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功诱拐舆论
王朔最近再一次成为社会焦点人物。
这应该是他的梦想一直想要照进的现实。去年6月，王朔从公众视野里失踪了5年半之后，突然从《收获》那汪失落于这个时代的静潭里浮出水面。在这本杂志的第5期上刊登了作家孙甘露对他的访问，题目是《王朔：我内心有无限的黑暗和光亮》，还有王朔为徐静蕾写的剧本《梦想照进现实》。前一篇是破，被媒体翻译为“炮轰电影圈”；后一篇是捧，捧自己，更是捧徐静蕾。尽管王朔对张艺谋的片子《满城尽带黄金甲》不屑一顾，但他还颇谙黄巢的菊花攻势，与黄巢不同的是，他不是先开后杀，而是先杀后开，先杀百花，再放静蕾，如果把黄巢诗改成这样，可能更合王朔心意：
“惊秋又亮菊花刀，
我花开前百花凋，
唾沫并非无情物，
半是毒药半琼醪。”
唾沫吐在对手脸上是要命的毒药，吐在情人嘴里则是燃情的春药。
遗憾的是，王朔内心里“黑暗”与“光亮”的梦想，并没有完全照进现实，他对电影圈的炮轰，并没有获得他预期的轰动性反响。如果他满足于做一个小说家、剧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本不必过分在意自己的言论或作品是否能成为社会新闻，许多伟大作品在它临盆的时候还默默无闻，被他捧到顶峰的《红楼梦》还是当时的禁书，其作者更是在贫困和潦倒中死去，送别他的只有落叶秋风冷月孤灯。但王朔现在最想做的是炒作，或者说是营销（营销什么，后面再说）。从营销的角度看，他在《收获》杂志上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的，平面媒体都已渐成冷宫废后，更何况平面文学杂志？
成功的营销要求被传播的东西要具有戏剧性、爆炸性和覆盖性，还要求营销成本最小化。这就排除了做广告的可能，最好的选择，就是制造新闻，因为新闻第一是免费的（成本由社会承担），第二具有广泛的覆盖面，第三比广告有更大的可信度。让媒体动心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一要刺激，第二要符合主旋律，第三要有广泛的社会关注度。“王朔持刀抢劫！”这个新闻够刺激，但如果不是假新闻，就是把自己变成罪犯，得不偿失。如果营销的主体之一是自己，那就不仅要自我戏剧化，还要自我道德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自己当成红旗举着”。
自我戏剧化是王朔的强项，他向《南方周末》的记者承认，“我前些年一直演一个北京流氓王朔，其实我不是。我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内心真的很美，我没有害过人，没有对不起人。我有很多面具，见这个人用这个面具，见那个人用那个面具，我演得多了。我现在就演自己，演北京老王……”
关于这段话有两个问题要问，第一，王朔到底是个什么人；第二，他现在演的到底是什么戏，是不是他自己？虽然不能说王朔是个人格分裂的人，但似乎可以说，他是个逻辑混乱的人，再轻点说，他是个十分健忘的人，这回说的话，下回忘，前面说的话，后面忘。就在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大侃自己的真美德、假流氓前后，他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却敞开心扉说：“我其实一贯自私，不太帮别人忙。”把这两个自我判断连接起来，对第一个问题，王朔自己的回答就是，“我其实是个一贯自私但内心很美的人”。这表明，王朔的自我营销技巧还没有超过古代那个既卖矛又卖盾的人。王朔真的一面是矛，假的一面是盾，他一会儿卖自己假的一面，一会儿又卖自己真的一面，两面都要卖，于是就有了王朔特有的荒诞的戏剧性。
他这回演的是一出什么戏呢？是一出诱拐媒体的英雄救美、帮秋菊打官司、锄强扶弱、伸张正义的闹剧。他挺身而出，出任19岁的四川女演员王子文（原名王萌萌）的诉讼代理人，并已经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和律师一起出过庭。王子文是中视传媒公司签约演员，在合同期满前，离开了该公司，被该公司状告违约。王员外听了，可能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到国家法院为弱女子伸张正义，诱拐媒体呼吁平等来了。
这出戏的主题词是要平等不要精英。但他自己不知道，他正在主张他反对的东西，正在利用他要毁灭的东西。为什么不是一个在京民工在做王子文的诉讼代理人，而是他王朔？还不是因为他是他所蔑视的文坛精英，痞子教父，中国新现实主义和解构主义小说的奠基人？他抨击中视传媒公司，诅咒合同效力，他还不是在利用自己拥有的特殊话语霸权，和诱拐媒体的天赋才能？
另外，他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讨要工资的民工的诉讼代理人呢？还不是因为你老王碰巧不是权力崇拜者，而是一个女性崇拜者，而王萌萌碰巧又是个女性（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是女性崇拜者，从母亲到女儿妻子到这些女朋友们”）？还不是因为王子文是你邻居的朋友，是“我们老王家的人、和王蒙只差一个字”？这些分明都是私情，和平等挨得上吗？亲者愈亲，疏者愈疏，这本来就是中国传统小圈子社会的最大弊端之一， 他知道武侠（义和拳）害了一个老女人（慈禧）和一个老帝国（大清），他不知道哥们义气害了平等和正义。梁山泊不是国会山，聚议厅不是投票箱。
尽管王朔这出戏在价值诉求上是自相矛盾的，但在诱拐媒体却是非常成功的。他的四个卖点：京骂，“伸冤”打官司，主旋律价值（平等）和社会广泛关注的弱势群体，汇聚成了各种媒体的兴奋点，一时间，门户网站为王朔大开门户，平面媒体为王朔敞开版面，《南方周末》和《新京报》各为他奉献了两个整版，《三联生活》周刊让他的唾沫星覆盖了22个页面，新浪网的迎客厅为他铺上了红地毯……王朔在前面闪耀，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媒体记者在后面紧紧追随，在当前的舆论天空上形成了一个闪亮的哈哈彗星，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
从2006年5月号《收获》上的毫无收获，到2007年1月的媒体地震，王朔创造了文化产品营销史上的一个奇迹。于是，他现在可以敲响开场锣鼓，纵情歌唱了：
“……在那鲜花盛开的地方，
有我可爱的姑娘，
我要为她编织
一张电子情网，
让鼠标的点击像暴雨倾盆，
让网民越点越疯狂
让他们的钱袋不设防，
啊，姑娘，……”
二，传媒遥指“鲜花村”
2007年1月30日的《新京报》网站刊登了《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赞扬王朔的文章，题目是《王朔，批评性就是建设性》，换句说，破就是立，脱裤子就是穿裤子。作者写道：“一个人要想保持本色并不容易，而王朔做到了。多年不见，突然出来了，还依然故我，嘲笑权贵，瓦解崇高，鄙视精英，调侃自己。”此前，“我们也经历了文化重建、国学热、儒学的复兴、国产大片的出现，以至媒体自身对批评报道和平民态度的反省，要办理性建设性的报纸。所有这一切，回头一看，公众难免有被忽悠的感觉。大师出了一批又一批，大作出了一本又一本，大片做了一部又一部，但是能让人服气的东西却越来越少，甚至连真诚坦率的人都越来越少，某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文化精英们一边装高贵，一边尽可能地掏老百姓的钱包。”
言下之意，已经进行的所有建设，都不如王朔的破坏；已经出现的所有大师，都不如王朔坦率；所有装得高贵的那些精英，都在掏老百姓的钱袋。那么，王朔怎么样呢？让我们听他自己说：
——记者：有没有网站约你写博客？
王朔：有啊！问题是我不给他们写。我凭什么给他们写？我准备给老徐那网站写。网站是一商业行为，老冒充公益行为，免费给他们写，凭什么呀？我一个字还10块钱呢。我给你白写才怪呢。老徐准备办一电子杂志，我在那上面写，我要收这个钱。也准备开这种聊天的博客、脱口秀那样的。
记者：郑渊洁也开了一个脱口秀视频。
王朔：他挺有意思的。我准备开那个，我聊死他们。(《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4期)
看来，“聊死他们”是手段，“收这个钱”是目的。
——昨日（1月26日），王朔“在新浪做客时，一口否认了‘复出’概念，称自己‘从来就没有走过’。”
“谈及即将在徐静蕾的‘鲜花村’网站上推出的200万字新作，王朔说预计会在3月份推出，他说通过出版社出书对自己已无太大吸引力，况且在出版社编辑的改动之下，作品已不是想看的那样。再有是因为自己写东西总是写不完，但是写不完也可以贴在网上。有网友问及小说贴在网上依靠点击率收费，且很容易被复制转载，王朔是否担心时，王朔道：‘除了点击率还有广告啊，再说，你好意思省一块钱吗？要是想让我活活饿死，就白看吧。’”（《新京报》，2007年1月27日）
——王朔即将推出自己的长篇小说，继续讲述复兴路大院的故事。小说不会交给出版社，而是刊登在自己的博客上——博客开在徐静蕾的网站“鲜花村”。他说他目前已经手握200万字，只等“鲜花村”技术调试完毕，就陆续上传。按照他的设想，来观看的人必须使用实名，点击一次付费一次。如果还是喜欢纸上阅读，可以，无论你想要普通印刷书，还是100万元的镶钻牛皮书，他都签上名，装订好，送到你家里。
王朔对网络销售兴致勃勃，因为省掉了中间书商环节，省掉了出版社的审查，最大的好处是，再没有校对将“找不着北”改成“不知道北在哪里”。（《南方周末》2007年1月18日）
看来，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王朔搞了这么大的一个炒作，目的是用大众媒体的免费广告最大量地推销他女朋友的新网站和他自己的收费小说和收费博客。他认为网站是一商业行为，不愿为它们写免费博客；难道卖收费网站、收费网络小说、和收费博客的广告就不是商业行为，你为什么要让大众媒体为你做免费广告？原来，在表面的真诚坦率下，掩盖着商业计算的精巧。这种假坦率、伪真诚到底比他所指责的假正经或假高贵美好多少？
在《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看来，王朔的这种假面游戏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当年王朔在写《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时，他对大众文化的接受还是有点矛盾心理的，一方面他很鄙视港台的沙漠文化，另一方面他又很想投入操作这种文化的背后商业动机中。换言之，他想当婊子，但是他希望别人看到的还是他的淑女状。”可见，真流氓从不说自己是流氓，说自己是流氓的不是真流氓，要从一个假流氓变成真流氓还真需要胆气。现在看，王朔还没有这个胆气。他只不过是从一个假流氓变成了一个伪君子。一句话，他还是在演戏。时代变了，戏法没有变：在过去那个伪君子时代，流氓稀缺，王朔演流氓；如今，流氓多了，君子稀缺，王朔演君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
更有甚者，王朔一面高调蔑视各种精英，主张众生平等，一面又用纯粹的商业营销语言说，如果还是喜欢纸上阅读，可以，无论你想要普通印刷书，还是100万元的镶钻牛皮书，他都签上名，装订好，送到你家里。真是服务到家呀。请问，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众生，到底有多少人富到可以花100万元人民币去买一本镶钻石的牛皮小说？我想，更多的乡村家长关心的可能是到哪里去筹钱，为孩子买来下学期的彩色画笔和课外读本。
这正是——
“网络时代钱纷纷，
过气作家欲断魂，
借问生财可有道，
传媒遥指‘鲜花村’。”
三，被绑架的平等
我虽然年轻时写过几首小诗，但我不是文学家，更不是文学评论家，很少写，或者说基本不写文学评论，对文学界的那些事，我没有多少兴趣；而且，我对王朔的印象一向很好，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风格虽然消解了当时的严肃文学，但它的笔触直接深入到了人类存在的一个核心：童年是永恒的天堂，即使只有一线阳光。他的豪侠仗义我也时有耳闻，他和我共有一个朋友，前些年受难，王朔觉得这个朋友生活有困难，就和他侃了一本书，卖了一回自己的名，把稿费收入都给了那个朋友。
我写这篇文章，非关个人恩怨，也与文事无涉，只是想从王朔手里解救被他绑架、并用来勒索读者、取媚“警方”的“平等”，因为价值理念事关一个转型社会的制度选择，非同小可，开不得玩笑。你可以挣钱，但不能靠出卖理念来挣钱。美国有个“自由女神”，没有“平等女神”，但平等确实也是个女神，她是自由女神的妹妹。但她现在被携带着《金刚经》和《时间简史》两件“思想武器”的王朔绑架了，要我们掏钱去赎买。
也许出于本性，也许出于一个小说家的敏锐直觉，王朔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这个社会当下最敏感的脉搏，那就是平等。改革就是打破平等，如同跑步比赛就是要冲出起跑线，必定要迈出两条腿中的一条腿一样。近30年的改革，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如果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等于要让所有人继续安于旧体制下的经济上的“共同”贫穷和政治上的等级森严。我在“共同”两个字上加了引号，是因为在旧体制下的贫穷也并不是真正共同的，各种特权越是在一个难得温饱的贫穷社会越是触目惊心。当王朔在军队大院里过着阳光灿烂的童年时，我却在乡下被收割过的麦田里寻找被遗漏的麦穗。我刚上大学时，改革还没有开始，一个在我校就读的日本女留学生就感叹说，你们中国的不平等远远超过我们日本！
不可否认，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的国民财富大幅度增长，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很难说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和一个普遍不平等的富裕社会哪个幸福指数更低，哪个更容易爆发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决策层从福利政策上关心弱势群体，从税收上适当调小收入差距，从投入上更多地向落后地区倾斜，这些都是必要的和明智的。但是，对平等的追求，第一不能极端化，第二不能向下拉。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王朔献了丑，从一个小说家变成了一个妄说家。
社会的平等化，有向上的平等和向下的平等之分。追求平等的革命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向下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把人人变成贵族难，都变成贫民还不容易吗？把个个变成富翁难，都变成乞丐还不容易吗？把大家都变成有知识的人难，都变成文盲还不容易吗？而追求平等的改革最难的则是向上平等，是共同富裕，是普遍知识化，把穷人都变成富人，把文盲都变成知识分子，把二流子都变成绅士。我看，王朔宣传的是向下的平等，不信，你听他对记者怎么说：“毛泽东这个人不管后面怎么样，他开始一直坚持着平等。而且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差别是最小的，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是最小的，他在精神上给我们奠定了基础，这个得承认。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让知识分子现了一把。”最后这一句，听得我毛骨悚然。这就难怪他瞧不起季羡林写的“牛棚杂记”了，按照王朔的逻辑，牛棚不仅不是知识分子的伤心地，而是伟大平等王朝的纪念堂。
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著作家或社会活动家所宣传的社会平等理想比王朔更极端。所有严肃思考的人都知道，平等是一个权衡与交互替代的问题，不是一个绝对优先问题。就社会政策而言，自由与平等，或者说，平等与效率，就像人的两条腿，你不能说左腿一定优先于右腿，或右腿一定优先于左腿，你迈了这条腿，接着就要迈另一条腿，如果你坚持只迈一条腿，比如平等这条腿，社会就成了瘸子。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要两党或多党执政，一个政党偏向于平等，另一个政党偏向于自由与效率。只有在制度安排上，自由才优先于平等。
但是，王朔不这么看，在他看来，平等是绝对优先的。他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说：“我当然觉得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自由都在平等之后。”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我们‘五四’时把德先生、赛先生请进来，这俩人按价值观是往后排的，前面‘自由平等’是这个民主和科学的垫底，你没有平等观不可能搞技术。”这样，我们就有王朔式的价值观排序表：平等优先于自由，自由优先于民主和科学。
他为什么把平等置于如此绝对优先的地位呢，他的平等观是从哪里来的呢？据他自己说，是从他的两个主要思想武器《金刚经》和《时间简史》里来的。这两本书，一本是出世的佛教经典，另一本是探索宇宙起源的科普读物，它们谈论的都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世界。前者从终极意义上宣布了世界的虚妄，是劝人出世而非入世的经典。《金刚经》，乃至所有佛教经典，其核心思想并非平等，而是虚无。《金刚经》的主题思想体现在如下几个名句里：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毫无疑问，佛教认为一切可以表述出来的法则，都不是真实的，包括王朔妄说的平等法则，在佛祖看来，一切皆无，万象俱幻。那么，佛家反对平等吗？也不是，佛家主张的是虚无的平等，万相虽殊，都是一样的虚妄，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没有虚妄程度的差别。能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佛性。在佛家看来，所有人都有这个佛性，这就是佛性平等。所谓佛性平等，指的是人人都有修炼成佛的可能。关于这一点，中国本土的佛教经典《坛经》记载的禅宗五祖与惠能大师的对话说得更清楚：
“弘忍和尚问惠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何求物？’惠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大师遂责惠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大师更不言，乃令随众作务。”
惠能要修佛，五祖大师骂他是南方猴子，修什么佛？这是在考惠能，也是在激惠能，第一看他心性如何，第二看他对佛性悟到何种程度。惠能提出了著名的佛性无差别的信条。但是，必须牢记的是，佛性无差别，不等于佛果无差别。人皆可成佛，不等于人皆必成佛。否则，五祖大师为什么要把衣钵传给惠能，而不传给别人？可见，即使在最空无的禅宗内部，平等也不是绝对的。
从《时间简史》里引申出“众生平等”，那更是王朔的误读，因为《时间简史》里根本就没有“生”，何来“众生”？它讨论的是地球上的生物界出现以前的宇宙发生过程，与生物界无关，与人类世界更无关。但王朔非要把它和佛教硬扯在一起：
“拿高中物理完全可以把《金刚经》重新解一遍，说的就是能量守恒，其实就是教你生命的源头、归宿是哪儿。涅槃是什么啊，就是能量圈，人死后会回到物质状态了，物质也会湮灭的，物质湮灭以后变成光子，光子湮灭以后变成辐射，辐射是能量。只是用不同的语言说，其实聊的是同一件事，这就是宇宙真理。”
这不是众生平等，而是众死平等，死亡和毁灭面前万物平等，这难道就是王朔要建设的理想社会么？
《金刚经》和《时间简史》都是伟大的经典，但绝不是发射平等子弹的思想武器。我并不奢望一个小说家精通哲学，但我希望一个有名望的小说家不要利用自己的名望胡说，为了一己利益而误导众生。踢场子有许多种方法，但不要亵渎神圣，绑架平等。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小说家的归小说家。小说家不要扮演恺撒和上帝。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7年2月6日“冰点”周刊，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