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王朔对诸多文化界的人士提出了批评。本身文化界就应该经常的开展在理性指导下的文化批评，这对于锤炼文化修养达到提高的目的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反批评也同样是必须的，它和批评的意义完全相同。我在此对王朔从反批评的角度发表一点儿议论。
人们在谈到王朔在对文化界诸多人士提出批评时，总是采用了“灭”这个词儿。这个词儿是王朔直接说出来的，还是其它媒体的人认为用这个词儿来形容王朔更准确呢？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说明王朔与“灭”字有着必然的渊源。王朔的这种特征实际上反映出他在这个时代所代表的文化特点：那就是“痞味文化”。
什么是“痞味文化”呢？我理解的概念是：以对事物积极因素有亵渎作用的消极因素为创作题材的文化现象。
小时候就听过一个笑话：有人在大街上吐了口痰，警察便要罚款5分钱。吐痰者掏出一角钱，警察说：“没钱找”，于是，吐痰者又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并说“不用找了”。几十年来这个笑话一直延续着，至今还能令人捧腹大笑，可谓是痞味文化的经典。可见，痞味文化有其根深蒂固的基础和与其相适应的土壤。因此，一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局部合理的一面。但痞味儿文化终究是痞味文化，它在文化界的定位应该是“臭豆腐乳”。臭豆腐乳在人们生活中是需要的，但永远不能成为大菜。痞味文化少点儿为好，多了臭气薰天，就扰乱了正常的文化氛围。
痞味文化在当今的漫延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当代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
王朔和张艺谋都是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王朔却很看不惯张艺谋，这是因为这几十年的历史把我国的知识分子分化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创造型：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大约三十岁左右有着硕士还是博士学位的导演，在评论影视界的导演队伍，说目前在导演队伍中“文革”中长大的这一代人是最有经济实力的杂牌军，他们缺乏严格系统的正规教育，所以在执导过程中一味体现个人特色，而有失影片的整体质量，不能成为流芳百世的传世之作。其实他所说的正规、系统、整体都是一种常规意义上的概念，这种常规性的素质固然是非常必要的。的确，对于“文革”长大的这一代人来讲，不少人身上是有这种缺陷。但是我敢说没有“文革”，没有张艺谋在“文革”中的磨难，就没有张艺谋这些悲壮的、如诗如画的电影了。
文化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一种凝结。不同时代的文化必然会凝结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文革将人类文化中“真善美”与“假恶丑”抗衡的这一主旋律推向了空前的极至。它必然带来人们对文化强烈和深刻的反思。这段特殊的历史所形成的特殊的强烈感和深刻感是这一代创造型人才暴发灵感的无限源泉，这必然对人类诸多方面的文化也起到深入研究的作用，还终将会对人类文化从一种崭新的视角留下极其特殊和深刻的内容，这是在常规意义上的正规、系统教育所根本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谭”。
历史以“塞翁失马”的方式得天独厚的赋予了这一代超越常规的人特殊的时代灵感，使他们的骨子里孕育了最丰富的时代内涵，只有在他们中间产生的精英才能倾吐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最有品味的美。这是这个时代为这一代人开的一剂特殊的补药，使他们具有了特殊的自身能量。当然，这里切记的是不要让这种能量走邪。
第二种类型是痞味型：
“两极相通”是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在超越常规的一代中既能产生时代的精英份子，也使很大一部分人沾染了十足的痞味。这在文化圈儿以外的人群中占的比例还要更大，比如我们说的街头小痞子。王朔成了这种痞味在文化圈儿的代言人。他所散布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狗眼看世界”都是从一种低级、消极的痞味角度去哗众取宠。这对人的精神境界起到一种向下引导的作用。这简直就象变了质的臭豆腐，既不能闻也不能吃。
张艺谋拍的很多片子都反映出一种古朴的美。他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为真善美奠定根基而出了力的精英。
在一段超越常规的历史中，是升华为精英还是堕落为痞味，区别就在于每面临一次痛苦和挫折的时候是理解为对正义和信念的锤炼和强化还是相反的顺其人的自然惰性理解为看破红尘，破罐破摔或采取玩世不恭、哗众取宠的处世态度，这就是超越常规的一代人被分化成两种类型的分水岭。
第三种类型是常规型：
这个时代的常规型知识分子类型由“一老一少”代表着。老的是指五、六十年代以前的知识分子，少的是指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高校恢复正规教育培养的年轻知识分子。少的没有经过文革或在文革中还不懂事。老的虽然经过文革，但在文革前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已经完成了在年轻时需接受的高等教育。一老一少在知识的正规性和系统性上与超越常规的一代相比，一般来讲要强一些，但这种强只能代表一种常规的意义。如果我们举海外的例子，可能更能说明这种常规意义的褒与贬。因为海外的人没有经过文革，他们应该是在一种正常的意义上的文化发展。中国人旅居海外的非常之多，每当我们接触到一些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华侨或者是港、澳、台同胞都会感觉到他们比较普遍的在接人待物方面非常彬彬有礼，显得很有教养。这是人接受正规教育产生的效果，也就是常规意义的效果。
有一位美籍华人，女性，五十出头的年龄，与我接触过一段时间。她从一岁就离开大陆，在美国长大。现今她来大陆做一些慈善事业，她还领导着一个国际女子俱乐部，是为了帮助大陆一些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而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妇女提高素质。她本人可谓是在常规意义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通过和她以及和一些国外跨国大公司的人接触，感觉到他们所带来的西方文明，只是一种“驴屎蛋表面光”，因为在他（她）们的阅历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太简单明了了，抢东西的是强盗、偷东西的是小偷，行善是上帝的教诲。不知道什么是拉大旗作虎皮，不知道什么是做坏事比做好事装的还体面、说得还好听，不知道什么是人生和世界观的欺骗。他（她）们的行为是父亲照爷爷那样学着作个好人，自己学着父亲，儿子、孙子也学下去，谁不学被指责为不学好、没教养。这种生活美好又宁静，这使他（她）们的大脑简单化（当然在理解问题的敏感方面是很快的、接受能力是强的）没有思考繁杂的人文问题的环境和习惯。不要说深刻，许多内容他（她）们从来就设想到过，这与香港被贬为文化的沙漠是一个道理，港台片所以对历史题材采取“戏说”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不会深刻，不会凝重。
文化在常规的正规轨道上发展，由于缺乏新鲜血液，易于贫乏。我也是文革中长大的人，每当我面对这些“洋正规”的时候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好笑——“老年性文化痴呆症”！可有不少人的神经与我的感觉不一样。因为他们习惯于有了钱放屁都是香的，不过的确他们“放的屁”平淡的连臭味都没有。所以，这还被中、外很多人美其名曰：只管赚钱，不问政治的一种美德。这充分说明人在常规意义上受正规教育往往缺乏深度。
“文革”当然是一种灾难，我们决不能希望再用灾难来唤起深刻，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有波动感才能有生力，否则长期的常规性平淡就会使人类萎缩。如果人只会在礼节上装模作样而没有创造性内涵，这种“假绅士”状态是人类的一种悲哀。可见在国际舞台上晃来晃去倍受尊重的所谓“上流社会”只不过就是一些很有教养的患有“文化痴呆症”的“假绅士”而已。英国在历经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霸气以后，由于社会的发展长期缺乏创造性的波动式推动力，正处于一种平淡的“放屁”连臭味都没有的痴呆和萎缩状况，可见所谓常规性的正规在这个意义上是很值得恐惧的。
在国内常规型知识分子的规律也是一样的，即使遇到“大师”也会感到他只是肚子里装的“经文”要多些，谈不出什么新见解。我曾经为自己这方面不足佩服过这些人，可有一次我将这种感受讲给一个人听，她一句话使我撤回了敬佩感反而更为自己骄傲了，她说“那不是复印机吗？”真是笑话！创造才是文化的精髓，怎么反而去敬佩“复印功能”了呢？
在常规的正规教育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过于训服于正统，表现在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中，往往他们只有能力去深入的研究某一具体课题，具体实验而缺乏对学科整体性问题的反思和整理，这也是常规意义培养人才的一种悲剧。当然这就离本文话题太远，不予多说了
二、张艺谋现象和王朔现象都是时代的产物
张艺谋和王朔都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都历经了那段非常规的历史，张艺谋现象和王朔现象本身都是超越常规的现象，他们出现的褒贬意义也不是仅仅使用常规标尺就能衡量得，从常规的角度来评价这些现象只能说明他不懂得历史也不懂得时代。
尼克松曾经这样评论过毛泽东：如果没有毛泽东，照样有中国革命，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那些鼓舞人心的诗词，中国革命就不会出现的那么轰轰烈烈。这是毛泽东从超越常规的角度给中国历史留下的他的特点。而王明等所谓洋正规与毛泽东相比就显得又呆又傻。同样道理，张艺谋现象和王朔现象也会分别以他们所代表的褒贬内涵，为这个时代留下一种特殊的时代性文化特点。
三、神圣与艺术
2000年2月29日北京晚报第十四版，有这样一句话：“他（王朔）特别指出《我的父亲母亲》极度虚假，假“单纯”。看来王朔批评张艺谋是从艺术的角度，而我从艺术的角度与王朔形成绝然相反的看法，我最欣赏张艺谋的艺术风格，因为他在当今这个时代是说明我关于艺术成功点理论的最典型的范例，我的理论是这样的：艺术的成功点，就是真实与夸张的协调点，在这个点存在的前提下，真实和夸张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延伸的程度越大，这个点就越辉煌。张艺谋处理真实与夸张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单从故事的情节来讲，的确，他总是夸张的非常失真，比如电影《红高梁》中有一组抬轿子的镜头从夸张的程度来讲已经完全失真了，不要说一个大姑娘，就是一个小伙子坐在那样疯狂颠簸的轿子里也是受不了的，但是这种极端化的夸张，由于有轿夫们穿着赤臂马夹在山野小路上奔放粗犷地唱着陕北民歌，这代表着原始、古朴、憨厚的强烈的乡土味，作为对夸张的铺垫，就使得观众的视觉神经在当时只会去更加深刻的感觉那浓郁的乡土气息中所奔放出来的粗犷，而不会分出精力去想到轿子的颠簸程度已经过分了。
《我的父亲母亲》所描写的一些爱情执著情节也似乎有失真的情形，比如母亲非要坚持将父亲的尸体从县城抬回家，这好象有点牵强。还说父亲讲课的声音很好听，她一听就是40年。我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在想她会40年如一日的听吗？的确有些失真。但是张艺谋铺垫的功夫是非常到位的，影片的中后通过大量的情节把这个爱情故事描绘成一首古朴、执著、曲折、悲壮、高尚又美好的诗，他的铺垫太完美了，直到最后推出父亲的学生们为父亲抬棺材的镜头时这种壮烈的镜头使人感到在一种强烈的悲壮感中享受着正义和神圣的呐喊。看到这我开始大哭了，只是压住了自己的声音。儿子又招集了村里的学生上了一堂课，带学生朗读着他父亲编的课文，这是在说这种崇高美好的精神在延续，我顿时联想到在当今这种精神是多么的可贵，我们的未来又是多么需要这种精神的延续，我在现实中追寻这种精神是多么的艰难、曲折，多少年的辛酸、苦痛一起涌向心头，我又大哭了。这就是艺术的沟通，这就是蕴藏在心底深处的善良和美好的沟通。这种艺术的效果是最真实的，这才是艺术，这才是大家的手笔，只有这种手笔才能最有力的写出什么是神圣。这是用诗的美感写出来的故事，既是诗就是需要夸张，当然就不能用记流水帐的标准来衡量诗的艺术真实性，这也就是说，张艺谋所达到的高境界艺术层面是王朔所代表的痞味文学所不能理解的，所以才得出所谓极度虚假、假单纯的结论。
的确，我在那次看《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已是演过了许多日子后的一场，看的人很少，我身后一些“痞味青年”边看边说话嘻嘻笑笑；我感到一种亵渎神圣的感觉，于是我走到影院的另一端去坐，这说明神圣不是人人都能领悟的，只有心境达到了能与神圣沟通的境界的时候才能领悟。
四、张艺谋的局限
张艺谋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我有一个叫张宁的朋友曾对我说，他见某媒体报道，张艺谋对《泰坦尼克号》获大奖表示不屑一顾，说这种片子还能获大奖？我说对他的这种表现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水平问题；二是人格问题。水平问题是说张艺谋的影片只能从最原始的最古朴最土的情形中去创造美，他不会在现代文明中去创造美，他只创造士的美，不创造洋的美，他一去接近现代也走向痞化，比如他导了《有话好好说》，使很多人对他感到特别失望。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看他的影片了，只是张宁向我推荐，我才去看了《我的父亲母亲》，我感到这是他对《有话好好说》的反省和赎罪。张宁说张艺谋只有在农村插队和这之前才体会过真善美在痛苦中的挣扎，所以他只会写古朴的美、原始的美。我认为这话说的很对，当他走向城市和成功以后，他周围的影视圈里本身就有着很浓的痞味，他就不可能有去体会真善美在现代文明环境中痛苦的挣扎，所以他就导不了现代的美。所以他就不能理解《泰坦尼克号》洋味的美，为什么获大奖。
若从人格上来讲，那他就是从文人相轻的角度，评论《泰坦尼克号》的获奖，这是一种人格不够高尚的非理性情感，当然除了以上两种解释以外，可能还有张艺谋先生自己的解释。
结束语
我们正处于一个历经磨难以后走上希望大道路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蕴藏着比常规意义更丰富、更深刻的特殊的美，同时存在着玩世不恭、逆反、变态、不负责任等比常规意义更多的负面产物。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是去发掘、呕歌这特殊的美，让历史深深的留下那具有特殊魅力的一笔，而绝不应该是利用其特殊的负面产物和迎合这一时期的负面心理将人们的精神世界向下引导。所以痞味文化作为“臭豆腐乳”以少为好。
其实精神走痞是文艺圈里或者是除科技之外的整个文化圈里较为普遍的现象。“别那么责任、别那么深沉、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是其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头掸，他们以痞为道，有沾沾自得之感，但这里值得提醒的是：走“臭豆腐乳”的路很危险，因为痞味文化的“假魅力”一但被点破则将一落千丈。不知我的这篇文章是否有这种“真魅力”，或许我的功夫还不够，还没有将其点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