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王蒙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躲避崇高》（见《读书》1993年第1期），那么，在人们心目中，“二王”（王朔与王蒙）简直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玩文学”的“顽主”，一个是“现代派”的“精英”，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路？当大家伙儿针砭“王朔现象”时，王蒙为王朔作辩护，这一举动本身即使不令王朔本人，也令我们大家感动不已。
“王朔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蒙为什么打这场笔墨官司？这其中的原委，说来话长……
“王朔现象”
虽然王朔创作的颠峰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之间，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的真正社会影响却是在90年代。这是一个理想破灭的时期了。“王朔现象”反映了这一时期小市民的庸俗和无聊，投合了这一时期小市民的志趣和情怀。
在早期创作（所谓“矫情、强努和言不由衷”的作品）中，王朔正像当时绝大多数青年一样，属于“迷惘的一代”，多少还有一点儿理想残余（如《空中小姐》等）。但是不久，王朔“试图自我表达”（如《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橡皮人》《顽主》《痴人》《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等）。
在《浮出海面》中，王朔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自嘲：男的1976年卷入“天安门事件”，“没当成‘四五’英雄”；“现在不当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了”，“退下来了”，“极端苦闷”，“不知道要干什么”，“始终觉得该干点什么”，“要探索生活的意义”，“很难受”。女的小时候“想当过刘胡兰，被人塑成雕像”，小时候“多为我们革命的成就自豪，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其他什么杂种骄傲”，“真的相信世界要靠我们去解放”；现在入了外国籍，“倒成了资产阶级”。（参见《王朔文集》第1卷134-135页）
这是丧失了理想的一代青年男女。为了生活，他们走向“玩世不恭”。《顽主》和《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是作者“试图自我表达”最为成功的两篇小说。一伙“无业游民”先是成立一家“三T 公司”：“‘三T’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简称。”（同上第2卷109页）后又改行当了作家。作者以特有的反讽口吻宣告了“流氓作家”的诞生：“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了吗？”“全市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喽！”（同上147、457页）
这帮“流氓作家”对于“文学”的感悟和理解倒挺“真诚”。这是方言与妻子的“对话”：
“我是作家了，我得比别人高，教别人好，人民都看着我呢。”
“依着你，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日子？这不用教吧？”
“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过好了不算本事，让政府的日子过好了那才是好样儿的。譬如吧，政府揭不开锅了你一天三顿赞助出一顿行不行？街上有坏人政府的警察管不过来你舍身取义成不成？得跟人民讲清楚，现在当务之急是让政府把日子过下去。你想啊，二亿多文盲，五千多万残疾人……容易么？大家伸把手……”
“不会让人民得出政府累赘的感觉吧？”
“哟，这我倒没想到。”
“瞧瞧，我不提醒你你又要犯错误了。”
“就是就是。”
“想帮政府分忧，用心是好的。但帮忙也要策略，谁没有点自尊心？说出去也是个响当当的共和国，不能拿人家当叫花子打发，咱人民脸上也没光啊，还是多从自豪骄傲什么的入手。”
……
“非得教人民学好么？”
“非得！我是铁了心要宣传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叫他们都别管自个积德行善这辈子倒霉下辈子享福。”
“你这是不是有点玩世不恭？”
“那我不这么着又怎么着啊？仔细想啊，要不号召大家奉献，让自个甘吃亏蔚然成风，我怎么占便宜？”
“政府说过这话吗？别忘了政府可是为人民的。”
“当然，要不我们作家干吗？就是让我们把那一说就炸一说就翻脸的话拐弯抹角柔声细语地对人民呢喃着。”
“敢情这跟文学没什么关系。”
“文学？什么文学？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多少钱一斤？”
“连文学都不知道。你不是要当作家吗？”
“我是要当作家，当作家和文学有什么相干？”
……
“一不留神搞成文学那才后悔莫及。”
（同上445-447页）
这一段话对于现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文学”的反讽可谓益人神智。
这帮“流氓作家”成立了一个“海马”编辑部，甚至提出了“玩文学”主张。这是方言向学生的“讲演”：
“我是主张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
“也就是为工农兵玩文学。”
……
“几十年来，我们是怎么取得一个个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就是始终如一支持玩文学的创作方针。”
“我建议同学们重新学习古今中外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写得多么清楚明白。不玩文学的人是没有出路的。从那时到现在，形势并没有起很大的变化么，不是喊文学要走向世界么，不玩文学，诺贝尔文学奖会发给中国人？”
“看看我国现代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大师之作，哪一篇不是在玩文学？要有社会责任感么！我们是作家，作家是什么人？那就是人上人！总是比一般人机灵点高雅点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充当着社会的良心指点着国家的未来。我们要不站在高处指手划脚品头论足上挂下连左右方向那全国人民是进退维谷不知所措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那还不得活活憋死！”
（同上485-486页）
这真正是“有组织、有纲领”的“文学”运动了。
除这帮“流氓作家”外，作者还塑造了一批有意味的人物：急于出名的“作家”宝康、好为人师的“老师”赵尧舜、比“小流氓”更“流氓”的“老流氓”——“现代文学宝库中的大师”古德白以及“文学资格审查委员会”等等，简直是用漫画手法素描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现状，着实大快人心。作者着重批判了一帮“假正经”的“伪君子”。这是方言与古德白的“对话”：
“你是不是玩文学吧？”
“不是！我一辈子辛勤笔耕从来都是教大家教咱们的人民充满理想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情操高尚做个完人甚至不惜编一个完人在作品里叫大家学——我怎么就玩文学了？”
“你这还不是玩文学？古大爷，确实我这么说有点不尊敬您，但要不这么说，我看您到死了也明白不过来。您当您还小啊？编点瞎话说说大家还能原谅您？您也是一把岁数土埋脖梗子按老话儿讲棺材瓤子了，还不学着说点老实话办点老实事当会儿老实人您也不怕……”
“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人死灯灭，物质不灭，当初上这条道我就早把脑袋掖裤腰带上了。”
“您是黑了心了，一点不考虑下一代，只管上下两个‘巴’痛快！真的，我恳求您了，再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地蒙骗下一代了。社会都进步到什么阶段了？谁当好人谁吃亏！您不趁临死前传点坏招儿现身说法还一个劲儿赶着大家闭眼往悬崖下跳——您也太玩世不恭了，古大爷。”
“有什么呀有什么呀？别跟我说这个，我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信——我算看透了，想客客气气的，什么都办不成，该恶就得恶！”
（同上499页）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批判正统意识形态的同时，批判了“鼓吹‘全盘西化’那帮”。一个拿着请愿书叫人签名的小瘦子，“他又脏又年轻，大概是个颓废的诗人兼手淫犯。”他被这帮“流氓作家”骂走：“管你们那么多闲事呢！少拉着我们犯错误，我们这点人权够用了，多了还不会使呢！”“回去告诉你们头儿，小诸葛亮脱裤衩——装明‘灯儿’！都想试巴着给中国指道儿，我们还哪儿都不去了！”“什么东西？骂两句共产党就成英雄了。明告诉你们，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的高家庄，就是怎么着也轮不着你们坐庄。”“他妈的！真是国难之时，妖孽四起，各种假龙天子都出世了。”（参见同上507-508页）
因此，既不是“左”，也不是“右”，作者标举的是一种“玩的就是心跳”的“顽主”情调、“一点正经没有”的“小人”趣味。“我是流氓我怕谁呀！”（同上488页）
两部启示录式的长篇《千万别把我当人》和《我是你爸爸》是作者特别不喜欢的“形而上”作品（所谓“深度情结”创作）。《动物凶猛》《过把隐就死》和《许爷》是作者自己喜欢的。剩下的是一些“赚钱”或者“世俗”写作。其中为笔者所喜欢的是《永失我爱》，这是一篇爱情小说：男主人公得了绝症，故意把自己想象为“流氓”，以便他的恋人从对于他的爱情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反映了作者在根基处仍然是一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所谓“流氓”不过是在理想失落时适应现实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已。
正是这种生存方式在一段时期内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就叫做“王朔现象”。
因此，“王朔现象”并不是像王蒙所认为的那样，只是“躲避崇高”，而是在解构正统“乌托邦”的同时建构另类“乌托邦”。一帮男女青年（“无业游民”），无钱但却有闲；号称“流氓”，口头上很解放，行动上倒规矩（没有诸如“黄赌毒”等等）；不仅“玩”，而且“玩”出品味和格调来了（譬如“玩文学”等等），这不是“乌托邦”是什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除一帮都市干部子女外，普通百姓子女，谁“玩”得起呀？
“二王同盟”
从王朔看王蒙，王蒙首先是一个“西方现代派”——“意识流”作家：“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同上487页）其次是一个“精英”：“看了一火车洋书，档次上去下不来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壁萧索拔剑出门高山流水知音难觅怆然涕下那是轻的一头撞死那也说不定。”（同上）
即使王蒙为王朔作辩护，情况同样不会改变。按照王朔这一个人性格，是不会感激涕零五体投地的。
但是，从王蒙看王朔，就大不一样了。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当大家伙儿“围剿”王朔时，王蒙是积极地、主动地充当王朔辩护律师的，颇有一点儿哥们儿意气。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王蒙指出：“‘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也仍然是人。有真痞子也有佯痞子，正像有真崇高也有伪崇高。……动不动把某些人排除于‘人’之外，这未免太缺少人文精神了。我们太熟悉这种逻辑了。”（《王蒙学术文化随笔》69页）至于是否真的有人动不动把王朔排除于“人”之外？那倒未必！这恐怕是王蒙的想象了。
其实，王蒙为王朔作辩护，是“猩猩惜猩猩”，表面上说的是王朔，实际上说的是自己。
众所周知，在文学上，王蒙很早就出道了，并且刚出道就与政治挂钩了。王蒙的文学生涯与政治生涯是共同沉浮的。20世纪50年代末，王蒙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60年代初被摘掉右派帽子，直到70年代末被平反并被恢复党籍。80年代王蒙青云直上，成为国内外知名作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文化部部长。之后，王蒙辞去文化部部长职务，这一举动为海内外所关注。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王蒙思想有一个根本的变化，有一次在谈论毛泽东（《我看毛泽东——答〈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编者问》）时，他说：“前不久一份报纸登载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其中有一段不管是真是假挺有意思：毛泽东让他的护士读史书，读完后讨论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段话，毛泽东说，这实际上说客气了，三十年也不成。然后问，你说为什么？护士不好回答，他接着说，因为秀才有两个特点，第一，光说不干，说完就完；第二，一个瞧不起一个，永远团结不起来。如果这话是毛泽东说的，那真是说对了。”（同上44页）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既然“秀才造反”不成，就应该唤起工农“造反”了。但是按照王蒙的想法，既然“秀才造反”不成，就应该老老实实“生活”了。
在“左”派和“自由化”分子之间，王蒙对于他们都有所批评。
对于“左”派，王蒙是深恶痛绝的。他的许多文章目的在于清算“左”倾意识。在《反面乌托邦的启示》一文中，王蒙批判了“反面乌托邦”：“反面乌托邦，大概是指它们描写的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不是理想化的自由幸福的乐园，不是所有社会成员相亲相爱的大同世界，不是人类的美梦，而恰恰相反，这种乌托邦的特点是它的反人类性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梦，是被控制被扭曲扼杀了的人性，是严密的社会组织与先进精巧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并从而形成的对人类的恶性统治。”（同上15页）在《话说“红卫兵遗风”》一文中，王蒙批判了“红卫兵意识”：“红卫兵意识的核心是破坏意识，是政治或业务领域中的胡作非为乃至流氓意识，是抹去一切突出自家意识。”（同上95页）
对于逃亡海外的“自由化”分子“煽动”国内“秀才造反”（他们对于王蒙好像很有一些指望），王蒙是非常厌烦的。在《名士风流以后》一文中，王蒙很是羡慕“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玄学清谈”诸如此类生活方式：“我从来不认为今人有权力要求古人做烈士，是好人就得做烈士，活了就有玷，这种理论是很不近人情的，这与要求所有的寡妇守节从本质上并无二致，这种伦理价值观念的特点就是要人死不要人活。如果所有的好人都做了烈士，我堂堂中华就只剩下坏人生息繁衍了。有一些钱秀才式的假洋鬼子，也动不动专让国内的人做烈士，而自己隔着大洋吹牛皮，这样做其实是骗子的不道德行为。”（同上169页）在《鸽子的善良与纯洁》一文中，王蒙以自由主义“鸽派”自居，批判了自由主义“鹰派”：“在这种情况下，多年来，我一直致力提倡以理性代替冲动，以吉祥和平的心态取代惊疑和搏杀，以心平气和取代义正严辞的声讨，以取长补短、‘三人行必有吾师’、‘十室之内必有忠信’的信心，来取代隔海或隔洋的语言炮轰，因为这种炮轰，我们已经经历得太多了，炮声隆隆，放炮者十分悲壮，轰来轰去的结果，会把自己的心灵轰成一片焦土。我身为一个过来人，愈来愈感觉到这种炮轰的孩子气。与其像悲剧里的英雄，不如像喜剧里的角色。”“我还希望大家都能以宽容和大度，取代剪除异己的霸道，以客观的历史主义取代对于昨天的审判。我不希望以今天审判昨天，因为今天审判昨天的结果，常常形成明天审判今天，于是便不断地审判、不断地转弯子。我的年岁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在这方面的经验却很丰富，所以我是以过来人的口吻来说这些话。我也不希望以这种意识形态审判那种意识形态，以这种主义审判那种主义。”（同上174-175页）
于是，王蒙特别强调“艺术的游戏性”，他说：“现在只要稍稍一点游戏性，往往就受到左面的和非左面的、专制的和非常民主的精英的攻击，说是‘玩世不恭的又来了’，中国有这么多的作家，有那么悠久的传统，没有点玩世不恭，怎么活下去啊。请各方面不要动不动要作家去做烈士，作家有生活的权利。……我希望我们的文学多一点游戏性，少一点情绪性或者表态性。”（同上178-179页）
毫无疑问，王朔是符合王蒙以“艺术的游戏性”来消解政治的紧张性这一基本要求的。王蒙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为王朔同时为自己作辩护的。“王朔现象”原本反映了当代中国转型期一帮小市民的理想的幻灭与虚构，经过王蒙这一阐释，同时反映了一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的幻灭与虚构。“躲避崇高”（生活的游戏化）还是一种“理想”。除了极少数、极个别物质—精神贵族以外，绝大多数普通工农以及平民知识分子是无法向往的。他们除了诸如生存的艰难、生活的沉沦等等以外，是怎么都“游戏”不起来的。此外，这种“躲避崇高”观念除了消解正统意识形态之外，同时消解了一切非正统反正统的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王蒙尽管受到教条主义“左”派和激进自由主义分子的攻击，但却受到实用主义“左”派和保守自由主义分子的推崇，成为庸俗化了的90年代时代精神的一个象征。
（1997年，未刊）
参考文献：
《王朔文集》，华艺出版社，1995；
《王蒙学术文化随笔》，王山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