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看到一些好文章，觉得作者思路很好，论点新鲜，希望不久能够看到他有进一步的论述，然而等了很久，不见嗣响，原先的印象也就渐渐模糊了。阅读某种著作，时而也有类似的感受。这些作者都很有才华，只是一部著作出来后即悄无声息，这样的人才随即消失在漫漫的时光中，这是很可惜的。
上述情况，在博士生中尤为多见。他们写作论文时，尽心竭力搜索枯肠，构思出了一篇精心结撰的论文，随后进入社会，工作忙起来，思想不再集中，无法继续前进，有的甚至不再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也就终止了前此的研究，结果发表出来的论文或专业报告，成了灿然一现的昙花。
再从出版界的情况来看，一进书店，或是打开电脑，多种多样的新书排山倒海而来，简直目不暇接。你所苦心构拟的著作，投入其中，犹如一滴水珠，立即无声无息地消失。十年寒窗，只换得案头的一本杂志或一部新书，能不使人黯然神伤。这种滋味，怕是很多人都遇到过的。
只是人在社会上立足，总希望能占个好的位子。这里先不说什么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是说什么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这样的期待或许与现在的年青一辈距离过远，远水难救近火。当今社会竞争激烈，而人又背负着很多社会责任，如果赶不上外面的步伐，也就可能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如何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发挥最大效益，还是应该有所考虑。
我不精此道，谈不上什么策划，这里只是夫子自道，从个人的经验中抽出几点来谈谈。
我们那个年代，不能提什么成名成家。除非你已经确保在“红”字上已经过关，上级确认你已经“红”了，才可放心大胆地向“专”的路上奔去。否则，发表一篇文章，出一本书，弄得不好，反而会背上“只专不红”的恶名，甚至被确认为走“白专道路”，对此我有深切体会。
我的第一篇文章《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取得了很好的效益，那是经历了时、地的变化，首先在境外取得好评。改革开放之后，国人观念大变，学术界也就确认了此文的价值。正因为文章发表在当时很少见的纯学术刊物上，而且和诸多名家并列在一起，容易引起他人关注。这就是说，这篇文章出现的环境有些特殊，容易引起他人的不同感受。处在当前学术界，一篇文章发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后，要想引起同样的反响，怕也很难。
我之从事韩非的研究，本就不合常规，然而后续效应不错。对此我可有些自我感觉良好，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文化大革命”中，我奉命投入法家著作《韩非子》的注释工作，前后大约花上了三四年的时间，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代。这书未被湮没，反而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成为“评法批儒”这幕荒诞剧中仅存下来的一种学术著作，正可说是匪夷所思。
或许我的经历有些特别，因此常有人劝我写自传，而我自知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没有参与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干的活也就是写了一些东西，如果说情况有些不易让人理解，那我应该介绍一些写作时的背景，知人论世，或可供人参考。
我在注释《韩非子》的过程中，有所发现之后，立即记下，不断酝酿，随后写成了《韩非子札记》一书。这种做法，与我喜欢读清人的读书札记有关。梁启超早已指出，清人治学，喜作札记，像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陔馀丛考》，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也是同类之作，只是主题较为专一就是了。
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只是目下学术界看重论文的写作，这种一条一条的文字，很难单独行世，但我觉得札记还是应该勤做。这些札记，时而拿出来翻翻，一方面加强记忆，一方面加深理解。各种知识进行由此及彼的联想，容易形成若干中心，产生一些小论文。如果觉得深度还不够，尚有开拓的馀地，那就可以搁一下，再加充实，这样反复多次，也就可以完成一篇像样的论文。我的这一《札记》，有几篇篇幅大的文章，已经可以算是完整的论文了。一般说来，零零碎碎的东西不太容易引起大家的兴趣，如果内有一些像样的文章，也就可以振起全局，让人另眼相看。
近代以来，学术分科越来越细密，文、史、哲泾渭分明。建国之后，学界受苏联的影响甚深，哲学领域中遵行的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两分法，大家研究某一思想家时，首应注意的是批判唯心论与颂扬唯物论的问题，像我这样内容庞杂的《札记》，哲学系的教师一般不会去垂顾。台湾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的哲学系，重点放在西洋哲学，中国固有的东西，如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都放在中文系的课程中教，因此我到台湾参加学术活动，很多中文系的老师都知道我的研究情况，有的还对《札记》加以赞誉，这倒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马来西亚学者，时任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郑良树教授读后立即来信订交；日本学者，时任东京大学大学院总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长尾龙一先生叙及初读此书的感受时说：“我发现了研究韩非子的、具有敏锐智慧和渊博知识的大陆学者周勋初的著作，‘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居然有这样的智慧幸存下来’。这使我深为感动。”随后他就撰写了专题论文向国内作介绍。
人称知音难遇。这事让我认识到，如果文章中确有独到的地方，还是能够得到国内外学人的认可，因此作者也要有自信，《韩非子校注》于2012年荣获首届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我在此书附录《疯狂的年代，理性的思考》这一纪实文字中全面暴露了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者任意驱策民众愚弄百姓的种种恶行，如今却能得到政府的褒奖，由是感到“人间正道是沧桑”之说确属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在从事《校注》的工作中产生了一部《札记》，又在《札记》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本小书《韩非》，《札记》中容纳了“校注”中的许多读书心得，《韩非》中纳入了很多《札记》中的研究心得。对我自己来说，顺理成章，热情未退，近于一气呵成，没有经过多少周折，在每一阶段都能有所收获。这对一个中文系的教师来说，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我想，如果我只修改出一本《韩非子校注》，大家未必就会认可我在先秦诸子研究领域中的成绩，因为这类注本太多了；如果仅加上一本《札记》，影响也不会太大，因为这书学科跨度太大，国内缺乏广泛的读者群。《韩非》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思想家简明读本丛书》的印数很多，列入孔子学院推介读物，将来各种外语译本出齐后，影响也就会更大。每一种书都有它的读者群，都有其传播的基础，这就可以提升我在韩非研究中的优势。
彭鸿程在《近百年韩非研究综述》中说：“尽管‘文革’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但压抑中自有一份韩非子的犀利在（作者原注：此处指看待社会问题客观、冷静）。1976年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完成的《韩非子校注》，‘利用各大图书馆珍藏的韩子善本，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韩非子》加以全面整理’，力求达到‘科学性和通俗性相结合’。在当时产生的法家著作整理本中，惟有这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方针，后又作了反复的修改’，受到了读者和专家的好评。周勋初先生在参与编纂的过程中而有了自己的想法，最后形成《韩非子札记》。尽管该书迟至1980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却是‘文革’后期学术研究平实学风之集中体现的著作。两年后，也就是1982年，《韩非子新校注》得以出版。”（此说不确，《韩非子校注》及其修订本，书名中均无“新”字。）
我在整理好《唐语林》之后，接着进行唐代笔记小说方面的研究，也可作为“滚动前进”的例证，似亦可供大家参考。
我在接下《唐语林》的整理任务之前，对唐代笔记小说的情况可谓一无所知，而《唐语林》的情况又极其复杂，作者生平、文献源头、编纂过程、流传经过等各个环节上，都有很多待解的谜团，不易一一搞清。只是难做的题目也有其好处，更易显示出处理者的水平。只要你肯下功夫，深入钻研，也就可以破解各种难点，做出内容丰富的文章。
《唐语林》内一条条文字，下面没有注明出处。但在《原序目》之后有一份书单，列出了五十种书名，说明全书文字都是从这五十种书中摘出的，王谠仿照《世说新语》的体例将之分类编纂而成。然而若想知道其中某一条文字出于哪一种原书，除了翻阅五十种书一一查对外，别无他法。那时尚无各种检索系统的手段，我就只能采用笨办法，从检索人名着手，寻找条文出处。
经过几年奋斗，书单上提到的书总算一一查出来了，其他一些羼入的书，也找出来了，只是这些陌生的书名，到底什么性质，价值如何，我在摸索一番之后，尚且说不清楚，想来一般读者更会感到陌生。那我就应一鼓作气，对这些笔记小说作些介绍。于是我仿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典籍的体例，为五十多种书作了提要，这也就是《唐语林校证》附录中的一种《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
1999年时，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第一届古籍图书评奖会议，《唐语林校证》获二等奖。大凡在第一届评审中获奖的东西，比之他时，要接受更多考验。从中华书局来说，要从几十、几百种书中挑出几种去评比；从出版总署来说，要将建国之后的成果集中起来比试一下，名作如林，大部头的著作为数亦夥，出线当然更为不易。我于此道涉猎至浅，竟能获此殊荣，心中自是高兴。不过我也明白，这书还显得粗糙，需要不断打磨才行。嗣后我在发现错误或不妥之处后，立即记下，朋友与读者发现问题，告诉我后，我都表示感谢。就这样，经过几年的磨勘，慢慢完成了修订工作。好在这书重印的机会很多，等到第四次印刷时，前言已重新写过，文字已部分重排或作技术处理，这才算是可以放心付梓，正式完成这一著作了。
世纪之交，我的工作极为繁剧，但我见缝插针，锲而不舍，唐人笔记小说方面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其中一些名著，如《国史补》等，已有人做过研究，看来我也难有新的突破，也就不再措手，而像《因话录》等几种，材料可贵，学术界却关心不够，我就对其作者赵璘进行研究。正好黄永年先生编《古代学术研究集林》，来函约稿，我就将《赵璘考》寄去发表了。嗣后发现此文还应补充，于是又在反复推敲后加以重写。随后印出的同一文章，内容已经充实多了，也完善多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唐人笔记小说的研究告一段落，当时感到日后怕已很难再抽出时间继续深入，因此在加入了《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等四篇文章之后，编成了《唐代笔记小说考索》一书，打算初步作一小结。里面一些人物，如卢言、赵璘、韦绚等人，唐代历史上应该有其位置，只是前人注意不够，我的这些研究，用句时髦的话来说，算是“填补空白”，而像《酉阳杂俎》等文，探讨工作应该算是深入了一些。这一篇文章原是为庆祝饶宗颐先生荣任复旦大学名誉教授而出版的《选堂文史论苑》一书撰写，长者有命，自当黾勉从事。全书作者名家林立，拙文忝列其中，自不能过于差劲。
不过，我心中还在不断盘算，自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已有专著行世，但其内容仍偏颇不全，因为我只是就《唐语林》中提到的几种书进行研究，还有一些重要的典籍，却是未作介绍；有些已为历史淘汰的书，则不必再提，免得让当下的研究者再去劳神，这样我就应该再作一次清理，对此作一番全面的审视，该去则去，该补则补，调整之后，再出一种新著。
到了2007年时，学生打算为我举行八十寿辰庆典，我就想到可以编一本新的《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作为答谢各界的礼物。与《唐语林校证》中的附录《援据原书提要》相比，新书之中删去了《魏郑公故事》等数种，加入了《朝野佥载》、《鉴诫录》等多种，内容也就纯粹得多。因系专著，故在体例上也作了新的规划，务使纲目更为明晰。这类著作，从记叙方式来看，继承的是前此书目提要传统，而在“内容之分析”部分，则又纳入了个人的研究心得，务使新旧兼容，内涵尽可能地充实。至此，我的唐代笔记小说研究才可说是真正划上了句号。
从过去来说，若与正宗的经史之学相比，笔记小说研究只能算是小道，因此正统派的学者是不会倾其全力投入的。西学东渐，学者对史料的看法有了根本变化，国史与小说并重，笔记才能逐步登上大雅之堂。我就想到，可以编纂一种《唐人轶事汇编》，其价值也就很高。中国学人向来重视知人论世，大家读过新、旧《唐书》之后，再来阅读《唐人轶事汇编》，不就可以囊拓正史、小说两个方面的记载了么？
《唐人轶事汇编》行世之后，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出版界，均颇受好评。而我之有此设想，也是在《唐语林》的整理工作中得到启发，一步步发展下来的。
我的这些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多次获得褒奖，当然感到高兴。
胡戟等人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文化卷”第四章《文学》四《唐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中说：“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通过清理《唐语林》的资料来源，推究其取材范围和编纂、流传情况，对唐代若干小说集的原貌及在宋代的流传情况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这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将唐代小说研究的整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在文献上为唐代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此基础上撰成的《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1996年），由目录学入手，将唐代小说创作、编集、传播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放到古代学术史和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得出不少有意义的结论。”（页649）
“文化卷”第六章《史学与地理学》中，引程毅中的书评，也对《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作了很高的评价。又杜晓勤《隋唐五代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一书中说，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是“20世纪唯一一部对唐代笔记小说进行深入探究的著作”，“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为目前尚不太为人所重视的唐人笔记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些综合研究的实例”。
我的研究李白，能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也经历着一段滚动发展的过程。
我由研究高适而注意到杜甫，再由杜甫而联系到李白，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而我在李白研究中用上了早年写作《九歌》时积累下的有关神话、传说、宗教、民俗等方面的知识，也就使我的研究工作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从而反映出了个人的一些特点，与他人有所不同。
我在研究李白时，关注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先后写成了十篇文章，汇成一集，取名《诗仙李白之谜》，交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地反而不易看到了。不过罗宗强教授在主持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的分册时，还是引用了我的一些观点，这是因为我们之间向来交流著作，所以他能看到这种境外印刷品，然对他人而言，可能就很困难了。
不过以后我还是遇到了很多机会，将李白研究方面的成果不断扩大。2000年时，江苏古籍出版社为我出了一套七卷本《文集》，《诗仙李白之谜》编入其中，大家也就容易看到了。与此同时，我写了一部《李白评传》，编了一部《李白研究》，又将这方面的知识扩展了一番，我的整体研究成果，也就不断扩大其影响。
这事促使我反思。自古以来，李白的研究一直属于热门话题，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差不多每年都有几种新的研究成果推出。在这成果扎堆的情况下，要想脱颖而出，谈何容易！那我为什么能够挤进这支队伍，占有一席之地呢？如果仅靠几篇文章，或是一本《诗仙李白之谜》，也就不太容易产生这样的效果。幸而后来我又拿出了新的成果，产生后续效应，影响也就不断扩大，这就容易引起他人关注。我从文化着眼，观察李白的为人，进而将他从唐代诗人中标举出来。这种做法，别人也就容易看清。这也就是说，一篇文章或是一部著作，在这出版物层出不穷的情况下，不易引起他人关注，如能将成果不断扩大，内涵不断深化，以此不断冲击文坛，也就容易奏功。我在韩非研究、唐代笔记小说研究和李白研究等领域，都有类似的经历，今日将此浅见贡献给大家，亦是野人献曝之意。
薛天纬、孟祥光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年鉴2005》中负责《李白研究综述》，在“专著部分”介绍我的《李白评传》，说是“《李白评传》的研究思路及某些观点，与作者1996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诗仙李白之谜》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作为‘评传’，作者不取此类著作常见的以传主生平经历为线索展开评述的写法，而是着意对李白研究中一些重大的、有疑义或者有争议的问题作出自己的独特解说。作者所持的学术理念，是既严格尊重、广采博取史料，又积极探索、不惮出新。所持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则是以多元文化的影响来解读李白其人其诗。比如，李白两次入赘相府而引以为荣，心理上没有什么障碍，是出于他出生于西域迁来的家庭，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李白剔骨葬友，是因为家居绵州昌隆县，因而受到南蛮文化的影响。书中指出，李白为西凉李暠之后，出陇西李，李暠所建之国又处在异族包围圈中，所以曾努力保护并传承中原文化，李白从家族中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教育，他一直怀有晋代情结，重视汉魏六朝文化传统。他三拟《文选》，赋、乐府、古风多摹拟之作，都是这种传统的影响。李白在文学上的贡献，可作处理继承和发展的范例来看。李白不由科举晋身，只求通过献赋与隐逸进身，也与这一文化背景有关。又指出，李白‘功成身退’的思想，出于道家，而非儒道结合等说所能解释。他的思想是综奇士与高士于一身。‘安史之乱’中随从永王，则是其纵横家的思想所决定。即使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作者也多有独到见解，如谓李白以词臣奉诏，以‘清平调’名其词，是受了南诏乐调《清平乐》的影响。总之，正如该书《内容简介》所说：‘此书新见迭出，是对中国历史上这一特定时期（按：即盛唐）所产生的诗仙李白作出全新解释的一部学术著作。’”
应该说，我的其他著作大都也有一段滚动前进的经历，只是上述几个方面的著作线索更清楚具体，容易说明问题就是了。
再从上面提到的三类著作的性质而言，韩非研究采用的是传统的方式，针对这一对象的不同方面进行多种不同方式的考察，不拘一格地逐一解决问题。唐代笔记小说的研究重在力破传统偏见，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培育新知。李白研究则采用新的视角，在重重书海中力求杀出一条血路，让人一新观瞻。今日可以聊作自慰的是，上述努力均能有所小成，说明当年的观察、辨析与努力还是没有虚耗。我也有了如上所述的自信。这方面的经验，或可供大家参考。在此还可对李白研究方面的情况再作一些申述。2006年时，我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一期上发表了《李白与羌族文化》一文，进一步充实我所提出的“多元文化的结晶”之说，此文后译成英文，发表在《Fron－tiers of Literdry Studiers in China》，（Voulune 2.Number1.March 2008）上。
与此同时，我应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之邀，又写了一篇《李白的晋代情结》的长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7号上。我从李白家族的历史阐述河西、蜀地、江南等地的文化交流与相互融会，说明蕴育李白其人的特殊文化背景，进一步阐发我对李白文化背景的探讨。事后知道，社科院邀约的专家审读时，一眼就看出了这是我的文章。或许可以说，目下具有这种思路的人还不多见，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似有独家经营的味道吧。
阅读近代的中国学术史，可以看到一种现象，某位学者推出一种著作之后，得到他人激赏，随即在学术界占得重要地位，似与我上面介绍的情况不同。如钱穆撰《刘向歆父子年谱》，也就树立了他在思想史方面的重要位置。这当然是事实。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些前辈身处的时代，正在各种学术的草创时期，研究队伍相对来说还不算庞大，这类著作的出现，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容易引起他人关注；而且这一著作确是水平高，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他们的成功，是由诸多条件决定的。
而当下的一些学者，基础或已不太可能有那么深厚，又身处烦躁不安的时代，任职单位要求你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否则保住你的职位都会成问题。在此情况下，即使你沉得住气，也难以做到十年磨一剑。当然，我也不是在这里鼓动大家草率从事，将不成熟的、尚待加工的、还应深化的东西匆忙抛出，这样做效果不好，反而会给人一种马马虎虎、水平低下的感觉，这也是得不偿失的事。我只是说，成果完成后，应该持续不断地工作。先行的研究工作，要有后续效应，不断扩大影响，这样更易确立你在学术界的地位。
如果借用战争中的一些术语来说明，那是否可用炸弹作比喻。以往作战时，防守阵地上的设施，毕竟条件简陋，你只要投下一颗炸弹，就可轰出一个缺口；今日不然，阵地上满是犬牙交错极为牢固的障碍物，那你就得投出集束炸弹，才能轰开一个缺口，让你快步登上去。因此，我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也就取名“滚动前进 集束效应”。
本文为周勋初先生治学经验谈系列之十一，选自周勋初先生《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凤凰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