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原籍湖南宁乡，1913年生于长沙。叔祖父名颂万，字子大，号十发，著有《十发居士全集》；父名康，字穆庵，著有《顾庐诗钞》。十发老人于光绪年间与易顺鼎、曾广钧齐名，称湖南三诗人；穆庵先生青年时，即蒙陈衍赏识而有诗作录入《近代诗钞》。父、祖二人还都著籍于汪辟疆师所撰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千帆先生从小受到家庭的陶冶，也就自然地走上了诗学的道路。
正像清末民初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一样。千帆先生年幼时期，接受了严格的、传统的家庭教育，系统地学习了经、史，广泛地阅读了古代典籍。1932年，千帆先生进入金陵大学中文系，从黄季刚（侃）、吴瞿安（梅）、胡翔冬（俊）、汪辟疆（国垣）、胡小石（光炜）、刘衡如（国钧）诸名师学习，在朴学、诗、文学史、目录学等方面都下了功夫。这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37年，千帆先生与沈祖棻结婚。沈先生是著名的女词人，在学生时代，即以才华出众而受到前辈学者的激赏。他们二人的结合，一时在学术界传为佳话，所谓前有冯（沅君)、陆（侃如），后有程、沈。1977年，祖棻先生在一次车祸中不幸遇难，千帆先生在悼亡词中说：“文章知己千秋愿，患难夫妻四十年。”二人即使是在相濡以沫的艰难岁月中，仍然不废切磋之乐。
理论探索与科研成就
1954年，他们把建国之前发表于《国文月刊》等杂志上的文章，再加上新写的一篇《古代诗歌研究绪论》，编成《古典诗歌论丛》一书，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在后记中，祖棻先生对千帆先生的治学道路和研究方法作了扼要的说明。她说：
在这些论文中，他尝试着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并且企图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是因为在过去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当中，我们感到有一个比较普遍的和比较重要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
于是他们努力“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千帆先生所写的《诗辞代语缘起说》、《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陶诗“少无适俗韵”韵字说》、《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等文，就体现出了批评与考据结合的特点。
在当时来说，这些文章的着眼点颇有与众不同之处。千帆先生注意的是各家诗歌的创作特点。例如关于游仙诗的解释，千帆先生介绍了陈寅恪的学说，引用丰富的史料，对唐代女道士常具有娼妓的性质这一特殊的社会习俗作了细致的分析，阐明了曹唐《游仙诗》的底蕴，以此与郭璞的《游仙诗》作比较，从而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断。
韩愈个性倔强好奇，因而诗歌有奇险的风格。他在观察外物时，常是透过一层，在别人不加注意的地方着眼，因而在描绘李花和南山的篇章中，就都有一些新创的手法。《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中以桃与李为中心，描写花朵上色泽的变化，着眼于色彩和光线的对照。这种描写手法，前人没有应用过，韩愈以之入诗，是很大的创新。千帆先生运用近代物理学有关光谱分析的知识，说明此诗所赋，时当月底，月光照度甚弱，红色反光不强，故不可见；视觉所及，但有光存，故惟见白李，不见红桃。据上可知，千帆先生认为诗歌反映的是丰富的社会现实和自然现象，若要深刻理解诗歌中复杂的内容和独特的表现手法，就得应用不同的方法予以解决。他在《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一文中，为确切理解诗义，特为介绍近代登山运动者的经验。大雪降后，遍山皆白，反光射目，经常引人流泪。据此解释《南山》诗中“时天晦大雪，泪目苦朦瞀”二句，也就显得得当妥帖了。显然，这里也是引用近代科学知识解释诗歌的一种尝试。
千帆先生把应用各方面的知识训释字句并阐明其义蕴，都看作是“考据”的功夫。考据既明，然后把这种成果上升到“批评”的高度。韩诗咏花的创作经验既已明了，千帆先生就将这项研究成果推广运用于对李商隐、郑谷、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歌研究中，从而说明了韩愈诗歌对后代的影响。
由上可知，千帆先生和祖棻先生所提出的方法和努力的目标，在《古典诗歌论丛》结集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朱自清先生读了这些文章后，誉之为“心细如发”，并不断鼓励他们多写这类文章。
他们的上述见解，反映着时代的特点，也铭刻着他们个人经历的烙印。
考据之学，是清代的盛业。一些著名的学者，凭借经史和小学方面的深厚修养，对古籍中的疑难字句作出训释，为后人的学习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只是限于历史条件，他们的着眼点，往往停留在个别字句的考释上，未能在此基础上作出更深一层的挖掘，因而每陷于琐碎恒饤。而我国古代的诗文评家，虽然对诗歌钻研有素，体会很深，然而常是采用随笔的手法，记下一些零星片断的感受；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固不乏精彩之处，而往往停留在感性的直觉上，缺乏细密的论证。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对于一个兼有这两方面的修养而又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来说，自然要求弃二者之短，纳二者之长，融考据与批评于一炉了。
千帆先生幼年秉承家学，接受了考据学的训练，青年时期进入大学，在学习诗歌的过程中，又大量阅读了诗文评方面的著作，对一个新时代的学者来说，前人的成就已经不餍于心，于是他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
这种理论的形成，显然曾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陈氏的研究工作，常是通过个别字句或史实的解释，揭示一些人们认为平常而不加注意的社会现象，他常在人们不措意处作些考证，阐明重要的社会问题。例如他在《读〈莺莺传〉》一文中，对《会真记》中的“真”字作了考证，说明“会真”即“游仙”，而“‘仙’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从而说明唐代进士贡举与倡伎的密切关系。在千帆先生的文章中，也不难发现这种方法的踪迹。
陈寅恪先生是近代著名的唐史专家，他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千帆先生的治学，同样具有这一特点。
程家和陈家原是世交。千帆先生于寅恪先生谊属晚辈。他一直钦佩陈氏的学问，因此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接受其影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一文，就是文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收获。为解说此诗，他对唐代的科举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诸如进士的地位，考试的难易，考期的变化等等。都作了考证。背景既明，则读者对诗的内涵，自然领会得更深刻。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这里正是沿着陈寅恪先生所开辟的道路发展的。
1936年，《哈佛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陈氏《韩愈与唐代小说》的英译文，千帆先生又把它转译成中文，载《国文月刊》第57期。他敏锐地感受到文章中提出的“行卷”这种社会现象的重大意义，于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时隔三十余年后，终于完成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对这个有关历史和文学的问题作了深入的阐发。
全书共分九章，对行卷之风的由来，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举子与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都作了细致的考订。在此之前，人们从唐宋一些笔记小说的零碎记载中，虽也略知进士有行卷的风气，但对这一现象的具体内容则不甚了了。经过千帆先生的深入研究，不但大大丰富了人们这一方面的知识，而且澄清了若干混淆不清的问题。
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有人认为唐诗的繁荣与科举制度有关，有人则以为唐人传世的甲赋和试律诗大都水平低下，因此认为唐诗的繁荣与科举制度无关。千帆先生的结论则是：“唐人虽因以诗取士而工诗，但其工是由于行卷，而不由于省试。”“唐代进士科举对于文学肯定是发生过影响的。就省试诗、赋这方面说，它带来的影响是坏的，是起着促退作用的；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过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书中还列有《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行卷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三章，分析了行卷对三种主要文体所起的推动作用，这就全面而具体地论证了行卷这种社会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精义迭出，内容非常丰富，问世之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赞扬。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村上哲见教授著文介绍，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四十一卷第二号上，对此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另外两位日本学者松冈荣志、町田隆吉也将此书译为日文，于1986年由凯风社出版。
从《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可以看出千帆先生在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时不断取得进展的历程。他之所以能够在这一方面取得成就，就在于他有深厚的史学基础。
我国古代向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千帆先生接受的教育，正是这一传统的体现。他年轻时在史学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任教大学期间，一直开设《史通》研究的专题课；在多年精读此书的基础上，终于写成《史通笺记》一书，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大家知道，《史通》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学理论著作。千帆先生的治学，重视理论修养的提高，史学方面如此，文学方面也如此。他在40年代时，即曾选录代表古代文论各别范畴的十篇名著，详加诠释，深入阐发，编成《文论要诠》一书，1948年于开明书店出版。由于此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深受学界喜爱，于是他在1982年时又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之请，以《文论十笺》之名再版行世。
建国初期，千帆先生于武汉大学主讲《文艺学》的课程，更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系统地钻研了一番，这对他后来的研究工作也有助益。可以看出，他在诗歌方面的研究后来有了新的发展，比他在史学与校雠学等领域中的研究进展，尤为明显。
时至70年代末，政治上拨乱反正之后，千帆先生在全国各种杂志上发表了许多60年代以来所写的论文，后又连同建国之前的论诗之作合辑为《古诗考索》一书，1984年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把建国后所写的文章作为上辑，把《古典诗歌论丛》中的大部分文章和建国前写的另外一篇文章《杜诗伪书考》作为下辑。上辑比起下辑来，面貌已多有不同，这不仅是文体或行文格局上的差异，在观点和方法上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收在上辑中的十六篇文章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组：
（一）《李白〈丁都护歌〉“芒肠”解》、《杜甫〈诸将〉诗“曾闪朱旗北斗殷”解》、《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诗题校释》、《读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记疑》、《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五篇文章可以归为一组。作者在解决这五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时，偏于使用传统的方法，主要应用了训诂和校雠的知识。例如李白《丁都护歌》中“君看石芒肠，掩泪悲千古”之句，旧注多不得其旨，千帆先生以为“芒砀”是一个叠韵的性状形容词，它以后置的方式与名词“石”结合，成为“石芒砀”这样一个主谓结构，用200
以形容石大且多和劳动人民就地取石之苦。杜诗《诸将》中有“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之句，千帆先生认为这里使用的是“反对”的手法，“朱旗”向为褒义词，此句实际上是《燕然山铭》“朱旗绛天”的译文，好多杜诗注者把朱旗看作敌人的旗帜，是不对的。这里上下两句的意思是：面对现在的衰微，愁敌进逼；緬怀先朝的强盛，克敌扬威。他又根据校雠学上的许多成例，如“以旁纪之字入正文”、“因误衍而误倒”等情况，考出李颀诗歌题目中出现了多重错误，从而证明此诗原名当作《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房给事》。其他两篇文章，作者也用文学史上的多种知识作了深入的疏证。这些研究工作对于指导读者正确理解古代的一些名篇，有启发作用。
（二）《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李颀〈杂兴〉诗说》、《从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这三篇文章，可以归为一组。作者这里使用的，主要是艺术鉴赏的方法。我国过去的文人向来重视鉴赏，但他们往往偏重直觉的感受，而且只提供结论，缺乏理论上的分析。读者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千帆先生力矫此弊，欣赏一首诗时，总要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例如《题龙阳县青草湖》一诗，因为作者唐温如不是什么名人，做此诗的背景也一无所知，千帆先生纯从文学史和创作经验的比较上论证此诗的独创性。这样的研究工作，有如东坡所谓“白战不许持寸铁”，尤见功夫，对于提高读者的欣赏能力，无疑是很有益的。对李颀《杂兴》诗的分析，情况与此相似。《关于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一文，则应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达到了同一效果。
（三）《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韩愈以文为诗说》、《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这五篇文章，又可以作为一组。作者在这里更多地应用了现代文学理论上的知识，视野也更开阔了。得出的结论，具有更广泛的参考价值。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一文，明显地反映出作者综合了过去积累的知识和新形成的知识。他在辨析李白《战城南》、高适《燕歌行》、王昌龄《从军行》、李贺《塞下曲》等作品时，抉发其中的地名同方位、距离存在的矛盾，便用的是传统的考证方法；而在说明这些现象时，则用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细节描写与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关系等现代文艺理论加以解释。这样的探索，说明作者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
其他四篇文章中，虽然不像上文那样引用很多新的术语说明问题，但也不难看出，作者运用的正是现代文学理论知识，而且正是在他学习了辩证法之后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韩愈以文为诗说》中首先指出，以文为诗不是韩诗惟一的手段，只有部分作品存在着这种情况，最明显的是七言古诗。因为七古更富于流利、开张、曲折、顿挫这样一些笔法和章法，与古文相近。韩愈以文为诗，实际意义在于突破诗的旧界限，开拓新天地，这就成了宋诗新风貌的先驱。他以形象的方式发表议论，以议论的方法加强形象，使艺术表现增加了新的手段。千帆先生通过细致的分析，将韩愈的创作活动放在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既看到了韩诗成功的一面，也指出了它的流弊。这样的分析，也就显得具体而富有说服力。唐宋诗中的这重公案，可以说获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
《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一文，对陶渊明、王维、韩愈、王安石四人所写的四篇著名的桃源诗作了比较的研究，借用哲学术语，指出“就主题说来，王维诗是陶渊明诗的异化，韩愈诗是王维诗的异化，而王安石诗则是陶渊明诗的复归和深化。”这样的评价，着眼于各家艺术上的新创，摆脱了崇盛唐轻中唐或重唐轻宋的门户之见，是一种通达的持平之论。
作者从而指出，有些研究工作者“企图用考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去解决属于文艺学的问题，所以议论虽多，不免牛头不对马嘴”。这种看法，和他早期提出的理论是一致的。可知他以前所说的“将批评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的“批评”一词，实际上等于“文学批评史”之“批评”，寓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双重涵义。这就说明，研究文学问题时，要用各种传统的学问辨析材料，但研究的对象毕竟是文艺作品，所以最后还是要用文学理论加以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他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之后，更能尊重文学的特点回顾千帆先生诗歌研究方面的历程，可以看出几个阶段的踪迹。
《诗辞代语缘起说》，是发表在《古典诗歌论丛》中学术价值很高的一篇重点文章。千帆先生将古代诗文中代语的用法作了综合的分析，说明“代语之理，则原于人类联想之本能；代语之兴，则基于辞义修饰之需要”。他又将代语发生的缘由细析为九种。这里所使用的。纯属考据家法，观原注中的一些小考证，如考《庄子》“柳生左肘”之类，尤可明白。千帆先生随后根据上述结论批评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和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对代语的看法，指出他们各执一偏，非通达之见。但通读此文，可知其重心仍在中间九项使用方法的归纳，其体式与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相类，继承的是这一朴学传统。清代朴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是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法。千帆先生这里使用的正是这一方法。返观他近年来所写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不难发现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作者结合各个朝代文学思潮的变迁，说明此诗隐显的原因，尽管研究的对象只是一首诗，但统古今而观之，涉猎很广，发掘很深，对其“孤篇横绝”而“被理解和被误解”的情况作了细致的分析，找出其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识见圆通，逻辑严谨，文笔则挥洒自如。这样的研究，就只能是在辩证法的指导下才能完成的了。
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千帆先生运用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指出“一多对立（对比、并举），不仅作为哲学范畴而被古典诗人所认识，并且也作为美学范畴、艺术手段而被他们所认识、所采用”，“一与多的多种形态在作品中的出现，是为了如实反映本来就存在于自己及社会中的这一现象，也是为了打破已经形成的平衡、对称、整齐之美。在平衡与不平衡，对称与不对称，整齐与不整齐之间，造成一种更巧妙的更新的结合，从而更好地反映生活”。他对诗歌表现手法中的许多复杂现象作了更广泛的考察，得出了具有哲理意味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工作，具有很深的用意。千帆先生指出：
从理论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应当用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巳有不少人在从事它，后者则似乎被忽略了。实则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是传统的做法，注意这样的研究，可以从古代理论、方法中获得更多的借鉴和营养，并根据今天的条件和要求，加以发展。
从这里标举的宗旨来看，同他前期所追求的目标相比，思想境界已经迥然不同。显然，他想解决的诗歌研究中的古为今用问题，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才能取得成绩。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开辟这条途径，同他熟悉古代的诗歌创作和自己也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有关。
由上可知，《古诗考索》上辑中的三组文章，后面一组文章代表着最新的成就。或许可以说，它也代表着作者研究的新方向。
千帆先生的主要研究方法之所以能从形式逻辑发展到辩证法的高度，正是自觉地接受了时代的赐予。建国之前，他对文学的领会，固然有其独到之处，但还常是回旋于字句之间。这一时期的研究，固然也有不少精粹之见，但与后来的情况相比，视野还是较为狭窄的。建国之后，千帆先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把文学看成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把思想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例如1953年写的一篇书评，就是不满足于在分析古典作家时，仅仅局限于作家的家庭、经历、游踪、友谊这些小环境，而没有着眼于那一个时代的一切巨大的变革，因此对于作家的思想的发展，也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这种批评，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的反省。这里反映出千帆先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热烈追求。
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已经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文章的主要论点，还只是建立在若干条语录上，不像后来写的一些论文，尽管使用语录的地方少了，但对问题的剖析，能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客观地、具体地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显然，这正是作者的思想水平进入了更高的境界的缘故。
半个世纪以来，千帆先生在学术上的许多领域，如史学、文学史、文学批评、校雠学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而他在诗歌研究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学识水平，探求新的研究途径。因此，他能从追求考据与批评的结合发展到用科学的文艺理论进行辨析，同时从运用形式逻辑发展到运用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前后阶段之间一系相承，但已有质的变化，不过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简单否定，而是前者的提高与升华。他在研究工作中仍追求考证与批评的结合，但对考证的运用与对批评的理解，已与前时不同，二者之间的交相为用更如水乳之交融，这在他步入80年代时所写的一些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作者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中进入了新的境界的缘故。
上面的分析，侧重于对千帆先生的诗学成就作纵向的研究，下面的文字，则着重对他在诗学方面的其他一些活动作横向的介绍。
杜诗研究：教学成果的展示与升华
千帆先生毕生从事教学工作。他在许多大学中开设过杜诗的专题课，而自1978年回母校南京大学任教，并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后，继续开设此课。他用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引导学生逐步加深对杜诗的理解，并不断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就是在教学过程中酝酿出来的结晶。此书共收十一篇论文，其中指导莫砺锋、张宏生写作而联名发表者各四篇，自作一篇，莫砺锋、张宏生各写作一篇。莫砺锋和张宏生还合写了《后记》，介绍他们受教的经过，且对全书的内容和研究的方法都作了说明。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自宋代至今，研究杜诗的著作汗牛充栋，后人要想在这领域中有新的创获，诚非易事。千帆先生能在杜诗研究中带领学生进行新的开拓，不但说明了他在诗歌研究方面的功力深厚，而且说明了他是一位高水平的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被开拓的诗世界》一句，取义于宋人王禹偁的“子美集开诗世界”之句，可知千帆先生等人的着力之点，在于探讨杜甫在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的作品的前后变化和多方创获。为了说明问题，千帆先生等人广泛地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与前人比，说明杜甫之前有所承与新的开拓；与后人比，说明杜甫对后代的巨大影响；与同时人比，则可说明杜甫其人、其诗的特异之处。通过比较，杜甫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也就清楚地突现出来了。
但比较亦非易事。千帆先生指导他人学诗时，常是强调提高学养与培养艺术感受力的重要性。阅读《被开拓的诗世界》中的文字，就可明白这些谆谆教导绝非虚语。有关学养方面的问题，已可毋庸赘论；有关艺术感受力方面的问题，则尚可再作申论。
千帆先生能诗，而于旧体诗的写作造诣尤深。他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锻炼了写作上的高超技巧，培养起了艺术上的感悟能力，因而能够了解古代诗人技巧方面的精微之处，从而对古人创作上的表现力能作出精辟的分析。书中《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一文，论白战体及杜、韩对它的先导作用，就是一篇侧重技巧分析的论文。这一题目，以前似未见到有人论述过，目下也未见到有人触及过。作者注意到，“作家们往往不能仅从题材或主题的开拓上来推陈出新，还有必要通过表现角度的转变来显示自己的创造力。和这一点密切相关而又有所不同的是表现方法的变更。”杜甫在咏物体的写作中取得高度成就之后，又进一步作了摆脱尚巧似的传统，即从体物进而走向禁体物的探索。其后韩愈加入了这一探索者的行列，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的作品问世之后，才得到了诗坛的普遍关注。应该说，这里讨论的只是创作技巧方面的一个小问题，前人于此每以诗话的形式点滴道之，但千帆先生等把这问题放在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背景下考察，将古代许多伟大诗人的苦心孤诣细细抉发，说明中国诗歌的表现手法之丰富多彩，出于这些诗人的辛勤探索和大力开拓，文章也就增加了力度与深度。写作这样的文章，要有丰富的学养，更要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阅读这样的文章，可对我国古典诗歌的伟大成就增加新的认识。
古诗今选：提高与普及的结合
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千帆先生还把很多精力投入编写科学性和普及性相结合的读物上，他热情地把古代诗歌中的优秀篇章介绍给读者，借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中《古诗今选》一书，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不断加工之后，终于在1983年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个选本，在选篇、注释、串讲、考证、辨析等方面都有特点。千帆、祖棻先生还把自己的研究心得用按语的方式逐篇、逐段加以申述，做到内容丰富，形式活泼。
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诗学传统，每个朝代都有反映各家各派观点的诗歌选本。处在目前这一阶段，根据什么标准挑选优秀的作品，这是至关重要的事。
千帆先生夫妇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观点选录作品，这就与以往一般的选本有了明显的不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通常是偏重“思想性”强的作品而忽视艺术性好的作品。总的情形是重视唐诗而贬抑宋诗；而在唐诗之中，又常是推崇盛唐而轻视晚唐；在唐末诗人中，则又常是以皮、陆或杜荀鹤、聂夷中等人的诗歌为压卷之作。在宋诗中，人们更是习惯于推崇南宋的爱国诗歌而贬低江西诗派。《古诗今选》则异乎是。编选者当然推崇唐诗，但同样也重视宋诗。他们推崇盛唐，但也并不排斥晚唐，而在唐末诗人中韩惺诗收五首，隐然居各家之首，此点似与其他几种选本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我们如果细读冬郎的那些悲离伤乱、眷恋故国而发为慷慨苍凉之音的诗作是如此叩人心扉，也就会同意这样的安排。宋诗部分，黄庭坚诗收十五篇，陆游诗亦收十五篇，二人并列为大家，这或许是与其他选本更为不同的地方。但山谷诗在章法和句法上都有许多创造，在思想上也并非一无可取，因而这样的选辑，从我国诗歌发展的全局来看，还是恰当的。千帆先生为了证明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对入选诗歌的艺术技巧作了细致的分析。这些文字都很有启发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千帆先生受家学熏陶，从年轻时起就对宋诗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957年曾与缪琨先生合编《宋诗选》一书，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因此《古诗今选》中对宋诗的选注，驾轻就熟，更具特色。而建国以来，学术界对宋诗的重视相对地说要差一些，《古诗今选》中的宋诗部分，正可补这方面的不足。
这一选本，颇着眼于对作品中民本思想的阐发，爱国精神的赞颂，崇高品德的褒扬，故对读者能起良好的教育作用，而选注者对诗歌艺术方面的分析，也提供了不少精粹的研究心得。
有些诗歌，众口交誉，但习焉不察，不知其妙在何处。例如钱起的《归雁》“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一诗，千帆先生夫妇以为此乃问答之词，前二句为身居北方的诗人向雁发问，“风景幽美，食物丰富，雁子，你为什么随便地从这么个好地方飞回来了呢?”下二句乃来自南方的雁答诗人，“由于湘灵在月夜鼓瑟，那种凄清悲戚的声音使我的感情承受不住，所以只好回来了。”这样的辨析文字，精辟透彻，足见注释者诗心之细。千帆、祖棻先生随又提示，这诗应当与钱起的名篇《湘灵鼓瑟》合读，“就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上篇的补充。”这样的演绎文字，又可引导读者进一步深入钱诗的空灵境界。
阅读《古诗今选》，最应注意的当然还是选注者所下的按语。千帆、祖棻先生用随笔的方式把心得体会随篇表达，继承的是诗话的传统，但他们对作品进行分析时，注意前后呼应，通过具体作品的比较，勾勒出诗歌的发展线索，这就体现出当代学者撰述时注意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科学精神。一般说来，他们在阐释八代诗歌时，常是注意文体演变的问题，因为齐梁诗歌发展至唐初，也就是由古体向近体演变的重要阶段，所以他们在对庾信的《乌夜啼》、《寄王琳》、《秋夜望单飞雁》等诗歌的按语中，着重指明其七言古诗和五、七言小诗中出现的律化现象；而在薛道衡《昔昔盐》的按语中，则指出其“上承南朝民歌，下开初唐歌行”的特点，以为可作承前启后的一个标志；又如他们在对范云、何逊《范广州宅联句》的按语中，点明二人各写各的，名为联句，还没有融合成一个整体，随后在韩愈、孟郊《斗鸡联句》的按语中，揭示唐人于此取得的巨大进展：这就在注释诗歌时自然地勾勒出了文学演进的几个历程。他们在对宋诗的注释中，则注意创作技巧的发展，藉以说明唐、宋诗风格特点之何以呈现。例如他们在阐发杨万里《暮泊鼠山闻明朝有石塘之险》诗中的颔联“雁来野鸭却惊起，我与舟人倶仰看”时，下按语曰：“粗读似乎并非对句，而细看则无字不对，非常工整。这便是所谓流水对，双句而单意。”“这种句法，唐人已开其端。而宋人运用更为自如。”又如他们在阐发王安石《思王逢原》诗中颔联“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二句时，曰：“第二联写人才难得，知人不易，关合彼我，力透纸背；虽若发论，实则抒怀。正是在这些地方，宋人力破唐人余地。”这些精彩的意见，非深谙诗道而个人有创作经验者不能道，读者在这类文字上细加体会，当可获得其他选本中难以得到的知识。
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苑丛书》，其中《宋诗精选》一种，即由千帆先生选注。此书体例与《古诗今选》相似，原诗之后附“品评”，但分析更为细致，见解也更为深入。例如道潜《临平道中》一诗：“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品评曰：“莱辛在《拉奥孔》中曾指出：‘雕刻、绘画之类的造型艺术用线条、颜色去描绘各部分在空间中的物体，不宜于叙述动作；诗歌用语言去叙述各部分在时间上先后承续的动作，不宜于描绘静物。’但我们古典作家的追求则在于诗与画的相同、相通、相融合、相渗透，而非两者的差异、隔绝或对立。”所以苏轼激赏此诗，立即写了刻石；宗室曹夫人则据诗意作了一幅临平藕花图。千帆先生随即介绍了苏轼诗画相通的理论，用之于道潜此诗的分析，指明其状物之妙，“可是它又以诗人所表现在时间中永恒的动替代了画家所表现的在空间中刹那的静，因而使两种艺术在这首诗中合二而一。”大家知道，千帆先生曾经写过《说“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旧评》等脍炙人口的品评文字，可知他之所以能对前人诗词的赏析独具匠心，除了过人的感受能力等因素外，还与他有中外美学的深厚修养有关。
此外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了一套《名家推荐丛书》，内《程千帆推荐古代辞赋》一种，注释工作分别由学生曹虹、程章灿承担，他则在遴选了自先秦至宋代的几十篇优秀之作后，又在卷首撰写了《辞赋的特点及其发展变迁》一文。
日本汉诗选评：国标文化交流的结晶
随着我国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千帆先生也热情地投入了这一潮流，与国外的许多汉学家建立了联系，并不断加深友谊。日本汉学的研究水平甚高，前代文士竞做汉诗，也留下了许多名篇。于是在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继俞樾《东瀛诗选》之后，完成了《日本汉诗选评》一书，1988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计收作者二百人，诗四百一十五首，千帆先生和孙望先生逐篇加以品评，南京师范大学的吴锦先生在前言中介绍了日本汉诗的发展，并且详细叙述了中日学者合力完成此书的经过。
千帆先生的评语，颇致意于日本诗人与我国古典诗歌的继承发展关系，时而标举名句作为比较。他评赖襄《夜读清诗人诗戏赋》之一曰“扶桑诗人多宗唐，至山阳而兼综历代。其学博，其识高，才亦过人，故出语亦迥超群类，信乎彼邦一代宗师也。”可见他之所以能对日本汉诗作了有见解的评语，于此曾下很深的涵咏功夫。其评虎关师练《秋日野游》诗曰：“宋僧道潜诗：‘隔林仿佛闻机抒，知有人家在翠微。’东坡赏之。首二句用其意，后二首则荆公‘缫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法也。”评伊藤长衡《春日雨中》诗曰：“安贫乐道之言。第五句（一场春梦涵花影）好，尤胜陆鲁望‘满身花影倩人扶，也。”这类评语都是很有启发性的，能够帮助中国读者很好地了解彼邦文士诗学上的杰出成就。
余论
上述种种，只能说是为千帆先生的诗学历程勾了一个轮廓，但事实昭昭，读者也不难看出他在这一领域中取得了多么丰富的成果。然而千帆先生是个永不满足于已有成就的人，平时常对过去的成果进行自我解剖，并作严格的自我鉴定。他总嫌自己的知识面还不够宽，如对佛、道二家的典籍就缺少钻研，因而在指导莫砺锋做黄庭坚诗的硕士论文时未能引导他在黄庭坚与禅宗的关系等问题上深入下去。于此也可看出他对教学工作具有极为认真负责的态度。
自1980年起，千帆先生开始整理旧稿《两宋文学史》，其时他年事已高，故邀请吴新雷教授合作。二人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新编，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千帆先生和新雷教授研究文学史时，注意大作家的杰出贡献，也不忽视中小作家的重要作用，并常将二者结合而作群体或流派的研究。他们在分析作家的成就时，总是从具体作品中提炼或概括出结论；在对作品进行剖析时，则遵循着阅读、欣赏、批评的程序，由此进入作家的心灵世界。为了正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他们采用考证等手段；为了说明作家文学活动的背景，他们从事政治环境或文化氛围的考察。千帆先生和新雷教授运用了很多诗文评和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吸收了古今学者的很多研究成果，并采择了西方文学理论中一些可取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宋代文学的研究工作既超越了前人，又融贯中西而不失其中国学术的品格，从而将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大步。由于此书还具有其他方面的很多优点，如体系完整、条理明晰、分析透彻、评价公允等，能够指导读者较易掌握这一段内容丰富而又很复杂的文学历史，因而被国家教委核准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但千帆先生也深感对于宋代道学与佛、道二家的学说在总体把握上未能超越时辈，因而分析有些伟大作家的思想时往往难以作出新的突破。他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是很感人的，它能给予后学很多启示。俗语说“学无止境”，只有永不满足于已有成绩的人，才能不断取得进展与开拓。
学问之道又贵触类旁通。这也就是说，学者掌握的知识门类越多，那他通过交叉学科的渗透而酝酿出新成果的可能性就越大。只是由于近代学术过分注重专业方面的分工，以致我国古来文史不分的传统难乎为继，即使文史兼擅如千帆先生，也已呈现出史学略逊于文学的倾向。他对《史通》曾有高水平的研究著作问世，但对史学领域中的若干门类，则未及一一进行深入钻研，例如他对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就觉得不能应付裕如。当他写作《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时，曾对高、岑等人之作也进行过一番钻研，本212
想写作类似论述杜甫的一组文字，终因感到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难以处理，后来放弃了写作计划。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千帆先生学风的严谨，但也让人感到惋惜。这里他用自身的体验告诫后学，应该尽可能地掌握学术活动中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才能收到“触类旁通”而产生的多种效益。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人才。千帆先生的成长，以及他在诗学领域中的不断开拓，都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关。只是由于他能随着历史的前进而自觉地不断攀登，才能取得这些可观的成绩。他的研究成果，可供学界参考；他的诗学历程，可供后学参照。目下他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仍述作不綴，老骥伏枥，千里奔程上还将留下鲜明的足迹，这篇粗糙的研究文字，只能说是一篇未完成的草稿，日后定将重作研讨，续写新篇。
（原载周勋初：《当代学术研究思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