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西方的诠释学传入之后，时见有人援用“误读”之说以衡文。所谓“误读”，不光指个别训诂方面的误解，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解读有误，有的正是理解方面的全盘错误。《文心雕龙》内容丰富，文辞艰深，更易造成误读。所谓刘勰专主古文学派，就是学术界广泛传播的一种误读。
考此说首由范文澜先生所提出。他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
刘勰撰《文心雕龙》，立论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序志篇》说，本来想注儒经，但马融、郑玄已经注得很精当，自己即使有些独到的见解，也难得自成一家;因为文章是经典的枝条，追溯本源，莫非经典，所以改注经为论文。
范氏为早期注释《文心雕龙》的权威学者，故此说一出，随即得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学者的赞同。杨明照先生国学基础湛深，治学恪遵传统规范，对此深表同意，他在《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思想》一文中总结道:
总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表现的思想为儒家思想，而且是古文学派的儒家思想。
王元化先生熟谙马恩原著，精于西方思辨哲学，因此他的研究《文心雕龙》，属于新派，但他也认为刘勰的主要倾向应属儒家古文学派。他在《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中说:
刘勰撰《文心雕龙》，基本上是站在儒学古文派的立场上。这一点他在《序志篇》中说得很明白:“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末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马融、郑玄是汉末儒学古文派大师，刘勰不仅对他们极为称道，而且对于刘歆、扬雄、桓谭等也表示赞美，说明了他对儒学(尤其是古文派)的尊崇。
杨、王二氏是龙学界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对此意见一致，可以认为刘勰站在古文学派立场的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应该说，他们对此也作出过很多分析，例如杨明照先生曾经举出六条证据，“再拿全书来考查，也无不吻合”。因为这些论证文字篇幅过大，无法一一列举。但我对此仍有疑问。这里我只想指出如下一点，杨、王等人论证问题时，只是单方面地举证，排除了刘勰在其他方面的一些论述，例如他对汉代今文学派的赞语与对玄学的称颂，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就不见得全面与公正，得出的结论，不免显得偏颇。
早在20世纪80年代， 就有一些专家对此提出不同意见，马宏山先生提出《刘勰的儒家思想并非古文一派》，陶礼天先生作《<文心雕龙> 与经今古文学述略》，都曾进行过细致的论证。陶文后出转精，论述尤为具体，足资采信。我则曾作《<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提出刘勰兼崇玄学的问题，也是从刘勰并不固守古文学派立场着眼而进行考察的”。而我觉得这一问题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如欲彻底解决，则尚需将其置于中国经学发展史的背景下加以透视，考察刘勰生活年代的学术环境，再对刘勰的行文脉络进行分析，才能正确把握其原意。今即遵循上述途径试作探讨。
重视汉代两次经学会议所起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上承汉代，学术界亦深受其影响。自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左右士子动向的法定准则。经学之中又分今文与古文两大学派，西汉主今文，东汉古文崛起，逐渐取得优势。两大流派之间的竞争，因与仕途有关，故论战不断，冲突不歇。经师之间为了争取不同学派的独尊地位，又有师法、家法之分。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目的都在保持倡始者对某一经典的解释权。
汉代学术界洋溢着传承儒家经典的热忱，士子通经者即可入仕，经师以此作为私有财产，逐渐形成了一些经学世家，并在政治上取得重要地位。只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与变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学术界则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于是又有新的学派崛起，力求取得统治者的认可，而去分割部分政治利益。
由此可见，汉代士人热衷于经学，不光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经学的传承也不只是教育层面的问题，这些都与仕途有关，反映了时代的发展与政治的动向。前人也已注意到了这些方面的复杂情况，但对经学之影响于文学，则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文心雕龙》是一部研究文学问题的专著。刘勰重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时序》篇中顺次叙述历代文学的变化与发展，自然会把王家的政治措施作为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加以考察，文中历叙汉代帝王之推重儒术，影响文风，如云“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词藻竞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到了东汉时期，情况有了更大变化，“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末后他又总结道:
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
如上所示，刘勰认为汉代的文学创作受到儒家学术的很大影响，而经学的发生作用，则与汉代的“历政讲聚”有关。其中两次重要的经学会议，即西汉宜帝时的“石渠”会议与东汉明帝时的“白虎”会议，二者发生的影响尤为深远。
这两次会议，在史书上有完整的记载，后代研究经学的专家也无不叙及，《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云:
(建初四年) 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
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这里首先介绍的，是有关《五经》博士的设置。每一种经典往往有博士数人分别传授，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异同，于是汉宣帝在甘露三年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如何统一思想。《汉书·宜帝纪》云:“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
有关记载，尚见于《汉书.施雠传》等文献，可知参与讨论者有韦玄成、梁丘贺等人。这些都是著名的今文学者。西汉之时本来就是今文经学垄断一切的年代。
白虎观会议的情况有所不同。会议规模宏大，仅据《后汉书》中的记载，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其中也有主古文经学的学者，但多数学者仍主今文家说。二者之间虽有争论，然而今文经学仍占尽上风，故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
惟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为旷世一见之典。《石渠议奏》今亡，仅略见于杜佑《通典》。《白虎通义》犹存四卷，集今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赖此一书稍窥崖略。国朝陈立为作《疏证》，治今学者当奉为瑰宝矣。章帝时，已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以诸儒杨终、鲁恭、李育、魏应皆今学大师也。
刘勰在《时序》篇中首先强调“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而以汉代而论，自文帝、景帝之时兴起经术后，一直延续至东汉之末，中间产生的不少杰出作家，他们的作品“华实所附，斟酌经辞”，文学上受到经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巨大。这段文字从头到尾，刘勰都是以赞颂的口吻叙述的。《时序·赞》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刘永济释之曰:“东汉中兴以后，顺、桓以前，稍改西京之风，渐靡经生之习，由丽辞而为儒文，此四变也。”这一总结符合刘勰原意。
行文至此，似可作出如下概括:刘勰纵论两汉文学，着重考虑武帝之后历代帝王倡导儒家学术所起的作用，而又关注这——学派的核心一经学所发生的影响。情况表明，两汉文人之所以取得优异成绩，与“历政讲聚”密切相关，而其中的两次重要会议——石渠、 白虎，正是今文经学占尽上风的主要场合。刘勰大力宣扬今文经学的效应，后人又怎能视而不见，把他看作完全站在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呢?
白虎观会议中出现的新变
先秦两汉时期，尚还处在历史的早期阶段，迷信之风甚为浓厚。西汉之初，刘邦起而抗秦，就有赤帝子杀白帝子的传说;东汉之初，刘秀起兵时，又获赤伏符，而大增成功的信心。光武信谶，明帝、章帝继起，情况类同，这些必然会在学术上有所反映。
今文经学好言灾异，如京房之言《易》，夏侯胜之言《尚书》，董仲舒之言《春秋》， 都有凭托天人感应之说而议政的作风，于是孔子逐渐被人神化，学术界就有一些配“经”而行的纬书出现。东汉之世，学者以通七纬(《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为内学，以通五经为外学，谶纬地位的重要，由此可见。白虎观会议中，必然会有图纬之说掺入。这种以纬配经，乃至发生其独特作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
皮锡瑞在介绍白虎观会议中的情况时，认为“《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实际上也承认其中已有古文经学的掺入。
自西汉后期起，古文经学就在慢慢地传播与发展。哀帝之时，刘歆请立《左氏》博士，说明古文经学已有起而抗衡今文经学之势。这是因为今文经学取得垄断地位之后，大家视之为利禄之所在，于是学术上的求真与探索精神迅速消退，随之转变成了一种庸俗神学与烦琐哲学的杂烩，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学术界的鄙弃。刘勰在《论说》篇中也说:“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古文经学有古代典籍为依据，有传为先圣周公拟制的礼乐文化为号召，又有周代体系完整政制为理想，自然也会引起统治者的关注，因而东汉之后，古文经学迅速崛起，且在政治上和学术界取得重要地位。学者队伍中也就出现了一些兼治二者的人物。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学者中，班固、贾逵二人声誉甚高。班固为奉旨撰写《白虎通义》的作者，他主今文经学，但也通古文经学;贾逵之在后代，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但也通今文经学。《后汉书·贾逵传》曰:“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冤抑积久，莫肯分明。’”与此相应，东汉帝王开始正式接受古文经学，东汉学者的著述中也就经常出现今古经学上的杂糅现象，从而古文经学也就慢慢地取得了与今文经学并列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经学界的动态
东汉之后，经学已与士子的仕途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因此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大为减少，学术界已少见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的尖锐冲突。相反，二者兼容的情况更为常见。况且知识界受时风的影响，其他系统的学术正在不断渗入儒家的经学。
一般认为，南方王朝初建时，经学较为沉寂，北方王朝因与中原文化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经学较受重视。其时的经师，大都不再专主一经，而是继承郑玄等人的传统，广习众经。
早在晋代，儒者已经开始摆脱两汉学风，着重兼综，《晋书·儒林·虞喜传》曰:“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著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刘兆传》曰:“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 《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氾毓传》曰:“合《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 《肉刑论》，凡所述造七万余言。”《徐苗传》曰:“作《五经同异评》，又依道家著《玄微论》，前后所造数万言，皆有义味。”《杜夷传》曰:“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董景道传》曰:“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三礼》之义，专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于此可见晋代经学已经出现了新的面貌，不专一家一派之说，重在博综沟通，独创新说。
时至南朝，儒林中人除了直承前代学风外，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一是更多吸纳了玄学的成果，形成二者之间的交融。三“玄”中的《易》经本为儒家经典，此时更扩及其他几种经典，与《老》《庄》综合起来研究;二是《三礼》之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
南朝篡弑相寻，人伦颠倒，统治阶层乃思通过礼学的倡导，重建社会秩序。而且南朝文士沐浴玄风，行为不检，礼学之盛也是应对时代风气的一种反拨。
下面可从《南史·儒林传》中征引一些材料以说明之。《伏曼容传》曰:“曼容多伎术，善音律，射驭、风角、医算，莫不闲了。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 《论语义》。”《严植之传》:“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遍习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崔灵恩传》:“灵恩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制《三礼义宗》三十卷，《左传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义》十卷。”《太史叔明传》:“少善《庄》《老》，兼通《孝经》《论语》《礼记》，尤精三玄。”其他讲授《五经》与《三礼》的儒者不一而足，兹不赘述。
其时南北之间还有一些儒者在流动，如崔灵恩，本仕北魏，后于梁时入南，遂把兼习今、古文的学风也带到了江南。刘芳则把南学带到了北方，《魏书·刘芳传》曰:“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穀梁音》..... 《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可见这一时期的两地学者早已不再拘守一家一派之分了。
众所周知，皇侃的《论语义疏》是流传至今的一部六朝著名经注，研究玄学的人无不重视，因为皇氏承何晏之余风，好以玄理解释孔门义理。《南史·儒林·皇侃传》，上还说:“尤明 《三礼》《孝经》《论语》。”“侃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撰《论语义》《礼记义》，见重于世，学者传焉。”今按《论语·先进》第十一“季路问事鬼神”，皇侃疏曰:
外教无三世之义，见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说现在，不明过去、未来，而子路此问事鬼神，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法云何也？此是问过去也。
这是南朝士人承用佛教中的一种说法。他们称佛教为内教，儒学为外教，内外之称，还有一些扬佛抑儒之意。作为儒者的皇侃引用此说，与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提出“般若之绝境”而压抑本土的有无之辨情况有些相类。这也可以说明，南朝学者对各种学说往往兼容并蓄，并不拘守一家一派。足见其时学者不太讲究“立场”问题。
刘勰精通内教，但在《文心雕龙》中则努力排除其影响，这正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值得深思。他在宣讲经学时，重兼综，不专一家一派，而在追溯学术渊源时，则恪遵古来传统的脉络，不羼入其他外来教派的义理，至少他在主观上是如此做的。
这里还得多加关注他与玄学的关系。南朝学者沐浴玄风，思想上较为酒脱，不大会被某种戒律所拘束，皇侃注释《论语》时的态度就是如此。由此可知南朝经学界的宽松情景。刘勰在经学上的态度，亦当作如是观。
《文心雕龙》中对今文与谶纬诸说的吸纳
由上可知，刘勰对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无门户之见，对谶纬之说也不全然排斥，理论上如此，实践中也加以贯彻，这在《文心雕龙》中也可得到征验。下面可以征引若干事例以明之。
《论说》篇中再次叙及汉代的两次经学会议，云是:
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讲聚，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
足以见其对于这两次会议中的经说评价之高。他之所以一而再地提到“讲聚”之事，意在突出前后两次会议所起的巨大作用。而白虎观会议中的儒家经说，比之石渠会议中的理论，有所发展变化，如古文经学的掺入，谶纬的更受重视，刘勰认为都属“述圣通经”之作，后代文士应当用作文化资源。
《文心雕龙.明诗》篇云: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故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这一段话，前后用了四个典实。第一句话，引自《尚书·舜典》，刘勰以为这是大舜的垂训，所以尊之曰“圣谟”。第二句话出于《诗大序》，第三句话出自《诗纬·含神雾》，其后紧接《论语·为政》中语，用“诗无邪”之说作一小结。上述四说， 当然是儒家系统中最具经典意义的言论，然而中间却加入了《诗纬》中语，可知刘勰眼中，谶纬中说虽与经典有所区别，然而其中的若干论点，却与圣人之说相“符”，因而也具指导意义。“诗者，持也”之说，与《论语》中的精神一致。
刘勰在《文心雕龙·正纬》篇中全面地阐述了立论的宗旨，纪昀评曰:“此在后世为不足辨论之事，而在当日则为特识。康成千古通儒，尚不免以纬注经，无论文士也。”说明刘勰引用谶纬之说，依其产生的年代而言，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其中“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其中“诗者，持也”等说，就是可以当“真”对待的了。由此也可明白，刘勰并非严格的古文学者，他在经学上的见解，具有南朝儒学的共同特点。
《文心雕龙·封禅》篇中说:
……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谶，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华不足而实有余矣。
《后汉书·张纯传》叙此事曰:“中元元年，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此事尚见《续汉书·祭祀志》上，又见《通典》卷五四《封禅》，《泰山刻石文》中引用了《河图赤伏符》《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河图提刘予》《雒书甄曜度》《孝经钩命决》等“经谶”多种。刘勰以为此文继承了经典遗训，在“理”与“实”上均有足称，于此亦可见其对于谶纬之说颇有首肯的地方。
由此可知，刘勰虽嫌张纯《泰山刻石文》“美”中尚有不足，然仍举此作为封禅大典的范文，说明他还是甚为重视纬书的运用的。
《正纬》篇中还说:
……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鸟之符，黄银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平子恐其迷学，奏令禁绝;仲豫惜其杂真，未许煨燔。前代配经，故详论焉。
总的说来，纬候之说很多地方出于经生的编造，但也夹杂进了很多古代的神话传说，故有其绚烂奇幻的特点，古代文人墨客一直用在创作中，并深深地吸引着读者。即以《正纬》篇中所举的这些例证而言，后代文士亦多用作故实，纪昀评点《文心雕龙·正纬》篇，于此“有助文章”句上眉批曰:“至今引用不废，为此故也。”也可知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刘勰主古文说者致误之由
今日再论刘勰对待汉代经学的态度，是否可作进一步的申述，刘勰兼崇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实属当时知识界的常态，这里没有什么个人的特点。因为魏晋南北朝时的经学界本已没有什么严格的经学界限，经师亦多兼治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刘勰既非经师，也不墨守，因而不必也不会去拘守某一学派的立场。南朝之时今文经学已甚衰微，刘勰引用经说时，自然会少引今文经说，多引古文经说了。
焦桂美先生认为:
如从注疏数量、传习者多寡、帝王重视程度等角度对儒家经典在南北朝的流传情况进行统计、考察，我们会比较清楚地看到该时期诸经传播的不平衡现象:《公羊》《穀梁》浸微，《易》《礼》《论》《孝》兴盛。
《公羊传》本以其政治哲学见长，但如“大一统”“张三世”等论述，与六朝时期的政治现实距离过远，自然会遭到统治者与知识界的忽视。《左传》本为史学著作，叙事完整，而又文笔优美，转折多姿，刘勰在介绍春秋之时的史实时，自然会多加征引。
《议对》篇曰:“《春秋》释宋，鲁桓务议。”杨明照引多种文本与学人之说，补正之曰:“按当作‘鲁僖预议’，始与《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合。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一、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陈鳣手校本《文心》并有说。”刘勰此处径采《公羊》家说，可用以说明他的经史之学并无固定立场，而这与晋宋以来学术界群趋调和《春秋》三《传》的风气正相一致。
刘勰在《史传》篇中曾言及《春秋》三《传》，文曰: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 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铖。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这里给予《左传》高度评价，而前面的一大段文字，乃据范宁《穀梁传序》而立论，其后则又引及公羊高“传闻异辞”之说，刘勰这样处理，给予《左传》全面好评，不没《公》《穀》在理论上的贡献， 他在《文心雕龙》的这种态度，体现了其时史学界竞趋融通的气象。
由上可知，刘勰在史学方面的一些论述，与南朝学术界的现状大体相合，这里没有呈现出有什么特异之处。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
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末足立家。……
所以他要转而研究文学，改从文学入手而弘扬儒家学说。显然，他在这里提出“马、郑诸儒”，只是举例性质，以马、郑为汉代经学的代表。因为郑玄遍注群经，尤精《三礼》，六朝之人都以他为经学的代表。马融为其师，成就亦卓著，师徒合称，也是学术界的常见做法。
马融、郑玄在六朝人的眼中，形象是明晰的。郑玄注经，或可说是以古文为主，但他遍注群经，兼采纬候，不再专主古、今，后代经师大都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发展的。因此，后人一直把他视作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马融生活汰侈，依附权门，而又自称“学无常师”，时或引用老庄思想以自我辩解。刘勰博学，对马、郑的为人与学风当深有所知，那他又怎会把二人视作古文学派的代表人物来看待?
当代学人根据“马、郑”一词立论，将刘勰视为儒家经学古文学派的忠实信徒，只能视为一种误读。前人早已指出，六朝之时礼学大盛。郑玄遍注《三礼》，后人一真据此研究礼学。《梁书·刘勰传》上说:“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刘勰所陈。”可见他对礼制的关注。按照郑玄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大家对郑学的关注，刘勰对礼学的热忱，那么他之所以举郑玄为经学家的代表，实属必然之事。
这里还可探究的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这些知名学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读呢?
这里先得对范文澜的学术背景作些考察。范氏为《文心雕龙》作注，笃实周详，符合现代学术规范，故影响后人甚巨。考其研治之由，起于民国二年至六年(1913-1917) 就读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时。民国三年(1914)， 黄侃进入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文心雕龙》。他是章太炎的高座第子，而章氏则为近代力主古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黄侃之治经，与他的两位老师章太炎、刘师培一致， 亦主古文。
自清代中期起，经学上又兴起了一阵今古文之争。清末康有为等人昌言今文经学，为其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学界则视章太炎为清代朴学的最后一人。他早年投身种族革命，不论在政治上抑或在学术上，与康氏全然对立。因为古文经学重视通训诂，举大义，治学以小学为基础，强调无征不信，因而时人普遍认为古文经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科学。黄侃亦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人称章黄学派。而他在《正纬》篇的《札记》中也说:“近世今文学者于谶纬亦不能钩潜发隐，徒依阿旧说而已。”亦可见其力辟今文经学的立场。
范文澜也治经学，当年即从世传《左氏》学的刘师培治经。范氏后有《群经概论》一书行世，此书第一章第五节《今古文家法》下，则明示出于“陈伯弢先生”，这或许是因为当年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时从陈氏治史学之故，陈氏则为承袭清代朴学的一名年长学者。而清代经学的争论，集中在对《左传》的真伪与价值的判断上，范氏在该书第九章第廿四节下引“黄季刚先生”说，云是:“抑知《春秋》无《左传》，则《春秋》之本旨不见;《左传》不附经，则《左传》竟为谁而发乎?”足以说明范氏治经恪守师说，信从古文的态度。
范文澜早年的《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则在当年跟随黄侃学习《文心雕龙》的基础上继续钻研而撰就，自然带有章黄学派笃守古文学派的余风。其后范氏投身革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哲学上自然推崇唯物论，从而与经学中的今文经学距离益远。自今文经学中衍生的谶纬等说，更会遭到彻底的否定。
杨明照与王元化的年辈有差，与范氏的学术道路均有差异，但杨、王二人的主要学术活动均在建国之后，其时学习哲学，首先得分清唯心论与唯物论的界线。如上所言，清代朴学仍被认为具有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因而古文经学占有比较高的位置;今文经学，当然是必须严加批判，予拋弃的了。其中的谶纬等说，虽然内中杂有一些古代的神话传说，但总系汉代的官方学术，迷信色彩浓厚，故在强调阶级分析的情势下，也要彻底予以唾弃。
由此可知，范、杨、王等《文心雕龙》权威学者作出的这一结论，有学术传承方面的原因，也有时代风气的影响。考察一-种学说，乃至追随首创者而起的一些学者对此所作出的阐释，往往也与各人的学术传承与时代风气有关。
赘语
刘勰志在研治文学，奉儒家学术为最高准则，故对经学的影响甚为关注。汉代帝王采取了哪些重大措施，决定经学动向，影响文学的发展，自然成了他的关注之点。《文心雕龙》许多篇章涉及这一问题时，都把西汉、东汉两次经学会议置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分析其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且撰《正纬》一篇，区别出其“有助文章”的一面，从而主张有选择地从中汲取滋养。
刘勰不但在《时序》篇中纵论两汉经学，还在其他许多篇章中叙及经学界的许多重要人物，对刘歆、扬雄、桓谭等人固有赞美之辞，然对董仲舒、公孙弘、刘向也表示推崇，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固定的立场，只能视作南朝学术界的一般常见情况，后人从事《文心雕龙》的研究，也就不必太多地去关心他在经学方面的“立场”问题。须知“立场”也是中国步人20世纪下半期起才广泛流行的一种用语，刘勰生活的年代，正在经学趋于融通的南朝，刘勰与当时的文士一样，对此似乎并不固守，因而谈不上有什么“基本”“立场”的问题。
本文原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本文删去注释，引用请据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