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监中队的两个星期使我怀疑我能否再忍受两个星期。这个同时也叫9中队的灰色的监房坐落在太湖西山岛的东北部。
我们来此的路上走过一条弯曲、用鹅卵石建造在缓缓山坡上的街。所有的店铺都闭着门，望去一片暗褐色的木栅板，剥落的墙和坑坑洼洼的路面。山坡延绵不断，连接远处隐在淡云之中的高峰。
这座山和岛上的其他山丘，展现在初秋下午的阳光下面的，或覆盖在阴影之中的，使我想起中学里和同学们郊游的情境，像陈酒一样直冲脑门。我们有一位同学喜欢对着自然风光吟诵几句古诗，而其他的人轮换着用他的一架上海牌照相机照相。边上女生们笑声不断，替换着穿一件上照的衣服。
回到现实，这些美丽的山丘就变得毫无色彩，面目可憎。我现在不是一个游览者，而是一个被押往劳改队去改造的犯人。毫无疑问，等待我的是苦海。苦到什么程度？尝了才知道。
自从我的父母离了婚，我就随母亲从上海迁到了苏州，和外公外婆家的大小三代，三十几口住在了一个大院子里。除了我母亲是一个中学老师外，我所有的舅舅，舅妈，阿姨，姨父也都是老师。外公希望我，作为我辈中的年龄最长者，将来也当老师，这样家属的传统就后继有人。母亲对我的期望更高，但是她老对我说现在学好每一门课，打好基础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将来干什么，将来再说。在学校里我没有让他们失望。我的外公两年前已经过世，因此对于我现在的事他不会知道了。但是我的母亲，她那样好强，而且乐于把我和她同事们的孩子们做比较，怎么能经得住我突然变成反革命、坐牢的打击？
我希望能找人聊聊。一路上和贺兴根，这个年纪不大、奸污幼女不少的家伙合戴一副手铐感觉很不好。他是我们这批犯人中唯一的一个奸污幼女犯，本该比同来的盗窃犯、诈骗犯和反革命犯——这些一路上沉默寡言，表情凝重的人——更感到卑微。可是他却喋喋不休，而且说来说去就一个话题：他觉得政府考虑到他还没满二十，就优待了他，刑满出来也就是二十三岁，正是好辰光。言下之意他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幸运。连这也要显，真不知羞耻。但是事实证明他的确是我们中间最幸运的一个，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他就被抽去小伙房——干部食堂去干活。不管在那里干什么，起码不用担心挨饿。
今天休息，使我们能够第一次聚在一起，像我们在看守所的时候那样，张三长李四短地聊天。我们像动物园里的群猴似的围成圈，蹲在监房前面的水泥场上，数着各人额头上来到这里以后才出现的皱纹。太阳的暴晒，浮肿和皱纹使我们的脸完全丧失了人脸的表情和特征，倒像戴着故意画成这样的面具似的，这种效果单单靠艰苦的体力劳动产生不出来。除了白天的重活，还有晚上思想改造课。 无休止的自我深挖犯罪根源和集体批斗，才是使我们年轻的脸在短短两个星期里憔悴、变形和皱纹密布的真正原因。
晚上的思想改造课比白天的苦力更难忍受。在两个小时的过程中把个人的罪恶思想亮出来，然后在同组犯人的面前自己对自己进行批、斗。作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新犯人，同样也不知道怎样去使得其他犯人们，尤其是组长们满意，最容易被抓住把柄。结果只能是接受批斗，形式可以是老犯人们的语言侮辱，也可能挨他们一顿拳脚。
由于某些原因，这不由使我再次想起我不愿意去想的同铐贺兴根，这里几乎所有的组长和老犯人都是清一色的奸污幼女犯，好像政府对他们情有独钟, 特意把他们调来整新犯人。只有我们的组长是个例外。
何征，高显根和我分在同一个组。我们的组长田云沛二十七，八的样子，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曾经是医学院的学生，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猜出来他和我，何征犯有同样的罪，也是关于宝像。就是这个田云沛连续三次否定了我的“自我深挖”，说我只是就事论事地批判了一下自己，与政府的要求差得太远。他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做，只警告我说如果我不挖出我的反动世界观的根源，并从灵魂深处进行批判，我就别想过关。我跟他辩，指出即便是看守所的审判长都没有这样要求过我。但是田云沛说他代表的是劳改队的干部，而不是看守所的干部。的确，人人都得屈从于他在组里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可以命令我站在组的中央低下头，由其他的组员，自然是那些阴险，残忍的强奸幼女犯们，对我进行批斗。田云沛会给他们一些暗号，譬如伸一伸他的舌头，或举起他的小指头，或点一下头，他们就会踢我，按我的头，甚至动手打。我不相信全天下强奸幼女犯们全像他们这样，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灰色屋檐下的强奸幼女犯都这德行。
与此同时，管生产的副组长沈国定，一个利用他小学教师的便利诱骗他的三年级小女孩的犯人，会尽他的职责批斗我们这些白天完不成任务的人。跟组长不同的是，沈国定不会指示其他犯人羞辱我们，他亲自动手。
这样的情况在其他组里都大同小异。甚至连沈宝生，这个曾经夸下海口，说无论到哪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活路的老江湖，也连声苦笑，叹息。从前他脸上表情又敏捷又骄横，现在的他，从一个表情转换到另一个表情所花的时间和努力令人吃惊，仿佛脸部神经出了问题。由于不买他组长的帐，他已经给斗了好几天晚上了。
“要是这里全是像我们这样的新犯人就好了，”收听敌台的王衡说。
“我听他们说以前是这样的，”李明初说。“但是从去年春天开始他们选一些奸污幼女犯到新犯人中队，就搞成现在这鸟样。”
每一组都有几个老犯人来带新犯人。就是这批丧尽天良的强奸幼女的老犯人们在我们完不成任务的时候，或不听他们的指令狠批自己的罪恶根源的时候，对我们实施无情的批斗，并借机发泄他们自己心中的怨恨。
这里的劳动强度在全劳改队是最轻松的。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堆在场地上的石块，用榔头敲成三种规格的小块，由老犯人们组成质量组来鉴定。要完成一天的定额，我得敲2.5吨的石料。换了一个有经验的老犯人，这些算不了什么，但是作为一个新犯人，我还是感到挺难。我们都有过完不成任务的时候，因此也都尝到晚上在思想改造课的时候，站在组的中央接受批斗的滋味。
“我非把他给杀了，要是他再敢按我脑袋，”许银根咬牙切齿地说。
“杀了谁啊？”汇宁问。他蜷缩在许银根的一边，双手交叉于胸前。这两个小毛贼被分到了十组。显然，他们在那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马匪啊，这狗日的玩小X的，”许银根说。
“最好别乱来，”李明初说。“你们难道没看出来组长们是奉命行事吗？对我们不狠，他们就交不了差。我觉得这只是一时间的，我们总不会在新犯人中队呆他妈一辈子吧。”
李明初是我们中间最没有理由来这里的人。一场夫妻间的吵架引来牢狱之灾过去只是听说而已，不想真人就在眼前。事后他老婆悔恨到对着法官下跪，磕响头，直到李明初发话，“五年就五年，只要从此夫妻恩爱，值！”
“我最咽不下的是这帮婊子儿养的自己个个都是玩小X出身。要是被政府干部揍一顿，我不会觉得这样怨，”何征赌咒道。
“我发现这里的组长们比政府干部们还能说会道，”王衡说。
“那是当然， ”沈宝生说，“要不是那样他们怎么会被选来管我们？”
“何征，”李明初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真的受不了他们。究竟还有没有天理，像我这样一个清清白白的人竟然落到这批毫无人性的奸污幼女犯的手里？”
李明初分在三组，到目前为止，是我们中间被整得最惨的一个。当姜管教员要求他在干部面前站好时。他就跟 姜管教员争辩起来。于是管教员吩咐组长每天晚上批斗他。大前天他在全中队大会上作检查的样子像是要自杀似的。正在这关键的时刻他的老婆来看他了，还给他带了一袋吃的东西。因此现在他看上去精神不错，说起话来满口的炒黄豆。
“不幸的是这一些奸污幼女犯可以给政府干部们省掉很多麻烦，”李明初说，他的嘴动个不停，炒黄豆把牙齿磨得咯咯直响。
没人向他讨一颗吃，可是我们的眼睛都不由自主地看着他的嘴。
“这使我想起了当年参军在新兵连的时候，整天由老兵们带着练操”，“沈宝生说。他推了一下从前的兽医高显根， 问他的上诉进展如何。高显根是第二次上诉，第一次两天就给驳了下来。第二次还没有回音，他觉得这是好兆头。
“第一次的材料写得太粗略，不知道如何写那样的信。写一封上诉信可不比写家信，里面可以谈什么都行。第一封上诉信只花了我半个小时，而这第二封，足足五个小时” ，高显根说。
“也许你的第二封上诉信要等得长一点才被驳回，”李明初开玩笑地说。
“你怎么可以那样说呢？”高显根认真起来。
“我说着玩的，”李明初说，塞给高显根一把炒黄豆。
“李明初，你可得对我们公平点，”沈宝生说。
李明初把他的裤兜翻了出来给沈宝生看里面已经空了。
高显根，何征和我在一个组。我们三人并排地躺在一张水泥通铺上，我的铺位靠里，边上是何征，高显根睡在何征得另一边。监房里没有床，只有几排水泥长条，晚上两百多个犯人都睡在上面，头朝着走道的一边，以便总务组的值夜犯人能很容易地清点人头。我们组的二十个犯人占了面对面的两条水泥通铺，每一条通铺长约7米，睡十个犯人。中间是一条窄窄的走道。每一个犯人分派到的铺位相当于一条小席子的宽度，一伸腿就会不可避免地碰到你的邻居。我的另一边睡着陆元庆，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孩子，正处在变声的阶段，去年就来此服他的七年刑期。他干活的速度和对待同组犯人的残忍大受政府干部们的赞赏，因此他们就决定让他留在入监中队帮助管理新犯人，虽然，由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没有当组长的命。
不管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在看守所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还是到了入监中队才感觉出来的，何征，高显根和我相处得跟三兄弟似的互相照应着。为了对付残酷的环境，我们之间有一种抱成一团的默契。但是我们不能够自由地交谈，因为陆元庆的那双肉里眼常常瞄着我们三个人。这小畜生有权利随时质问我们为什么笑，为什么交头接耳，甚至简单的打一个招呼，问候一下天气都要向他汇报，因为他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阴谋。据说他曾经以这样的方式阻止了一起集体逃跑事件。
晚上田云沛问了我同样的问题，逼我交待其实并不存在的所谓“罪恶根源”。我拒绝回答。他就命令我站起来。何征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被调离床位，站在我的边上。高显根的情况要好一点，因为他已经得到管教员的许可暂时不参加思想改造。如果他的第二次上诉奏效，那么他就可以把这里的一切当成一个噩梦，讲给他的亲朋好友听听。
“你认为你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呢还是你反动世界观的必然后果？”田云沛问我。他的记事本摊开着放在他的膝盖上。从他握笔的手在不停地摇动可以看出他已经不耐烦了。接下去，不用说，就是按头，踢脚。
可是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如果坚持说我的犯罪仅仅是一个意外，在一边等得不耐烦的沈国定和陆元庆会马上冲上前动手；如果按他的话承认了，那我晚上就会睡不着，因为这不是事实。我曾想方设法使他们相信我的犯罪就是一次意外。失败以后，我就一直保持沉默。田云沛把我的沉默看成一种消极对抗。
“如此看来你拒绝接受思想改造，也就是说要坚持你的反动立场，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着干。政府反复强调犯罪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认罪，不肯深挖思想根源。上个月这里就坐着一个名叫张波的犯人，他不肯深挖思想根源，就像你一样。现在他怎么样？让我告诉你吧，他已经带了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去了。就在你们这批犯人来的前一天他被枪毙了，”田云沛说。
“你想跟无产阶级专政对着干？”陆元庆大叫了一声。
正要下手，却听到一个蚊子叫似的声音说，“我想说几句。” 是何征，他本来一直低着头默默地站在我的边上，因为还没有轮到他。
“你想说什么？”田云沛问他，抬起一个手指，阻止了两个虐待狂。
何征说他已经找到了他的犯罪根源了。“重要的是自己批判自己的反动世界观，”他说。他接着告诉田云沛说他出生于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他的爸爸解放前有一家专做厨房用具的工厂。虽然解放后工厂已经献给了国家，而他的爸爸也从老板变成了一个普通工人，在他的头脑里仍然留有很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 . .
接下来的半个钟头里，他一口气讲到了他的亲戚，亲戚的亲戚，朋友和其他的许多事，没有人能听懂他到底想讲什么。田云沛正想打断他，却听他总结道，“五年对我来说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必须利用每一个晚上好好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就像我们伟大的领袖说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很好么，你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田云沛说，“虽然还远远不够深挖你的罪恶思想根源。我们欢迎你端正了态度，这就是一个好开端么。你可以坐回去了。”
我的心里直发毛。一个人站在那里跟两人同站的感觉不一样。我相信如果这时候田云沛命令那两个施虐狂来揍我的话，我就会像一条逼急了的狗那样直扑他的喉咙，把他活活卡死在我的一双爪子下。
但是田云沛却换了一种温和的语气对我说，“你和犯人何征是一起来的。他能够通过几天的思想改造认识了自己的问题，端正了学习态度，暴露了他的罪恶的灵魂，而你为什么还是那么固执呢？政府干部三令五申对我们改造的目的不是在肉体上消灭我们，而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起一个本质上的转变，成为一个新人。然而，就像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所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你要好好想想。作为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你应该知道怎么来触及你的灵魂深处。当然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过的那样。就拿我来说吧，在跟自己的反动世界观作彻底的决裂以前，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但是当我最后做出决定和过去的自己决裂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成了另一个人，跟从前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而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努力向思想的最高境界. . .”
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可是我知道最好按他说的去做，很明显，如果我坚持沉默，他就不会让我坐回去。我于是清了清嗓子。但是, 一抬起头就看到处处都是奸污幼女犯嚣张跋扈的丑恶场面，一阵受到侮辱的羞耻像闪电似的穿心而过。我的羞耻变成了愤怒。我性格温和，开朗，我热爱生活，坚信不管我到哪里，那里就有我的朋友。可是，在这个被三根巨大的，深灰色的水泥横梁压迫下的监房里，生活的意义已经停止。
我突然冲着田云沛破口大骂，警告他如果他再这样逼我的话 我会报复。
田云沛冷冷地看着我。还没等他开口我又开始了，以一种沙哑的嗓音，像念咒语似的滔滔不绝，像一个看不到明天的，临行前的死囚。我说我最多一死，那又怎么样？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它们不像出于我的嘴，也不像我的声音，倒像有人借我的嘴用了一下，或者是鬼魂附身。
田云沛快速地埋头在他的记事本上写着，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才抬起头来。
“还想说些什么？”他换了一种温和的语气问。听上去比他发火的时候更可怕。也许我已经习惯了他发怒的样子，现在他一下子便温和了反使我觉得背上起了鸡皮疙瘩，浑身不舒服。但是一个隐隐的微笑使他的脸看上去挺和善，甚至从悬于他头顶的裸露的灯泡，经他的新刮的脑袋投下的阴影中的脸也变得英俊起来。他长得又瘦又小，也就是五英尺二三的样子。但是他的头却很大，令人担忧他那单薄的双肩和瘦小的鸡胸能否扛得住它。他惯于像一个干部那样背着双手察看组里的一切。据说政府正在考虑让他接快要刑满的监房大头的班。
“就像我说的，公开内心的肮脏世界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你决定要改造你自己，你就必须面对自己肮脏的内心世界。我记得我曾经犹豫过到底要不要在思想改造课的时候向同组的犯人们公开我的罪恶灵魂呢。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天真的想法，那就是我觉得思想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又没有一个物理形态，如果我自己不说，谁又会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呢？通过政府首长苦口婆心的教育我终于认识到我必须改造我的思想。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但是只有经过了这个过程我们才能革新换面。”
他歪着脑袋看着我，嘴边还挂着一个微笑。毫无疑问他现在的心情不坏，因为他的母亲下午刚来看过他，给他带了一袋炒米粉和一块咸肉。姜管教员特意批了条子让他把咸肉送小伙房加工。这件事在监房里成了新闻。现在他的嘴唇油光光的，说话时哈出一股肉味。莫非一顿把那块咸肉全吃了？
终于熬到铃声响，赶紧冲向外面水泥场一边的厕所。回来的路上大铁门口有人叫我，说管教员有事找我。
姜管教员和姚指导员在办公室等着我。高显根也在那儿，站在姚指导员的办公桌前。姜管教员拿出我一个星期前上交的入狱犯人技能登记，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我写了我学过小提琴，画画，参加过许多比赛等等。
“你觉得这里会请你拉琴？你来的是劳改队，不是上大学，”他说。
“报告管教员，”我说，“看这一栏明明写着个人的技能，”我说。
“那我现在来问你，”姜管教员说。“你会不会开卡车。”
“不会。”
“懂不懂修理柴油机？”
“不懂。”
“有没有做过木匠或者泥水匠？”
“没有做过。”
“这样说来你没有任何技术，”他说，一面就用笔把我自己填的内容打了个叉叉。
我的事已经结束，可我的边上高显根还站得直直的，没有要走的意思。“但是，报告指导员，我真的冤枉啊，”他说。
“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他是冤枉的，” 姚指导员说，把他第二次上诉的驳回件递给了他。
回到监房不久，睡觉铃声就响了。躺在草席上，我还在想着姜管教员说的话。我发觉高显根也没睡，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悬在他头顶上方的那根巨大的水泥横梁，就轻声安慰他别再想着上诉的事了，同时既对他，也对自己说，“睡吧，睡醒了一切也许会更好。”
梦中我拉着我的琴。我被捕前在幸福公社幸福大队的宿舍每天都要练一会儿小提琴。我有一个亲戚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长笛，他给我请了那里的老师。
对面通铺上的一阵大吵打断了我的梦。抬起头就看到对面两个犯人扭成一团。其中的一个是比我先到一个星期的小偷张八才，另一个，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组长田云沛。他们吵醒了整个监房，抱怨声，赌咒声把监房总头带到了现场，察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在干什么？”总头厉声喝问一手捉住田云沛的右手，另一只手抓着田云沛盖在身上的灰色毯子的张八才。
“这一次我当场逮住，”这个新犯人宣布。
“什么意思？”
“问他，”张八才对田云沛看了一眼，同时他的双手又紧了紧，不给组长的手有挣脱的机会。
“真是莫名其妙，”田云沛嘀咕着，低着头。
“莫名其妙！我早有感觉你在被子下面又玩了起来。这下还有什么话说？”张八才说着就把田云沛的手举了起来，同时把盖在他身上的毯子掀掉，说，“看！”
手上和短裤上的证据使田云沛低下了头。
“你要新犯人深挖犯罪根源，稍不称你心就斗，就打。现在看看你自己，你这狗日的东西，”张八才说。
田云沛看看四周，用另一只自由的手拉起被掀掉的毯子，盖住身子。大头叫张八才松手跟他去做笔录。可是张八才不放心，就叫所有的同组犯人过来看过田云沛的手，才放下他跟大头去了。
看着组长的头衔被吊销，轮到他在晚上思想改造时站在两排床位的中央，低下头接受批斗的模样，我就觉得我的苦没白吃。只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昨晚还坐在那里发号施令的人今晚却自己站在了挨斗的地方，头低垂在胸前。
可能一下子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指导员就让何政暂时代理组长的职务。这样一来，组里的形势一下子变得对我们新犯人有利了。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一个新犯人叫着，用他的指关节挑西瓜似地狠狠地敲打着田云沛刮得光光的后脑勺子。
田云沛抬起头，怒视着这个新犯人，可还没等他开口，从另一边伸出了一只手，把他的脑袋狠狠地往下按到他的裤裆里。
“好好给我这样站着，就像你平时要求我们的那样，”这个犯人说，手没有离开他脑袋。
“把他的两腿给我并拢了，”有人大声要求。
“我做不到。难道你没看见他有一对罗圈腿吗？” 另一个声音说。
“就让他这样好好站上两小时，”第一个犯人说，同时又在田云沛的头上拍了一记。
他们就这样折磨着他直到姜管教员到来才住手。姜管教员对着一个仍然把手按在田云沛头上的犯人大喝一声，然后转过头对田云沛说，“给我写一份检查谈谈昨晚发生的事。” 田云沛点了点头，可嘴里不停地嘀咕说他昨晚没干过什么，而且他相信管教员一定会查出真相，还他清白的。
“你当着管教员的面还敢抵赖。我当场抓住了你的手，一手的肮脏东西，你怎么敢说你是清白的？” 张八才站了起来。
管教员喝令张八才住嘴，然后严肃地对田云沛宣布说他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必须受到彻底的批判，政府干部在他的自我批判在组里获得通过以前不会考虑恢复他的组长职务。
“我一定彻底批判自己，我发誓我一定会，”田云沛轻声说。
“你母亲来看你是一件好事。但是就像毛主席说的，‘有时候好事会变成坏事。’ 你母亲带了炒米粉来看你的目的是希望你好好改造，争取提前出狱。但是你一吃饱肚子就起了肮脏的念头. . .”
“我错了，”田云沛说，自动把头低到裤裆处。
“坐回自己的床位去吧，” 姜管教员对他说。
接着姜管教员就命令高显根站到中间来。
“你还认为政府冤枉了你？”从前的小学教师沈国定对高显根吼叫，同时伸出双手就按高显根的脑袋。只是看到姜管教员对他使脸色才收回他的手。
“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对我说过你没有犯罪，”姜管教员对高显根说，“因此我就让你上诉，可现在你的两次上诉都给驳了回来 。你不能再上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报告管教员，”高显根说，一边流着眼泪，“我真的没有犯罪。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撒过谎。”
“真的吗？那么告诉我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姜管教员说，“你是靠阉猪为生的，对不对？”
“对。”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地阉猪而到这里来呢？”
“报告管教，我没有强奸她……”
“就这样？可你的判决书上说你企图对她实施强奸。正因为这样才只判了你三年。如果你那晚真的强奸了她，早判你十年 喽，”姜管教员说，提高了嗓门。
高显根没有再说话，他满脸怨气地看着管教员。沈国定打破了沉默，说，“看看我吧。在堕入罪恶的泥坑以前我是一个小学教师，我很难接受我已经成了一个罪犯而不是一个人民教师了。我的生活可以说起了180度的变化。我记得刚入监的第一个星期我是整天地哭，觉得我已经彻底完了，甚至还想到了自杀。就在那当口，政府干部们对我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记得当时的入监中队的指导员对我的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毒害了我的灵魂，换句话说，我必须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否则的话我就不可能改造好自己。对于指导员的话我考虑了很久，终于明白了其中深刻的含义。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罪犯而不再是一个人民教师了。我认识到我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有通过艰苦的劳动改造和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才有出路……”
我发现这里所有的老犯人的发言都遵循着同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三点：1. 犯罪是因为放松了对自己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改造；2.一进入劳改就绝望到了想自杀；3. 在这关键的时刻一个政府干部出现了，并对其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导，于是茅塞顿开，一下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从而接受改造，成了好犯人。我同时也发现了为什么奸污幼女的犯人中十有八九能讨政府干部的欢心：这些人的诱骗的本领是天生的，他们可以使小女孩上钩，也可以讨政府干部的欢心。
可不是，沈国定这个奸污幼女犯又一次抓住了机会在管教员面前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姜管教员满意地看着他，然后转向高显根，说，“听到他的话了吗？”
“但是我的确没有强奸她的动机啊，管教员，”高显根低声诉说。
“这是一个过程，就像沈国定说的那样，去接受你现在是一个犯人，而不再是一个人民教师，或者是一个兽医，或者别的什么你被捕以前的职称了，”姜管教员既像对高显根说，又像对我们大家说。他随后就叫高显根坐回自己的床位去。
思想改造课散了以后我在厕所里碰到了何政。我们已经商量过要教训陆元庆这小狗日的。他和沈国定一样，也是一个奸污幼女犯。当他们按我的头的时候，他们会提及一些经过他们手的，脾气倔强的犯人，要我明白即便是比我更强壮，更顽固的新犯人最后也得屈服于他们。
我们知道不能同时对付他们两人，就决定先搞陆元庆。这小狗日的比沈国定更坏，甚至连休息时间也不放过我们。记得刚来的第二天，我正躺在我的铺位上闭目养神，被陆元庆推醒。他在缝补他的挡脚布，需要一把剪子，就要我去杂物组替他拿去。一付命令人的派头。我当然一口回绝。于是他就处处找我的茬。批斗我的时候他是最凶的一个，常常边按我的头边对我狞笑。
“你是犯人还是干部？”是我向他提出的问题。“我是犯人，那又怎么样？能治你就行，”他的答复。
但是现在陆元庆开始怕我了。显然他知道组里支持他胡作非为的权势已经不再。新的组长是我的兄弟。他开始对我说起了好话，有时甚至拍我的马屁，我对他一瞪眼就低下头去。这更曾强了我报仇的决心。
我的计划将在厕所里进行，因为那里是唯一的打架可以不受处罚的地方。听了我的安排，何征摸着他的头说我最好别这样，因为一旦穿帮，他的组长职位就保不住，那样的话，他就还得去工地完成每天的任务。不过最后他同意为我放风。
等了整整一天，终于机会来了。晚上学习前，陆元庆哼着小曲儿，摇头晃脑地向厕所走去。我悄悄尾随着他，像一只发现猎物的食肉兽似的。何征藏在厕所边的报架亭后面，有人来他就会大声咳嗽。
我的手从后面伸向这小狗日的细脖子的时有候些颤抖，因为我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袭击一个人，同时我也不知道应该先掐他的脖子呢还是先揍他那扁扁的后脑。这两样我都想，虽然我知道只能做其中的一样。只是当他回头大惊失色地看着我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必须马上动手打到哪儿算哪儿，不然以后就难有机会了。
“你——”他轻轻叫了一声。当我的一拳落在他的下巴上的时候，他的喉咙里发出一声打嗝似的声音。他弯下腰，用他的一只没有被我抓住的手护着他的头。这一拳很重，可是远远不够。正想下第二拳的时候，却被这小幼女犯挣脱了，像老鼠似的夺门而逃。
挨了我一拳以后，这小畜生就把他上厕所的时间给换到了深夜，知道我不会为了候他而不睡觉。白天他仍然对我点头哈腰的，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更可恨的是，像所有习惯了欺人为乐的老犯人那样，他不能一日没有打击目标，见我不好对付就把他的精力转移到高显根的头上。这个从前的兽医还一心想着再次上诉，要求被驳回后，有一天早晨他就拒绝上工。
为此姜管教员搞了个全中队的批斗大会，高显根站在台前，沈国定和陆元庆
站在两侧，按他的头，踢他的脚。但是他们还觉得不过瘾，就拧他的皮，掐他的肉，把高显根折磨得杀猪似的叫。姜管教员随后宣布对高显根实施带铐处理。
“我冤枉啊，”高显根叫道。“我没有强奸她啊 . . .”
“你把人民政府当儿戏，还是把政府干部当傻瓜，竟敢这样公开对抗？”
“为什么你要把她拉到稻草垛边上？”沈国定大声问道，像审判员似的。
姜管教员说，“说，为什么晚上把一个妇女往稻草垛边上拉？”
“我们互相认识，”高显根回答，“就像前天我在小组批斗会上说的那样，那天下午我去她家给她阉猪。离开后，我就去了附近小镇的饭馆里吃了晚饭。再后来就去镇上的广场看露天电影《列宁在1918》，见她也在看电影，就聊了起来。散场后我跟在她后面走， 在一条黑黑的小路边突然串出四个人，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带到了群专组，然后是一顿棍棒，隔离审问，她怎么说我不知道，可这是事实啊。”
“你拉她了没有？”
“我拉了，可是就像这样，很轻很轻的，”高显根说，一面拉着自己的袖口，示范当时的情形。“她跟着我走到稻草垛子边上，就在这时候就冲出四人，用手电筒照我们的脸。你能说这是强奸吗？”
“但是材料上说，这个妇女说她不认识你，”而你的判决书上说你是企图强奸，这并不过分么。”
“报告管教员，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判决。”
“斗他，直到他认罪，”姜管教员吼道。
陆元庆和沈国定把他的头按到地面上。高显根跪在地上，可还是挣扎着大叫，“来吧，我死都不怕，还怕了你们不成。”
他越叫得响他们下手就越重。
“好了，”姜管教员让沈国定和陆元庆停下来，说。“今晚好好想想，明天看你的行动。”
思想改造课结束后犯人们都涌进了厕所，外面也排起了长队。高显根蹲在一边哭得很伤心。见我走过他说，“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 . .”
第二天他还是拒绝劳动，因此姜管教员就罚他面壁，并且把他的双手反铐。高显根摔倒了几次。每一次摔倒，授命看管他的沈国定就用一根皮带抽他的身体，抽他的脸或者其他的部位，直到这个从前的兽医重新站起来面壁为止。到了晚上，他们就换一种方法来折磨他，显然这两个虐待狂对于一味的按头和踢脚已经腻了。他们轮流拧他的后脖子和其他部位。
“我宁愿去死，”高显根用已经喊哑了的嗓子重复地喊。
“你说过多少遍要去死了？”陆元庆问他，然后转向其他犯人。“你们说，他说过多少次。”
我狠狠地瞪着这个小狗日的。但是他好像已经忘记了我的拳头的滋味，狞笑着说，“我警告你们这些抗拒改造分子不要昏了头，不然高显根就是你们的榜样。”
姜管教员问高显根明天愿不愿意劳动。高一声不吭。
“你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你不正确的世界观，”管教员说。“因为你总是想着你是冤枉的。难道你就不想想既然你是冤枉的，那么为什么你的两次上诉都被驳回了呢？不要把法律视为儿戏。不要妄想你拒绝劳动我们就会放了你。这里我必须警告你，政府的宽容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那天深夜从厕所里出来，看见犯人们从间房里冲出来，有的穿了衣裤，有的光着上身，好像监房着了火似的。一问何征，才知道是高显根的惨叫把大家弄成这样。原来高显根下午去杂务组借了把剪刀把自己给骟了。他被人抬去医院的时候，还在呻吟。
两天后他就回来了。奇怪极了，他现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工地上，他低着头只顾敲他的石头，回到监房里他埋头做着他该做的事情。姜管教员满意地看着他，说：“你早这样多好呢。”
那天半夜上厕所，意外发现陆元庆蹲在里边的暗角里。大喜过望，就随手到水泥场上捡了一只破蛇皮袋，悄悄地溜回去。没等到他喊，我就把蛇皮袋捂住了他的头，然后就开始我的工作。正在这时候，沈国定走了进来。如果一对一，这两个幼女犯都不是我的对手。可是现在他们是两个人，而且一个在里一个在外，对我形成了两面夹攻之势。正在犹豫继续打陆元庆呢还是先对付这个不速之客的时候，只听见沈国定哼了一声，一个前扑，头磕到了大便槽，发出闷闷的一响。高显根紧跟着跨了进来。兽医原来是一个彪形大汉，只一脚就把沈国定从大便槽踢进了小便池。我迅速地从陆元庆的头上撕了一半蛇皮袋递给他。高显根摆了摆手，说，“我不用那玩意儿，他敢给我叫一声试试。”
沈国定果然不敢叫，只是双手捂住要害部位，眼睛紧紧盯着从前的兽医的大手，以便知道下一拳的落点。
“你把自己给阉了？”完事后我问他。
“没有，只割破了点皮，”他说，“还留着传宗接代呢。”
“Everybody\'s Turn”，由作者自己翻译成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