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8月，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博士点新世纪学科研究发展研讨会”，散会之后，张锦池教授送我到飞机场时，利用这段时间交流培养学生的经验。张教授颇感苦恼，说是学生上课时提不出问题，讨论时不发言，常以冷场告终，他认为我已有一二十年培养博士生的经验，他们那里新批准招收博士生，因此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其实我也常是遇到类似的困扰，也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但看他态度极为诚恳，也不能“王顾左右而言他”，因此接着就说：“你可以指定一两篇文章叫他们读，要求读出新意来，从中也可以发现他们有没有悟性，有没有思辨能力，然后对症下药，引导他们步步深入。”这话好像当时还得到了他的首肯。

其实我在教学生时，很少指定什么文章或著作让他们读。每一个人的教学方式，往往与他本人的成长过程有关，我在当研究生时，胡小石师就很少让我专门去读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那时我就喜欢泛读，发现问题后再找老师请教，因此读的书，提的问题，常是五花八门，不像一个中文系学生的样子。后来我带研究生时，也常有类似情况。大家从余历雄在《师门问学录》的记录中不难发现这一特点。

老师的主要责任是培养学生。泛读的目的不是放任自流，让学生自生自灭，由此可以偷懒，推卸应负的责任。身为老师，应该认识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要发掘人才，培养人才，让他们茁壮成长，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这里的首要任务是发现学生的才性。

有的学生眼界很高，往往目空一切。我们应该承认，历史上确有一批人狂得出奇，只要他拿得出东西，我们就得钦佩，可惜的是像李白这样的天才毕竟少见，有些人的狂态，只是不认识自己而已。他们常是说些大而无当的话，写些海阔天空的文章，日子长了，大家看透了，也就会不以为意，贬之为“志大才疏”，“眼高手低”。

这样的人，在过去崇尚“假”“大”“空”的年代，比较常见。目下学生升学困难，就业困难，棱角几乎磨光了，狂生数量大减。我倒觉得这也不正常。人处青春时期，应该有些自负的气概，“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一种自信。少年老成，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甘作驯服工具，也不见得有多大出息。

有的学生很敏感，反应很快，听领导的讲话，别人的发言，可以马上有体会，接着可以说上一套，然而细察其内容，往往是一些急就章，内涵不深刻，只是起了一些回应的作用。这样的人，可能会博得领导的好感，他人的欢心，但长期浅尝辄止，自鸣得意，往往提不高层次，文章始终缺乏深度。

有的学生非常用功，读的书多，记的也多，这种学生也容易博得好评，只是学术水平的高下主要看创造力如何，这些学生往往是勤劳有馀，天分不足，最后被人贬为“书篓子”“两脚书橱”，这是很可惜的。不过这种学生可向备顾问的方向发展，利用本身优势，找些合适的题目来做。

说来容易做来难，培养学生容易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毛病。真要培养学生成材，确也不易。什么事情都得具体分析。由于个人处境不同，先天后天的差异很大。有的学生起步较迟，如能给予合适指导，可以做到后发制人。须知全面发展的人毕竟少有。有的学生年纪大了，还未入门，做老师的就应看他是否属于偏才。如果确实具有某些长处，那就可以让他扬长避短，或者说是扬长补短，让他快速成长，在某一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不能放任自流，让他们日益陷于困境，丧失自信与自尊。

我的一个女学生俞士玲，博士论文做的是西晋文学研究，其中有关陆机、陆云的部分，她先整理成了一本年谱，我把它推荐到古委会去，编入“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古委会请人初审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古委会出的书总要与古籍整理有些联系，《陆机陆云年谱》是否能与此搭上界？我就为之辩解，以为书中的考证文章就有四五十处之多，对二陆的历史与文献作了细致的辨析，这里就有文献方面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的开拓，与丛书的宗旨正相切合。自从此书于2000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一直得到学界的好评。大家认为此书有新意，有开拓，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对推进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有其贡献。

这书的最大特点，也就是作者读书得间。陆机、陆云传世的文字不多，千百年来人们翻来覆去地读，确是难以读出新意，俞士玲能从中发现大量问题，可以说明她具有研究者的素质，我之所以留她任教，也是着眼于此。

马来西亚籍的学生余历雄把三年听课笔记整理了出来，取名《师门问学录》，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读者阅读此书，就可发现他的勤奋，读的书多，提出的疑问也多。傅杰教授在《书林漫游录》中说：“其读书的勤勉，提问的到位，恐怕是不少本国的学生都要自愧弗如的。”如今他在马华学界已小露头角，即与前此如饥似渴的求学经历与善于发现问题有关。此书后在马来西亚与中国分别出了一种新版。

我不赞成目下培养博士生普遍采用大班上课的方式，希望能够汲取古时书院制下问答式的教学方式的长处。因此我培养的学生，任其自由发展，选择的题目，不一定是我所熟悉的内容，也不一定是我当下正在研究的课题。例如胡传志的博士论文《金代文学研究》，就是他在一次介绍读《中州集》的体会之后，发现内有新意，在这方面有开拓馀地，因而鼓励他，指导他，步步深入，才取得成绩的。目下胡传志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我又建议他再向上下世代继续开拓。

上述云云，说明每一块学术阵地上总有很多空间可以耕耘，可以发掘。只要方向对，又肯投入，都可取得可观的成绩。

除了“深入发掘”之外，我更注重“触类旁通”，认为这也是研究者必备的素质。如能奏效，更可取得出人意料的理想效益。

我在大学阶段，几位教师不太理会各个学科业已区划清楚的鸿沟，而是纵横驰骋，提出很多新鲜观点，深具启发意义，对我一辈子都有影响。

方光焘师讲文艺理论，不按教科书上的规定一板一眼地讲。有一次，他提到中国的建筑普遍重视整齐对称之美。像皇家的宫廷，官府的衙署，寺宇的院落，都是前堂后寝，左右包厢；就是一般的民宅，也是左右对称，没有乱搭配的式样。这是因为中国经历着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阶层要求上下有序，由是形成的社会心理，也就普遍追求整齐对称之美，给人的感觉，也就是稳定与和谐。这番分析，深入浅出，一直深印于脑海。后来我读汉赋，就是按照这一路子去理解的。《文选》中把汉代的京都大赋排列在前，也是这一社会共通心理在起支配作用。后来我写《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从分析《山居赋》入手，进而说明谢灵运在山水诗方面的成就，也是沿着这一路子推导下去的。葛晓音为《谢灵运研究丛书》中的《研究论集》遴选百年来的代表作品，就把我这篇文章选了进去。

我跟胡小石师学习楚辞，读了一些民俗学方面的著作，知道周边一些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常有其自身的特点。南方地区有的少数民族实行剔骨葬，先把死者掩埋，隔些时候取出，将骨头上的残留物剔除，然后进行安葬，这与中原地带汉族的观念大异其趣。自古以来，汉族受儒家影响，首重孝道，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李白埋葬友人吴指南时，却行剔骨葬，把他前几年亲手埋下的尸骨重新捡出，剔去骨上的肉，移至其他地方安葬。这种做法，放到王维、杜甫等人身上，简直无法想象。当我读到《与安州裴长史书》中的这一段记载时，马上觉察到其中有问题，李白的思想与一般的汉族文人大有不同。

就在同一篇文章中，李白又提到“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我读杜甫的《哭王彭州抡》诗，中有句云：“北部初高选，东床早见招。”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杜臆》曰：“见招，是招王为婿。”许相公家招李白为婿，男方居住女家达十多年之久，也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其时李白应是赘婿的身份。在父系社会中，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特别强调伦理的社会里，李白的处境想来未必佳妙，但他不以为意，言下还不无自得之意，这又说明他的文化背景颇与时人有异。

李白家族迁居西突厥控制之下的地区达数代之久，到他五岁时才由父亲携回至四川定居。可以想见，这种家庭中的子女一定会受到突厥文化的某些影响。我一直喜欢阅读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有兴趣，知道突厥、铁勒等族婚配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些族群中的男人结婚之后，都会住到妻子家去，这与李白的情况不是一样的么？后来我读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等文，才知道唐人受西北一些游牧民族的影响，婚姻观念有了一些改变，这更增加了我提出李白受突厥文化影响这一论点的信心。

我读李白的《登峨嵋山》诗，末尾有句云：“傥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骑羊子是谁？传为刘向所撰的《列仙传》中说：“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在峨嵋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两相对照，可知李白曾受羌族文化的影响。后来他到浙江金华去游赏，表示对皇初平与赤松子的仰慕，内中都有其脉络可循。这也是我在论证李白的多元文化背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羌族文化的影响。

这些方面的开拓，应当可以叫作“触类旁通”吧。我写这些文章时，浮想联翩，心情极为舒畅。所谓“为文当发前人之所未发”，上述云云，或许可以说是取得了这种效果。

因此，我对早年研究《九歌》的一段经历甚为留恋。小石师循循善诱，叫我关注神话、传说、民族、宗教等其他相关学科，这对我日后的发展大有帮助。因此，我一直以感激的心情怀念当年帮助和指导过我的一些老师。

如果说，“深入发掘”的着力之点大都放在原有的知识系统之内，如作者本人文字的前后互勘，相关文献的比较异同，历史记载的出入违舛等；“触类旁通”的着力之点往往体现在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与相互激发。那是否可以进一步说，“深入发掘”凭仗的主要是功力，“触类旁通”时凭仗的主要是颖悟。比较起来，后者似乎更能予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当然，这样的区分也只是相对而言，“深入发掘”时也需要颖悟，“触类旁通”时也要先培植功力。一位优秀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两方面的才能。

因此我认为，教师应该竭尽所能，引导学生向这些方向发展。

俗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人在入门时认准这扇门很重要，进门后则仍需不断努力开拓。

人生一世，身处大千世界，不光是人与人之间在交往，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对人的生存发生影响。我们的研究工作，往往是在切断研究对象与外界的种种复杂关系，只把他放在我们所熟悉的范围内加以剖析。随着学科分类的日趋细密，研究文学的人常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今日视为文学的环境内加以考察，外界的历史背景、哲学思潮、宗教影响等等，都被忽略，甚至可说置若罔闻，因此在这些研究者的笔下，研究对象的整体面貌实际上无从体现。描写的内容，细部刻画或者可称细致，但总览全局，却又是残缺的，偏颇的，有的甚至陷于瞎子摸象。因此我认为，研究古典文学的人也应该尽可能地扩大知识面，运用多种知识，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对象，深入加以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就会比别人更深刻，更接近研究对象的真相。

新中国成立前期，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颇多清规戒律。例如对待宗教问题，无形之中成了禁区。当局常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名言作为裁决的根据：“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此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从上一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也就不再看到什么像样的研究著作了。这里还可举出两种研究柳宗元的著作来加以讨论。

吴文治著《柳宗元评传》，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按照吴文治、谢汉强主编《柳宗元大辞典》上介绍：“这是全国解放后试图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为柳宗元撰写评传的第一本书。”而据《吴文治教授八十华诞纪念集》中的介绍，这一著作当时发生过很大影响，也为日后他在柳宗元研究中的领军地位奠定了基础。

这里可以用来比较的另一本著作是孙昌武著《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柳宗元大辞典》上介绍：“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全面详细介绍和评论柳宗元，影响较大的长篇著作。”此书亦负时誉。书出不久，就得到了一些日本学者的重视，随后接受京都大学等单位邀请，前往讲学，均可看出这一著作的影响之大。

这两本著作，内容相近，在前后两个历史阶段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学术水平来看，可以说是互有高低，但二者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却大有出入。

按照上述《大辞典》中的说法，前者是一本“致力于文学创作，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论著”，“书中材料翔实，但也存在着扬柳抑韩的倾向”。后者则已转为重点论证“坚持理论斗争、崇信佛教”、“统合儒释”了。比较之下，自然要以后者的描述和对柳文的定位更为接近事实。翻阅柳《集》，就可以看到柳宗元前后结交了很多宗教界的朋友，为他们撰写碑铭，讲了很多好话，那又怎么可以说是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呢？孙著于此作了深入的探讨，帮助读者打开眼界，自然更能获得好评。

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施偏颇的方针政策，也就是戕害一代学人，误导几代读者。吴、孙二人的思辨能力都很高，但前者在著作中留下了遗憾，后者则摆脱了错误的理论羁绊，日后也就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我们对此只能用时代局限作解释，吴著的不足非其过也，时代之故也。

这一问题，在更上一代人中并不存在。陈寅恪以宗教为新的视角，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史领域中不断开拓，引领学术界走上新路。他对唐代文士的研究，也卓有建树。例如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内纵论韩愈与白居易的宗教信仰，云是“鄙意昌黎之思想信仰，足称始终一贯，独于服硫磺事，则宁信其有，以与唐代士大夫阶级风习至相符会故也。乐天于炼丹烧药问题，行为言语之相矛盾，亦可依此解释。但白、韩二公尚有可注意之点，即韩公排斥佛道，而白公则外虽信佛，内实奉道是。韩于排佛老之思想始终一致，白于信奉老学，在其炼服丹药最后绝望以前，亦始终一致。明乎此，然后可以言乐天之思想矣”。这种新见，也是立足于宗教研究而得以提出的。

陈氏对白居易思想的分析，可谓导夫先路，可惜其后横遭压抑，难见嗣响，中断了二三十年之后始有人延续。陈氏据此还曾作出推导，云是“唐代士大夫之风习”均如此，则是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唐代上层人士的风貌，也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寅恪还写下了《论韩愈》一文，列举六个重要方面，说明韩愈在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这是与日后学术界愈演愈烈的扬柳抑韩之风截然背违的。经历过历史的一大反复，证明陈氏之说更近乎事实。

陈氏文中指明韩愈以反佛著称，也反对道教，这些地方实与政治问题有关，然而韩愈在日常生活中实与佛、道二教中人多所交往。前述白居易的研究文字中就提到了韩愈服食硫磺之事。从中可知，唐代文人的思想极为复杂，不是单取一种视角就能说明问题的。历史的教训给后人敲响了警钟，研究古典文学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

我在上一世纪80年代为研究生讲授“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时，曾经编有一篇讲义，取名《通才达识，迥出意表》，副标题《读陈寅恪〈论韩愈〉》，导言中说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充满着辩证的关系。有些事物之间，看似绝无关系，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的情况，但若细加考察，则仍可以发现彼此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人们观察事物时，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那就只能人云亦云，在低层次上作些论述；但若能发掘出事物之间潜在着的深层联系，并能深入地加以阐发，最后取得大家的公认，这类文字才有可能被人认为具有发人之所未发的创见。显然，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养，培养敏锐的感受力与观察力，有所发现，有所创辟，有所建树。”这种意见也曾得到他人的赞同。韩愈在佛、道方面貌似矛盾的复杂态度，就可说明上述道理。

后起的一些研究佛教文学的学者沿此道路向前开拓，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陈允吉先后写下了《“牛鬼蛇神”与中唐韩孟卢李诗的荒幻意象》、《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等文，均曾得到学术界的好评。陈氏后将这些论文编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一书内，上海古籍出版社列入“中华学术丛书”，亦可觇知其成就之丰硕。

我对宗教问题很重视，也有兴趣，颇欲于此下些工夫，以收触类旁通之效。只是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环境大变，种种事务纷至沓来，实在抽不出多少时间阅读宗教方面的典籍，这对我来说只能引为憾事。因此，我虽在无法回避无法推脱的情况下，也留下一些相关文字，但自知底子太薄，不敢多说，更不敢乱说。

我也知道，人的一生精力有限，不能想到什么就学什么。尽管我一直追求多闻博识，只是限于条件，限于才力，只能陷于寡闻浅识。尽管我也写下了《魏晋南北朝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等文，想从各种社会现象的交会中发现新的问题，但能力有限，只能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表示一下努力的方向而已。所喜者，有些愿望已有学生一辈在完成。张伯伟著《禅与诗学》，曹虹著《慧远评传》，高华平著《凡俗与神圣》，在佛教与文学的问题上都有开拓；吴正岚著《金圣叹评传》，论证传主的新见时以为受到了华严宗的影响，把研究的层次提升了一步，说明他们都已具备跨学科研究的能力。王青著《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赵益著《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都对道教与文学的关系作了新的探索，凡此均有新意。赵益还应中华书局之邀，整理了道教中的经典著作《真诰》一书，列入《道教典籍选刊》，也是颇为不易的事。

如何做到读书得间，结合具体的人来说，实际情况却是千差万别，难以一端论。自知秉性驽钝，是否可以说是曾经“得间”，或者达到什么程度，都不敢自信，还应听取学界的公论。反正我在前面已经再三说过，这里只是介绍个人治学中的一些感受，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历，是耶非耶，任人评说，一得之愚，仅供参考而已。

本文为周勋初先生治学经验谈系列之十，选自周勋初先生《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凤凰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