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春天的早晨醒来，受不明动机驱使，想看看从前的岗亭、采石场、码头到底还在不在，就来到小岛。 逛了一天，却发现自己徘徊于杂乱无章、覆盖着棕色尘土和黑色拆除记号的砖墙之间。傍晚时分，终于找到一家简陋的小餐馆。可是里面没有食客，只有一堆人围坐在里角，处于边墙长窗进入的残阳照耀下的三张桌子。不管是老板——后来知道他兼任大厨，还是老板娘，都和人群围坐在一起，对于我的到来毫不在意。听他们说纯正的苏州话，就走向他们边上一个年轻丰满的女子，松松套住削肩的一字领红毛衣衬托出她洁白细嫩的脖颈，留下平日不多见的印象。我跟她打招呼。她用她忧伤的大眼睛打量了我一会儿，没有吱声，直到我操着苏州话介绍自己。
她邀我在人群边上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我爸爸在讲他的故事，”她轻声说，同时抬手指了指坐在人群中央头发灰白的老板。当他抬头看我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五十六七岁，相貌和善，目光敏锐，嘴角的微笑带有几分讥讽，这些智者的特征足以吸引我加入了他的听众。“来得早不如赶得巧，我正要开讲，”他说。
“说起来才几年前，在市中心一带你可以随便问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会告诉你一些关于我们的故事，”他开始了。“但是现在，他们都失了踪，而我们，也都搬到离我们原来住处十公里以外的新住址去了。”
他停了一会儿，呷两口茶，清清嗓子，换上说书先生略带夸张的语气。
“话说多年以前，” 他说，“在苏州塔泥巷一个深宅大院里住着两个朋友，绰号叫伦巴和桑巴。伦巴真名叫张学伦，桑巴在户口簿上注明桑运成。伦巴有一个姐姐，桑巴是独子，伦巴长桑巴一岁。俩人从小在一起, 就像双胞胎兄弟： 他们穿同样的衣服，背同样的书包，出双入对进出大院的石砌月洞门，只听见人们在背后“阿伦”“阿成”地叫。尽管如此，邻居们还是常常把两人搞混。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俩一起进市业余体校，在那里练短跑，踢足球，打乒乓球，练体操，总之做任何事情都不落单。
“两人的家境都好过一般家庭：伦巴的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也在医院工作。而桑巴虽然寄住在舅舅家，他自己的父母在香港，他爸爸在那里开出租车，每月初头上寄钱给他舅舅，足够全家当月开销。因此两人在长身体期间没有像他们的同龄人那样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据有关部门统计这一代人的平均身高因此降低了3公分半。到六十年代初期他们十五六岁的时候，伦巴长到一米七九，桑巴，一米七七。虽然两人的面相都属于小白脸型，却长得一样的健壮。于是，情理之中，一起被上海舞蹈学校选中作为一个芭蕾舞样板戏男主角候选人。事实上他们在那里没呆满一个星期就被通知卷铺盖走人。舞没跳成，却留下了绰号，从此人们停止叫他们“阿伦”或“阿成”，而改口叫他们“伦巴”、“桑巴”。
“其实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而且从小他们就不会为取悦对方而互相妥协，虽然如此，由于他们内在的不同远不如他们外貌上的相似来得明显，邻居们都忽略了这一点。伦巴内向，有十说七，没有把握的事他不会去做。而桑巴却有七说十，甚至为了讨路人的欢心他都会吹嘘他的能力。伦巴相信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才会成功，为了使上海舞蹈学校收留他，连续两个通宵练金鸡独立旋转360度便是一例。桑巴行事则喜欢跟着感觉走，凡事凭运气而不靠扎实的基本功。”
他停下来，接过老板娘 ——虽然她看上去五十出头，相貌举止却使我不由对她年轻时代的风韵遐想一 —— 递上的茶杯，喝了两口。乘这当口，忧伤大眼睛的年轻女子轻轻走到我身后，在我的肩上拍了一记，并且向我出示一只小竹篮。我立即会意，掏出两张十元纸币，扔进去。她点了点头，然后将竹篮微微倾斜，好让她爸爸不用伸长脖子就能看见我的捐赠。
“虽然如此，”说故事的人清了清嗓子，继续说。“ 两人高中毕业后都顺利踏上社会：伦巴进了市京剧团，担任舞台搬运兼跑龙套，以及其他种种随时听候调遣的杂差；桑巴被省足球二队选去当了守门员。和大多数送往农村插队落户的同龄人相比，他们感到庆幸没有卷进全国上下一片红。只可惜两人从此各奔东西，只有逢年过节桑巴回苏州探亲，才能见到他们穿着同样的浅灰色料子裤，款式相同的褐色小方头皮鞋，在观前街小公园逛一两圈，看一场电影，接着去太监弄清真馆对面的小吃店喝一碗鸡鸭血粉丝汤，边喝边交换一些异地见闻，趣事，同时也谈谈将来。‘不能老这样下去，”伦巴会说。’三年以后难道我还跑我的龙套，你还守你的球门？’
‘这个门我早就守腻了，’桑巴会说。‘可是除此以外我还能干什么？’
‘想想还是我老爸说得对，’伦巴会说。‘我们真得趁年轻学点本事。’
“抹完嘴就又到了分手的时候，虽然他们沉重的脸色表明他们很不情愿起身。总想今后就这样分多聚少地过了，却不料不久以后他们又聚到了一起，而且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场合。
“却说一个夏夜，市京剧团专门在开明大戏院为驻军首长们演‘智取威虎山’。做好本份工作后，伦巴照例端坐在他后台的小凳上，他的前面放着一张特制的包白铁皮的小凳，上面放了一小堆火药。火药的边上搁一把铁锤，这些东西等戏开场以后才派用场。具体说，就是等杨子荣唱完‘穿林海，跨雪原……’ 传出马嘶虎啸以后来一个右腿高翘过肩的金鸡独立亮相，顺手拔出插入腰间的驳壳枪对着大幕的右后方。杨子荣金鸡独立举枪的时间跟田径比赛的发令枪一样，举枪后两秒枪响，每次排练的时候都配合得十分精确，伦巴看不见演员，却凭着马嘶虎啸能够准确推算出杨子荣金鸡独立以及举枪的时间。通常他举起前面的锤子，等马嘶虎啸完毕，默数两秒，然后对准铁皮面小凳上的火药就是一锤，“叭——” 。可是这一次他走了神，没有准时下锤。
“一个星期前，团里来了三男一女四个小提琴伴奏员，都是二十上下。前一天下午一个偶尔的机会伦巴和女伴奏员聊了几句。她对他的微笑，略带腼腆的说话和羞羞答答的姿态使他一夜没合眼。从早晨起他就开始暗暗观察她跟其他人说话的姿态，以确定她是否对自己产生了特殊好感。‘看来她跟其他人讲话的时候脸色也微微发红，也许是我自作多情，’他想。‘可是，’他的第二个想法否定了他第一个想法，‘她那双眼睛不会说谎，分明她昨天下午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她跟小沈说话的时候眼睛可不是这样的，跟跑龙套领班小王讲话时似乎也没有这样的表情。惟独对我。哎，这事放在桑巴身上就好办了，他一定会直截了当告诉她，‘我对你产生好感。’为什么搁我身上就不行呢？也不知桑巴国庆节回不回来？
“他觉得他得把这事讲给桑巴听，看他怎么说。不过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觉得异性的眼神，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而且，这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不能当作新闻告诉桑巴，否则就显得轻浮了,’他对自己说。
“虽然伦巴不喜欢被人呼来喝去，最气人的是团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像.差遣佣人似地随意差遣他，他对待工作却极其认真，干活的时候他的注意力总是高度集中，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为此他的师傅没少夸他。可是从前一天下午起，他就对工作显得心不在焉，茶不思，饭不想。早晨芝麻汤圆咬在嘴里如同嚼蜡，味觉全失。他奇怪的眼神令同事们联想起去年送精神病医院的一个小生演员。更奇怪的是当他的师傅从二十米远的戏台另一端高声叫他的时候，他竟然轻声回应，仿佛师傅离他只有两尺远。而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从大清早起他就觉得自己一直处于一种梦幻状态：躺在床上他看见年轻女琴师的脸隐隐显现在焦黄色的天花板上，接着又出现在他小房间的一堵没挂宝像的米黄色墙上。他还在巷口老虎灶冒出的蒸汽里看到她。看了一两分钟，甚至觉得这团团滚滚的蒸汽都变成了玫瑰色。他的脸一会儿陶醉在幸福与喜悦之中，一会儿又充满了失落和沮丧。他看到她笑就笑，见不到她就皱起眉头。
“从幻觉回到现实，他记起她说过在乡下插队的小茅屋里每天晚上练两小时琴。‘屋里全是蚊子，’她说。‘我穿着蚊子叮不透的厚衣服，把双脚伸进两只小水缸里，脸和双手就顾不到了。’
“他完全能想象她在农村小茅屋里练琴的狼狈相，因为去年剧团下乡送戏他有过类似的经历。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双脚泡在水缸里。不错，双脚入水，蚊子就叮不到。可是，要使双脚入水，必须把裤腿卷起来，那样一来，就有一截腿肉暴露在外，不可能正好把裤腿卷到齐水面而不弄湿，而这一段暴露的腿肉不就成了蚊子的目标吗？此外，每天把脚在水里浸泡两小时，轻则患上香港脚，重则导致关节炎。要防蚊子叮脚，穿一双球鞋，或者套鞋不就行了？
“他越想疑问越多，而疑问越多他越往下想，结果对于周围的一切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全然不顾前台杨子荣的“穿林海”早已唱完，虎啸马嘶也已响毕。他伸长脖子，只顾茫然地注视着前方，直到他师傅走到他对面，举手狠狠做了个砸的动作才如梦初醒，赶紧抓起锤子砸向铁皮凳上的火药。
“叭——”。 静了四，五秒。 观众开始起哄。赌咒声，抱怨声潮水般地涌来，仿佛他敲响的不是火药，而是当着众多的顾客把人民商场的玻璃橱窗砸了。
“前台发生的事很简单：杨子荣头戴白狐皮帽，身穿上部显得很宽的羊皮背心，衬托出英雄人物双肩宽阔的特征，前胸上的深棕色横条更增强了这种效果，腰间的阔皮带镶满银扣，在灯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皮带的孔洞由骨片镶边，脖子围一条白毛围巾，他下身着棕黄色的皮裤，虽然膝盖以下全塞进了白色的雪靴。他金鸡独立，唱罢‘穿林海，跨雪原’就等马嘶虎啸，然后拔枪，脸微微转向右后方。可是四秒钟过去了，后台的火药没响。他觉得给首长汇报演出，把打虎的细节作适当的夸张处理未尚不可，因而面不改色心不跳，继续金鸡独立，枪指着右后方，同时心里开始数，数1234就是一秒，可是足足数了二十个1234枪还是没响。于是杨子荣心里产生疑问：‘也许火药受潮，成了哑炮。难道它一直不响，我就一直这样金鸡独立下去？”
事实上，延长金鸡独立的亮相在开始阶段效果可以说好得出乎意料，观众中有人大声喝彩，接着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好不壮观。可是一数过20秒，观众就静了下来，过了25秒他们开始显得不耐烦。到了第30秒甚至有人吹起了口哨，乱了他的阵脚。不过这个倒还好说，稍作调整脸上的表情不至于受影响。要命的是长时间的金鸡独立使他身体的平衡遭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外部虽然看不出，但是他能感觉到站地的那只脚的脚趾在不停地蠕动，幅度越来越大，随后脚掌也开始晃动，完全不能自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枪收回，插入怀里。可就在这时候，“叭——”。
听到枪响，大家都半张着嘴怔住了。不知是过度紧张，惊吓，还是金鸡独立久了腿力不支，杨子荣竟然仰面倒在台上，双目紧闭，口吐白沫。后来才知道，扮杨子荣的演员幼时曾患有轻度羊癫疯，多年未发，以为已经痊愈，却不料被一声迟到的枪响触发。台下 的惊吓则出于另外的原因：观众不仅仅听见了枪响，而且在枪响前的一刹那，看见杨子荣把枪收回，因而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腹部。枪一响过，他就倒地不起。整部戏就成了杨子荣自杀。
“剧场顿时方寸大乱，不得不紧急调动一部分警卫维持次序，并将闹得最凶的几个观众制服才算稳住局面。军首长狠狠说了声‘乱弹琴‘起身就离开了。陪同首长前来的市革委会领导们召开一个紧急现场会，一致同意把这次事件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破坏事件。于是，伦巴还没有来得及到前台跟扮演杨子荣的演员道歉就被架走。等他从昏昏沉沉中清醒过来，发现他们已经把他带到了市清仓物资市场后面的一个废弃的仓库。看到门口写着’文化局一打三反学习班‘他松了口气，想当然进了学习班通过学习，做做自我批评检讨就能过关。殊不知这一打三反学习班跟其他学习班不同，来这里的人没有一个能回家，都去了看守所，然后判刑劳改。伦巴当然也不例外。对他的指控很简单：蓄意破坏革命样板戏。他想为自己辩解，可是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因为学习班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切：从犯罪动机，到深挖犯罪思想根源，四张16开交待纸写得密密麻麻，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我有什么值得写这么多呢？’他想，于是向学习班的领导提出能不能让他看看他的材料。领导经研究同意。开头的一张全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等社论的摘要，第二张也是，第三张一大半，最后才是一段关于本市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阐述：‘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段作掩护，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此案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利用革命样板戏舞台丧心病狂地进行其反革命活动，是可忍，孰不可忍……’ 读到这里，伦巴的心不由一紧，因为他和桑巴曾经有一度每天都要去太监弄小公园看新贴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犯人判决布告，得出结论：凡是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下面必定跟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惊恐万分，双膝发软，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领导前面。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领导冷冷地说。
‘我真不知怎么搞得，可我实在不是故意的，’伦巴说。
‘起来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政策，只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将来还可以重新做人，’领导抬了抬手，说。
“这样他就被捕了，判了五年刑，押送到小岛劳改队搬运石头。”
“伦巴被判刑劳改的消息不久就传到桑巴那里，从此他无忧无虑的脸换上了在公车上被扒了装有刚发薪水的皮夹的那种表情。本来就觉得呆在这不伦不类的球队里没出息，由于没有更好的去处才在这里混日子，现在更觉得失落，惟有去劳改队探望伦巴的想法才使他有点安慰。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桑巴利用节假日独自去了小岛的劳改队三次，前两次被告知由于他不是伦巴的直系亲属，不能让他见伦巴。最后一次他雇了一个当地老乡作向导，翻山越岭，绕道去工地找伦巴，结果被值班的杨管教员抓住，险些被拉去刮一个光头。
“这样又过了一年，一天江苏青年队和上海青年队在五台山体育场打表演赛，当然，表演赛是不收门票的，即便是这样，体育场的入座率不足10%。比赛中，双方基本没有射门，唯一的小高潮是下半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上海队的中锋单刀赴会，带球冲门。桑巴见状冲出禁区，抬起一只脚就迎了上去。不料惨剧就此发生。他这一脚不偏不倚，正好蹬到对方中锋的左胸，三根肋骨折断，其中的一根刺破心脏，担架送到省中心医院的时候，中锋已经没气。
“省体革委最初的处理意见是体育事故，可是不久这个处理意见因为中锋和桑巴的家庭出身被推翻。上海队中锋出生于工人家庭，父亲是某高校工宣队队长，头衔相当于一个部属厂的革委会副主任。而桑巴，父母都在香港，虽然他父亲只是个出租车司机，可是毕竟在香港。于是局面趋于明朗，这事可大可小，往大里做就是阶级报复。幸亏有人提出质疑，桑巴并不认识对方中锋，也不知道他的家庭底细，何来的阶级报复？谈判结果，双方达成共识，对肇事者按一般刑事案处理，以起到举一反三，肃清流毒的作用。这样桑巴就被定罪，罪名：玩忽渎职，误伤人命。听起来怪吓人，其实只判了三年徒刑。
“真可谓冥冥中自有安排，在南京鼓楼看守所关押期间正好遇到南京部队装甲师马师长的第四个儿子小马因刺伤父亲的警卫队长被他老爸亲自送进来。这小马是个球迷，自然跟桑巴成了朋友。小马被判了五年，已经知道要送小岛劳改队。于是桑巴要他求情将他也往那儿送。上面经研究同意了。
“好朋友在同一个劳改队改造实属巧合，在同一个中队相遇更是巧合中的巧合。索性向张指导员申请在同一个组，张指导员没怎么考虑就成全了他们。”
“桑巴是那年的小年夜或者小年夜的前一天来的。总之没干一两天活就到了春节。上午听说二中队的犯人要来比赛篮球，桑巴换上了深蓝色的运动衣就上篮球场练球。
‘你怎么不上？’他一边运球，一边问坐在场外小方凳上看他的玩的伦巴。
‘你玩吧，’伦巴说。‘看你玩就行了，我还要留着力气明天搬石头呢。’
‘不就是搬石头吗？’桑巴说。‘力气用完晚上睡一觉就长出来了。看我这身肌肉。’接着他对周围扫了一眼，把球扔给其他人，做了一个类似健美比赛的动作。
‘快别来这一套，’伦巴说。‘你以为这里跟外面一样？这里的快手没有一个有你我的个子。只要想想就明白，前天分配搭档的时候为什么没人愿意跟你一起干活？’
‘我看你官司越吃越糊涂了，’桑巴说。‘我的实力你不是不知道。老实说，当年要是你有我一半的爆发力，上海舞蹈学校就收你了。那样的话，现在台上的大春由你伦巴来演也说不定。’
他故意大声说。
“桑巴因为身高比要求1米80低了二公分才刷下来的。而伦巴，虽然身高勉强达标，但是弹跳力不够。”
‘总之我劝你别太狂妄。这里是劳改队，不是观前街太监弄，’伦巴说。
‘劳改队又怎么样？’桑巴边投篮，边说。‘俗话说得好：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游过去。你能撑下来我也能……’
“上午这场球，一中队赢了，桑巴得分最多，他穿着一条红色发亮的短裤，上身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的前印着： 江苏青年， 后面是一个红色的0号。他身体结实，匀称，偏白的肤色使他在人群中显得很突出。他的舞蹈般的跳投更使不少走亲戚的本地少妇和船上的女人们脚下钉钉子似的，站在场边，直愣愣地对着他看。他满脸红光，早已满头大汗，可是他坚持带着他的军帽，不愿意露出刚刚刮好的头。他不时地做一个下蹲动作，或者原地急速跑几下，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青山不老，红旗不倒，’他看着他的朋友，得意洋洋地说。
‘我怎么说你才会明白？’伦巴说，一边苦笑着摇头。
‘那你就什么也不用说，一切顺其自然，’桑巴的回答。
“终于他明白伦巴的担心不无道理。晚上伦巴请安全员周凯伯去他组，要他帮一个忙。到那儿，只见他们的劳动组长，过去的裁缝师傅陈光平懒洋洋地坐在床上，让他的得意搭档赵品高，一个十七岁，瘦猴似的犯人，像靠沙发似地靠在他厚实的肩膀上。他们互相拉着对方的一只手。陈光平的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赵品高的脸和光溜溜的下巴，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一边用十分幼稚，愚蠢的语言重复着几句哄人的话。后者则像一个小姑娘似的，吃吃笑个不停。
“伦巴请周凯伯出面，因为组里五个小小组没有一个愿意接受桑巴。”
‘道理很简单，’陈光平放下赵品高的手，看着周凯伯，认真地说。‘第一，他人大，干活手脚肯定慢，第二，他父母在香港，不会常来看他，他的身体不到两个月必垮无疑。谁揽上这样的人谁倒霉，到时候每天还得留下来帮他完成任务。不信我们赌一把。’
‘他手脚可不慢，要不省足球队怎么会选他去守门呢？’伦巴说。
‘守门是守门，搬石头是搬石头，两码事，’陈光平说。
‘对啊，守门不是叫你连着不停地干，可是搬石头就不一样，’赵品高插嘴道。他想继续往下说却被陈光平的一个眼色止住。
桑巴站在一边，轻蔑地，甚至略带挑衅地看着瘦小的赵品高。于是伦巴轻轻地拍了拍他朋友的肩膀，说，‘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坐下来让我慢慢告诉你。’
‘不就是搬石头装车吗？还有什么讲究不成？’桑巴大声说。
‘说的就是搬石头装车，’伦巴说。
‘我刚来的时候像你现在一样，觉得我的身大力不亏，干活不会输别人的。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我人高，弯一次腰的时间这些小猴们能弯两到三次，’伦巴指着周围几个围观的小个子犯人，说。‘不错，他们的力气比我小，可是搬石头不需要蛮力，需要的是快和耐力，真正搬不动的石头可以叫化石人员搭一把手。别看他们个子小，手脚可快着呢。搬完石头，还得把场地清干净，化石人员就能把石头从高堆上撬下来，用榔头砸成能搬动的大块。这活一环扣一环，一个人慢会影响大家的。’
‘我也可以快啊，’桑巴说。
‘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伦巴说。‘你当然可以快，前提是你得吃饱肚子。像你我这样的身体跟他们这些人站在一起不用比就知道，同样四两一比八的早粥，在他们肚子里能抗两到两个半小时的饿；到了你我的肚子里，一泡尿就没了。到了工地，还没开始干活，你就饿得两眼直冒金星，你信不信。按照我们的身坯，一个月定粮起码九十斤，可是事实呢？我们跟这群小猴子们一样，都是四十五斤。上旬吃了四七四，中下旬只能吃四六四。裤带勒断都不管用。’
‘那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桑巴问他。
‘不瞒你说，’伦巴说。‘我父母当然不用说，此外我还动员了我姐姐，还有一个阿姨，一个舅舅，他们轮番来看我。因此每一个月我都会收到二三十斤炒米粉，再加一些白糖，豆油之类勉强对付。’
‘我给我爸妈去信了，’桑巴说。
‘他们在香港，你的信他们能不能收得到还是个问号呢？’伦巴说。‘为什么不叫你舅舅来看你？’
‘我不要他来。’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伦巴说。‘现在你落难，你舅舅能不管？’
“伦巴接着对安全员悄悄说桑巴的舅妈为人刻薄，而他的舅舅又是个怕老婆的，因此桑巴虽然住在他们家里，却根本没把他们当亲人。
“这时轮到周凯伯出面向陈光平说情, 让他接受桑巴。周凯伯没有少关照他的工作面。平时他们几个也聊得来，果然，陈光平看着桑巴说，‘你就在我的地段上先干起来。’
“他们还是高估了桑巴。他连一个月都没能熬过去，两个星期后他整个人就走了形。先是身上的肉像刀削似的掉了个精光，接着开始浮肿：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的脸像一个黄疸病人那样呈淡青色。脚腕肿得穿不了袜子，更不用说鞋，只能用两块破布包起来，穿上轮胎底做的皮草鞋进工地。他的嘴整天裂开着，可是已经没有说话的力气，当他装满一车后就向记账的徐加莫举起一只手轻轻挥一挥。
“接下来有一天上午他推着车就晕倒在工地，被抬回监房休息。”
‘这根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伦巴一边抬着他，一边回过头对周凯伯说。‘人大饭量大，又没人来接济。’
‘你们不是从小就一起玩吗？’周凯伯说。‘稍微接济他一点，等他香港的父母来了再还你。’
‘不瞒你说，本来我父母没把他当外人，可是他舅舅太势利，自从我父母隔离审查回来见面就不打招呼了。再说我，把小箱子钥匙都交给他了，可是他太不识相，吃了我的炒米粉不说，还偷我一斤白糖。看在从小一起玩的份上，我才没吱声。不然我早就……’伦巴举起了拳头，说。
“那天中午休息的时候，伦巴的拳头终于落在他朋友的后脑上。因为趁早上独自回监房休息，桑巴连撬四只装炒米粉的小木箱，都是他同组犯人的，首当其冲，损失最重的就是睡在他下铺的伦巴。平平的一箱炒米粉几乎少了一半。
‘我叫你吃窝边草，’伦巴吼叫着，一手抓着桑巴的衣领，一手握拳，揍他脑袋。桑巴一声不吭，像抱足球似地抱住自己的脑袋侧身躺在地上，任人打，任人踢。下午监房里不能呆了。值班管教员给他上了手铐，罚进采石场站着看犯人们劳动。
‘你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周凯伯抽空走过去问他。‘刚来的那几天不是好好的？’
“他瞪了安全员一眼，没有作声。见后者没有恶意，才说，‘我饿。实在吃不消啊。没想到这里会是这样子。’
“正好东山壁新辟场地，需要几个平整场地打堆的。安全员就把他调到那里去帮忙。
‘打堆，填场地没有指标，但是得认真一点。我能帮你的就这些，其余的就看你自己，’周凯伯慎重交待桑巴。
“如果桑巴的父母不来看他的话，可能这份轻活他还能干下去。但是，两个星期后他的父母从香港赶来看他。他们自然不知道最适合劳改犯的食物是什么，给他背来了两大旅行包，打开一看，一包里面全是香肠，香肚，腊肉，火腿等等，另一包，三十只‘采之齋’ 的特大号枣泥麻饼。两包东西显然全是在苏州买的。两只黑色的带红方格的旅行包倒是正宗香港货，看起来比上海出的旅行包要气派得多。从管教办公室回来桑巴就把所有的食物从两只大包里倒出来，摊在他的床上，围观的人除了他们全组还有临组的犯人。桑巴仰着脑袋，一脸神气劲，仿佛向世界宣告：‘我的出头日子终于到了。’ 这时候轮到伦巴对他说好话。
‘你得把东西锁进箱子里，我这里有一只空箱子，你先拿去用得了，’伦巴对桑巴说。桑巴接过箱子，连看都没看伦巴一眼。
“第二天早晨：桑巴当着同组犯人羡慕的眼光用两只香肚下粥；上工，他的腰间系了一根细绳，上面串了七八只枣泥麻饼。一边干活一边吃，不到一个小时就全吃光。中午，三根腊肠下饭，晚上 又是香肚下粥……
“桑巴后来想起这件事觉得相当后悔。‘我本应该给伦巴一些东西。刚开始我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能打我？从小就在一起。知道他在这里吃官司我还来了三次想见他一面，居然下得了手。说实话，开始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想分给他东西。等到我想到，东西剩得不多了，最后终于决定要给他一些的时候他却说什么也不要。’
“伦巴就这样和他断了交。更糟糕的是，桑巴腰间系着枣泥麻饼上工地被人汇报了杨管教员，因而取消他的轻工，罚回原组搬石头。
“这样又过了两个星期，一天半夜，有人听见外面水泥场上有人打架。冲出去一看原来是桑巴和二组的刘三宝靠着高墙，各人用一只手卡住对方的喉咙，另一只手互相拉扯着。他们为争泔脚桶里的剩饭剩菜打了起来。两个人最后都受到批斗。
‘你把我的台都坍光了，’伦巴按着他的头说。
“可是当一个人彻底撕破脸皮的时候他就会不顾一切。从此以后，有关桑巴偷吃的新闻层出不穷：一天早晨刘管教员叫他去办公室训话，趁管教员出去跟另一个干部讲几句话的当口，桑巴伸手就把管教员的早餐：两块大饼一根油条抓了塞进嘴里。管教员回来，他还剩最后一口。刘管教员好说话，没跟他计较。也不让小组批斗他，只是再也不叫他去办公室了。接着一个休息天，伦巴大喊他姐姐昨天刚送来的红烧肉少了一块，马上想起了桑巴。却见他躲在一边背对着他。伦巴赶紧用双手卡住桑巴的喉咙。于是一个拼了命地往下咽，另一个拼了命地不让他咽，因为一旦咽下肚就没有了赃物，就可以不认账。就这样，伦巴卡着桑巴的脖子，另外还有几个看热闹的帮忙在后面推着去了管教办公室。一路上桑巴翻着白眼挣扎了几次，终于没有成功。走到管教办公室门口，他再也忍不住，就把嘴里的一块肉吐了出来。
‘众叛亲离，’张指导员指着桑巴的鼻子说。‘说的就是你这种人。看看，连你的好朋友都把你揪到中队部来，说出去我都替你脸红。’
“再往下，桑巴就开始溜进大伙房后面的猪圈，和猪抢吃槽里的南瓜，烂菜皮，包菜梆子，糠饼 ……
“干部没有特别的办法治他，只能在他犯一次错的时候就批斗他，给他上手铐，说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人味，并且警告他说再这样下去要给他加刑。可是桑巴一如既往，能偷就偷，偷不到就捞泔脚桶，抢猪食。
“伦巴先刑满，临走前他把剩下的炒米粉全都给了桑巴，同时握住他朋友的手说，‘再咬咬牙就过来了，我在外面等你。’ 桑巴点了点头，拿出了两只香港的旅行袋，要伦巴挑一只。
‘你走运，’桑巴酸溜溜地说。‘终于竖着出了大铁门。’
‘怎么说这话呢？你不还有半年不到吗？转眼就出来了，’伦巴安慰他。不过他心里却忍不住想，看桑巴的模样，脸色发青，脸盘肿得像笆斗，他觉得桑巴患了肝硬化。
“一个星期天刚刑满的伦巴上街，在小饭店独自喝闷酒，心里还惦记着桑巴，想着小时候两人一起玩的情景。‘不管怎么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想。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他，就想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钱买了些吃的让张指导员带给桑巴。却发现邻桌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不停地向他这边扑闪，进而发现一个皮肤白晣，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她的目光使他想起以前在京剧团的那个小提琴手，不禁血往上涌，把送食物给桑巴的计划抛至脑后。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面？’伦巴凑上去对她说。
‘好像没有，’是她的回答。她温和的语气使伦巴信心倍增，就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年轻女子说她叫东英，也刑满不久。她皮肤白白的，只是额头上，和眼角有了浅浅的纹路，可以看得出她尽量控制自己不笑。他们马上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看看我是不是很老？’东英问他。
‘你才多大，就说老。要是你老，我不成了进棺材的人了，’伦巴说。
“听他这样一说她显得很开心，就告诉他她还没刑满就被调去栗阳的劳改农场养蚕，最近刚调回来的。
‘看你的样子闷闷不乐，有什么心事似的，’她说。
‘不瞒你说，我有一个朋友还在里面，’伦巴说。
“再见到她是在场员家属招待所，过年伦巴的母亲来看他，碰巧东英的叔叔和婶婶也来了。她的爸爸由于怕后妈，不敢来看她。为凑个热闹，两家就合着一张桌子吃了顿年夜饭。可以看得出她的亲戚对伦巴有好感。不仅仅因为饭桌上伦巴的母亲谈的全是关于他案子要平反，而且还因为伦巴长得一表人才。吃完年夜饭东英说要去宿舍拿一条被子给她有关节炎的婶婶作添盖，但是说一个人走夜路怕，伦巴就提出陪她同前去。一路上， 见他不温不火的样子，东英就问他是不是因为要平反了就眼睛里没有她了。
‘哪有的事？’ 伦巴说着就拉住她的手。
“如果是白天他还不敢这样做，可是黑夜里即使被她拒绝也没人看到。不料她顺势就靠在他身上。于是他们就很自然地吻了一会。东英推开他说等她拿被子给他亲戚以后再聚。这样，安顿好他们以后他们又走进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最后来到一个破仓库。就迫不及待地把一架报废的冲床边的防雨布罩当成了床。完了事，伦巴又想起了桑巴，忧忧寡欢。
‘难道这时候你还放不下他？’她说。
‘没有的事，”伦巴搂着她，心不在焉地说。
“可是东英已经进入了她给自己编织的美梦。”
‘听你妈说你家的房子很大，是不是?’ 她问道。
‘也不是很大。’
‘你爸是做医生的？’
‘是。’
‘要谈到结婚，其它都是次要的，’她双手枕在脑后，争着大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屋顶，自言自语。‘最重要的就是房子和家具。就算房子不用担心，我刚才没好意思问你妈你家里有没有红木五斗橱，红木大厨。现在你告诉我，有没有？’
‘好像有吧，’伦巴说。
‘到底有没有？’她马上翻身坐起来，兴奋地追问。不等他回答，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上海有一个亲戚，住在一幢洋房里面，家里的红木家具真好。我小时候去过一次，可是一直忘不了。’
‘你到底要跟我结婚还是跟红木五斗橱结婚？’伦巴一边穿好衣服，一边说。
“跟她幽会了三次以后伦巴就得到了平反通知书，回苏州前，他终于买了些食物去劳改中队看还有一个多星期也将刑满的桑巴。
‘我心里很烦，’伦巴对桑巴说。
‘平反了，高兴都来不及，有什么好烦的？’
‘我交了一个女朋友，’伦巴说，并且把他和东英交往的情况告诉了桑巴。
‘有了女朋友更应该庆贺才对，没理由烦恼。’
‘今后的一切都还没落实，我哪有心思，’伦巴说。
“伦巴和东英晚上又在仓库见面。‘看来你这一去就不回头了，’完事后东英对他说，语气有些悲伤。
‘虽说平反，’伦巴答非所问地说。‘可是什么本事也没有，今后干什么呢？ 都是这五年给耽误的。’
‘那你会不会来看我？’
‘给我两个月时间，让我安顿好了就会来看你。’
“伦巴离开了小岛，开头的几天由于忙着忙那，根本就顾不上想她，接下来空一点了就开始想和她在一起的情景。想归想，可是还忍得住。渐渐的，尽管白天还行，终于经不起夜里折腾，没熬到两个月就搭船去了小岛。他想她，也想桑巴。没想到这次赶去竟然赶上她的婚礼。新郎不是别人，正是桑巴，此刻正眉笑颜开地忙着给人递烟呢。伦巴连跟她单独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推入男方的亲朋好友中等喝喜酒。桑巴的父母前两天从香港赶来，留下他办喜事的钱就回去了。其他的亲戚都是从上海来的。这些上海亲戚个个穿着时髦，油头粉面。据说来的那天下午，一上码头身后就跟着一批看热闹的小孩，经过小镇的时候，街道两边好像夹道欢迎似的站满了人。
‘他们谈恋爱的速度倒是蛮吓人的，’桑巴的五阿姨，一个戴着比戒指还大的耳环，穿着淡紫色旗袍的三十来岁的女人说。‘听他们讲，运成和她从认识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而且在这种地方，我真搞不懂他们是怎么谈的。’
‘伊拉迭个事体侬叫阿拉哪能搞得懂啦？’桑巴的四阿姨，一个穿着深红色毛背心，和粉红色毛料裙子女人说。‘听说他们专门去一个破仓库约会。’
‘好了，’桑巴的四姨父说。‘你们都少说两句吧。越说越不像话。外甥好日子说这些，真不知道你们这些阿姨是怎么当的？’
‘阿姨怎么当的？’桑巴的四阿姨反问。‘总比他舅舅好。大阿姐每个月给他汇钱，三年自然灾害又给他们寄罐头，又托人给他们捎东西，我们什么也没看到。结果运成吃官司他们管不管? 真是狼心狗肺。’
‘四姐你也不能这样说，’桑巴的五阿姨说。‘二哥的人还是可以的。坏就坏在他老婆。反正这辈子我是不想再见到她了。不过我倒要看看她今后会不会事事称心如意？’
“桑巴的两个阿姨好不容易停了下来以后伦巴才注意到同桌还坐着两个熟人，他们中队的张指导员和被桑巴偷了大饼油条的刘管教员。赶紧站起来和他们握手。这两个干部待人宽厚，因此桑巴结婚请他们来。可是现在他们显得很尴尬，和同桌的人说不上话，只能闷头抽烟。见到伦巴，刘管教员来的精神，叫他坐身边，就聊开了。
‘桑巴不容易啊，’刘管教员说。
‘你还记得那天早晨他把你的大饼油条偷吃了？’伦巴问他。
‘还提那事干嘛？’刘管教员说。‘人么，总有不顺利的时候，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会拉下脸皮不顾一切的。你看他现在的样子，要多神气有多神气。’
‘改造真是考验人呐，’张指导员插进来，沉思地说。‘看看你们俩从小玩到大，亲如兄弟，可是一牵涉到直接的利益，还是翻了脸。’
‘那是肚子问题，比直接利益更直接，应该说生死攸关，’刘管教员说。
‘总的说来，’张指导员总结道。‘伦巴做得还可以。俩个朋友中至少有一个挺过来。而且现在和好如初，不容易啊。’
‘夺我的女人，还说是好朋友，’伦巴心想。可是他又想，‘如果桑巴不和她结婚，我又能给她什么承诺呢？与其让她空等我，不如让她有个归宿。’这样一想，他就觉得平和了些。
‘诸位嘉宾，’伦巴说，拍着手要大家静下来。‘现在我宣布，婚宴开始。新郎倌和新娘子绕场敬酒点烟。’
“桑巴穿着他爸爸留给他的，绷在身上的深灰色西服，打着一根大红领带，一个劲地对他的上海亲戚说伦巴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的脸奇迹般地恢复了刚进劳改队时的好气色。只是他像一个中年人似的发了福。非人的苦力活猛一停下来，再加放开肚子吃，发福是必然的。
“穿戴一身红的东英给伦巴点烟的时候表现得挺自然，就像对待其他客人一样，根本就不给他单独说话的机会。伦巴心里骂她水性杨花，嘴上却说着祝他们白头偕老之类的套话。看着她的背影，伦巴觉得还好没轮到他跟她结婚，否则他父母一定得为他的下半辈子担心。他因该感到庆幸才对。虽然心里这么想，身体里面却有一种强烈的本能要和她在一起。只能用喝酒来压住欲火。那晚伦巴喝多了，据桑巴后来说他喝醉了酒说话失去了风度。
“第二天一早伦巴就回了苏州，萎靡不振了好些日子，直到半年后上了夜校才从阴影里走了出来，重新振作精神。大概四年以后，那时伦巴已经开了一家饭店。有一天接到了东英打来的电话，说有要事相告。等不及他回家，就直接来饭店找他。在厨房隔壁的总经理室她向伦巴宣布了一个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
‘你知道吗？’东英说。‘结婚第二年我生了个儿子。其实那个儿子是你的。’
“伦巴从沙发上跳起来，开门看看外面没有人才安心，回到沙发再坐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直说了吧，’东英拿出了烟，点上一支，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不也去了我们的婚礼吗？我已经怀孕了。桑巴追得紧，一个劲地要结婚，我等你又等不来，只能跟他结了。婚后不久，桑巴就办成手续去了香港。我一起走的。这你都知道的。’
‘那他知不知道孩子的事？你没有把孩子带来？’伦巴问她。
‘他知道，可就不让我带走孩子。不管怎样，我和他的日子是到头了，’她说。‘先说到了那边他一没手艺，二听不懂广东话洋文，就算接他老爸的班开出租车也不行，只能去建筑工地卖苦力。给钢筋砸折了腿，就呆在了家里。不用说，他根本养不活老婆孩子。他老爸收留了小孩，就叫我先回苏州，说等桑巴找到事做再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还不知道他？决定跟他离婚。小孩判给了他，我什么也没捞到。’
“伦巴请她吃了饭，觉得她有留下的意思，正好店要扩大，就让她留下干些杂活。这时她才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照片上一个笑得很开心的小男孩坐在秋千上，背景是一排滑滑梯和一些高楼的轮廓。
‘看看，你的儿子，快四岁了，’她说。
“后来他们决定结婚，伦巴给桑巴发了喜帖，可是没有回音，为此他闷闷不乐，取消了大酒店的订位，就在自己店里办了酒席，请了伦巴的父母，姐姐和东英的两个亲戚。东英倒是没什么变化，看上去跟以前一样开朗。上次和桑巴结婚穿了一身红，现在跟伦巴结，一身白，喜气洋洋，露出白白胖胖的双臂和高耸的胸脯的一半。
“为了东英，为了小孩，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伦巴和桑巴这对从小一起滚过来的朋友从此就断绝了来往。伦巴瞅准机会把生意做到小岛上，在那里开了一家‘伦巴饭店，’ 把原来岛上几家小饭店的生意全都揽了过来。接着又开了两家分号，在当地雇跑堂，师傅则花大钱从其它地方请，到最后给浙江帮彻底击败以前，着实风光了好几年。东英给他生了个女儿。”
不用说，他女儿就是穿一字领红毛衣的年轻女子，而在一旁给他递茶的就是东英。他举起一只手，阻止了刚要开始议论发问的听众，说：“又过了那么三五年，那时候我们塔泥巷的老邻居都还在，一天下午，门堂里来了个陌生人，戴一副墨镜，引起大家的注意。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桑巴。我当时人在小岛，接到张家姆妈的电话马上动身，搭末班车赶回苏州。一路上心情自不必说，只想快见到他。
“真正见了面双方都显得有些尴尬，倒是围观的老邻居中有人掉眼泪。从此我们就没有分开。我们香港的儿子也来过，他们兄妹相认，语言虽不通，手足之情却使他们彼此毫无陌生的感觉。
“天堂怎么样我不知道，地狱的滋味可尝够了，与之相比生意上失败根本算不了什么。活了一世，没有忘记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友情，就算没有白活。”
讲到这里，他停下来，以一种听取大家反映的眼神左右环顾。坐在我右边的一个瘦小的中年人问：“在场有你们夫妻俩，可是还有一个故事主角呢？你讲到桑巴回来找你，那么他应该在这里，怎么不见他人影。”
“实不相瞒，”他说。“今天下午他刚离开，去对岸几个小镇看场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签约去了。下个月的演出已经定了。我女儿莹莹，”他指着忧伤大眼睛的年轻女子说，“毕业于苏州评弹学校，擅长丽调，兼攻说白。脚本就是我说的故事，稍微加加工，我们父女俩一说一唱，拼凑成三十回大书不成问题。我们粗算了一下，一天说两回，就是半个月。桑巴来电话说茶馆老板提供住宿，门票收入四六分成，茶馆老板拿六成，我们四成。 刚开始跑码头有这样的价格就算不错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再听他说下去，就悄悄离开了。我很想去听他们的父女档，但是，一来他们每天只说两回，听完全书耗上半个月，我没有这么多时间；二来整个故事我已经知道了，不去听他们经过加工的三十回大书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但是不久我就改变了主意。我总觉得还没过瘾，似乎还少了些什么，于是就按他们线索，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去找，终于在江浙交界处的一个小镇的茶馆打听到他们的下落。据茶馆老板，一个不停眨眼睛的小老头说，伦巴的父女档大书只说了头十回就惹了麻烦，被传去问话。“他们还照常说书，只是改说西厢记了，”茶馆老板说。
“他们只说了十回的书怎么样？”我问他。
“口碑不错，着实不错。老子说，女儿连唱带弹，不说半个城全来听他们父女档也有三分之一。其实听客管你说什么‘记’，只要听得入味就好，”茶馆老板的评论。
我不准备去听他们的西厢记。却在茶馆河对岸的饭馆里碰到了他们两男两女一行四人。其中的三个我已经见过。那个没有见过面，按体貌特征判断就是桑巴的人对伦巴说：“明早开湖州。西厢记我实在听勿下去。”
“湖州的情况你吃的透？”伦巴的老婆问他。
“不去闯你怎么知道？反正这里是没戏了，”这个我断定就是桑巴的人说。
“想好了再说吧，这一去可就不能回来了，”伦巴侧过头，对他说。
“回不来就回不来，这种破场子上哪找不到？”
“不是我说你，都六字头了，脾气还不想改，”伦巴说。
“是啊，”两个女人在一旁附和。
“改什么改？这叫做英雄本色，你们懂不懂？”桑巴说。
他们边说着话就过了小桥，走到河对岸。那一刻，正好没有船经过，因而可以在河中看到他们从容走路的倒影，作为漫长孤独的夜晚的回味的素材。
Lunba & Sangba，原文为英文，由作者译成汉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