈的个人印记，也是汉语叙述语言的重大突破。大家都知道，我们写作中，除非书信体，绝少用“你”第二人称进行写作。将“你”放入小说进行叙述，表面是多了一个观察的视角，本质是对“自我”隐秘精神领域的挖掘，是有开疆拓土之功！二是把个体记忆转化为历史体验，使小说的外限无限止的扩大。
还有《日瓦格医生》，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天才的诗人，深刻的思想家，我一直都是将它作为诗来阅读。优美的语言中，《日瓦戈医生》满卷弥漫的是一种纯洁的正义的力量和面对现实可贵的独立思考的力量，反对一切战争的观点也就是反对血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延续了托尔斯泰的“博爱”观。
总之，要把眼中看到的，心中想到的，变成纸面上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取法乎上，得之其中”，需要从经典中取法。许多大家都有向经典“借气”的过程，韩愈写文章时，就经常重读一遍司马迁的文章，为得是借太史公的一口气。我们作为小子辈更要谦虚向经典学习，要经常诵读名篇，这样写作时，曾背过的经典文章才会不自觉地跑出来助势。
没有谁的语言天生就自带气场，风格不可能一撮而就，需要练笔，需要不断地挤水份。陈忠实老师有一篇随笔《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讲得就是这个道理。也可以这么说，一个作家，终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一事一人一景一物，一定有一个最妥帖的句子属于它。写作中，应该语言朴实、准确、简洁，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最好不用成语。
这里，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传统作家，主要有司马迁，蒲松龄，刘义庆和郦道元等。
《史记》是语言质朴、简洁、明确、具体的范本。如《项羽本纪》中的一段：
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湛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地……
语言叙述得简洁、生动、准确与鲜明，令人拍案叫绝，非常明确地勾勒出了事件、人物以及场景，值得反复品味。
比如郦道元《水经注》中《三峡》片断：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其语言不但简洁朴素，而且优美，状物极其精准，我好几次都用四尺整张宣纸将这篇文章书写下来，就是没去过三峡的，静心阅读时，脑海里立马也会浮现出一幅三峡的美景。
1、语言的借鉴。艺术上没有现成的道路，大师们开通的任何一条路，都不能领引你到文学的塔尖，只有相互影响与相互借鉴的意义，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的家族倾诉，也只有对马尔克斯自己有意义，别人做为起步的模仿，那是可以的，但作为不能摆脱的拐杖，终生拄着，那是一种失败，福克纳进行的也是一种家族式的描述，却与马尔克斯的魔幻式‘混乱的后代’有着截然的不同，抛开家族的表象，就能发现，无论是马尔克斯还是福克纳，‘家族’之于他们只是一种‘熟悉的语境’，只是传承他们思想的媒介，更是他们对现实做出种种影射的最佳倾诉方式，这样，又回到了对现实的思索上，离开了‘现实’这条根，种种学习家族的‘语境’，不是变的没有意义。我们要学习马尔克斯或福克纳为何会走上‘家族’式的描写，他们舍弃其它的表述方式，而独独痴迷于家族的表述，弄清了其中的缘由，对我们肯定大有裨益。就如同我们不能仅仅学习川端康成的新感觉手法，那样只能得到枝叶般支离破碎的效果，而应该学习川端为何最后采取了所谓的‘新感觉手法’描写，那样，新感觉手法，便不仅仅是一个技法的问题，而牵乎到川端的个性，他对日本现实以及传统的思索，内力与外力溶合为一体，才使川端写出了他自己独特的笔法，
2、音乐对语言的启发。其中秦腔和民歌对我汲取语言养份影响比较大。秦腔李正敏的唱腔与马友仙《断桥》唱段，就是将唱词的含义模糊掉，仅仅欣赏十分传情的唱腔，也觉得很美；陕北民歌中有一个叫党静之的歌手，唱的是被无数人唱过的《东方红》，他的歌词许多含混不清，但唱腔雄放多变，或如断涯瀑布跌砣有力、或如小溪横流收放自如，不要过多关注歌词的内涵，仅仅是歌声的渲染，给人的也是美的享受；还有书法中怀素的自序帖、散氏盘等，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意义，仅仅关注‘形式美’，给人的便是一种娱乐，这种纯粹的‘形式美’，表现在文学上，便是语言美。
还有那些从肺腑吼出的信天游，语言带有重量的过程，与这些传情的陕北民歌总有相似之处，比如那首著名的三十里铺，无须听得懂歌词，仅仅通过那高亢明快、但时时又夹杂进‘忽然拐弯般’的忧怨的唱腔，就能表达出内心那种生活愁苦，心上人又撇她而去，但还得迎着头生存下去的无奈哀怨的复杂情绪，语言的境界便是不通过故事情节力量的渲染，仅仅通过对只言片语的字词短句的咀嚼，便将整部文章的讯息自然而然地渗出来，就象风信子一样，进而就能品出生活的味道。
3、书法对语言的启发。线条就是语言。书法是先临蓦、读帖，再临蓦、再读帖，再艰难地化各种外象于笔墨中，当法帖的戒律不再在眼前出现，落笔直追自我的性情时，偶一回头，‘荡胸生层云’‘一览众山小’，自有一番感叹的。 文学无论起初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还是在虚拟一个梦境，最后，都要达到托翁所说的‘写来写去，都要回到童年’，当忘记了种种典范杰作，当一个个大师从眼中淡出，探寻自我生命的源头时，便会开始享受一种喜悦了，就是化繁为简，找到自己的“线条”了。
三、细节摧枯拉朽
细节决定了人物能否传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物的骨感，是否能立起来，都取决于细节。用围棋做个比喻，细节就是棋局中的手筋。许多小说读过以后时间一长，可能情节呀故事呀都淡了，但一些细节却记忆犹新，比如刘姥姥在大观园吃饭的憨态，比如高尔斯华妥的《苹果树》主人公和少女相恋的细节等，只要有一个片断，马上就让人物“立”起来了。
从个人角度我更喜欢托尔斯泰的《复活》，我觉得《复活》简直达到了艺术上尽善尽美的程度。许多细节，现在犹如闪电，不光是玛丝洛娃的遭遇，更是聂赫留道夫艰难、复杂的精神回归之路，还有聂在走向高尚的路途上与玛的堕落后的不苏醒反复遭遇，这一强烈对比更增强了悲剧力量，《复活》给我刻下的烙印中，除了精神层面的震憾（聂赫留道夫内心深处的拷问，那种震荡，工作生活多年，余震仍依久不息），其凝炼的情节，简洁的笔法，饱满的人物形象，张驰有度的行文（回忆引诱玛丝洛娃段缓，法庭审判段弦拧得紧）等也同样令我震憾，其作品如山一般横在那里，一直以来，一想起《复活》，我对我的写作顿生绝望感，不敢面对文字，自己渺小的如同那高山下的一颗尘埃，还怎么再敢奢谈文字？
玛丝洛娃来源于生活，（底层世界中，这种不同版本的形象比比皆是，在中国，不论是过去大家族中的仆人〈如《雷雨》中出现的形象〉，还是现在已经存在的不同阶层，还有因各种原因从事不能见光的灰色群体），可又远远高于了生活，托翁用近一生的积淀，还原出玛丝洛娃这个形象，可见‘玛比洛娃’在生活中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又是多么具有普遍性与典型性，她的‘少女的希冀’‘不自觉到不觉醒的堕落’再到‘逐渐的精神复苏’，完全是从炼狱般的生活中一路走了过来，最终升华成了一个永恒的文学形象，具有了时读时新的经典意义，无论是《雷雨》还是高尔斯华妥的《苹果树》都难以与《复活》相比，雷雨中的周仆园没有完成他的精神复苏，只到了意识到自己精神在堕落的程度，而且这种意识也相当淡薄，而侍萍的形象则停留在了‘不觉醒的孱弱者’的阶层，可以说是一种幼稚的状态，无论是否符合生活的真实，但肯定是缺乏更广博的提炼，进而达到‘超越生活’的程度。《苹果树》中的‘我’裂变的过程，比周朴园的程度要深刻。
人物形象的凝练跃然，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大千世界的所经所遇，也就是佛家那“十万八千法门”吧；必然性是人物形象的内核都要指向作家内心的“原点”，这个“原点”更多倾向于“写来写去都要回到童年”。
我个人写作基本上都是先有刻骨铭心的细节记忆，就象一道闪电一样，捕捉后在时空发酵，在后来的岁月中陆陆续续偶成。（这是指的短篇和中篇的写作，长篇《未剪断的脐带》写作中，不是这个体会，体会更深刻的是对体力、耐力、信心的极限挑战。）
短篇小说《血象太阳一样美丽》表面讲的是普通小人物王正殊杀死赖皮毛桐的简单故事，奸猾的仁六、油腻的站长等各色人物穿堂表演，内核仍是母爱的一种延续。关中农村过去经济水平比较低，家里养鸡一般是用下的鸡蛋换油盐酱醋贴补家用，吃鸡是一件上桌面很奢侈的事，一般是过春节才享用。我很早便在外地上学，有一次中途回家，母亲便在后院杀了个鸡，阳光下鸡血绚烂五彩的这个细节便留了下来，小说也是由这个细节引发的。
中篇小说《周年》，是我对农村生活的一次停顿式反刍，农业文明是我们民族的根，理解中国的事情要从剖解农村开始，其中红白事是触摸国民性非常好的一个视角。这个小说思考了好长时间，其中上里村新贵楼贵要利用给她母亲过十周年这个事情，扬自己的名，打击离任的老支书白发朝这个故事壳子早早就有了，可一直找不到突破口。有一次看到浇地，昏黄的渠水流进了干裂的土地，歪歪焉焉的玉米一下子滋润起来，瞬间就激活了万千记忆，这一段描写成了这篇小说的开头，也基本确定下小说规规矩矩、写实的风格。顺便说一下，小说中的第一段都非常重要，如同乐章中的序曲，定基调。
还有短篇小说《飘满雪花的新年或死了一窝猪》，最初是冬天临近年节，看到有户人家猪被倒塌的猪圈压死了，其中白雪茫茫，一头冻得硬梆梆的猪挺立在烂粪泥中这个细节清晰无比。后来断断续续思索、确定用寓言变形的方式来完成，大约也经过了七八个年头吧，当然，其间也牵涉到不断的打碎、重组、提练，让重要人物无穷尽得接近艺术的真实。
相对于纪实的‘真实’细节，虚构变形的处理倒更容易接近生活的本质。这在中国传统中也能得到启示，比如民间的剪纸，就擅长于采用变形艺术，比如日、月、阴、阳等的代表形象，蕴藏着生活的智慧在里面。
写作者需要在情与色的细节上自律与节制：情色男女此言甚有味道，追溯而上，古代的许多图腾、雕刻、壁画都有生殖器的崇拜，或阴具或阳具自然而大方，难能看出半点的色与情来？只是后来随着当初只为繁殖下代目的的淡化，进而有闲阶层的出现，才慢慢演变出了色与情来。
再者说来，色与情只所以有存在的市场，正因为是人本身需要它们，其实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他们的洛丽娜，每个女人也都有她们眼中的贾宝玉，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就得抑制这些欲望，而作为有渲泻途径的艺术家而言，就更要慎对个人的艺术天性，就象真理与谬误咫尺之距，唯美与色情也只半步之遥！
四、提炼是道窄门
提炼是对生活本质的把握，决定了一部小说的深度。提炼的过程是培养逻辑概括能力的过程，也是一个作家摆脱‘自恋’的小我，将外延无限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去的一个过程；更是思想性在人物身上的具体体现。
大家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怎么高呢？高于生活的典型形象不是空泛的，不是空中楼阁的，是需要潜入生活的深海，又一点一点拧干身上的水份，这就是提炼。
表面上看，提炼仅仅是对情节的精简，是让人物更加饱满，语言更具个性化，抛开这些能看得见的东西，提炼实际上是作家从生活的深海中一点一点浮出水面的过程，海底世界的千奇百怪、连同“大海博大的气息”都要浓缩进观音小小的净瓶中。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谈到他写《铁皮鼓》的过程，讲他写了无数遍，一遍一遍地写，最终写到了后来那个面目。这个具有代表性，《雪国》也是写了好多年，《情人》一样，是许多年积淀的一次回眸。
在提炼艺术上堪称大师的有海明威，海明威那段‘六分之一在水面，六分之五在海水里’的名言，形象化地说明了提炼的价值，露头的‘六分之一’冰山，便是凝炼的生活，是那“净瓶中的柳条”，尽量简约，却“芥子纳须弥”。冰山之角下那庞大的体量，也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这也是中国传统书画中的留白。
经典之作《老人与海》起初做为一个长篇，被作者揉碎精简到桑提亚歌出海捕鱼，返途与鲸鱼做斗争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直接触摸到生命的本质，来源于生活又因‘提炼’而超越了生活的饱满的艺术形象，包溶性极大，有了无穷的指向。桑提亚哥便是一个抗争者的象征，我总觉得他象一个正行走在路上的作家，又觉得是伟人叔本华的画像，无论是要拯救人的心灵的宏愿，还是寻找幸福的终极的追求，意义只在于与大海与鲨鱼的搏击之中，若自以为得到了终极的幸福，自以为拯救了他人的心灵，那么，只能滑稽地得到那具庞大的鱼骨。桑提亚哥与鲨鱼是敌人更是朋友，在互相搏击之中体显了各自的价值，也升华了各自的生命。桑提亚哥又象征了‘向往精神超脱’的作家，海浪与鲨鱼则象沉重板结一块的生活，作家与苦难的生活是对抗也是依存，由于作家‘高于生活’的作品还有他们那‘夹缝’里挣扎着的生存，点缀滋润了板结的生活，苦难的生活又源源不断地为作家们提供着乳汁般的养份。
来源于生活又因‘提炼’而超越了生活的饱满的艺术形象，便在无意之间有了无穷的指向，无论是谁，违背了从现实生活中提炼的途径，艺术形象都会单薄，遭到置疑。如盛名一时的《怀念狼》，作者怀念一种逝去的野性，（或狼或自然的村庄），希望与理性的生活对抗，这是一个无穷的母题，并没有因为西方大师们的挖掘就能穷尽，（如劳伦斯早期作品），（如日本《地洞》等小说）（卡夫卡的作品也可以理解成理性的社会对渴望自由的个体的精神伤害），可《怀念狼》达到了吗？远远没有。我看那些狼，怎么看还都是狼！倒是村庄有些诗意，似乎是完成了提炼的三个阶段，可仔细读了，还是模糊，总得到一个与时代文明脱节愚昧不开化的原始部落的印象，看来那个村庄也不是提炼后的村庄，只是作者自己‘心中想象的村庄’。
在提炼典型形象中，许多大家都用到了变形的手法。变形是更好地接近生活本质的途径——“哈哈镜里看到更真实的自我”。在提炼的过程中，会用到大象征的手法。卡夫卡城堡变形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邮票般大小的故土地，都是“大象征手法”
巴尔扎克时，小说穷尽现实的不同层面；福楼拜则探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托尔斯泰是宏伟雄壮跨越时空进入历史；而普鲁斯特则是错乱时空只捕捉如同一道道闪电的时空瞬息，无论如何，文学都在找寻生活的本质、生命的意义，这是由人性的缺憾带来的悖论。
五、形象大于思维
如果说提炼是减法，那么，在具象性地塑造中，就要捕捉时代的本质，刻骨铭心的“个体体验”是形象的魂魄，在转化为具胡时代特征的“公共记忆”中，巨大的生活信息量如同血肉的融入，就是在做“加法”。
时代特征是对生活前沿的把握，带有前瞻性，决定了小说的宽度。一部优秀的作品，必然包含着强大的信息量，这些信息量都带着时代的烙印。换言之，写人性前辈大师已经高耸入云，我们不可超越，简单重复又有何意义呢？？“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果说不变的是永恒的人性，那么，能够刷新的只能是断面的特定时代。真诚触摸时代脉搏是每一位艺术家必须面对的，这也就是“笔墨当随时代”的潜台词！
歌德的《浮士德》给了我们启示，浮士德与魔鬼靡非斯特之间的关系，带有象征意义，只有返回生活，才能重生，残酷的底层生活如海水一般可以淹灭掉你，但同样可以将你漂浮，继而把你送到彼岸。
我一直有一个偏见，书斋内学者们写的那些所谓的哲理性的小说、启迪人性的小说，太“窄”了，不是真正的小说，真正的小说只是以形象感染人，至于能否给人以启迪，那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再者说了，读者有自己的思维，是不需要别人来指导人生的，当然，有人恐怕会提出萨特这个例子来，萨特做为一个哲学家，其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阐释他的哲学思想，或许他自己真有这种“思维先入”的想法，可是他的文学作品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看不出来是为了阐述什么思想的。比如他的《墙》，形象饱满，哲理深刻，给人以深思，但却绝非有什么特指的东西。也更没有什么说教的东西。
举举《红楼梦》的例子吧。《红楼梦》内文包罗万千，人物形象无穷指向，至今争论不休，是形象大于思维最好的例证。我个人很早便接触了《红楼梦》，《红楼梦》对我的写作、生活包括对我的性格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下面是我个人走出来的一点体验，仅供借鉴。
《红楼梦》虽然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但也远远没有象现在的学人吹的那么神乎其神，我个人觉得他的价值不在于什么‘反封建’‘个人觉醒’呀之类，而是贾宝玉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以一种不愿苏醒的‘童年精神’来对抗他眼中的现实生活，还有便是他对女性的尊重态度，除却世俗的‘肉体关系’发展成更圣洁的‘精神触摸’，这不光在当时，就是现在，乃至以后都是意义非凡，贾宝玉是个中心人物，由这个非常成功的核心人物形象，演生出其它种种饱满的人物形象，这是《红楼梦》的大成功，从思想层面上来说，《红楼梦》也是有高度的，但它仅仅只是达到了‘古代虚无思想’的高度，刷新了这个纪录，而没有超越这个纪录，我很小就读到了《红楼梦》，《红楼梦》对我影响非常大，那首‘好了歌’一直在我耳边响着，一种非常神秘的悲观思想也一直笼罩着我，我也一直以为这就是最伟大的小说，是小说的颠峰，可在读过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后，才慢慢醒悟过来，也才慢慢觉察到了《红楼梦》的缺憾。
在以具有巨大包溶性的形象、逼真又带着种种预示地反映生活方面，《红楼梦》确实达到了无以伦比的高度，无论是在《约翰克利斯多夫》、《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巨著、还是莎士比亚、歌德、帕斯捷尔纳克等巨人面前，都不逊色，他的欠缺在哲学层面上，比如约翰克利斯多夫并没有停留在悲剧般的苦难生活面前，而是以一种‘无畏’的英雄气魄，给人们提供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比如日瓦格医生无论身居何处都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悯惜着一切人，常常带着一种牺牲精神，这种博大的爱感染着我们，净化着我们的生活，净化着我们的灵魂，再比如被黑暗压抑地时时喘不过气来的妥斯托耶夫斯基，也总是能从宗教中给我们带来解脱，带来一种生活的智慧，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却没有给我们带来，其实这也是作者曹雪芹本人思想上的局限性，他悟到了中国的佛禅之后，便停步不前，没有向前再推一步。
“文学要干预生活，直到生活不干预文学！”以这句话作为结尾，与爱好文学、志于写作的异禀同道共勉！
（此文为作者在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文学讲座）
钟琪，中国铁路作协理事，陕西省作协会员，中国铁路书协会员，西安铁路作协副主席。19岁开始发表作品，曾在《今天》《佛山文艺》《延河》《山西文学》等发表五十余万字小说和随笔，诗歌被编入多种选集。写有长篇小说《未剪断的脐带》、小说随笔集《血像太阳一样美丽》，曾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