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先生生于1913年，殁于世纪之交，终年八十八岁。他于金陵大学毕业时，抗日战争爆发，流离颠沛，崎岖于西南地区。胜利后复员至武汉大学任教，又是三年内战，生活不得安定。建国之后，他满心喜悦，投入新的国家建设，却横遭厄运，在“极左”思潮的摧残下，长期忍受折磨，直到改革开放，1978年回母校工作后，才过上正常生活。他在最后一段人生路程上，充分展示了才华。教学、科研、社会活动，都取得了辉煌业绩，为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我在当学生时就拜读过他的《古典诗歌论丛》与《文论要诠》，听到过师辈对他早年情况的许多介绍。金陵聚首之后，又在他的统率下，一起培养学生和筹划学科的建设，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今日正值他的百年诞辰，往事历历涌上心头，今仅就若干事例略作抒写。
千帆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几代都有文集传世。杜甫曾云“诗是吾家事”，程家亦以诗学名海内。千帆先生自年幼时起即学诗，后在旧体诗与新体诗的创作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上世纪30年代，千帆先生与沈祖棻先生结婚。祖棻先生以词的创作享有盛誉，也从事旧体诗与新体诗的创作。他们夫妇俩在诗学上的成就，一直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但千帆先生泽及后人的主要方面，在学术。他从年幼时起，即接受传统教育，熟读经史。后入金陵大学学习，从黄季刚、胡小石、吴瞿安、汪辟疆、汪旭初、胡翔冬、刘国钧等大师问学，在朴学、文学史、诗学、目录学等领域内积累了丰富的学识。
建国初期，千帆先生在武汉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年仅四十上下，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但随后即错划成了右派，竟浪费了近二十年的宝贵生命。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他应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之请，前来中文系任教，已是六十五岁高龄。他争分夺秒，勤奋工作，在好多方面作出了巨大成绩。这些地方，学界大都已有所闻。今结合我的一些亲身感受，缕陈如下：
一、精心培养人才。自1982年起，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即已建立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学科点。千帆先生任主导师，我和其他几位教师任副导师。其后我又与他合作共同培养博士生。但我毕业于建国之后，过去从未培养过研究生，工作不知如何做。千帆先生毕业于抗日战争之前，看到过师辈培养研究生的情况。他交游广，与西南联大的朱自清先生等也有交往，因而对培养研究生的知识了解很多。建国之后，他也带过研究生，这时结合改革开放后的新情况，也就设计出了一系列培养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的方案，于是倾注大量心血，培养出了许多顶尖的人才。他对学生的生活状况与学习环境极为关心，而对他们的学习，要求极为严格。鉴于近时的一些学生基本知识太差，他提出了每位学生必须精读四本至八本基本书的要求，如《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文选》等，要求他们一一写出读书笔记，交上后由教师认真批改，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修改意见。文章达到发表水平时，则向杂志社推荐。这既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也帮助他们迅速成长，早日为学术界所接受。我也从中学到了许多培养人才的方法。为了努力适应教学要求，自身在业务上也得到了提高。
二、不断推出成果。千帆先生在建国之前，即已出版过《文论要诠》等著作多种。来南大工作后，始终把培养人才的工作放在第一位，但教学相长，他也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除了写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等论文外，他还约请年轻的学者或正在跟他学习的学生，整理过去的讲义或旧稿。除与吴新雷教授合作，整理出《两宋文学史》外，还与徐有富合作，整理出《校雠广义》四种；与程章灿合作，整理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自80年代初期起，千帆先生即已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这时如欲自己一一整理旧稿，势难胜任，让学生执笔，根据旧稿进行改写，扩展成文，然后由他笔削定稿，这既保证了著作的质量，也培养出了人才，因而这是一种有效的出成果和出人才的方法。他在指导莫砺锋、张宏生学诗后，又合作写成了《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由于他为学生开设过杜诗研究的课程，又与他们合作写成了杜诗的专著，在他多种多样的培养方式下，也就涌现出了一批研究杜诗的专家。
三、把握正确方向。千帆先生在大学阶段时，随从一批知名学者学习，他们都是成长于清末民初的老师宿儒，国学基础湛深。但千帆先生并不以此自囿。建国之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新知。因为仅将前辈学者传授的一些知识去教当时的青年学生，显然已经不够，必须充实新的知识，才能适应新的情况。只是后来“极左”思潮愈演愈烈，学术界为“假、大、空”的学风所控制，撰文者望空立论，以标语口号营造声势，造成了一批不读书的读书人。1982年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主办培养硕士研究生座谈会，千帆先生提出了必须开设文献学课程的方案。这是针对前时的空泛之病提出的救治良方，很多学校接受了这一建议，学界风气大为好转。
随后千帆先生又提出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主张。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专业一直遵照这样的方针培养学生，成效颇著。
1996年辽宁古籍出版社为千帆先生出版《程千帆选集》。其中要不要收入《文论要诠》一书，千帆先生很犹豫，与我商量，我力劝他纳入。这书属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范畴，但与目下流传的各种批评史明显不同，书中首列章太炎的《文学总略》，还收入了章学诚的《文德》等文。因为千帆先生的学术道路有其直承清代朴学的一面，因而论文之时，首重我国的学术传统，在这基础上吸收新知。这种观念，目下时遭忽视，然有识之士如欲深入中国学术的殿堂，必须由此下手把握中国学术的特点，才能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总体的把握和深层的理解。千帆先生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纵横驰骋，不断取得成绩，与他继承这一学术传统有关。
我在50年代初期进入南京大学学习，师从胡小石、汪辟疆等先生，与千帆先生出于同一学术传统。但千帆先生比我年长得多，学术早有所成，因此我每有疑难，总是向他请教。又因我学术活动多，时常应邀参加各种会议，写作各类论文，匆匆把笔，常怕出现不应有的错误，因而常是请他审阅。而他视野开阔，思绪细密，总能提出很多可取的意见，匡我不逮。例如90年代之末，《文学遗产》杂志社约我在新世纪的第一期上写一篇文章，我就以《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为题，介绍胡小石师在建设中国文学史这一新学科时的重大贡献。但我对民国时期大学内的教学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不得不烦请他审读。千帆先生随即指出，黄焯为中华大学毕业生，与刘大杰等并非同学，不能算是小石师的学生；袁昌英是否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还得再查。这些意见，帮助我避免错误，开拓新知。
千帆先生继陈中凡师之后，出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先后将近二十年，作出了很大贡献。1997年时，千帆先生因耳目失聪，行动不便，提出了辞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请求，改荐另一位学者来承担。其时我正在美国讲学。回校后，得知省委组织部曾来中文系调查，将委任我为新的文史研究馆馆长。千帆先生后来知道了这一消息，甚为高兴。我以才学疏浅，不宜当此重任，颇感惶恐，他就鼓励我，并指示今后工作要点。回想起来，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历时二十年左右，一直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可以说是情兼师友。只是在他逝世之时，我却因赴外地参加答辩而未能参加吊唁。孙望先生与业师陈瘦竹先生去世时，我也因事在外而不能最后告别，这些都是我无法弥补的终身憾事。
今日阅读千帆先生的遗著，追忆他的历史，总有“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感叹。
人生有喜有悲。千帆先生晚年时来运转，可称一帆风顺，然仍有一些事情未能如愿，于此可见人生的无奈。
千帆先生笃于师门风义，对季刚先生感情深厚。他们两家原为世交。千帆先生的叔祖父子大先生在张之洞幕府中时，即与季刚先生之父云鹄先生相识。1983年时，千帆先生在南京中山陵景区举办黄季刚先生百年纪念会，来者均为大陆地区的学者；一年之后，香港大学举办季刚先生百年纪念会，邀请港台地区的黄门弟子与会，会议预定由千帆先生在闭幕式上讲话。千帆先生广交游，重友情，这时始有机会与过去的许多老友见面，诚为人生幸事，然因其时他已患上心脏病，临出发前的晚上，突然发作，急忙送医院，丧失了这一次难得的良机，无法与旧友一一见面，又不能抒发对先师的感情。人到老年，一切无法掌控，只能接受这一现实。
千帆先生与季刚先生之婿潘重规（石禅）先生为至交，90年代前期，石禅先生访问大陆时，曾至南京专访，然千帆先生又正住院，石禅先生乃至病床边作长谈。千帆先生也希望有机会到台湾去与诸多老友见面，然因两岸阻隔，终难如愿。
古今才女多薄命。“四人帮”打倒之后，情况好转，千帆先生夫妇乃重返金陵，与众多老友欢晤，然在返回武汉的家门之前，祖棻先生突遭车祸，千帆先生重回母校工作时，仍然孤身一人，于是在友人的联系下，与求学时期的外文系同学陶芸先生相遇。陶先生出身名门，与其姐陶强为彼时金陵大学内的一对校花，千帆先生则以才华出众而耀人眼目，彼时即已相识。老来重逢，境遇相同，更易投合，于是结为连理，相依相伴，一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他们结婚时，还可以到处走动。二人喜美食，因是常赴一些馆子里去品尝名菜名点。有一次，北京大学的王瑶教授来南京拜访，千帆先生遂请邹恬教授作陪，三人一起赴三山街的刘长兴小吃店去吃薄皮包子。陶芸先生善烹调，他们家虽雇有阿姨，然有时烹制虾仁、鱼片等细活，仍由陶芸先生掌勺。二人食量很小，每餐必列一两盘素菜与一两个小碟的荤菜，时而斟上一小杯淡酒，陶芸先生的酒量似乎更好一些。
1990年时，江苏五所高校在南京举办唐代文学国际会议，由我主持，千帆先生与我合带的日本学生横山弘教授也来参加会议。他本想面请程先生前去日本讲学，陪同游玩日本各地，然而那次又值千帆先生心脏病发作，只是从医院中请假回来参加了一天的会议，横山教授也就不敢提出请他远渡东瀛的事了。1994年时，我应邀前去讲学，中间游玩北海道函馆市的海产市场时，我就买了一些大号的干贝，供陶先生烹调。又买了两个日本的漆碗，内为硃红色，外为墨底金线图案，轻盈小巧，供二人使用。千帆先生视力急遽退化，我就买了一个大号的放大镜，配有灯光照明，供程先生读书时使用。
1995年时，台湾中央大学邀请南京大学及其他一些单位的学者前去参加会议，事后送我们很多礼品，内有食品多种，旺旺集团也送来了很多生产的名点。同游花莲时，颜昆阳教授又分送各人许多花莲特产。台湾的点心特别精细，各地所产都有其特色，比之大陆点心，自有其优胜之处。妻子祁杰就在每一种糕点内取出两件，送他们品尝，分享台湾美食。
古来一直称赞那些襄助丈夫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女子为“贤内助”，千帆先生的成功，确是与祖棻先生、陶芸先生的帮助密不可分。千帆先生培养博士生时，还很重视提高他们的外语水平，这方面的任务，常是由陶芸先生协助。千帆先生写作时，陶芸先生也做了不少协助工作。
千帆先生去世后，陶芸先生自然感到凄凉寂寞，我就时而打电话给她，劝她想开一些。陈寅恪先生有诗云：“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苟活。”千帆先生备历艰难，晚年过上二三十年的太平日子，干出了一番事业，已可告慰平生。人生不过百年，千帆先生殁时已近九十，一切均合大道的安排，此生应已可称完美。祁杰则每隔一段时间去她家探望，聊聊家常，介绍些社会新闻与校内近况。陶芸先生性格素来沉静，后来也以高寿而终。
千帆先生与晚辈交往时，从不以老辈自居。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俩突然来访。敲门时，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打开门后，发现他们拄着拐杖站在门外，我们极为惶恐，赶忙请他们坐下来休息。原来那时许惟贤先生突然中风，千帆先生闻讯后即来探视，两处距离颇远，他们走到许家楼下时，已是相当吃力，因此坐在楼边的水泥栏上休息。幸好许先生在家人陪同下正去医院取药，见到他们二人，也是大吃一惊，赶忙坐下介绍病情，感谢他们的关怀。而要送他们回家时，他俩又定要到我家来探视，因此又在楼下的水泥栏上坐了一会儿才能登上我家的三楼。我们送他们回家时，走到大门口，又是执意让我们止步。千帆先生的待人接物，给人以温暖。他的受到广泛尊重，不光是学问好的问题，关键在于他的品德与为人。
千帆先生过世后，我本应多与陶芸先生交往，但我也已年老，仍然忙于杂务，很难有多少机会可以去相陪，只能在某种机缘下，大家一起吃顿饭，叙叙旧事。其中两次晤谈仍记忆深刻。千帆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陶芸先生的女儿从美国回来探亲，我就从文史馆中叫来车子，请她们一起去灵谷寺赏玩桂花，还在寺中餐厅内订了一桌素席，表达对千帆先生的一份纪念。此时陶芸先生离群索居，已不良于行，饭后，我们夫妇就陪她去长江边上的二桥公园散步，观光一下南京的新风貌。
新街口商茂大厦的五十五层高楼旋转餐厅是南京的地标。外地朋友来宁时，我总喜欢请他们晚上到那里去吃饭。环视南京夜景，心旷神怡，也可以倾情畅谈。2001年年底一个晚上，我俩请陶芸先生前去观赏，席间她就提到正在编《闲堂书简》的事，并就其中若干问题与我商讨。这事有关千帆先生生活的另一重要侧面。回家后，我就翻箱倒柜，寻找千帆先生给我的书简或是便笺，只是找了好久，竟然一无所获。总是因为靠得太近了，有事见面商量，还可以用电话联系，实在用不着用文字来传递，但以我俩晚年联系之紧密，在这书中没有留下一丝踪迹，总是一件憾事。今逢张世林先生筹划一种纪念百年学人的大书，且来电邀约撰写纪念千帆先生的文章，那我自当黾勉从事，寄寓我的思念之情，于是在旧稿的基础上，再介绍一些与千帆夫妇二人晚年的交往，藉告世人，弥补前此的缺憾。
本文原载张世林主编：《想念程千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p5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