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舰队（青岛）的海军士兵生涯
1977年1月初的一天下午，一百多名北京籍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身穿着中国海军当时特有的深蓝色冬季军服，一起登上了一列开往青岛的军用列车。他们是1977年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水面舰艇部队应征入伍的新兵。我和王朔都在其中。我来自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王朔来自北京第四十四中学。
火车没有直接驶进那个令人神往的海滨城市青岛，而是停靠在了位于青岛郊区的一个海军水兵训练基地。当营地的大门关闭后，我们将暂时与外界隔绝，然后开始一段特殊的日子。在这个训练基地里，我们将接受三个月的新兵队列训练和八个月的航海和操舵技术专业训练。结束训练后，我们将被派往位于青岛军港的北海舰队的水面舰艇部队服役。正常推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在海军的军舰上服役三年，然后作为复员军人回到北京。
在这一百多名的北京籍新兵里，王朔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位。回忆起来，最初大概是因为他与众不同的外表。我的印象里，当年的王朔长了一张极为清纯的脸，皮肤细嫩红润，表情腼腆乖巧。看到这张脸，或许会让人遗憾地觉得，这么一张清纯端正的脸长在这么一个男孩子身上似乎有点可惜。不过，在我看来，王朔有个很能迷惑人的地方，那就是他的笑：要么笑起来像个很羞涩的大男孩，要么笑起来时好像一脸的坏水被“拧”了出来。
王朔的引人注目更是因为他过人的“神侃”天才。我当时所在的班长叫宋君，这是个热心而俏皮的老兵。副班长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张光北，这是个能拉会唱、一身都是文艺细胞的主儿。所以我们班在中队里显得很活跃和热闹。宋班长有一天告诉我们，三区队有个叫王朔的，特能聊（当时，“侃”这个词还没有被开发成流行语），而且聊起来特好玩。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宋班长特意把王朔找来开聊。此公果然名不虚传。一开口全是京城里的名人趣事、古今中外的军事典故、男女荷尔蒙之类的奇怪医学名词，反正都是大家闻所未闻的新奇事儿。大家把王朔围成一圈，听得津津有味。聊到开心处，躺在上铺的人都笑得铁架子床直摇晃。不过，听了王朔的神聊后，一些人给王朔打的分并不高。有人不屑一顾地评价说，王朔其实就是个北京城里的一个小“顽闹”（当时，“顽主”这个词还没有流行）。面对王朔，我倒是稍微有些疑惑。在我的少年时代里，也曾遇有几个出身不凡且聪颖过人的同学。可是，我倒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精灵般的同龄人。
头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是非常艰苦的。王朔在后来的访谈中曾回忆说：“到目前为止我吃的最大的苦是在新兵连。…….中午晚上全是窝头。没油水。”“改善伙食的时候，吃一种大包子，粉条馅儿，一手拿不住俩。我能吃六七个。连里最狠的，一顿吃十三个。”“吃饭前还唱歌，唱不齐不吃。排着队，先派两人到伙房抬来一大箩筐包子，抬到营房门口，让你看着它唱，干着急。”“每天晚上不折腾六七趟不让你睡觉。穿衣服躺着不行，都脱了，睡踏实了，嘟 —— 哨响了，全收拾好，扛着枪，背着背包，跑八里地。回来你想睡觉？又给你吹起来。”（“我是王朔”P11）
在最新出版的“致女儿书”中，王朔还回忆说：“我到部队在新兵连还尿过一次床。打了一天靶，成绩不好，又累又沮丧，晚上情景重演，幸亏天寒被薄，睡觉也穿着绒裤，没在床上留下痕迹。”（P91，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在王朔后来的很多小说里，只要涉及到军人或军队，很少谈及陆军和空军，一般都谈的是海军，而且还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想当海军司令的梦。
我个人和王朔的缘分更多的是来自中队出墙报的宣传小组。当时，这个墙报宣传小组一共有四五个人，我还临时担任过小组长。在宣传小组里，我和王朔负责写稿子，另外几个战友（张文、王军等）负责美术。出墙报的差事，如果说有点实惠的话，那就是平时可以偶尔请假逃避一下艰苦枯燥的队列训练，晚上熄灯号吹过后，我们还可以躲在那间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宣传组小房间里听王朔神聊一阵。
记得当时我们在聊天时还议论过王朔的名字的含义。有人问，你为什么叫王朔呢？记得王朔说，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父母给他起了这个名字。我们几个人在聊天中乱猜说，王朔的名字会不会是和月亮的阴晴圆缺有关系，比如月亮的满为望，缺为朔。王朔的谐音就是望朔。记得当时有个诗人的笔名就叫朔望。
好像有一次还聊到一年前发生的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王朔说，那一天他去天安门广场了，觉得跟着那些人起哄特好玩。他因为在起哄时扔了一顶人民警察的帽子，被糊里糊涂关在局子里几个月。后来痛哭流涕地写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检查，据说当时姚文元看了都觉得有点儿过了。
部队里开展例行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要求大家通读毛泽东的四卷选集并写读书心得笔记。有一天，平时和王朔来往较多的孙东平（王朔在北京44中的校友）告诉我，王朔有一个读毛著的笔记本，写得很精彩，你可以问他要来看看。我真的去问王朔要，王朔开始有点犹豫，在我的要求下，他还是拿给了我，但叮嘱我不要外传。王朔在读书笔记里写得很俏皮，现在回忆起来，里面有很多调侃的字句。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在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对农民赤卫队员的痞子行为，比如吃大户、在东家少姨太的象牙床上打滚等，大加讥讽和嘲笑。我当时看得很过瘾。不过，读过之后，心里还是在为王朔捏把汗。在当时的年代，这样的笔记本，一旦被上级领导发现，是要惹麻烦的。如今，我真想知道，王朔是否还保留着那个笔记本？
有一次，部队大操场上放映“文革”前的老电影《槐树庄》。影片里有一个令人印象很深的场景。槐树庄的老地主崔老财在土改中被列为镇压对象。崔老财有一个在县城里担任小科长的儿子崔志国闻讯骑马赶回村子里。他策马来到村口，一个漂亮的翻身下马，手牵着马缰，一边进村高声喊着：“乡亲们，我崔志国是不是革命干部？革命干部的家属应不应该照顾？”这句台词在影片中接连重复了两三遍。王朔当时坐在我的旁边，听到这里，他调侃地说：“可惜啊，你这个革命干部的官儿实在当得太小了点儿。”王朔讲这句话的时间是在1977年初，当时他才18岁。如此深刻的话语，实在使我等同龄人惊诧不已。
还有一次，中队里召开批判“四人帮”的讲用会。上台发言的其他战友们通常都是按照党报上的统一口径来写批判稿。唯独王朔独出心裁，他不模仿报刊上的文字，而是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发言，他的批判稿中掺杂了北京市民的方言、政界高层的俚语，以及民间对“四人帮”的笑话传说，极尽调侃之能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王朔在不温不火的发言中所传达的笑，虽然不是相声小品，但他那些油腔滑调的声调和嬉皮笑脸的神色，似乎在不动声色地挑逗着主流八股式话语的根基，在他年轻的心目中已经开始向外界传递对这个僵硬呆板的社会语境的颠覆。
军队是个极其独特的人生磨砺环境。尽管王朔出身军人家庭背景，说起军事历史和战术掌故来滔滔不绝满腹经纶，不过依我的观察，王朔其实并不适合当兵，更不容易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人，因为他并不情愿接受军队纪律的约束，也显然不具备职业军人的舍身忘我的韧性。对普通士兵在军队中通常获得提升或受到赏识的自我表现方式，他不仅不感兴趣，而且嗤之以鼻。比如，他曾经和我谈起过对军队中的有些名曰“学雷锋、做好事”、“积极要求进步”的现象的疑惑。的确，有些士兵或是为了提干，或是为了入党，或是为了取悦上级以博得表彰，其行为方式时时表现异常。比如，有人在操练手臂摆动时，有意在墙边练习，使自己的手指被墙壁擦破出血，后来深得上级军官的表扬。还有，早晨起来用扫帚扫地，是比较容易引起长官们注意的一种“积极上进”的行为。据说，有一位战友为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去扫地以示“积极上进”，在晚上睡觉前先悄悄把大扫帚藏在自己的床下。不过，当他早晨醒来时一摸床下，发现那把扫帚已经被另外一个战友偷走了，此时已经有人在外面哗哗地扫上了。如此种种现象，等我后来读了刘震云的那篇著名的小说《新兵连》后，才渐渐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据说，如今在部队里，类似这种现象已经不多了。前不久，我和一个在军队开高级轿车的驾驶员闲聊，他悄悄告诉我说，如今扫地打开水这类事儿早就没什么人干了。他家里为了使他当上志愿兵（据说比进城打工要强很多，有的还可以“农转非”），两万多元已经花出去了。
在我们那一批北京兵里，有很多人有军队家庭的背景。他们大多来自北京的各个军队大院，比如海军大院、空军大院、总参大院、总政大院、炮兵、装甲兵大院、铁道兵大院、工程兵大院、北京军区大院、北京空军大院等等。王朔来自那条著名的复兴路西头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后来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大院。
顺便说一件往事。1979年春节那一天，我获准一次回北京出差和探亲的机会。在青岛开往北京的火车餐车上，我和一个北京籍海军水兵恰好在同一个餐桌上就餐。这是一个很亲切健谈的同龄人。他几乎一厢情愿地断定，对面坐着的这个军旅同辈一定是北京某个军队大院里的子弟。他很爽朗地对我说：“我们家是总参大院的。哥们儿，你们家是哪个大院的？”我笑着告诉他：“哥们儿，不瞒你说，我们家是一机部汽车局大院的。”他被我逗笑了。我讲的是实话。只不过，此大院和彼大院，并不是一码事儿。
新兵训练结束了，王朔意外获得一个特殊的机会，他被分配去了在青岛的北海舰队卫生学校学护士（中国海军军舰上的军医和护士均为男性）。王朔走后，我们留在训练基地的北京籍战友们还要在这个封闭军营里逗留8个月的时间——学习那些包括海图作业、磁罗经、六分仪和潮汐计算在内的航海专业知识，然后作为一名水兵战士登上军舰服役。
王朔要离开训练基地去青岛护校了。尽管大家在一起才三个多月，但分手时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王朔到了青岛护校后不久，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写了他在护校的学习和生活，以及海滨城市青岛的美丽风景。记得他在信的结尾还特别提到，青岛的姑娘们的确漂亮得名不虚传，唯一有点遗憾的是，她们讲的青岛口音并不十分悦耳。
不久，从青岛传来了王朔出事的消息。有人说，王朔在青岛公共汽车上调戏妇女受了处分。还有人说，王朔在青岛夜不归宿被部队关了禁闭。
一个未经最后证实的说法是，有一天周末，王朔和几个卫生训练班的战友一起在青岛栈桥聊天聊到很晚。在返回部队的公共汽车上，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带零钱买汽车票（当时的汽车票都是以分计算的）。王朔灵机一动，把手里喝剩的汽水瓶交给售票员, 调皮地说：这几个汽水瓶你拿去吧，你拿去退了钱，还可以多赚点。表情冷漠的女售票员完全无法接受眼前这个海军士兵开的这个玩笑，立即把它视为一种低级趣味的调戏，她和王朔等人在汽车上开始争吵起来。性格粗爽且膀大腰圆的男司机听到他们争吵，禁不住勃然大怒。这个山东大汉一边开车一边大喊：“不要让他们下车，开到总站去！给他们部队打电话，让部队来领人！”就这样，王朔这几个人被一直拉到汽车的终点站。据说后来部队连夜来人把王朔等领回部队，王朔等人受到严肃的批评。不过，这段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传来传去，变成了一段今天堪称“绯闻”的离奇故事。其中，幸灾乐祸的人也不少。
王朔出事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特意请假去青岛并专门赶到位于八大关附近的舰队卫校去看王朔。见到王朔时，他正在一个助教的宿舍里。记得他当时的表情有些沮丧和低沉。我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反问我：“我倒是想知道，外面到底传成什么样了？”我告诉他，外面的传说的确很多，不过，不必太计较，只要是没有什么大事就好了。
专业训练结束后，我和另一位名叫裴真的战友被留在训练基地航海教研室担任实验员（兼助教）。1978年底的一天，裴真告诉我，他在最近一期的《解放军文艺》上看到一个叫王朔的写的一篇小说，估计一定是我们那个北京老乡王朔。我找来翻看，这篇小说的名字叫《等待》。好像是用一个女孩子的第一人称写的，写了北京城里的一个年轻女孩子和父母亲观念不同，在理想恋爱等方面发生分歧的事情。
就在我们离开北京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们今后命运的大事，那就是：国家正式恢复了高考。我相信，这个消息在包括我和王朔等战友心目中，已经引起明显的波澜。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我们表面沉默着，但内心里在跳动。此时，一个鲜明的人生信号在我们面前掠过：高考的出现，给我们这些人的前途带来了新的选择，也增添了新的压力。就我个人而言，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高考已经成了自己未来的绕不过去的首选之路。
1979年初夏，经所在部队推荐，我在青岛参加了地方大学的高考。在和地方考生同等竞争的条件下，如果考中，就可以带军籍前往地方大学读书。在等候考试发榜的日子里，我去了一次去青岛市区。在经过位于青岛馆陶路北海舰队水兵招待所的时候，正好看到王朔穿着一身深蓝色水兵服走出来。我们站在路边随意地聊了起来。他好像从其他战友处得知我参加高考的消息。他问我：“听说你参加今年的高考了？感觉怎么样？”我回答说：“还不知道结果。能不能考上还很难说。”王朔说：“能考上就好。实在考不好，总还可蹭一考场经验吧！” 王朔说话时，似乎若有所思，神态特别认真。
不知道为什么，王朔当时的认真神态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几乎成为王朔本人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的定格。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有人提起王朔的名字，王朔站在青岛馆陶路上和我交谈时的神态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副神态在他后来成为名人后，我再也没有发现过。
很多人以为，王朔一直是个浑不吝无所顾忌的人。其实不然，王朔内心很细腻很好强。此时此刻，即便他是个含着宝玉来到这个世界的天才，他也必须面对自己今后的前程。军队生活毕竟是暂时的，回到北京后，我们这些人马上就会面临人生的新的选择。这就是：要不要去赶赴“高考”这趟人生的高速列车？
如果国家没有恢复高考，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会毫无悬念地回到北京。不少人可以期待通过父辈们的权势和关系，在一家国营企事业单位找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像很多在城里的普通人一样，大家都吃差不多质量的饭，穿差不多质地的衣服，过着差不多平淡的日子。彼此之间不会明显拉开距离。现在，高考恢复了，它不仅使我们的生活出现了新的亮点，而且使大量的权势和关系变得爱莫能助。
的确，刚刚离开北京两年，整个国家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早知道会这样，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当兵呢？今后我们这些人脱下军装回到北京城里后，何去何从，还充满悬念。这一点，我很清楚地从王朔的眼神中看到了。
没过多久，我收到了一所重点大学法律专业的入学通知书。随即告别部队，去了校园。从那以后，就和王朔失去了联系。
再次见到他，是五年后在北京的一辆无轨电车上。
北京，一个著名的个体作家
1984年夏天，我在白石桥开往白云路的114路电车上，和王朔巧遇。当时他和他的女朋友（沈旭佳）身着时尚的短裤和Ｔ恤衫，在电车上十分引人注目。我和王朔已经有四五年没见了，当时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不由分说，我们一起在经委会站下了车。
他主动向我介绍他的女友。他说女友是安徽人，是学舞蹈的，毕业于某个舞蹈学校，人家也算是有个学历吧！他接着告诉我，他复员回到北京后，主动辞去了一个无聊的工作。他自己曾和石小满（电影演员）一起开了一个烤鸭店，但并不成功。看来自己并不是个经商的料。我告诉他，自己大学毕业后考取了研究生，将来毕业后很可能会留在大学里以教书为业，天晓得自己是不是很喜欢教书育人这个职业。沈旭佳站在一边很认真地听我们谈话，神态略带京城文艺圈青年男女们特有的孤傲。分手时王朔匆匆给了我他家里的电话，约我有空去他家里聊聊。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如约去王朔家。王朔住在位于北京西郊玉泉路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就像很多北京军队大院一样，从大门进去，里面很深很大，每个角落都被士兵们打扫得干干净净。办公楼、操场、礼堂、营区、宿舍区排列有序，好像都是一张图纸复制出来的格局。王朔家住在大院的东北角，一栋浅红色的教工宿舍里。
王朔谈到他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后的经历。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以写作为生。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已经被峨嵋电影制片厂的米家山拿去，准备开拍电影。米家山已经预付他800元人民币的稿酬（当时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一年的工资）。
交谈中，王朔还谈到他最近的个人情感生活。他说在这一年里谈了六个女友，结果都分手了。最后分手的女友是个广州的空中小姐，他最近还专门写了一个关于空姐的小说。他告诉我，他想起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恋爱经历，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卑鄙。现在的新女友是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本来他听说东方歌舞团来了个特漂亮的云南白族的女演员，他和一个朋友马上就骑自行车到了魏公村东方歌舞团的演员宿舍找这个演员聊天。结果，这个演员对他几乎不屑一顾。无独有偶，在同一间宿舍里遇到了现在的女友沈旭佳。
王朔的父亲当天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让我感到特别。那天只有王朔和他的父亲在家。我和王朔聊天时，他的父亲经过客厅，他父亲看上去高大魁梧，身宽体胖，满面红光，看得出他早年一定是个英武的军人。我礼貌地叫他伯父，他父亲也和善地和我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吃中午饭时，我和王朔一起去大院的干部食堂买回两菜一汤，然后和他父亲在餐桌上一起吃饭。奇怪的是，他父亲从始至终没有和王朔或是和我讲过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吃饭，然后离开饭桌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我当时突然感到王朔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有些蹊跷。我后来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对王朔有些歉意。我当时其实不应该留在他家里吃午饭，这样可以免得在无意中了解到别人家庭关系中某些尴尬的东西。后来，我在王朔的文字里，看到不少提及他们父子关系的文字，回想起当年在饭桌上的气氛，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1986年4月中旬，我参加了一个名为“首都高校研究生谈经济体制改革”的研讨会，会场就设在解放军政治学院里。我顺便在傍晚时分去王朔家里看他。我们一起在大院的小路上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他说，他最近刚在大型文学期刊《当代》上发表一篇分量比较重的中篇小说，名叫《浮出水面》，是用他和女友沈旭佳的名字联名发表的。里面讲的有不少他们俩的故事。这时的王朔，仍然还是个“个体文学专业户”，此时他好像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大红大紫名利双收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看得出，此时他仍在为自己的未来顽强地跋涉和攀登着。尽管他谈话的神态还是那样轻松，但时而紧锁的眉宇间还是流露出一些忧郁和沉重。我们散步过后，回到王朔的家里，王朔的母亲开的门。他母亲看上去的确像是个严厉而干练的主任医生，似乎对王朔的行踪以及与王朔在一起的朋友都保持一副警惕的目光，一点儿不客套。王朔在家里接到沈旭佳从演出剧场打来的电话，说演出结束后，放在后台的衣物被人偷掉了。王朔和我一起马上走到大院的门口接沈旭佳。不一会儿，看到小沈穿着一件半旧的军大衣走过来，一脸疲惫和沮丧的样子。
国防绿军装时髦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恢复高考这一步棋，竟出人意料地导致了一条北京复兴路的衰落。此时，人们的崇拜对象开始从战争年代的军人英雄转移到杨振宁、李政道、朱光潜和李泽厚这类科技和文化学者。记得，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个同班同学叫赵向阳，有一次外语老师在课堂上误称他为“李向阳”（电影《平原游击队》中一个妇孺皆知的游击队长），他连忙更正，并幽默地开玩笑说：“李向阳还行，可惜就是没学历啊！”
在当时那个年代，类似王朔父母这样有些地位和身份的人，面对家里出现这样一个无正常职业的“文学个体户”，其家庭的紧张气氛是可以想象的，王朔当时所承受的压力肯定非同一般。当时，王朔选择当“文学个体户”，几乎是堂吉诃德在和风车的拼争。这一点，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未必能够理解。或许，他的父母（也许包括他当时的女友）经常和他唠叨的，无非是奉劝他先去读个书、弄个学历，哪怕是电大或自学考试的文凭，或者去外面找个体面的工作。在当时房屋统属于生产资料的计划经济时代，王朔没有自己的住房，除了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别的选择。我当时看到的王朔的卧室，狭长的一小间，像是这套住房中本来设计用来放置家庭物品的地方，床头地角摆满了书刊和杂物。
王朔的智商极高，但这种高智商并不和国家传统的应试教育契合。王朔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后，曾尝试参加高考。据战友裴真（后来考取西安交通大学，现在海南省人民政府任职）告诉我说，他当时在北京三里河附近的一个高考补习班里见过王朔。王朔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穿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老师在前面讲课时，常常听到他和后排的几个女孩子在悄悄说话，有时还忍不住笑出声来。在1980年和1981年期间，王朔是否进过高考考场？他自己从来没有谈起过。也许他进过考场，估计肯定没考好。也许他后来放弃了考试。无论如何，这种考试对他来讲，毫无惬意。
其实，上大学这件事对一个人的造就，更多的是让人们进入一个氛围，其价值就在于这个经历本身。今天看来，对王朔这种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这类经历与他后来的成功经验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
1986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记得是在当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王朔打电话给我说，他认识了一个台湾来的女学生，有意在内地学法律专业。他问我能不能把她带来我家里聊聊，看看我能不能帮忙给她一些指导。
这时的王朔，脸上开始洋溢着轻松和潇洒。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已经正式被吸收进了中国作协的圈子，还被邀请去庐山参加了一次作家聚会。原来他自己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只好鸟，可这回在庐山看到的这帮子作家们，其实里面有些人也不过是“衣冠禽兽”，比自己的档次好像也高不了哪里去。
还有，王朔带来的这个台湾女孩子看样子完全不像是个能潜心读书的人，脸上涂抹着浓重而夸张的粉脂，讲话有些矫揉造作。一看就知道，她属于今天被称之为“粉丝”的王朔小说的文学崇拜者。
第二天，我给王朔打电话开玩笑说，你昨天带来的那个台湾女孩儿，好像有点形迹可疑啊，该不会是海峡对面派过来的女特务吧？电话另一端传来王朔的笑声：自当她是一特务，估计你我也没什么值钱的情报能卖给她呀！
不久，在北大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听到一个女研究生在谈王朔。她说，最近她看了一篇名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小说，实在写得太有意思了。她还从来没有见过把女孩子的心理摸得如此透彻的作者。
1989年，就在那个狂躁不安的春夏之交过后不久，我决定赴美国读书。临行前王朔来和我见了一面。他告诉我，这些日子里他和莫言、朱晓平等人组织了一个“海马影视创作俱乐部”，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三里河一带聚会。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和沈旭佳在回家的路上都看到了。
他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个灰黄色牛皮纸包，里面装着他刚出版的小说集《空中小姐》，他送给我一本并在扉页上写了几个字并签了名，字写得不讲究，笔画也不太规则，每个字都像是没有完全松绑的大闸蟹。
他说，最近米家山正在赶拍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应当是《顽主》），他本来想自己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但试了镜头后，发现自己的模样已经“糙”了。最后只好放弃。
谈到眼下的时局，大家都感到沉闷和沮丧。最后，他临走时说了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自从我发现我自己是满族人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汉人其实根本管理不好这个国家。”王朔讲话，常常有顽主式的即兴调侃发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既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不过，这句话，我倒是情愿相信他是在当俏皮话在讲的。
1990年冬天，当时我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作研究学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邀请来了几个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举办讲座，其中有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明教授等。讲座设在东亚图书馆的一个会议室，著名的夏志清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玛莎·魏格纳当时也在场。记得当时谢冕教授在发言中说，现在国内不少作家颇感压抑，他们中的有些人表面上是在用调侃的语言写作，但其实这调侃中饱含着不少自己的血和泪。我在提问时发言说：我的专业并不是文学，小说看得也不多，但我还是注意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王朔。王朔的小说和电影是以调侃著称的，不过，人们实在看不出，像王朔这样的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付出过什么血和泪的代价。
我的问题马上引起的一阵热烈的讨论。在场的很多人还一时搞不明白王朔到底是谁。王晓明教授当时马上站起来解释说，王朔的小说，简单说来，就是一个字：骂。从左骂到右，从东骂到西，从天骂到地。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大致是一些市井的痞子，所以王朔的小说也随之被称之为“痞子文学”。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王晓明教授就是后来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主要学者之一。这场大讨论的一个重要攻击目标就是王朔的“痞子文学”。
不料，在场的一个容貌秀美、气质优雅的女留学生当场反驳说：“不管别人如何评论，反正我还是喜欢王朔！”通常，这类女学生谈到自己崇拜的作家，大多会搬出若干个著名洋人的名字，以示品位和对本族的不屑。即使在今天，敢于在众人面前大胆承认喜欢王朔的人也并不多，似乎喜欢王朔就沾上了流氓痞气。显然，这个年轻女孩子的沉静表白实在让在场的老学者们一个个面面相觑。
讲座结束的时候，夏志清教授走过来对我说，你不是学文学专业的，可你的问题提得很尖锐。他用英文一连说了两遍：“Very sharp! Very sharp!” 我笑着说：“夏教授过奖了。其实我和王朔是老朋友，我对他挺了解的。”夏先生笑了：“ 哦，怪不得。”
两天后，玛莎·魏格纳教授在校园遇见我，她说，那天的讲座结束后，她就去把王朔的小说找来看，但说老实话，实在很难看懂。玛莎曾是个有左翼思想的美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曾在美国纽约街头带着红卫兵袖章参加反越战和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不过，除了语言的隔阂外，王朔的语言和心态，对她这样的美国人眼里的“中国通”来说，还是过于怪异和另类。我甚至怀疑，那个能透彻地读懂钱锺书和张爱玲的夏志清教授，也未必能读得懂王朔。
1993年底，我在著名的英文版《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上看到一篇介绍王朔的文章，文章称王朔是“以最现实的姿态叙写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杰出作家。我当时想，有朝一日，王朔如果想来美国，这篇文章倒是可以作为他申请“杰出人才移民”的好材料。后来，王朔果然是以这种方式去了美国，估计类似的英文述评不计其数。为王朔办移民的那个律师，大概一定胸有成竹，证据材料这么“出色”的“人才”，估计他一辈子也遇见不了几个。
1994年初，我回国旅行。约王朔和沈旭佳等在西苑饭店的顶楼旋转餐厅一起吃饭。这时的王朔，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名人，在餐厅里不时有年轻的服务员们过来请他签字。席间，我问王朔：我看到有个叫毕齐的人写了一篇名叫《常庸之辈，王朔印象》的文章，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讽刺挖苦你最有杀伤力的文章，可是文笔倒和你很像。王朔一脸坏笑地对我说，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他自己写的。
我在此顺便摘引几段“毕齐”一文中精彩的文字：
我从小便与王朔鬼混在一起，因而比起通过其作品结缘的人少了一层神秘。此人在我们那帮人中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属二流。五官端正却染有脂粉气头又特别大；人虽机灵却多是小聪明永远只是敲边鼓扮个花旦唱不了青衣；衣食无忧却无大财稍不节制便捉襟见肘奢侈放浪只能偶一为之。如此境遇使得此人常陷尴尬，永远对一切报有欲望永远不能独占鳌头。……有话为证：王朔经常表示希望能是个“姨太太的命”。“既不负责又受宠佃户死活一概不问只管享福时不时和长工偷个情。”……王朔当作家真是势在必行。尽管我认为王朔也只好当作家了，但他真当了作家我还是吃了一惊。他不认字啊! 全部知识积累就是结结巴巴的三五十首宋词、七八十本间谍小说以及为数不详的几次艳遇。我不得不再次正视文坛是否堕落了这一严肃问题。老实说，本来我也想当作家来着，一听说他去了，便立即打消了这一念头。
卖矛的同时还兼卖盾，自己写了一篇把自己骂得入木三分的文章，骂完了天下人再转过头来顺便骂一遍自己，天下竟有这么荒唐的事儿！果然，后来还真的有人频频上当了。在有些谩骂王朔的评论文字里，的确有不少人把“王朔的朋友毕齐”的句子用来当成投掷向王朔的一块块板砖。
记得在晚宴期间，王朔给大家讲了很多笑话。我记得其中一个讲的是他们最近和一个德国年轻汉学家去河南农村参观访问的事儿。有一段八旬农村老太太和这个德国年轻汉学家的对话，实在令人捧腹。
八旬农村老太太：你家里有几口人啊？
德国年轻汉学家：6口人。
八旬农村老太太：家里粮食够吃吗？
德国年轻汉学家：没问题，够吃了。
八旬农村老太太：还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啊！
德国年轻汉学家：毛主席是挺好，只是我们那边不归他老人家管。
八旬农村老太太（急了）：不许你胡说，那不可能！（众人大笑）
晚餐吃到一大半，冯小刚赶来找王朔。看样子有点急事要商量。冯看上去心事重重。在晚餐结束后，王朔在下楼时告诉我，有消息传说，今后各类媒体均不得任意报道有关他的消息、图片和镜头了。说这话时，冯小刚在旁边听着，一脸的沮丧。我们分手时，他们两个人急匆匆上了冯小刚那辆半旧的汽车，然后消失在夜幕中。
在返回美国之前，我给王朔在北京西坝河的家里打电话，沈旭佳接的。小沈在电话里和我谈起如何移民美国的话题。她在电话中提到，去美国其实不是为了别的，主要是为了女儿。她想让女儿在国外上个好的大学，接受更好的教育。
记得好像是在1997年的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美国北加州的家里接到王朔从南加州洛杉矶打来的电话。我当时感到很突然。王朔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已经来美国好几个月了，一直住在南加州。他在电话里说，美国这地方实在太枯燥了，越待越没劲。我问他，要不要我去南加州去看看他。他说不要来了，因为他马上就准备回国了。有机会我们在北京再聚吧！
如果我没有猜错，王朔很有可能常去洛杉矶华人聚集的大小台北一带。那里的华人已经将这些周边小城镇蚕食和占领，里面从东坡肘子水煮鱼到永和豆浆小六子清粥，应有尽有。最近这些年来，这些小城镇选出的市长都是华人。据说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在那里已经有了著名的天津大院、沈阳大院等，就连二奶大院都有了。假如经常出没这些地方，出国和没出国大致没什么两样。估计王朔一到那儿，就有点犯晕了。有没有搞错？这是美国吗？这不是广州嘛！
2004年夏天，有一次在北京港澳大酒店的大堂咖啡厅里，我恰好遇到冯小刚和一个女演员坐在旁边谈话。我顺便问冯小刚一句，最近是否有王朔的消息？冯一脸为难的表情，说：“其实我有好几年没看见他了。”听了冯小刚的话，我在想，看来王朔真的是隐居起来了。
一个改变了中国人神经的作家
一位国内文学评论者在90年代末著书写道：“一个作家凭着自己的作品而造成如此重大语言影响者，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王朔是第二人，建国之后他是唯一的一个。…… 王朔堪称中国当代的语文大师，他以笔创造了最具现代性和最富生机的现代汉语。” （伊沙：一个都不放过，P147）还有的评论称，王朔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在于语言，甚至可以说王朔是继老舍之后，对北京语言最有贡献的作家。（见“王朔挑战金庸”，广州出版社P89）
上述说法可能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个人觉得，在中国独特的转型阶段中，王朔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贡献恐怕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字语言的层面。王朔现象与其说是文学现象，倒不如说是个文化、社会和政治现象。这一点，大概是王朔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从王朔的人生经历和作品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前不久逝世的美国文坛元老诺曼. 梅勒（Norman Mailer）的影子。诺曼. 梅勒本人参加过二战，曾两次竞选纽约市长。他自命不凡、狂言傲世，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享誉西方文坛的怪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一个出色的作家应当是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神经和骨髓”的人。
很多人说，鲁迅是一个曾经改变了中国人骨髓的作家，因为他深刻地诊断出中国人身上的“软骨病”，而且他的自己的骨头曾被另一个伟人称之为属于“最硬的”一类。不过有点遗憾的是，当这个横眉冷目头发直立的老头在世和过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每读到他诸如“痛打落水狗”、“一个都不宽恕”和“废尔泼赖应当缓行”之类的文字，常常让人们的神经格外紧张。用王朔的话说，后来“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 (“我看鲁迅”)
很多证据可以表明，王朔是改变了中国人“神经”的一个出色作家。
如果说，多年以来，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开始变得松弛和自由的话，在我看来，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份贡献来自王朔。
几乎从王朔开始，一种对正统御体语言的调侃开始慢慢进入中国百姓大众的生活。从他闯入文坛开始，他就像个恶作剧的坏孩子一般，坏笑着用一段段、一句句的王氏语体开始为那些紧绷了我们几十年神经枢纽松绑。人们终于发现，在这块大病初愈但仍然难以化解冰封的国土上，居然还可以有王朔这样一种活法。王朔的语言开始流传于世并受到大面积效仿。王朔语言引起的漩涡牵连的是中国融冰时期的一种政治态度，王朔以他漂亮的擦边球，为中国人的生命中增添了新的景观。
比如，他把打麻将比喻成“过组织生活”：
“本党的宗旨是，你在外面的，就要把你发展进来，发展进来以后，再把你开除出去，反正不能让你闲着。
在他的小说里，他把男女最后的情欲冲刺比喻成“攻打冬宫”：
“打个比方吧，好比苏联十月革命，群众也发动了，士兵也争取了，临时政府也成立了，最后还是要打一下冬宫。正如毛主席所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另外，她犹豫、畏缩，除了她本人的心理障碍还因为有个旧秩序束缚着她拉扯着她，不烧了草料场，林冲也不会上梁山。”（“给我顶住”）
他小说里的人物对台湾人说：“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好好在岛上过日子吧，别老想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统一了有什么好啊？十亿人都找你要饭吃你有那么大的饭锅吗？”“就欠解放你们，让你们吃饭也用粮票。”（“一点儿正经没有”）
他的人物在电视剧中对警察说：“你们给我上老虎凳我就挺住，给我使美人计我就招。”（编辑部的故事）
他在写给自己女儿的书中说：“想想还要感谢爷爷，他走出山沟，赌中了一支胜利的军队，使我出生在一个还算体面的家庭。想想看我要是个农民的儿子，在中国这个贫富悬殊歧视严重的国家将受到什么样的刺激。”（致女儿书，人民文学出版社P74-75）
他小说里的语言，总好像是在和读者谈自己的身世、经历和情绪。“我三十岁后，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爱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说开初还多少是个自然的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动物凶猛）
他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他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他还说：“最纯洁的关系是金钱关系，最平等的关系是契约关系”。他急了时候还说过：“我是流氓我怕谁”。
经过文革后，叛逆感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是难以消弥的。但王朔在这个独特的历史过渡阶段里表现出的反叛方式则显得别出心裁并恰到好处，他的聪明才智在这个过程中被心无旁鹜地发挥出来了。王朔与那些义正词严孤注一掷的斗士们不同的是，后者像是这个地球冰冷的南北极地，而王朔则像是中间涌动纵欲的海水。因为有了后者两极的激进、冒险和铁面无情，王朔或“王朔们”才略显得调皮、安全和轻松温和。
千百年来，我们的中国民众曾长期生活在 “告密盛行”、“以言入罪”、“人人自危”、“莫谈国事”的恐惧之中。然而，王朔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让众多的中国民众多少可以开始享受某一类千载难逢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王朔的聪明在于，他发现了现实生活中的"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谈到他创作的“蹊径”时，他曾写道：“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正在为打破千百年束缚我们肌体的框框作斗争。描写打破这些框框的过程和这些框框对我们的压抑似乎是现在文学的主题，……。即便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我也要另辟蹊径。这蹊径我找到了，那就是不写那些正在挣扎人，而是写已经解放了的人（我无能去写解放了的社会）。……。从这些人的生活中可以看到，失去了行政手段，传统价值观是多么脆弱。描写这些人的生活是快慰的，那些为难着我们有时简直无法逾越的传统障碍，在这些人中显得是多么无谓，人一旦精神、物质两方面自由了，活起来是多么舒展。”（我和我小说）今天的中国，在“精神、物质两方面”获得自由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些人不一定是亿万富翁，不一定身居高位，也不一定赫赫有名，但对这些人，“你既无法利诱也无法伤害。”。有趣的是，在我们中国，以王朔为代表的 —— 为争取获得这种生活状态的“先头部队”，则可能被今天已经过上“自由生活”的“中产阶级”人们所鄙视和遗弃。
从挣扎到相对不再挣扎，从不自由到相对比较自由，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药方。王朔开给我们国人的药方也不能药到病除，甚至还有些“副作用”。但是，在多年前那个“大病初愈、百废待兴”的年月里，对大多数既想痛并快乐地活着又不想出家当和尚的普通人而言，可能是一贴相对廉价并可以吸收的药剂。
今天的中国民众或许还可以忍受“没有雷锋的日子”，但估计已经无法忍受“没有王朔（语言）的日子”。今天那些对王朔动辄破口大骂嗤之以鼻的人们，其实现在每天24小时里都在多多少少享受着“王朔现象”给他们带来的惠顾，不知是否能对此略表一点儿感恩之情？
他既不许文强，也不冯敬尧；既不杨子荣，也不座山雕。当年写“青春万岁”的作家王蒙谈起王朔时，有一段话说得很中肯：“承认不承认，高兴不高兴，出镜不出镜，表态不表态，这已经是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文学选择，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类属，谁也无法视而不见。不知道这是不是与西方的什么“派”什么“一代”有关，但我宁愿意认为这是非常中国非常当代的现象。曲折的过程带来了曲折的文学方式与某种精明的消解与厌倦，理想主义受到了冲击，教育功能被滥用从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样的膨胀的文学气球或飘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气，在雄狮们因为无力扭转乾坤而尴尬、为回忆而骄傲的时候，猴子活活泼泼地满山打滚，满地开花。他赢得了读者”（“躲避崇高”，王蒙，原载于《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一月号）。
在那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八股政治氛围里，王朔用他那独特的敏锐和刻薄道出了其中的软肋：“我一点也不感动，不是施教者不真诚抑或是这道理没有说服力，而是无法再感动了。类似的话我从不同渠道听过不下一千遍，我起码有一百次到两百次被感动过。这就像一个只会从空箱子往外掏鸽子的魔术师，你不能回回都对他表示惊奇。另外我也不认为过份的吹捧和寄予厚望对一个少年有什么好处，这有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挑重担子的嫌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动物凶猛”）
如果我们沉静地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从王朔开始首创这种特殊语言，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包括几乎党报之外的大众媒体的标题，到贺岁片的人物对话；从电视室内系列剧的搞笑对白到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几乎都在摹仿他的戏谑语法。比如：“XX没商量”；比如：“XX就是心跳；或者比如：“过把瘾就XX”，还有“一半是XX的海水，一半是XX的火焰”………；比如还有：“我是XX我怕谁！”；
我们说，出色的作家一定要能拓展其母语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还看不出哪位作家能够如此浩荡的席卷了我们原来习以为常的党八股。“当今天手机短信的讥刺段子已经铺天盖地肆无忌惮的调侃当局的虚伪，并引发大众在恐怖高压下的娱乐风暴时，我们不能忘记正是王朔发起了这种正邪兼收的时潮”。（佚名）
即使在王朔一度处于沉默潜伏状态时，王朔的影子还在若即若离。他的模仿者们似乎无所不在，王朔的语言可以被模仿得惟妙惟肖、以假乱真。影视编剧们在演绎他的套路，相声小品在借鉴他的幽默技巧，晚会主持人在用王氏语言来调动观众气氛，现代青年在用王朔的成功作为生活楷模。王朔被无可挽回地“大众化”了。遗憾的是，从知识产权的意义上说，“王氏语言”在法律上无法申请发明专利，也无法像可口可乐那样用技术秘密（Know-how）方式来加以保护。王朔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特有的语言“配方”被千百个人模仿着。他或许会感到愉悦，或许会感到尴尬，但更多的可能是躲在暗处，一脸坏笑。
比如在王朔参与策划的市内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我就找出几组令人回味和捧腹的台词：
老傅（公公）：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想起他们来就觉得难过。
和平（儿媳）：您也别难过了，我这就找他们去了。您有什么话啊，我一定给您带到了。
（第十九集“死去活来”）
亲家母：老局长，您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吧！
老傅：长征？我没参加啊！
亲家母：老局长，这革命征途上那一点少得了您呐！当年那十二个人在里面开会，不就是您给放的哨吗？
老傅：我是1927年才出生。
亲家母：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那一定是您打的第一枪！那一枪，那叫响那叫脆！
老傅：我是1945年才参加的革命。
亲家母：1945年日本人投降。他们抗战八年都没抗成，您看，您一参加革命，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
老傅：那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得好！
亲家母：是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有您，你们仨一起领导。
（第三集：“亲家母来到我们家”）
对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的揶揄和调侃，其实也是一个民族和谐宽松幽默的好征兆。我在美国时，常看到好莱坞拍摄的一些以“白宫内幕”为题材的电影，内容亦真亦幻，虚虚实实。其中影射的常常是现任总统的秘闻和趣事。白宫里的总统和幕僚们对此从来不在乎，在任的或已经退休的总统们还一边看一边跟着笑。我曾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艺术家们也可以这样毫无顾忌地放松创作一下？
不难预料，在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在大家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王朔式的语言风格还会有很大的延续时空。或许，经过很多年后，当人们视政治风云为世间常态沧海一粟时就会明白，王朔今天这类看似无视是非正邪的语言，并非有辱贤哲，也非大逆不道。
据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是可以由国内专家学者预先推荐的。如果真是这样，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的专家们有空研究一下，搁置一些偏见，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王朔。当然，这样做会招来很多争议，因为王朔的作品毕竟还不够高大和完美，还不符合某类“人文精神”，甚至还有些不招人喜欢的“副作用”。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诺贝尔奖其实从来也不设定什么标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曾经让这个世界上十几亿的中国人的神经变得轻松的出色作家。如果非要有什么理由，难道这还不够吗？
在这个生活并不容易的世界上，多一些宽容精神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理解和宽容王朔。王朔是个天才。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在该长身体发育时，遇上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困难时期；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在该上学读书时又遇到了“史无前例”（还有一种说法叫“阳光灿烂”，灿烂到学生不仅可以不读书还可以打老师）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当人们追求学历参加高考以便日后获得社会善待和提拔的时候，他的高智商却不能帮助他进入高等学府的大门；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当他用笔证明自己的才华的时候，他的作品被人们称之痞子文学，他自己被文坛视为另类；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当他成功地创出一段属于自己的道路时，他的名字和作品却频频被来自主流传媒的围堵和封杀；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当他来到那个拥有民主自由的美国大陆时，他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语言的障碍让他才思枯竭。由此他变得桀骜不驯，变得狂傲不羁。其实，在很多方面，他也和我们许多平常人一样，既有真情，也有深意，不仅有助人为乐、嫉恶如仇的良好纪录，而且还常常反躬自咎。
王朔也要尽量理解和宽容他人。每一个时代都有非凡的人，每一个时代也都会成为历史。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还是恶意的中伤，都在证明，现实生活还远非完美。人类每前进一步，都会有些误差。但只要不断前行，不断校正，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中间有更多的人能过上那种“既不能被利诱又不能被伤害”的好日子。
在中国文学史上，王朔大概是个绝版。他的独特天赋和生活经历，几乎使他的成功模式变得不可复制。这样说，可能会使那些想步王朔后尘出人头地的年轻人感到有些郁闷。这也没有什么办法，作为大多数普通人，人们能努力去做的，无非就是踏踏实实按部就班地去读书升学和就业，来日在社会上获得得一个可以谋生或者比较体面的职业。
和很多人的感觉相似，我也觉得王朔07年这一轮的复出，显得离奇而荒诞。如果我最近见到王朔，大概会劝他一句：老战友，你这辈子已经够本儿了，你已经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了。好好过日子吧，能快乐健康地过一天，你就多赚了一天！
（本文选自《北京往事——周大伟随笔集》。本书已经于2008年4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