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步入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纯出偶然。“文化大革命”中无书可读，后因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公开出版，工宣队看到风向有些改变，才让教师接触封、资、修的古书，于是吾等正在农场走“五七”道路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者也可以公然读些唐诗方面的书了。

我对出版物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迹摸不着头脑，也读不出什么门道。大家交换意见，都对他的扬李抑杜大为不满，这我倒觉得无所谓。一个人常是有其好的一面，也有其差的一面，各人所见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但郭沫若所持的标准不一，提出的例证似乎不符事实，这我可觉得难于接受。不过我于此道实在知之太少，反正闲着无事，不如利用当前形势，找些唐诗方面的书来读。

我从分析疑点最多的杜甫与高适的关系着手。杜甫的历史比较清楚，已有好几种年谱，注本也多，高适的情况可不易搞清。于是我就正本清源，一一从头学起，结果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完成了《高适年谱》的初稿。这段过程，我已写入《写作<高适年谱>的机缘与甘苦》一文中。

这段特殊经历，体现出了我的个人特点。“文化大革命”中的风气，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真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些舞文弄墨的人，都在闭起眼睛说瞎话。在此之前，也是教条主义横行天下，把什么阶级性、人民性、思想性、艺术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几项现成的帽子抛来抛去，用不到多少文献作支撑，大家只要读读现成的几种注本就已够用；如果文献用得多了，反而会被扣上繁琐考证的大帽子，大家试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唐代诗人研究，即可知其大势。

我考高适生平，因是地下作业，一无功利心可言，反而从容不迫，纯任兴之所至，一一找书来读。

因为要读高适的诗，就找他的集子和《全唐诗》来读。因为要读他的文，就找《全唐文》来读，从而了解到尚有《唐文粹》、《文苑英华》等一类总集。

因为要了解高适的历史背景，就读《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从而又知道还有《册府元龟》等一类史书。

因为要了解前人对高诗的评价，就读《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唐音癸签》、《诗薮》等书。这方面的材料，以前教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多少接触过，不过这时又扩展到了《唐诗纪事》等书，视野开阔了些。

与此相关，我对“唐人选唐诗”的几种选本也涉猎了一番。

高诗在书目中的记载很不一样，我就研究书目，了解到宋代的几种书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以及王应麟《玉海》中的目录部分，都有关于唐代名人的记叙，于是目录学方面的知识提高了一步。

诗人之间的交往，见之于笔记与小说中者为多。我对记载比较集中的几种笔记，如《国史补》、《唐语林》等，也一一查阅。

高适早年落魄江湖，后又崛起为高官，行程万里，经历复杂，我就阅读相关的典章制度和地理志类书籍。

高适的出身，史无明文，我就转向墓志等材料中去发掘。我已明白，岑仲勉等人于此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收获巨大，因此我又读起《千唐志斋藏石》等拓片，后又对罗振玉等人的著作一一泛读。

从岑氏等人的书中，我又知道尚有《郎官石柱题名考》、《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等典籍。这些书，过去中文系的人从不去阅读，连名字都不会听到，这时我已视作考证的好材料，读得津津有味。

与此相通，我又读了徐松的《登科记考》和林宝的《元和姓纂》等书，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文献也增加了认识。

《全唐诗》中有一首刘长卿的《秋夜有怀高三十五逋兼呈空上人》诗，情况似乎很特殊，我又跟踪追击，翻阅《宋高僧传》等书，得知高适还曾接受过不空和尚的灌顶，因而可以定为密宗信徒。我对宗教方面的知识极为有限，至是又找了一些有关宗教的书来读。

这时正值1972年前后，学校又恢复招生。由于工农兵学员的人学，我才有了结束长期下放溧阳农场的机会。工农兵学员用不着像我这样的人去教，中央给他们规定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教师中的那些老资格党员尚且要被管起来，遑论其他。我自知思想水平低，时有误踩红线之虞，无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尽管我也在努力学习“雄文四卷”，只是始终无法学到手。大家普遍感到的困惑，正像当时风传有人所总结的那样：一看就懂，一放就忘，一用就错。

那我又怎能在工农兵学员面前自找麻烦？况且我自回城之后，使用价值重新得到发现，于是忙着编《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编《辞海》，1974年之后，更是集中起来从事法家著作《韩非子》的注释工作，至是泛读唐诗的地下活动不得不告一段落。

完成《高适年谱》的初稿，当在1974年前期。短短一年多功夫，读的书可真不少。工农兵学员强调开门办学，上浦镇车辆厂去写调查报告，随行者有一大批教师，自有一些党员参与管理，一些政治条件好的教师帮着改改工农兵学员写的通讯，我则时而参加一些讨论，也只能是哼哼哈哈应付应付而已。因与大家融合不到一起，一有空，我就把自己反锁在一个破车厢的列车员房间内读《全唐诗》。

1976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形势丕变，我为完成《韩非子》的校注工作，必须到北京图书馆中去进行校勘，这时我就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看到几种《高常侍集》的明清刊本。想起郑振铎在《世界文库》本的《高常侍集》中用了一条《四库全书》本《高常侍集》中的自注，不知是否可靠，于是又借出《四库全书》来核对，同时也对这部大书增进一些感性知识，开开眼界。

至是我又知道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藏有季振宜的《唐诗》钞本和胡震亨的《唐音统籖》全帙，于是又费了一番手脚，前去观看。这番经历，非常难得，把唐诗方面的知识又大大扩展了一番。随后我把这方面的心得写成了《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得到学界的好评。广陵书社印行《御制<全唐诗>》线装珍藏本时，即以此文代替“前言”。《全唐五代诗》这一重大项目启动时，我被推举为第一主编，也与这段经历有关。

1983年时，傅璇琮先生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主任，约我为《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的《唐语林》一书作整理。当时我工作很忙，本不打算接手，但他认为我对唐代文献方面有些基础，因而再三邀约。大约他也是看到我在《高适年谱》中涉及到许多领域，用了很多材料，因而认可的吧。

整理《唐语林》，用了三年左右，对唐代的笔记小说作了一番摸底的工作。唐代笔记小说的研究，之前很少有人涉足。我为《唐语林》中的一条条文字查到了出处，随即感到这些方面还得作些解释，因为一般读者看到《杜阳杂编》、《金华子》等书名，还是无法了解书的性质，从而难以判定这些材料的文献价值。就这样，我为五十多种笔记小说作了介绍，取名《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提供读者参考。

1989年时，我为筹办第五届唐代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主编了一种《唐诗大辞典》，用作会议上的礼物。莫砺锋、严杰任该书副主编，古籍所内人员，卞孝萱、姚松、武秀成、曹虹、程章灿，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内成员，张伯伟、张宏生、巩本栋、许结、高国藩等，无不全力投人。此举也得到了全国唐诗学界的大力支持，在江苏古籍出版社的配合下，我们花了一年功夫，突击完成了这一重大工程。江苏古籍出版社随后约请国内外的知名唐诗专家举行了一次笔谈，得到一致好评。

我为这一辞典作了种种设计，后面加了几个附录，其中之一就是我撰写的《唐诗文献综述》。我把研究唐诗的主要文献归为十三类，亦即一，文集；二，史传；三，小说；四，谱牒；五，碑志；六，壁记；七，登科记；八，书目；九，诗话；十，艺术；十一，地志；十二，政典；十三，释道书。因受篇幅限制，这一部分只能写到五万字，为此我在写作上下了一番功夫，既要提纲挈领，又要尽可能地增加容量，还要有可读性。

为了写好这个综述，我把以前积累的知识作了一番系统的梳理，例如史传部分，讲到《旧唐书》与《新唐书》时，就要设身处地，把我过去读史时遇到的困难，系统地归纳一番，然后指出解决的方向，这就必须提高学识，参考今人的著作，如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黄永年的《唐史史料学》等。又如写作谱牒一类，不能仅限于介绍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还得叙及前此豪门世族的兴起，还要说明谱牒之学逐渐衰退的原因，在此前提下，才能说明唐代谱牒之学的状况与特殊地位。这样的写作，可以把过去因工作需要而接触到的材料与读书心得作一番清理与提升，将零碎的、片段的知识深化与系统化起来。

我在提出这份《唐诗文献综述》的写作计划时，江苏古籍出版社的负责人还颇不以为然，因为在此之前，各种各样的文学辞典已经出了不少，只是从未出现过同类的附录。在我的坚持下，《唐诗大辞典》终于增加了两种具有参考价值的附录，另一种为莫砺锋的《唐诗大事年表》。出版之后，却是大受欢迎，广获好评。日本、韩国和本国很多讲授唐诗的学者都把《唐诗文献综述》用作教材，或是指定为主要参考读物。

2000年时，江苏古籍出版社为我出了一套七卷本的《周勋初文集》，我把《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和《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合在一起，列为全书的第五卷。《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就是在《唐语林校证》的附录《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的基础上加工而成。

本来我对这事想得很简单，以为只要把《唐语林校证》后面的这份附录印进去就行了，复看之后，发觉行不通。这一提要是为配合读者阅读《唐语林》而设计的，如果离开《唐语林》，有些话就不知所云。而且我在此书出版前后还对其中的一些笔记小说作了专题研究，认识已有提高，这些都可写入新著，弥补《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中的不足，甚或改正一些错误。

整理《唐语林》时，我又得到了一种新的体会。过去我做过的一些研究，如《楚辞》、《文心雕龙》、高适、李白等，都是大家和名著，很少接触不出名的小家与小的著作。我认为，研究者确是应该重视大家和名著，这些对象容量大，内涵丰富，发掘的馀地大，开拓的空间多，有水平的研究者更能于此一现身手；那些小家与小的著作，前人重视不够，有待发掘，有待开拓。而像笔记小说之类的著作，介于史、子之间，反映的社会面广，可以看到许多不见于正史记载的社会现象，大有发掘与开拓的馀地。

于是我在整理《唐语林》的基础上，陆续写了不少相关文章，后来就汇总成了这本《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其中研究笔记小说作者的文章，如《赵磷考》、《卢言考》等，以前从未见人写过；《酉阳杂俎考》、《唐语林考》等，也很少有人措手。我在这些地方分别进行探讨，也将此前的零碎知识作了综合研究，水平有所提高。这些方面的成果，都是我在整理工作中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大家都认为比较扎实，获得过一些好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证之风大盛，我本想把《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写成一本专讲考证的著作，后来又觉得，自己在研究工作中曾经有过很多深入一层的发掘和宏观的审视，或能说明更多问题，帮助读者开拓视野，于是我又一口气写下了《唐代笔记小说的内涵与特点》、《唐代笔记小说的崛兴与传播》、《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为<唐语林校证>事答客问》等四篇文章，将此列为《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的上编，一起推出。事后看来，这一工作还是应该及时做好。

就我本人来说，当时研究唐人笔记小说的热情未退，头脑还在兴奋点上，这四篇文章写得很顺，应该说还够水平。像《唐代笔记小说的校雠问题》一文，当时就得到程千帆先生的好评，傅杰教授后又将它编入了《近百年来中国文史考据文录》，认为足以显示我的功力。

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就<唐语林校证>事答客问》一文原发表于《书品》1989年第2期，中华书局认为水平颇好，遂于1998年重新发表于该刊第3期的“旧文新赏”栏内，且由程毅中撰写了导读《打通文史，开拓新路的入口》。程先生以为拙文以答问的方式阐述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归纳出了整理古代笔记的许多普遍性的问题，拓展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有关校雠四法的认识，为正史、小说并重的论点找到了支撑。

《周勋初文集》问世时，我在《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的新版中又增加了《唐代笔记小说的材料来源》一文，说明我的探索工作仍在继续。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不愿停留在考证的层面上，总想在考证的基础上再作理论上的概括与阐发，可能与我教过几年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关，而我对考证方面基本功的重视，则又与师承方面有关，与清代朴学总有那么一丝因缘。

我将写作《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中的研究所得写入了《唐代笔记小说叙录》，遂使此书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与此有关，我对全书的内容还作了必要的调整，撤下了几种近于湮没的著作，如《魏郑公故事》、《闻奇录》等，因为实在无话可说，学者也无必要再去记下这些书名，但有些有用而常见的书，如《朝野佥载》、《鉴诫录》等，则必须添入。有些书，如《三水小牍》、《洛中记异》等，则迹近传奇，与文史研究距离较远，也必须舍弃。就这样，我对唐代的笔记小说又作了一番清理，自觉在此领域中的发言权又有了提高。

这一时期，我还一直关注李白方面的研究。由于研究高适，对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增加了认识，自然而然地也阅读了许多杜甫的作品，连类而及，对李白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接触到的唐代诗人多了，自然而然地对他们的经历、特点、成就也一一作了些比较，就是这样，我就兴之所至，接连写了十多篇有关李白的文章，取名《诗仙李白之谜》，交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读者从书名上就可看出，这些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应当新鲜而有趣，像李白子女的命名、剔骨葬友、二次入赘相府等问题，从未有人谈到过。尽管我的这些方面的单篇论文大都已在大陆的各种杂志上陆续发表，大家却无法一一读到，而我又把版权卖到台湾去了，在内地无法再印，这就不免陷入尴尬的局面。恰巧南京大学的老校长匡亚明提出要求，说是担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主编每人也应写上一本，我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奉校方之命出任副主编，这时我就想到，不如就领下一本《李白评传》，好有个交待，于是我又继续写起有关李白的文章来。

本来我以为，我对李白的材料已经进行过一番摸索，写起来问题不大，一动手，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原来我写单篇文章时，只就一些特殊问题进行探索，而对李白的其他方面关注不够。况且“评传”应有其特殊写法，必须反映全面，于是我又重起炉灶，拟出一份新的章节目录，将有关李白的其他问题，如思想方面的源头，文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等等，也分别介绍。这样，我对李白的知识还得扩展，还得深化。

这时已经步人世纪之交，学术界兴起了一股总结20世纪学术成就之风，或许我在李白研究的领域已经有了一些名声吧，陈平原教授就来邀约，请我为他主编的一套《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编一本《李白研究》，这项工作和我正在从事的《李白评传》写作可以结合起来，从而我对过去李白研究方面的文献又作了一番认真的审读和总结。

一个世纪内的文章与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要想一一看过，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事也没有什么神秘。文章读得多了，一篇新的文章到手，如果你已有经验，那么只要读上关键的一两段，看看他的论断和引用的文献，就可判断作者水平如何了。大体说来，一些已有公论的学者水平确实高些，我们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给予更多的注意，如果把力量平均分配，似也不必。黄季刚最反对所谓“杀书头”，以为每读一本书必须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如从阅读古代文史方面的基本典籍而言，确是应该如此，但要说到阅读一些报章杂志上的文章，也要坚持这一原则，则似不必。

按照规定，每一种书的前面都要写上五万字的前言，总结百年来的研究成果。我按照时间顺序，将清末、民国、建国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一一作了陈述，还对李白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一作了总结。中间一大段，则对因李白出生地而牵涉到的国际纠纷作了专门介绍。这是《文存》内其他一些书中所没有的，也未见于总结李白研究的其他文字，但我认为这是李白研究中的特殊问题，正可说明这位诗人的不同寻常之处，因而特辟专章，作了一番分析。

我很高兴，每当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总有一次机会让我及时总结，将积累的零星知识梳理一番。历经几个专题的研究与总结，我在唐代文史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比较全面，比较扎实了。

我很庆幸，“文化大革命”中因无事可做，无书可读，偶然闯入唐诗领域，却一发而不可收，取得了一些学术界认可的成果。这一时期的后一阶段，我的工作特别忙，教学、行政、社会工作、对外交流，本已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抓住每一个机会，凡事从根本上做起，围绕问题步步深入，因而从不走弯路，能够一一取得成效。老来思之，亦感欣慰。

有的朋友说，你太幸运了，唐代文学研究出现高潮时，你就赶上了，并能迅速占有一席之地。应该说，情况确实如此。但机遇是对所有的人都敞开的，我只是一当机遇闪现时，就能紧紧抓住，且能乘势一竿子扎到底就是了。

我的前半生，处在计划经济阶段，而自改为教师以后，除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外，还常被吸收进集体项目的突击活动。其时人员的任务分配，首重政治条件，我在这方面的情况可谓一穷二白，因而没有资格担负总管全局的重任。但我办事比较认真，对业务比较钻研，不太计较个人得失，仍然看重集体利益，因而自有其使用价值。经手的事多了，涉及到方方面面，积累也就多起来。到处闯荡，不断开拓，自然面临很多机遇。因为我在唐代文史方面已经有所准备，故能充分利用形势，取得一些成果。

或许有人会说，你在南京大学工作，山头大，学生多，做事回旋的馀地大。你涉及的学术领域面很广，认识的人又多，因而有人邀你写文章，作总结。面对外界的种种说法，我只能付之苦笑。实际上，南京大学的文科因为历史原因，从未得到过上级的特别眷顾，在同行中也从未得到过好评，只是在程千帆先生回母校工作后，吾等在他统率下，经过一二十年的奋斗，才取得这样的成绩。而我本人，没有什么交际能力，又不喜迎合上级，因此平时只是埋头苦干，以文会友。但只要你真正具备了实力，有些题目自会有人找上门来，认为由你做最合适。俗话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是不错的。因此可以说，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努力培植实力，那么机会定会源源不绝而来。

本文为周勋初先生治学经验谈系列之四，选自周勋初先生《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凤凰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