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焘先生是我最敬佩的老师之一。这倒不光是他爱护学生如子弟，还因他人品高尚，鲠直率真，从不曲学阿世。每读一本书，一篇文章，总能自出手眼，提出独到看法。

他是上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首批评出的一级教授。由于他写的东西不算太多，因此有些人总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能评上这么高的职称？但在我们学生看来，却是完全合适的。

方先生不仅在语言学上卓有建树，而且在文艺理论、现代文学等方面也造诣精深。他开过一门“鲁迅研究”的课程，每讲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时人研究鲁迅，都要突出其斗士的身份，分析作品中的人物时，凡与上层人物有些纠葛的，都要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以此坐实鲁迅开始具有先进的阶级意识，由旧民主主义正向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转变。但当学生向他提问如何看待《离婚》中的爱姑这一人物时，方先生就说这是农村中的一个泼妇。显然，这样研究鲁迅已经不合时宜，随后他就不得不转向，专治语言学了。

但我一直认为，方先生对鲁迅的理解应该很真切，他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他们都是浙江人，年龄相差不大，都是早期的日本留学生。阅读的文艺方面的书籍，都是苏联来的早期日语译本。方先生后来也一直住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他的大哥光炜先生和鲁迅等人一起，一直在蔡元培的领导下担任教育部的佥事，方先生的母亲六十寿辰时，鲁迅也到他家来祝贺，因此方先生对周家弟兄之间的纠纷与闺闱之内的一些隐情，都很清楚。我认为，方先生眼中的鲁迅，还是没有经过多少粉饰的本来面貌。他对鲁迅小说中那些中下层人物所取的视角与判断，均有深层次的解读与全面的观照。只是时移势转，方先生的鲁迅研究也不得不束之高阁了。

后来我虽专攻古代文史，受方先生的影响还是很深。方先生言必己出的精神，一直对我有激励作用。只是回想起来，思想境界上还是有差距，不能像方先生那样突破世俗的羁绊。

我在编选《李白研究》一书总结20世纪的研究成果时，遇到好多难以处理的问题，也就想到应以方先生为榜样，做到自出手眼，独立不倚。

“文革”之前，我教过几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也读过一些著名的选本。例如王渔洋的《唐诗三昧集》，专选王维、孟浩然一派山水清音之作，为他倡导的神韵之说作佐证；沈归愚的《唐诗别裁》，专选杜甫一派大声镗鎝之作，为他倡导的格调说作佐证。吾等今日总结20世纪研究某作家或专题的研究论文，情况当然不同，选文要求平稳，否则或有可能犯下一偏之弊。

目下古代文学研究者中最常见的分歧是：一些喜欢赏析的学者常是轻视考证性的文字，以为与文学研究的本意距离过远；一些喜欢考证的学者则常是轻视赏析性的文字，以为里面没有什么真功夫。因此，大家认为若是由他们操选政时，喜欢赏析者编的会是一本集中介绍赏析成果的专著，喜欢考证者编的会是一本集中介绍考证成果的专著，二者均不能全面反映学术界的总体成就。由此大家认为，一位研治古典文学的学者，应该具有比较全面的修养，才能做好选编工作。

操选政者常是难以避免时代风气的影响。例如20世纪的中间阶段，中国学术界为一种偏颇的学风所控制，诗文方面的评价，首先关注的是所谓阶级性、人民性、思想性等原则。钱钟书编《宋诗选注》，有其自出手眼之处，但也不能“逆时代潮流而动”，有些公认为代表宋诗风貌的名篇，像黄山谷的诗歌，仅收录3题，而当时公推思想性最高的陆游之作，则多达27题，因此曾经遭到过国内外学者的左右夹击。这种问题，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很容易理解，大家不必为此多作辩护，也不必严加指责。

钱钟书对宋诗沉潜至深，治学深具个性，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宋诗选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只能说是时代给他的局限，后人对此不必求全责备。他在《宋诗选注》1988年的香港版前言中也已介绍过其时的无奈。由此我又想到，读书确是应该持客观的态度。我们对于前人的著作，要有一种理解的同情。

但钱钟书的这本《宋诗选注》还是有其明显特点，选者对宋诗的理解，体现在诗的评与注中。《序》文也有特点，体现出研究者的个性。读者一看这文字，就可断定出于钱氏之手。这种境界，难能可贵，值得珍视。

钱钟书在谈到采择诗人诗篇之多寡时发表了如下意见，以为那些大家总是吃亏，那些小家反而占了便宜，因为小家留下的名篇也就那么几首，选诗的人为表平衡，一般都要选上，而那些伟大诗人的名篇实在太多了，势难多选，结果总是遗落很多。这种见解，通达且睿智，然而后人能起而矫正者则不多。

反观总结20世纪学术成就的许多选本，编选者对入选的那些学者往往人各一篇，这就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有些人实际上也就是那么一篇写得较好，有些人则名篇甚多，但为全书格局所限，只能留下一篇。

我编《李白研究》，力求突破这一不成文的程式，挑选了四位研究者，各选两篇入内，以示研究者贡献之不同。当然，这样安排是否合适，人物与论文选得正确与否，各人看法不同，意见或会有差异，就我而言则力求公正。

我把自己也列在四人之中，选了《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李白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二文入内。我认为，我从文化方面考察李白的为人和诗文创作，代表的是一个流派，一种方向。唐代文化至为辉煌，多种域外文化的传入，域内不同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唐代文化的璀璨多姿。李白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异彩，因此我把李白定位为多元文化的结晶。应该说，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所接受。因此，我把这两篇文章选入，不是什么“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也不必为了这两篇文章去冒天下之大不韪，贻笑于方家。

古人有云：为人应“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我想操选政者应奉此为准则。即使自己的东西，如已达标准，也不必回避。

但操选政也确实不易。当今社会，人被编织在重重关系网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有单位，有师长，有学生，有朋友，还有种种社团，如果负责某一方面的选政，那单位之内的同事，自己的老师与学生，平时交往的朋友，还有你参加的各种社团，势必都得考虑。如果你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还得关心团结的问题。因此操选政者于工作之始，无不力求公正，但事后看来，真正能做到公正的却又不多。况且论文的好坏，又不是能放在天平上称出来的，稍有为难之处，也就会向照顾人情方向转移。我常感到，人的各种负担之中，人情债最难还。因此我时时想到，要以方光焘先生为榜样，保持独立的品格，自出手眼，不要为世俗人情所羁绊。

《李白研究》之中，选入张才良的《李白流夜郎的法律分析》一文，情况有些特殊。作者早逝，与我素昧平生。此人生前无大名，似难与其他各家并列，而且我对这篇文章的结论也不信。在我后来写的《李白评传》中，仍取中道赦还之说。但我认为张文有新意，从唐律的角度分析李白生平中的这一大事，而且说得较圆到的，以前似乎还未见到过。这也就是说，张文有其开拓性。这样的文章，就有其可取之处。

葛景春的《古集原载诗二首，遗韵曾传魏夫人———李白诗词二首新证》一文，情况也较特殊。我知道，李白是否写过《菩萨蛮》、《忆秦娥》二词，学术界争议甚多，怕难彻底解决，因为材料太少了，大家论证时多用推论的方法，也就难于使对方信服。葛文提出了一些新的材料，往实证的方向跨出了一步，就应得到肯定。我选择此文，着眼于此。

我总觉得，研究古代文学应该利用各种手段，尤应注意考古方面的成果。这种研究方向，自岑仲勉等人起，已经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中取得共识，但大家似乎比较关注用墓志等物去考相关人物的生平，而用之于解决李白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则尚未之见。武秀的《谈兖州近年出土的四件文物及其对‘李白在兖州’研究的实证》则可说是一种很具体的新成果。他以北魏守桥石人、汉代跪石人、北齐沙丘造象残碑与李诗互证，说明其中屡次提到的“东鲁”、“沙丘”等地就在现在的山东兖州附近，这就把古来聚讼不决的李白东鲁行踪落实了。应该说，这种材料很可贵，介绍这些资讯的文章，自应列入。

我把20世纪李白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按类分列，选入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藉与此书总的名称《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相呼应。上起玄修（夏敬观笔名）的《说李》，尚存古来诗话遗风，下至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成果。上世纪５０年代之后，文学研究每与政治运动相纠结，为存历史之真，书中录入了林庚的《诗人李白》等文。港台地区学者的论文，也酌量录入。然限于丛书体例，日本与欧美等国学者的文字概付阙如。

根据丛书体例上的要求，我又写了五万字的《李白研究百年回眸》。这是必要的安排。只有选文，如无综述配合，则文章的作用与地位将无从呈现；仅有综述，如无相应的选文供人阅读，则每给人以浮光掠影的感受。当然，限于篇幅，限于体例，也不可能在每一篇综述之后均附范文，但如条件许可，则附上几篇，还是有其好处的。

我写综述，力求一一提出个人的看法。例如《百年回眸》下编《李白研究中若干重要问题的分析》，集中介绍了“李白的家世”、“李白的出生地”、“李白的家庭成分”、“李白一共去过几次长安”、“文献真伪的鉴别与疑难”、“李白诗文中存在的疑团”等几大问题。前面四个问题，争论最多，出入甚大，我先对各家之说作客观的介绍，然后进行评判，有的则提出新的材料，予以新的解说。

例如李白何以不应科举试，情况确很特殊。宋代杨天惠《彰明遗事》中有李白“微时募县小吏”的记载，而《新唐书·选举志下》云是朝廷曾有禁令，“其尝坐法及为州县小吏，虽艺文可采，勿举”，《旧唐书·宪宗本记》上亦载此说，二者相互印证，似可解释李白不应科举试的原因。然《彰明遗事》中的记载多道听途说，与正式的文告内容不符。《唐会要·贡举中》则云“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已后，州府所送进士，如迹涉疏狂，兼亏礼教，或曾任州府小吏，有一事不合清流者，虽薄有辞艺，并不得申送”。

显然，《旧唐书》、《新唐书》中的记载与此同出一源，同记一事，只是略去了“有一事不合清流者”一句，遂使敕文本意大不相同。据此可知，唐律规定州县小吏可以应举，然行事若少有不合士人规范者，则州府即不得进送。这是我在寻根究底后提出的意见，似可破前此一度盛行的“小吏”之说。

我在《回眸》中特设“李白的族系之争”一编。从李白的出身之地与他本人的论述中寻找根据，力破前此一度盛行的李白为胡人之说。因为李白的身世太特殊了，涉及到近代中苏疆土之争，因此有的朋友认为这段文字政治色彩太浓，不必花此笔墨，我则认为这正是李白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但可以由此看到李白的思想与作风不同于唐代其他诗人的根本原因，也可说明唐代文化的多源与多彩。我把李白定位为多元文化的结晶，必须从他的特殊身世叙起。

应该说，这篇综述有我个人的特点。在《李白研究》后面的《20世纪李白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五“综述”中，列有22篇综述文字，读者若作比较，或可认同我的说法。我总认为，做学问要有自己的特点：看问题，应该有自己的眼光，有自己的论证方式，也要寻找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

有的专家认为，研究综述已经成为一种新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自上世纪70年代起，这类文章即不断出现。尤其处在历史转折时期，如世纪之交等，更会激发学术界总结前此学术成果的心愿。而且目下出版物数量庞大，一个人要想掌握所研究的专题的有关讯息，确是遍览为难，如有研究这一专题的学者能将其所掌握的材料作一综述，省却他人翻检之劳，确是有益学林，功德无量。但就目下已经涌现的大小研究综述来看，还未取得理想的成绩。因为做好这项工作也不容易，作者既要全面掌握情况，还要居高临下，有独特的眼光，将各种研究倾向作出评判，对各家之说分出高下；应以学术为天下公器，不能存个人的偏见，这样才能起到正确的指导作用。

这就牵涉到了研究者的学识问题，涉及到了他们的素质问题，也关涉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问题。

张可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中特设一章，讨论“研究综述”的写作，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也指出了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最为难解的是，大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动乱，往往用“噩梦”、“浩劫”、“断裂”、“荒芜”等词一笔带过，他就此提问，“为什么”有不少爱好和研究古代文学的知识分子投入了或想投入这场“革命”，有些人还写了一些今天看来毫无“学术”的文章？为什么许多同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名的学者，在十年动乱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有什么教训值得后人汲取？这些问题提得很尖锐，要想全面地正确回答，可能还要等上几十年。大家对此采取一笔略过的态度，也就是因为难于正面回答。

我思想水平很低，思辨能力也差，自知无法回答。不过我想从师长一辈和同辈中人的表现中寻找一些答案。

我认为，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思想上多混乱，原因之一，与价值标准的多歧有关。陈寅恪于1964年《赠蒋秉南序》中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他表白的是坚守传统价值观的信念。现在看来，由秦入汉位致通显的叔孙通是早期的“风派”，司马迁为之立传，就用“希世度务”、“与时变化”来加以讽刺。因为中国士人向来认为应该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能为求一时之通显而作识时务的俊杰。

新中国成立后，党与政府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最高准则，理论界认为道德也有其阶级性，中国的很多传统观念都遭到了否定，遭到了批判。到底哪些道德应该坚持，哪些道德应该批判，人们思想上自必产生混乱。

周一良为陈寅恪的早年入室弟子。新中国成立后，周氏一直要求进步，历经折腾，“文革”后期进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本有一段文字，叙述师生二人论学之乐，末尾时云“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文字饱含感情，后来却把它删掉了，所以在后来出版的文集中已不见踪影。周氏自云这是因为老师认为他“曲学阿世”，所以有此一举。由此可见，一些坚持中国传统观念的人对此甚为执着。

“文革”结束之后，批评郭沫若的人很多，特别是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推翻了自己过去提出的观点，将“双子星座”中的杜甫肆意糟蹋，而替李白说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好话。这种现象，是否可称曲学阿世，却又不能简单地作这样的判断。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党政领导一直要求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经过二十年的改造，既有层层领导组织的系统学习，又有不断上纲上线的群众运动作胁迫，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是动辄得咎，既有思想上的困惑，又有现实的困苦，如果不紧跟上面的步骤，也就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灾难。像郭沫若这样的身份，既是文坛大佬，又是政界标志性的人物，其时身处风口浪尖之上，自当把握好大方向，调整个人思路，投入到运动中去。

这就让我再一次地想起师辈来了。方光焘先生殁于1962年，像他这种性格的人，如果活到“文化大革命”时，定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受凌辱而自行弃世。因此他的不能寿登髦耋，对他自己来说，实为幸事；对我们学生一辈来说，也就免除了心中的无尽伤痛。

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选文时顺应时势，评注时则坚持己见，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常见的一种处世态度。《论语》上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人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有时也不得不调整个人的位置，但在大德上还是不能“逾闲”。

一些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成名的学者出现某种异化，也可理解。如上所言，上有党政方面的高压，下有群众运动的胁迫，这就必然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发生尽弃所学的现象。

至于那些年轻一代的学者，本在“学”上还未扎根，因而谈不上什么“曲学”的问题。他们的趋时，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上级要求的就是这样。只是这一时代中培养出来的有些人趋时过甚，旧的道德固然弃之如敝屣，各种新的道德也未见其展示，而且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一无原则可言，各种各样的道德都可为我所用。这样的人，只能称之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土特产———“风派”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国人睁眼看世界，发现国外的人并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内也并非天堂。而且照官方的说法，国内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因此中央号召拨乱反正，于是兴起了一股反思的潮流。只是阶级观点仍应坚持。这就面临着一个难缠的老问题，道德到底有没有阶级性？传统道德能不能继承？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要不要紧跟上面来的号召，是不是可以独立思考而不再重蹈“曲学阿世”的覆辙？

时至今日，陈寅恪的声誉越来越高，大家对他的不曲学阿世表示钦佩，因为这维护了一位学者的尊严和良心，为此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郭沫若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本就不甘心以文人与学者自囿，他要作一名斗士，何况这时他也亟欲有所表现。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国一直处在苏联的军事威胁之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陈寅恪称李白为胡人，“无产阶级学术权威”起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这种“谬论”，正是抓住了好题目，倒也顺理成章，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这时郭沫若也承受着内外的重重压力。“文革”开始，他就公开表态：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应该付之一炬。《李白与杜甫》中的扬李抑杜，体现出他的进一步努力，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已经彻底改变，完全接受伟大领袖的教导，这样也就同时确证了自己仍属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一员。而在这时站出来表态，就要像个造反派的样子，因此他得用尖刻的口吻斥骂萧涤非等人，还以轻蔑的态度批判陈寅恪，乘机在业已沦落为贱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前摆摆威风。这也是当时有条件出来露露脸者的一种常态。

有人称《李白与杜甫》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怪胎。联系当时的形势，也就可以理解。1966年至1967年初，江青审查新中国成立以来拍摄的电影时，便对《诗人杜甫》横加指责，申明毛主席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对于这点，郭沫若当然早有所知，深有所知。处在他的位置，既不能像钱钟书那样远离风口，则自当改变立场，收回戴在杜甫头上的人民诗人桂冠，何况他本人确是具有挥洒自如的浪漫主义气质。

看来郭沫若的表态还是及时的。一年之后，《读〈封建论〉呈郭老》向外传达：“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幸亏郭沫若在李杜问题上已经争取主动，“击一猛掌”的力度也就减轻了不少。可见，郭沫若在政治上还是极为敏感的。

李杜诗歌的此高彼低，本是学术上的一个老问题，自可让人自由发挥。令人难解的是，这时各种学术思想正乱作一团，伟大的导师为什么不再提那美妙动听的“百家争鸣”，而自称好学生的郭老则又为什么定要足尺加码，调门提得高的离谱。以他这样的身份，却以演出荒诞剧的方式谢幕，郭沫若为保住晚节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之后，社会上流行一句总结性的评语，认为人们的路线斗争觉悟越来越高，道德水平越来越低。显然，这里说的道德首先指的是传统道德。可见虽经十年大力“除四旧”，还是没有能够从根本上铲除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价值观。这到底是中国人的幸运呢，还是不幸？

郭沫若从颂扬“双子星座”转向扬李抑杜，可用组织观念强来解释，这是一种新道德，也就是革命道德。有人则把他的学术转向视为“曲学阿世”，这是从传统道德着眼而提出的批评，他们标举的是旧道德。二者各有所见，或许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这也就是我在上面所提到的，价值观上的分歧，导致道德观上的混乱。

我想，今后还是会有多种价值观并存的局面。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一些人不动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去逼迫他人改变立场曲学阿世就行了。毕竟殷鉴不远，人们还是不愿看到传统道德遭到彻底铲除。

现在我的思想再次出现变化，认为若对过去的研究作总结，不必再持一种标准，选文时也不必要求四平八稳，应该允许人家独标宗旨，去宣扬某一种写作手法，标榜某一种情调，犹如当年神韵、格调、性灵等流派争竞时的情况一样，否则研究中的多样化将无从体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研究工作中的繁荣景象将永远无法出现。

本文为周勋初先生治学经验谈系列之六，选自周勋初先生《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凤凰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