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有精神的人们，如果我们假定他们胆量过人，同时又经历了远不能以常人之心来衡量的苦难悲剧：但是恰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赋予生活无上的荣耀, 因为生活为他们挖了深不见底的陷阱。 —— 尼采
中秋节前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场员们都在采石工地干活。我和苏曼婷，一个从前的剧团演员，现在是后勤中队的女留场人员，一起去码头接我没有见过面的女朋友。苏曼婷只告诉我这个女人曾经和她关在一个号子里，后来又在另一个劳改农场一起养过猪。我说我至少得知道她的姓名，年龄，和大概的相貌。可是她只说，“我朋友不让我告诉你。我答应她了，就不能失信。你马上就要见到她了，一切就会明白。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会对她有好感的。” 真吊胃口。
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可是苏曼婷再三叮嘱我第一次见面不能穿得太马虎。情急中，就硬着头皮向上铺的周伟国借了件深灰色的卡中山装，我跟他身材相仿，穿在身上倒挺合身。此外，知道我所有的积蓄已经用来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他还慷慨地借了二十块钱给我。因此我感觉不错。
前几天一直下大雨，通往小镇的土路还很泥泞，得眼睛朝下看着走。但是道路两旁的山丘和收割季节的庄稼地好像一夜之间就换上了亮丽的颜色，你可以从空气中闻到稻谷的香味，从平静的湖面上看到所有山丘、果树和农舍，和秋高气爽的蓝天的倒影。见我们走过，正在收割的农夫村姑们都直起腰来看我们, 他们手中的镰刀在斜阳下闪耀着。
“嗨，看他们，男的女的都是刑满的犯人呐，” 微风吹来他们百米以外的交谈声，“女的我见过，以前是个唱戏的。男的没见过。看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八成是流窜犯出身。”
“看样子倒像一对夫妻，穿得人模人样的。”
苏曼婷走在我的边上，好像根本没有听见田野里传来的话。她是一个动作利索的女人，路也走得快，因此每过一分钟我就得紧赶两步跟上她。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细毛衣，前胸织了两个对称的菱形图案，下身一条灰色的料子裙，露出一段白白的，肉感的小腿。肉色的短袜和黑色的半高跟皮鞋，衬托出她颀长，苗条的身材。她看上去跟周围的景色协调极了，脸被太阳晒得红红的。她已经三十三岁，因为她告诉我她的儿子今年七岁。记得四年前，我和她初次交谈的时候她告诉我她二十九岁，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但是现在看上去说她只有二十五也不过分。像我一样，她也是一个刑满留场人员，住在山对面的女场员中队。苏曼婷和她的同伴们种菜和养猪。和她的重逢是戏剧性的——刚留场不久，有一天晚上去总部看电影——我们唯一的消遣。不过我们去看电影的真正目的不在电影本身，而是趁着黑暗顺手摸摸女人的屁股和大腿。当地的女人都很风骚，而且不排斥我们这些留场人员，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条件比她们好，而且我们大多来自城市，跟我们结缘，有可能跟我们去城里生活呢。有过这种先例。
就这样，那天夜里电影刚开始我就摸到了苏曼婷的手。开始我还不知道是她，只觉得她的手对于我的举动有些犹豫和反感。借着放映机的灯光一看才认出是她，溜不了，就聊了起来。
“看你这样子，一个人难道就不过了？”她说。刚要离开却被她叫住说还有事要告诉我。
“这样吧，”她说，“我有一些朋友，年龄都跟你差不多。看有机会给你介绍一个，省得经常来这里瞎摸，早晚得出事。”
从那以后，我和她就经常见面。上星期她告诉我她的朋友今天来，要我作好准备。 “成不成就看你自己，”她说。
苏曼婷下午三点来到我的宿舍，然后我们一起去了犯人留场人员家属招待所，和我们宿舍隔开了一座小山丘的一排平房。她叫我带了衣服上招待所来换，这样其他在工地上干活的场员们就不会看我们穿得一本正经地一起走出去。
“看我们穿得一本正经他们会咒我们的。再说你的宿舍里也没有一面穿衣镜，”她说。
我把借来的衣服和我的一双咖啡色五香豆皮鞋包好，装进了一个旅行袋，就跟着她来到了招待所。她先叫我站在房间外面等她换好衣服。然后轮到我，她就站在一边看。我对着张双人床边上，镶嵌在墙上的一条窄长的镜面玻璃，穿上了中山装。我的头是在场部的理发店新理的，短不说，还是一个马桶式。穿了衬衫不显得怎么样，一穿上中山装，整个人就成了“小三子”。可是苏曼婷说我还行。反正她说行就行。对着镜子看的时候，我突然担起忧来，要是见了女朋友觉得中意也就算了，这口袋里借来的二十块花了也不冤枉。但是要是不中意怎么办呢？我不中意她还好说，我不会放在脸上的。可是要是她不中意我呢，我这二十块岂不白花？起码得勒三个月的裤带才能还清。政府干部们常常强调留场人员拿工资而劳改犯没有。的确如此，但是一个月三十块能干什么？甚至连最便宜的劳动派香烟也不能每天一包，好在我没有什么烟瘾。更可恨的是，作为一个留场人员，我不能随便去小镇的唯一的街。我必须向政府干部报告说明我上街的理由，经他们签字批准给路条，否则我就出不了总部前面的岗亭。前几天，机修车间的三个留场人员上街的时候没有给路条，结果给卫兵扣下，在岗亭边上跪了一上午，个个背上挨了几十下枪柄。不过今天倒不用担心路条，因为苏曼婷已经替我办好了。可是，一伸手摸到口袋里的钱，我的心还是咯噔了一下。
“看你的脸色有点不对，不舒服吗？”苏曼婷问我。
“我没事儿，”我回答，随即把手从兜里拉出来。
“我已经给这里的人介绍了一个女朋友了，”她说。“你们中队的老吴，吴鸿义，他就要结婚了，是不是？他的女朋友就是我介绍的。”
“老吴我早就认识，”我说，“但是我知道老吴跟他的女朋友是同乡，而且好像还是青梅竹马。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这事说起来话就长了，”苏曼婷一边给我拉着衣服，一边说。“你知道老吴为什么进来的？”
“破坏军婚。”
“就是，女当事人，也就是老吴的初恋情人，叫邱淑梅，老吴被抓以后不久，她的军官丈夫回家探亲，半夜心肌梗塞就在床上蹬了腿。他们不问三七二十一就抓了她，判了她三年徒刑。这些你都知道吗？”
毫无疑问，她一定在那里认识很多女的，因为她告诉我万一这次大家都看不上对方，今后机会还有的是。我点了点头, 乘机说对就要见面的女朋友我抱了很大的希望。“她今年有多大？长相还过得去吧？”我又一次问她。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她不让我说，怎么老问。我保你见了喜欢就是，”她说，有点不耐烦。
“我老问你说明我对这次相亲重视，” 我解释道。“老实说，漂不漂亮不是最主要的，只要人好，身体好，年纪相当就成。”
说实话，我五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想女人，可是真到了这一刻心里倒有点怕怕的，因为除了知道要去接的是个女的，其他的一切在脑袋里还是一个问号。
我已经在留场人员又潮又暗，充满劣质黄烟味，像仓库似的宿舍里度过了一个年头，尽管我还不到二十六岁，其他场员开始叫我老场子。我不在意他们怎么称呼我，只喜欢一有空就躺在我的靠里角的双人床的上铺，在昏暗的光线下面胡思乱想。久而久之，养成了一躺下就开始进入似梦非梦状态。我所见到的女人几乎都是当地姑娘：见她们每天两次从我们宿舍门前的土路上走过。她们的语言很生动，而且没有一天不互相开玩笑说跟某某小伙子有了关系。当然，从她们谈话里可以知道，她们心目中的小伙子一般都是镇上某商店里新来的营业员，邮差，或者一个供销社的会计，总之，都是吃计划粮的。他们之中有几个还真有些姿色，身材也丰满，可是她们谈到的那些小伙子，其他的我不知道，那个小百货店里新来的营业员我可打过两次交道， 是个身高不足五尺，两个肩膀一高一低的主，说他像武大郎还美化了他。真正追求爱的当然也有，就像我同组的王永昌在电影场上拉手拉到的那个玉珍，十九岁的大姑娘，水灵灵的，正跟家里闹着要嫁给他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桃花运的。有时候我还借故去医院看牙齿，因为那里有好几个干部的女儿在学做牙医，跟她们交朋友当然不可能。
我们四点钟出发。苏曼婷最后穿上了她的白细毛线衣和灰色的料子裙。她告诉我她脚上的半高跟皮鞋就是上个月从镇上的小百货店里买的。
她想得非常周到，几乎为这次相亲安排好了一切。除了在家属招待所订好了房间，她还向她的朋友借了煤油炉和炒菜用的锅子，说要亲手为我们准备晚饭，而晚饭后，她要陪我们一起沿着挡住劳改队围墙的松树林的湖边作短途的散步。一边是树林，另一边，平静如镜的湖面提供了浪漫的情调。“估计等到我们过去的时候也快到落日时分，从湖面上看落日有多美，”她说。
我们说着话就来到了镇边的客轮码头，走进破庙似的候船厅，才发现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每天这时候这里就聚了一大堆人来接码头的。他们高声交谈着，都生怕自己的声音给周围的说话声给盖住，同时不停地扭头看湖面。我认出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小百货店的新来的营业员。因为个子矮，他只能站在外面等。还有一个是供销社的年轻女会计。她边上站着一个瘦小精悍的男子，在小学里当体育老师。几个月前我跟他打过乒乓球，可是此刻他却装得不认识我。苏曼婷说我们就在外面等。正在这时候，天际处出现了一个小点。里面的噪声顿时降了不少。船越来越近，接客的人们都涌上码头。一想到船上众多的脸中有我的女朋友的脸，心跳就加快。
悬挂在候船厅外面水泥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猛然响起了“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把下面的人群吓了一大跳，都举起胳臂护头，好像天上有什么东西砸下来似的。百货店的小矮个打了趔趄，有几个站在电线杆下面的人还摔了仰面朝天。紧接着，船上的气笛拉响。我突然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要说的话。她有多大？高还是矮？脑子里乱极了。
所有的乘客都从我们面前走了过去，苏曼婷说他的朋友没有来。
我们回到了劳改队的家属招待所。既然没有接到人，我想，何不利用一下租好的房间和苏曼婷带来的煤油炉子，餐具和食品，一起吃顿晚饭也算没白忙一场。苏曼婷说她先得回她的宿舍去一趟，马上就回来。这样我就独自先回到了招待所。
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她来了，随身带了一个塑料包。一句话没说就去了洗澡间，让我一个人留在了房间里。在采石工地干了一上午的活我觉得很累，就不知不觉坐在靠椅上睡着了。醒来就看见她靠窗站着，背对着我，用一把软梳子仔细地梳着她披肩的长发。她的长发散发出一股夹杂着香皂和女人身上特有的清香，闻着就醉了。
看着她就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我的眼睛偷偷地张开了一点，却一动也不敢动，担心那样会吓着她，会把屋里的气氛破坏掉。她梳好头以后又离开了。她刚走我就从小桌上拿了一本杂志翻开了看，可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半个小时后苏曼婷回来了，端了一个装着两个菜和两碗饭的盘子：其中的一个菜是炒素，另一个是红烧肉。她说她没有用煤油炉子烧，而是直接去了招待所的伙房，借他们的炉子炒了菜。
“我从码头回来才知道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厨房，”她说。
晚饭当然十分简单，为此她说她觉得很抱歉，因为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接着又说好在我们俩都是吃过大苦的人，不会计较这些的。
“只要你烧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乘机讨好她。
“听你这样说我很开心，”她说。
吃饭的时候我一直保持着沉默，只是偶尔抬起眼睛看看她拿筷子的左手。她的纤长的手指动得很优美，弥补她狼吞虎咽的吃相绰绰有余。我想如果她要装成细嚼慢咽，还不如大口大口地吃，就像现在这样。因为这样更适合她。
按苏曼婷的计划，晚饭后我们俩就去了湖边，不过到那里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湖面上还闪耀着一片金黄色的光，在微风中荡漾。
“我们来晚了一步，”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否则，就能看日落，那才叫美。”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美了，”我说。“你看那金光闪闪的湖面，四周又这么静，还有比这更好的？”
我们肩并肩地在沙滩上走着。一边走着，她就给我讲起她劳改队里那些朋友们的事，并就朋友的失约向我表示歉意。可是我的心根本就不在上面，我觉得我在想很遥远，不着边际的事，因此就哼啊哈的敷衍她。她当然马上就听出来了，就转口说：“在这里散步感觉真好。”
我看着她那反射出晚霞的温暖色彩的脸和在微风中轻轻飘动的长发，实在不能克制自己非份的想像。我有强烈的冲动要把她搂在我的怀里。我的心又开始剧烈地跳动。
“要不找一个地方坐一坐？”她看着我，说。
因此我们就在松树林前面挑了一块表面比较平的大石头，坐了下来。我们又开始了沉默。
“天快要黑了，”她说。
“要不我们招待所去吧？”我说。
回到招待所，房间里全黑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并排坐在床沿上，谁也不说一句话。静得我都能听见她的呼吸声。我很想说点什么来打破静默，可是时间拉得越长就越觉得开不了口。
她一定感觉出来了，就说，“你肯定很累了吧。”
“我一点都不累。”
“那为什么这样安静？”她笑着问。
这一笑使气氛轻松了许多，使我勇气倍增，就一把抓住她的手。但是我觉得向她表示以前得有一个过渡，于是说，“生活是多么艰难啊。”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原来的目的是想制造一些卿卿我我的浪漫气氛。不想一开口竟然说了这么一句混帐话。不用说，傻瓜都知道下文： “知道生活艰难还有闲功夫想入非非” 。
好在苏曼婷不这么想，她回捏了一下我的手，并且赞扬说有这样的一双满是老茧的手还怕什么艰难。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
窗帘没有拉上，因此从窗户望出去，我们能看到明亮的夜空：满天的星星和中秋的月亮，把前面的房屋，树和远处的小山丘照得几乎跟白天一样的清楚。
我不知道我们在静默中等了多久。只记得我最后把她拉进怀里，就开始吻她。还是不说一句话。她回应着。再次搂紧她的时候，我就兴奋起来。我感到她的眼睛在月光下盯着我看，她的双手在我的背上下移动。她的手是凉的，她的抚摸又轻柔又周到，就像凉风擦过我的全身。
“世上没有比劳改队更难熬的地方了，”她轻轻地说。
“那还用说，不然不用抓，外面的人全会自动进来，”我说。
“我不是那意思，”她说。
“那是什么？”
“我进劳改队的时候才二十七岁，正是女人一生中最好的辰光，但是我只能对着那些猪和牛诉说去，因为我整天跟它们打交道。看看那些动物生活在一起都觉得很快活，何况是人…….”
她停了一会，继续说：“我觉得最痛苦的莫过于阴阳失调。记得有一天我们和外面的工人们一起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施工队的头，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帮我装了车，然后问我为什么他们会抓我进来，判了多少年。他问得很自然，可我一听到有一个大男人以这样的口气对我说话，我觉得又激动又难为情，甚至都不敢看他一眼。但是我心里却希望他继续问我问题，继续对我说话，非常迫切，可以说到了无法自制的程度。但是，不知为什么他马上就离开了工地，直到我们快收工的时候才回来。我看着他，希望他能走过来和我说一句话，可是他没有。”
“我还不跟你一样，” 我说。“只不过我是个男的，你是个女的，就这个区别而已，”我补充道。
“那不就是阴阳失调么？”她说。
“可我的体会是身份失调才是造成你说的那种痛苦的根源，”我说。“譬如说，那天你在工地上遇到了这么个好心男人，要是你和他一样，也是一个工人，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断定你一定不会又怕他又想他。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犯人身份才是造成一切痛苦的根源。”
“看不出你好口才，” 她说。气氛又轻松了。
我们交换着各自的经历和环境，越谈越投机。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自己动手决问题，”我说。
“在农场的时候，我有两个同组的女犯人用一根胡萝卜互相来，那事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几乎每个年轻的女犯人都有招数。可是两个人合用一根胡萝卜被发现了就算流氓，为此各人还加了一年刑呢，”她说。
在一段长长的沉默以后，我开始脱衣服，然后帮她也脱了。我把我们两个人的衣服都叠好，一起放在床前的小靠椅上。我把她拉过来的时候，她用双手捂住脸。借着月光，可以看见她的手在微微抖动。然后就开始呻吟。开始的时候是一种压抑的，从喉咙口发出的声音，慢慢的她的呼叫就自然了。为了不让隔壁听见，虽然我们知道两边的房都没人住，她就一口咬住了床单，准备大干。可是不久我就完了。
她轻轻地推开我的手，她就光着身子站了起来，然后慢慢朝门走去。她把门开了一条缝，一动不动地在那里停留了五分钟左右。
“没人会来的，”我轻声说。
“嘘――”她把食指放到嘴边。然后把门关上，走到床边的那面狭长的镜子前，借着月光，不出一声地打量着自己颀长，匀称的身子，然后侧过身，把一条腿轻轻抬起，一边不停地用双手理着她的长发。看够了以后，就轻轻走过来，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接着开始穿衣服。
“你也穿上吧，” 她说。
我们又来到了傍晚散步的沙滩，现在沐浴在中秋的月光下面。平静的，深蓝色的湖面散发出淡淡的鱼腥味。我们又坐在那块平缓的石头上面。这样的夜晚和她在一起，像做梦似的。苏曼婷说她很小的时候就进了省戏曲学校，开始学的是绍兴戏，而且演小生。
“我演过许仙和梁山伯，”她说。“改演京戏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事。革命样板戏风靡全国，我们不改行就没有出路，所以就改唱了京戏。但是我们好几个小姐妹都憋着气，因此就由我出头给江青写信，要她同意，支持我们恢复古装越剧。上面来了人专门调查此事，说是剧团里有反革命组织。还办了学习班，最后就拿我开刀。不过还好江青当时没有支持我们，否则我们不就成了四人帮的人了？”
“这几天收音机里正好一直在放 ‘红楼梦，’”我说。“电视里也在放，我们中队部食堂今晚就放。”
谈到戏她更来了劲，就站起来当场表演给我看她的拿手折子戏，“ 十八相送 ”。 她以一种缓慢的节奏挥舞着她的手臂，仿佛穿着大袖口的古装似的。就像在戏台上那样，她绕着圈在明月下的沙滩上走着，嘴里轻轻哼着曲调，眼睛一直盯着我，脸上做出各种表情。
“ 注意我的手指，”她说。“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代表了一个意思。”
我把她拉进怀里的时候，她的手指坏在我的胸口不停地动。
我回到宿舍已经很晚。星期天一早我就醒了，觉得自己跟从前不一样，又觉得还是从前的我。有一种从美梦中醒来不知东南西北的感觉，就径自去了招待所，然后去了小松树林和那块昨晚和苏曼婷一起坐过的大石头上坐了一会，看着苏曼婷昨晚留在沙滩上的一圈脚印发呆。回到宿舍他们就告诉我说唱京戏的女的来过。我赶紧掉头，朝苏曼婷的宿舍跑去。
她们宿舍的门虚掩着，门上写着：异性进屋先敲门。我从门缝中向里张望，正好看到了她的背。她坐在床铺上织毛衣呢。坐在长凳上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推了推苏曼婷，说，“有人来看你了。” 她马上就转过头来，脸一下就红了，起身向我走来的时候，她的三十几个同宿舍场员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用整齐的眼光把我从上看到下。从她们的眼神中，我觉得她们已经知道我和苏曼婷的事了。
“正在给我儿子打毛衣，”她说。
我掂量了一下，觉得她的儿子的份量比我重，就决定上午不缠她，请她中午一起去镇上的小饭店吃饭。她听了很高兴。离开后我就马不停蹄去办上街的路条，星期天是王干事值班，可是他却不在办公室里，去干部宿舍找他，他老婆，一个大个中年农村妇女，拉着粗嗓门说他一大早就出去了。于是再回到办公室等他，这来回一折腾就是个把小时。
“只听说过一钱逼死英雄汉，却没听说过一路条逼死痴情郎的，”睡在我上铺，借我中山装和二十块钱的周伟国开起了玩笑。
“有一个地方你去找了没有？”周伟国接着问我。
“什么地方？”
“场员家属宿舍，就是招待所后面那排房子。左手第一间，王金根家。王金根昨天去苏州出差了，女儿带了一块走的。他女人一个人在家，王干事肯定在那里。去，我陪你去找，”他说着就从床上爬下来。
果然不出他所料，王干事坐在王金根家的厨房兼客厅里，双手套着毛线，嘴里还叼着半截烟，让坐在他对面的王金根的老婆，一个颇有几分姿色的中年妇女绕。烟熏着眼睛都不敢停。
“你们怎么来了？”王干事吃惊地问。
“我们来不会坏你事，”周伟国半真半假地说。“他一早就找你打路条，不见你在办公室就找你家去了 . . .”
“你们有事出来讲，”王干事说着，把毛线撂下，就推着我们走到外面的场地上。
“不就是要打路条吗，这么急干什么？”王干事一边批一边说。
“这事搁谁头上都会急，”周伟国说。“你应该最有体会。不过小心，别给老王撞到。”
“瞧你这狗嘴不吐象牙，再胡言乱语小心我治你，”王干事说，接着问我：“你昨天不是去接女朋友了吗？”
“朋友没接到，倒是就地捞了一个，”周伟国说。
“人怎么样？”
“以后你就会知道的。”
王干事跟我们几个比较合得来，也没有干部架子。只要他当班，可以说有求必应。
“有什么事，只管找我，”他在我们背后说。
中午我和苏曼婷就面对面坐在小饭店里。我要了二荤一素一汤，可是她坚持一荤一素就够了。于是我们就吃了一顿简单的中饭。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不停地看着对方，好像刚刚认识，又好像总也看不够。吃完饭我们同时想到为了晚上再聚，放弃下午在一起。不用说，这对我来说是一生中除了关禁闭以外最长的一个下午。
但是晚上终于到来。按约，我们在小松树林前面的沙滩上见面。我们已经退掉了招待所的房间，因此只能在松树林里挑一块合适的地，铺上一些旧报纸。她说虽然露天，我今晚的表现比昨晚强多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一天隔一天晚上见面。怕给熟人或干部撞见，我们没有再去招待所开房，也没有再去镇上的小饭店吃饭。我们选择一些没有人去的荒郊野地作为我们的幽会场所。譬如，这个星期在女场员中队的猪圈后面的草棚里，下星期可能在场员家属宿舍后面的破仓库里，当然还有小松树林里那块两米见方的小平地以及其它几处隐蔽的地方，轮换着使用。我们一见面就像野蛮部落的男女一样，大干一场，从来没有被人发现，却无意中从窗帘没拉严实的后窗里看到王金根打老婆的情形。这小子够狠，把他老婆扒光，用细麻绳捆成一团，嘴巴里塞了东西，放在床上审问。苏曼婷好不容易被我拉住没去敲他们的门。可是我倒了霉。她把胸中的怒火全迁移到我头上，无缘无故地抽了我一个耳光。理由很简单，因为王金根是男人，我也是男人。
苏曼婷是个性格刚烈的女子，她喜欢我听从她，可除此之外，她无可挑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返归自然，天真烂漫的人。世界上其它的一切全都消失。我们经常带一些吃的：一杯炒米粉，一碗肉，或者一碗蛋炒饭什么的，就在黑夜里，或月光下分食。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黑影，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更贴心的恋人。
这样的日子延续了半年左右。有一天她心事重重，对我说她的丈夫明天要来看她了。我听了很吃惊，从认识她到现在，从来没有听她提起过她的丈夫。我想当然地认为她即使还没离婚，也为期不远了。可是现在她的丈夫冷不丁地冒了出来。
“他和我是一个剧团的，他搞舞台设计，”苏曼婷解释道。
“很久以前我就听你说过自从你入狱后他一次也没来看过你，”我争辩。
“可是毕竟还是夫妻。现在的形势明摆着，你我的反革命罪迟早都会平反。这么长时间都拖下来没有离婚，现在就更不用说，”她说。
她告诉我最好下一个星期不见面。“那样我会觉得好一点，”她说。
“那么我呢？”我叫起来。“我算老几？”
她没有回答，却哭了起来。
毫无疑问，她很矛盾，因为她将要去面对是一个从来没有关心过她的人，一个陌生人。可是她必须去面对，因为他那里有她七岁的儿子。
哭完，她说，“我担心不能再跟他一起生活了。”
尽管她不让我露面， 可是出于好奇，第二天傍晚我还是去了招待所，跟他们一家在门厅里碰了个正着。她的丈夫个子高高的，带了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很潇洒，像一个知识分子。她的儿子长得像她。
见我走进门，她肯定吃惊不小。不过她不敢正眼看我，只听她嘴里说，“我们要出去。”
擦身而过的时候，她的丈夫对我礼节性地微笑了一下。晚上我又去了那里，像一个小偷似的在招待所前面的场地上东躲西藏，想看看他们住在哪一间房。然后又独自来到小松树林前的大石头，坐在上面回想我和苏曼婷一起度过的每一个夜晚。
她丈夫走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才再次见面。她说她完全理解我的心情。但是她同时要求我替她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的事我跟你一样清楚，可是你知道我面对着丈夫和儿子时心里的感受吗？”她握住我的手，问我。
“那么，”我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吗？”
“不可能了，我不想再对不起他们了。”
“但是，”我说，“如果你丈夫知道了我们的事你会怎么办？”
“他不会知道的。”
“万一呢？”我问，语气近乎要挟。我知道这样问不对，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要失去她了。
但是连这最后一道门都给她堵得死死的。“我想不管怎么样，”她说，“他都会原谅我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
她停了一会 ，继续说: “你应该好好找一个女朋友，结婚了。”
“但是我的女朋友就是你啊。”
“我一定会留意给你物色一个好女孩的，”她说。
这次交谈后不久，我们这些现行反革命份子先后得到平反，离开了小岛。苏曼婷比我早走一个星期。临行前，她来看我。我们作了一次长谈。种种想跟她继续保持关系的努力失败以后，我平静地对她说，“曼婷，我们俩自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就相处得那么好。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听了这话她就哭了，并且安慰我说我们今后还会见面的，说不定还会做我的红娘呢。
多年以后的一个夏夜，正从市中心的人民商场里买好东西出来，我碰巧见到了她。从远处我就认出是她。商场前面的小公园熙熙攘攘，商场的每一个入口上面都装了霓虹灯，把商店前面众多的人头一会儿闪成蓝色，一会儿红色，绿色，紫色，黄色 。可是我的眼睛里除了她什么都看不见。我朝她走去。途中我撞到了一对年轻的情侣。女的发出一声尖叫，因为我踩到了她的脚。男的上来就推了我一把。可是我没有顾得上向他们道歉，只顾快步向苏曼婷和她的家人站的地方走去。
她穿着一件黑底子白方格的短袖圆领衫，一条绷得很紧的牛仔裤 和黑色的半高跟皮鞋。她比以前胖了，成了一个体态开始发福的中年妇女。可是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她眼中的闪光只有我能明白。
“你好吗？”我说。
她的脸马上就红了，就跟我熟悉的一样。
“我还好，”她说。“你呢？还没有结婚吗？”
她的身后站着个头已经超过她的儿子，好奇地看着我。不久她的丈夫也来了。他跟我上次在劳改队的招待所见到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带了一付同样的黑框眼镜，只是两鬓已经花白，使他看上去像个老先生似的。他似乎对我一点印象也没有，记不起当年在劳改队的家属招待所的门厅里曾经和我打过一个照面。
“让我来介绍一下，”苏曼婷说。他肯定对我说了她丈夫的名字，可是我却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我只听见她把我介绍给她丈夫的时候说我和她是患难之交。于是她丈夫转过头再次看我的时候就一脸狐疑，仿佛明白了这患难之交的含意。
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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