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硕士论文答辩与学术写作方法
——基于2018年5月硕士论文答辩的观察与反思
阮思余
每年的五月份都是答辩季、开题季。刚刚过去的一周（2018年5月20-26日）是答辩开题周。这一周，我共参加了三场答辩，两场开题（MPA和社会管理）。就这三场答辩的情况来看，有不少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当然，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学理论和社会管理这两场学术型硕士答辩，不包括专业学位型（学科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答辩情况。应该说，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各种研究文献之中，只是程度的不同以及频率出现的高低而已。因此，详细梳理出来，还是蛮有意义和价值。至少后来者可以从中汲取营养，研究者也可以有所反思。
问题一、研究问题不够清晰
清晰的研究问题，这是答辩委员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期刊编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研究者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缺乏围绕某一个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意识。最后，呈现出来的文章要么是围绕某一主题而不是问题的论文。研究问题不清晰、不具体、不聚焦，这是我们在答辩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这一问题非常普遍。我就不就某一篇文章做详细说明。
问题二、文章标题涉及两个相关问题
一般来说，文章的标题最好就只是研究某一个问题。如此，研究的问题比较聚焦，也不容易引起争议。可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经常出现两个相关问题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今年有一篇论文的标题是《转型中单位制社区的社区认同研究》。这里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单位制社区的历史转型问题，二是单位制社区转型过程中的社区认同问题。研究者在写作的时候要处理这两个问题，如果开篇没有对研究问题做很好的界定，就很容易处理不好这两个问题。作者自己写的时候可能不觉得是一个问题，可是读者会明显发现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区转型的历史问题，二是转型之后的认同问题。作者并没有对转型过程中每一阶段的认同进行深入研究，而只研究当下的社区认同，这就没法对认同问题做一个历史的考察，并由此分析社区认同的发展趋势。这就导致文章的重心和落脚点并不突出，也难以得出作者想要的结论与研究发现。
问题三、缺乏研究对象的基本数据、信息与故事
我们做一个研究，尤其是定性研究，需要充分掌握研究对象的相关信息。这样才能讲好一个故事。可是，我们发现，不少同学的文章，缺乏对相关研究对象的较为充分、完整、有效的信息。这就没法讲清楚一个故事。没法讲清楚一个故事，当然就没法把问题说清楚，当然也就会影响到我们对问题的研究。比如，前述《转型中单位制社区的社区认同研究》一文，作者对该社区成立以来包括现在的相关信息，比如人口信息、管理体制状况、社区治理状况等都缺乏相关了解。这就没法把这个社区的故事说清楚。再比如，我们研究大学体制的变迁，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故事来论证我们的论点。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丰富的故事、案例，这就导致我们没法了解大学体制的变迁是如何具体展开的。而且，这一展开的过程的内在复杂性，比如不同类型的大学的差异，不同时期不同政治气候的地区的大学环境的差异，不同政治气候下的大学内部治理的差异。这些都需要通过丰富的故事的呈现，由此才能做深入的考察，进而揭示大学内部的管制、治理的差异。
关于研究对象，我们需要认真选择、仔细甄别。哪些属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哪些不属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这个需要我们仔细甄别。比如，我们讨论亚洲女性政治家，那就有一个问题，到底哪些人属于亚洲女性政治家？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文中有所交代，可能会更好。遴选的标准是什么？以具体职位，国家或者地区领导人以上？权威或者影响力？历史功绩？台湾的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算不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算不算？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
这里面，还要注意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比如，我们研究大学治理，我们需要注意大学治理与一般的治理的结构性差异。因为大学除了政党、国家之外，还有学术，也就是除了党的书记、校长（院长）之外，还有学术权威。学术权威与领导体制（书记、校长院长）之间是何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做适当的交代，或者我们研究的时候都要有所注意、有所交代。
问题四、文章结构混乱、逻辑层次不够清晰
文章的结构非常重要，因为所有读者往往首先会看文章的标题，然后就是文章的结构，所谓目录。如果我们要分析某一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政府间关系，那就首先要讨论这一政府间关系所反映出来的学术问题，然后就要去寻找相关理论解释、概念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去分析政府间的具体关系，他们是如何互动的，又是如何紧张的。通过这一研究，又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另外，不少研究都喜欢用基层治理，但是如果研究基层治理的问题，往往论者们只喜欢研究某两个政府间的关系，从研究的技巧和便利来说，当然是研究最基层的政府关系更好，比如，县区与镇街的关系。不过，即使这样，也不能忽视这一问题可能涉及到的更高层次的关系，即使我们不重点研究这些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些关系本身的重要性。至少要从国家政策、相关文件、法律要求等方面，给出一个最基本的关系路线图。完全没有这种更高层政府与基层政府间关系的分析，往往就会出现把复杂的政府间关系过分简单化，当然也就没法揭示政府间的真实关系路线图。
问题五、历史阶段划分存在诸多问题
如果我们要研究某一问题的历史发展阶段，就涉及到对相关历史发展阶段做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划分问题。从今年答辩的情况来看，关于阶段划分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合理划分不同阶段的依据、标准问题。我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划分依据是什么？每个阶段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做出清晰的划分与界定。否则很容易引起争议。
二是阶段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关于阶段划分，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虑，这就是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内在逻辑问题。如果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内在逻辑没有说清楚，我们也难免给人生搬硬套的感觉。比如，我们要研究大学治理体制的变迁，我们往往喜欢从一些学术概念，比如“双线并行”、“一元统合”来做区分。但是如此划分导致的问题就是：首先，这样的划分是否清晰揭示了大学体制变迁本身？建国以来的大学治理体制变迁，主要受制于宏观政治环境和政治对于大学管制方式的不同而改变。其次，由此断言前两个阶段的大学治理是失败的，是否意味着后来的治理就是成功的？如此论断是否过早或者过于武断？恐怕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是需要阶段划分却没有阶段划分。有时候如果通过阶段划分，确实能够把问题论述得更加清晰。换言之，我们的论文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行阶段划分的地方，却看不到阶段划分。比如，我们讨论亚洲女性政治家的崛起，要是有一个纵向的历时分析，或许效果就会更好。这样便于读者对于二战以来亚洲女性政治家的崛起有一个整体的历时的阶段性特征的把握。因此，要不要进行阶段划分、如何进行阶段划分，都是很有讲究的事。
问题六、明明需要重点分析的地方却没有详细展开
每篇文章研究的问题不尽相同，而研究的侧重点往往也是由问题决定的。可是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是会有期待的。比如，如果我们要运用运动式治理的理论来分析某一领域，比如网络订餐的食品安全问题，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对这一领域的运动式治理的特征做一界定，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一领域的运动式治理做出很好的界定，那我们就能够搞清楚，其与其他的运动式治理有何相同之处，又有何新的特征？只有这样，文章才会显得非常有意思。否则，简单套用运动式治理的观点，而不做深入分析，那就难以深入把握这一领域的运动式治理的特性。比如，我们研究康有为的“民”观念，我们需要在康有为的“民”观念这一问题上充分展开，读者也非常期待看到康有为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内容，可是作者却非常简单地一带而过，并没有做重点展开，这就没法清晰呈现康有为的“民”观念的具体内涵。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属于应该重点展开而没有重点展开的地方。读者会感觉看得不过瘾。所谓刚刚开了头却又匆忙结了尾。
问题七、关于政治观念的时代考察与时代定位问题。
一般来说，研究某个人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概念要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来考察。毕竟，任何政治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离开了对于特定时代的关照，都难以理清某一政治思想的时代意义。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要研究某一个政治思想、政治概念，难免自觉不自觉地拔高其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地位。这不是我们故意要为之，而是一种思维本能与个体无意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研究者是要为自己的研究寻找研究意义和价值，而故意抬高其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的意义。
因而，实事求是地定位某一思想的时代意义就显得特别重要。比如，研究康有为的思想，既要从康有为本人思想的转变，尤其是戊戌政变前后思想的转变来考察，又要从儒学遭遇现代性的冲击这一视角来进行分析，同时，还要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引入与晚晴思想转型的高度来审视。离开了这些思想维度，可能对康有为的思想的把握就会出现某些偏差。虽然研究者可能是研究某一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的非常具体的内容，比如，研究康有为的“民”观念，但是离不开这种宏观的、整体的驾驭和把握，否则我们就难以从整体上把握某一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由此，才能对其思想的历史贡献和时代意义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与分析。正如王金红老师所言，康有为的民观念，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微弱的启蒙之光。不能过分拔高其对于中国国民启蒙的意义。毕竟，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启蒙的问题，主要还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事。
问题八、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与理论分析
最后，想说的是理论思维与理论分析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学位论文缺乏一种理论思考的意识和眼光。从今年答辩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明明是理论探讨、理论思考却偏要回到对策思考。理论思考与对策思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思路和研究取向。一般来说，研究生学位论文不太倾向于做对策探讨。当然，像MPA这样的专业学位论文除外。而且，还有一种情形，明明文章最后要回到理论探讨，作者写着写着，最后却跑到了对策思考，这一现象也是非常奇怪。比如，网络订餐食品安全问题，作者明明是运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其运动式治理的机理，文章最后明明要回到运动式治理的理论探讨，可是作者写着写着，最后却跑到了对策思考去了。这样文章前后的逻辑明显不对称，而且一下子拉低了文章的研究层次。
二是研究停留于一般性的知识梳理和概况描述。文章缺乏更高的理论追求和理论定位，有一种情形就是停留于一般性的知识梳理和现实描述。比如，我们以潮州商会为例来研究香港民间商会的政治参与，我们的研究就不能只是对于潮州商会的政治参与做一般性的特征揭示。如果能够上升到对于香港民间商会政治参与的一般性理论认识，是不是更有深度一些？当然，这就需要通过补充其它商会的相关资料，来论证你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这就需要追问，潮州商会的政治参与在整个香港民间商会的政治参与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处于何种地位？同时，通过对于民间商会的政治参与做一理论上的梳理，进而增进对于政治参与理论的认知。这就是学术研究所要达到的对于理论知识的增长的作用。
比如，如果要讨论亚洲女性政治家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只是停留在讨论亚洲女性政治家本身，要上升到亚洲女性政治家的崛起与政治学关注的重要问题的关联思考。比如，亚洲女性政治家的崛起对于亚洲的民主化有何意义？如果回应塞缪尔·亨廷顿关于三波民主化的论述，那亚洲女性的崛起，与第三波民主化或者其他的民主化研究有何关联？也就是要回应一个理论问题，这既是亚洲女性政治家的崛起，到底对于亚洲的民主化、民主理论的发展有何意义？即使我们不能给出很有力度的分析，但是我们也应该要对此有所回应或者适当做些讨论。这样的研究，学理性才会更强。
结语：论文答辩是一场学术对话与思想交流
写这篇稿子，主要还是想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讨论我们如何做一个有质量的研究，有意义的研究。说白了，如果通过硕士论文的写作，提高我们的研究能力，至少是学术论文的写作能力。具体来说，我主要想表达如下三层意思：
一是通过研究硕士论文，发现写作者常见的问题。通过分析今年我所参与的硕士论文答辩，发现同学们的论文所存在的问题，由此反思我们该如何去研究问题、如何进行学术写作。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首要目的。其实这些问题不只是普遍存在于硕士论文之中，其他的研究文献，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当然，我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以后少出现这些问题，最好是不要出现这些方面的问题。亦即，总结这些问题的目的既是提醒我们自己，也是提醒后学者（包括师弟师妹们），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的关注和思考。
二是发现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上述问题，我在参与答辩的时候，针对每篇论文，我都逐一指出来。现在又系统的整理出来，其目的并不是说我们大家的文章一无是处，也不是说我们的研究没有意义。我只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研究视角。当然，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有些可以消化吸收到我们的论文中去，有些可能是后续研究需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只有视野开阔了，我们对某一问题研究的空间也才会更加广阔。
三是硕士论文答辩是一场思想交锋与学术对话。我向来认为，不只是博士论文答辩，高质量的硕士论文答辩同样是一场思想的交流、学术对话、学术讨论与学术交流。答辩过程本身，既是答辩老师们之间的交流，又是答辩老师与学生间的交流。这种交流非常重要。毕竟，每年的机会往往都不会太多，而且通常只有一次。老师们彼此可以互相从对方获得相关学术信息。虽然大家都是同事，但是毕竟大家平时的交流和讨论并不会太多。而答辩是一个难得的学术信息共享和学术交流的契机。另外，硕士生经过硕士论文的训练，在学术上也有所积累，可以借答辩之机与老师们多多交流多多讨论。虽然每一位同学的答辩时间有限，答辩会上的交流讨论可能受限，但是答辩完之后，还是可以继续就答辩时老师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与同学、老师们进行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2018年5月25日晚动笔
2018年6月2日上午十一点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