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田野政治学的学术传承、理论创新与方法自觉
很荣幸能够有如此宝贵的机会参加今天的学术盛宴。首先我要表示两点感谢。然后要谈谈我的两点认识。
第一是要感谢张厚安老师!正因为有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张老师，才有我们今天的会议，否则今天我们相聚可能要以另外的方式。
第二个要感谢徐勇老师！徐老师很敬重我们华中师大的政治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张厚安老师。我们经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中国人尽管有“尊老爱幼”的传统，但是真正像徐老师这么尊重“老人”的还不多。所以我们既要向张厚安老师学习如何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如何拓展新的学术生长的空间，又要向徐勇老师学习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把优良的学术传统发扬光大，创造辉煌！
今天会议把我安排在最后一个发言，正好我的发言主题是《田野政治学的学术传承、理论创新与方法自觉》，应该说与今天的会议主题有不谋而合之处。而且最后一个发言，“学术传承”的落脚点和立足点正好可以充分体现出来。我想其实徐勇老师办这个会议很重要的目的，特别是今天上午把我们全院的研究生的“开学第一课”放在这儿，就是希望我们的田野政治学能够得到很好的学术传承、延续和发展，能够继续创造新的辉煌，取得更大的成就。
一、要深化对于政治学一流学科的认识
今天的会议我从上午听到现在，有两个比较强烈的认识。第一个认识，我觉得我们中国政治学要补课。补什么课呢？我认为，必须要补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的课。我给本科生讲一门课《政治学原理》。这门课是我们所有政治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当然也是专业基础课。我们在座的这么多同学，包括我们各位老师们在学政治学原理的时候，看的比较多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史，比如像已故北京大学赵宝煦老师、复旦大学刚刚去世的王邦佐老师等，他们都在讲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史。可以说，我们对于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的理解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他们的论著的影响。在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史上，恕我孤陋寡闻，我们较少真正重视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发展史。我们更多关注和认同的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史，以及这些学校学者给我们讲述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史。实际上，从邓小平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我们就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我们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史应该把华中师范大学以张厚安老师为代表的田野政治学学派，及其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贡献写进去，要进入我们主流政治学的教材，而且要成为政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常识，成为政治学学者们的共识。如果没有进入主流学术脉络和学科发展史的话，对我们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来说，确实是不公平、不合适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不符合刚才说的不“唯虚”、不“唯上”，要“唯实”的精神。这是我的第一个比较强烈的认识。
第二个认识是，今天的会议增加了我对政治学“一流学科”的认识。我们华南师范大学跟华中师范大学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学科发展确实有不少差距，我们只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还没有一流学科，当然，我们正在努力向华中师范大学学习，向徐勇老师学习。我今天听完以后，对一流学科有了新的认识，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
首先，我发现政治学一流学科的学校基本上都是“家有一老”。咱们华中师范大学有张厚安老先生，人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是特别的难得特别珍贵的事。像复旦大学有刚刚去世的王邦佐老师，天津师范大学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权威学者徐大同老师，吉林大学有王惠岩老师，北京大学有赵宝煦老师……大家看这些一流大学，基本上都是“家有一老”，所以我们大家都要爱护我们“家”的“老人”，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发现这个“家有一老”里的这些“老”都非同寻常。因为这些“老”，他们青春永驻，身体非常健康，而且思想非常活跃。像我们张厚安老师今天下午可能还在线听。上午我们看完张老师的录播视频后，张老师在医院里照顾老伴何医生，还专门饱含深情地跟我们打视频连线，与线上线下的老师同学们聊聊天，打个招呼，让人特别感动！尽管退休多年，依然关心其所开创的学科和专业发展情况，依然把学术当作毕生的志业，实在难能可贵，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发现一流学科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接力棒交的特别好。今天上午张厚安老师在发言的时候高度肯定了徐勇老师这一棒跑得特别漂亮特别出色。其实学术也是像接力赛一样，只有每一个接力棒都交得好、传承得好、跑得好，才可能为后面的学术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是我关注到的第三个方面。
最后一点就是这些一流学科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和稳定的研究领域。华中师范大学关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农村政治的研究，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基层民主和基层治理的研究，在海内外都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和极高的美誉度。今天上午，徐勇老师说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就是要发扬“土”的精神，我理解徐勇老师说的这个“土”不是“土气的土”，而是“乡土的土”，是要扎根中国这块泥土，我想是这个意义上的“土”。这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强调的，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就从上述四个方面简要谈谈我对一流学科的一些认识。
接下来，我开始跟大家汇报今天我要分享的主要内容。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田野政治学的学术传承，二是田野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三是田野政治学的方法自觉。
二、田野政治学的学术传承
今天我们召开张厚安老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讨论、重视田野政治学的学术传承问题。关于田野政治学的学术传承，我想讲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学术品质的传承，第二是学术品牌的传承，第三是学派的传承，第四是方法的传承。这是我自己在这几天集中学习张厚安老师的学术文集以后，所形成的一些最新认识、体会与收获。其实之前一直有关注、认真拜读过张厚安老师的文章，加上徐勇老师之前在不少文章里反复提到过张厚安先生，不过像这一次这样集中学习、领会和反思张老师的学术思想，还真的是第一次。
第一个学术品质的传承。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理论务农”、“背靠政府”这八个字。应该说，这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很重要的一个立足点，“理论务农”我们讲了很多，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是“将‘理论务农’一代一代传下去”。“背靠政府”怎么理解？我们不难发现，从张厚安老师开始到徐勇老师，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跟地方政府的关系都很好。我们有时很惭愧，因为我们生活在广东，徐勇老师在武汉，徐老师他们竟然跟广东地方政府的关系比我们还要好。你说，能不让人难过吗？！我们心里面特别难过，但是难过的同时又特别敬佩徐勇老师及其团队。尽管我们本来更有地缘优势，结果华中师范大学徐勇老师及其团队“背靠政府”比我们“背靠”的还要好。
第二个学术品牌的传承。华中师范大学从张厚安老师到徐勇老师及其研究团队四十年来一直从事农村政治研究，从张老师的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到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再到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到现在的中国农村研究院，一路走来这个学术品牌在中国人文社科界已经颇负盛名，而且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誉。实话说，在中国大学里面像徐勇老师这种办研究院办得好的真不多。可能有学院的话是不是更好一些？毕竟大学的建制还是以“学院”为主，以“研究院”为辅。是不是我们有本科，有优秀的本科生作为专业长远发展的根基，加上其他方面的资源也可以倾斜过来，这对我们专业发展、人才培养都会更加有利。当然，这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徐勇老师和中国农村研究院的老师们参考。
第三个是学派的传承。可以这么说，华中农村研究学派、田野政治学派，在国内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有目共睹。张厚安老师在他的文集中也反复强调，学者不能只是满足于发几篇文章、写几本著作，关键还是要创立学派。从张厚安老师到徐勇老师一直都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学术抱负，确属难得。对于像八零后九零后来说，或许创立学派是比较难的事。可能确实在老一辈学者面前勇气还不够。在这方面，年轻人也确实要多向张厚安老师、徐勇老师学习。毋庸置疑，华中师范大学田野政治学的第一代领路人是张厚安老师，徐勇老师是第二代领路人。尽管我们曾经对于学术学派比较谨慎，毕竟创立学派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现在看来，大家对于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学术学派，还是会承认和给予高度评价的。
第四个是研究方法的传承。在拜读张厚安老师的文集的时候，我总结张厚安老师强调做学术研究的时候，要注意三个方面的方法论的问题：调查研究的方法，政治学的方法，唯实的方法。应该说，这些方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张厚安老师从1983年开始从事农村调查，在社会科学界确实起步较早。第二个是政治学的方法，这是张厚安老师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的一个研究方法。即要以政治学的方法研究农村问题，研究农村问题要从政治学出发。当然最根本的还是唯实的方法，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是第三个方法。我觉得华中师范大学有这样的学术传承，而且做的确实特别好。我观察我们中国的大学，我自己的体会是，好的大学好的学科在学术传承上确实做得都很好。
总之，关于田野政治学的学术传承，我觉得有四点重要意义：第一，推动了政治学者重视研究“三农”问题。比如说华中师范大学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力，再到二十一世纪，其他的学校无论是他们培养学生，还是老师都主动向华中师范大学徐勇老师及其团队学习。这就是学术影响力、学科影响力。
第二，推动了实证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实证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农村开始，这是很好的一个起点和发展。我们应该很自豪地说，中国不仅有实证政治学，而且起步还挺早。可以说，它是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重建同步发展的。
第三，推动了中国政治学走向国际社会。其实中国政治学在国际社会能够有所影响和发展，我觉得与华中师范大学徐勇老师及其团队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经验研究出发，再到三农问题在国际期刊发表，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问题密不可分。我们要看到农村政治研究让中国政治学走向国际社会的重要意义和学术影响。
第四，推动了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张厚安老师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的现实，改变农民利益难以维护的现状，为农民发声，为农民代言。应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得。这可能比发几篇论文、出几本专著更为重要。这也是学术良心、学者良知的体现。正是因为有张厚安老师如此高尚的追求，才使得华中师范大学的农村政治研究真正是从农村实际出发，立足改变农村政治格局，应该说，这对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还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三、田野政治学的理论创新
接下来要跟大家汇报的是关于田野政治学的理论创新问题。我想有四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和重视：
第一，创新的出发点，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认识中国社会。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其实无论是建国以前还是建国以后，学者的使命就是认识中国，中国是什么样的政治格局？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乡村政权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张厚安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回答了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中国的基层政权、乡土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这就是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乡政村治”。这是张厚安老师的原创性概念。
第二，创新的方法是什么？从张厚安老师到徐勇老师，一直强调也一直在努力提出新的概念、新的命题、新的理论。这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最近一些年来培养博士研究生希望达到的学术目标。应该说，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逐渐达成了共识。
第三，创新的标志是什么？创新的标志就是，形成了一些公认的新的学术概念。像张厚安老师到徐勇老师提出的这些标志性概念，“乡政村治”、“祖赋人权”、“韧性小农”、“东方自由主义”等等。这些新概念是学者学术创新的标志，也是学者学术创新的身份象征。
第四，理论上的旨向是什么？这个旨向核心的一点就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完善。刚刚郎友兴老师说，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向西方（学术）看齐，而不是相反？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我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向西方看齐这是自然的事，与之相反则未必。
我们看到在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的话语理论体系上，华中师范大学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所以徐勇老师那本《田野政治学的构建》，我们很期待出版。应该说，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如果没有这些认识和理解，我们总是以为我们没有建构中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其实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是很自卑。实际上，也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只是没有去梳理它，结果就是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我们都是跟着别人走，学习西方，我们永远在路上……其实我自己一直想写一本书，梳理中国二十年来三十年来，我们创造了哪些公认的政治学概念，我觉得这些零散的东西梳理出来以后，大家就认识了，也就会逐渐有共识了。当然，从认识到共识，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
田野政治学的理论创新，至少有两个意义值得大家去思考：其一，促进我们的知识增长和理论贡献。之前学术界对田野政治学确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田野政治学天天搞调查，认为调查就是讲故事，而讲故事很难对知识增长有贡献。今天我们应该有勇气来回应这些质疑，我们的研究有我们的概念、学科体系、独特的培养模式。当然，是否认同这些概念，则是另外一回事。
其二，我觉得田野政治学在构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上，已经走在国内前列。我之前上课的时候，把国内政治学二十年的发展做了一个梳理，发现在中国像徐勇老师这一代五零后六零后做政治学研究的学者，大概有两种人是转向政治学的。一种就是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向政治学，但前提是必须接受过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良好训练，当然前提是该校必须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科、专业，或者攻读过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像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就有这个学科，毕竟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这个学科和专业。有些学校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学科，那如果有哲学的话，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中国哲学，那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中国哲学转向政治学。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这两类人的发展确实可能不太一样，主要研究方向也不一样。从哲学转向政治学的，可能更喜欢从事政治哲学或者政治理论研究。而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过来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则往往更倾向于从事实证政治学研究。我们今天会议研讨的华中师范大学张厚安老师，包括徐勇老师等都是最好的明证，他们都是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过来从事政治学研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推进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等方面，田野政治学已经走在前列。
四、田野政治学的方法自觉
最后要跟大家汇报的是关于田野政治学的方法自觉的问题。从张厚安老师的文集来看，张厚安老师强调要研究农村政治问题，必须牢牢抓住如下四个方法。当然，这是我的概括与理解，未必恰当。这四个方法值得引起大家关注和重视。
第一，实地调查的方法。在中国真正大规模去做实地调查，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的事，特别是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来，村民自治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实地调查的方法随之逐渐得到推广。但是张厚安老师及其团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1983年开始就在不断从事实地调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证政治学研究最早的尝试，也是田野政治学最早走向“田野”的尝试。
第二，实验法。1996年，张厚安老师带领学术团队在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水月庵村做的村治实验。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者较早采用实验的方法从事研究。今天我们讲政治实验的方法，大家往往会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所开展的乡村实验。如果不是从事村民自治研究的话，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提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团队的黄梅村治实验。因此，重视学科史还是非常有意义。将实验的方法引入政治学，如果大家对学科方法有认真的研读之后，会发现这是现代政治学里面讲到的方法，到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之后，才把量化的方法、实验的方法等引进来。我们这么早就做了相关村治实验，其实是很难得的事。包括后来在其他地方所开展的相关实验，比如，南农实验，即在广东蕉岭等地所做的这些实验。应该说，实验方法的自觉，推进了实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从方法论来说，已经超越了中国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比较早就具有“政治科学”的意识。
第三，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方法是张厚安老师、徐勇老师在开展村民自治研究是时候，都非常重视的方法。前段时间，我有幸参与了“政治学人”平台举办的一场关于案例研究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研讨。结合中国政治学研究，我对于案例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的运用情况做了一个简要分析。其中，也引用了徐勇老师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村研究领域存在的“只见树叶，不见森林”等现象的批评。这一问题其实还蛮严重。应该说，徐勇老师及其团队还是有较高的方法论自觉。我发现，确实存在“两张皮”的现象，讲方法的只讲方法，不管怎么使用如何做研究。做研究的却不太懂方法使用的技术与要求。讲方法的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方法，出现了哪些问题也没有发现。另一方面，做研究的就只管做研究，方法上有没有缺陷也不去深究。这样来看，其中的问题自是不难发现。
最后，定量研究的方法。还有就是从质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张老师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仅仅有一个观察思考还不够，还要有量化的、数据的分析，张老师是很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要求。中国政治学强调量化研究还是学习“二战”以来美国政治学科学化的结果。张厚安老师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流行定量研究，他那么早就强调要注重定量研究，应该说这是强调要提高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我觉得张厚安老师真是很有超前的学术眼光和对世界政治学发展趋势的敏锐把握。
简而言之，田野政治学强调政治学方法的自觉，至少有两点意义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第一，推进了中国政治学科学化的发展进程。关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大家在学《政治学原理》的时候，总是会质疑政治学是不是科学？政治学到底是人文还是科学？我觉得华中师范大学从张厚安老师到徐勇老师及其研究团队的努力就很好地回应了这些质疑。张厚安老师、徐勇老师告诉我们，政治学是科学，它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告诉你人民公社解体以后，乡村政权是什么样的状况，今天农村基层民主是什么状况，等等。
第二，田野政治学的迅速崛起，缩短了与西方流行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距离。一般认为，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这是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终结。终结的意思是说从此政治哲学就比较流行，成为显学。而行为主义则逐渐转向后行为主义。其实张厚安老师1982年在湖北省政治学会议上首次强调要“理论务农”，然后接着开始研究农村问题，已经是在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研究农村政治现象。他们采用参与式观察、实地调研、访谈等方法，去研究农村政治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讲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是跟西方真的是有那么远的距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迅速补课，而且迅速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付诸实践。张厚安老师及其团队就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中国使用的“先行者”。但是我们用这套话语来跟人家讲同样的事情总是会很吃亏，所以我们既要懂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又要懂中国的实践与运用，而且要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西方平等对话，不卑不亢地对话。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汇报的主要内容。不当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
最后，再次感谢张厚安老师，感谢徐勇老师，感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为我们创造的学术研讨机会！
谢谢大家！
本文系阮思余于2021年9月2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举办的《将理论务农”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张厚安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暨“乡政村治”与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