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作。它考察先秦至齐梁各体文章的写作，总结为理论，系统论述了文章的本质、起源，文体和创作，发展与流变等问题，影响深远。如鲁迅所评价：“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今人对待《文心雕龙》，多把其视为文学理论著作，但严格说来，此书论述的范围大于文学，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文章。既有诗赋这样的文学作品，亦有章表奏启等公文和应用文。中国古代文学，在齐梁时期虽有试图区分审美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努力，但从始至终，审美文体与应用文体未能实现真正的分流。

读《文心雕龙》，自然首先从文本入手。之所以强调读文本，是《文心雕龙》文本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文心雕龙》既不同于文学理论，也不同于中国古代一般的诗文评，刘勰是用当时盛行的骈文写作了《文心雕龙》。作为一种文言文体，骈文讲究工整的四六对和用典，因此对这种文体，历代多有批评。批评的主要指向就是华丽的形式妨碍了内容的准确表达。而《文心雕龙》讨论的则是文学理论的问题，理论作为对知识的理解和论述，更需要逻辑严明，语言准确。骈文这种形式，自然给准确表达理论造成困难，也给阅读者的理解带来很大麻烦。因此，今人读《文心雕龙》必须借助前人对此书的注解。可参考者，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本）、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读《文心雕龙》，要遵循古人知人论世的方法，了解作者刘勰的思想。刘勰，《梁书》和《南史》有传。他自幼贫寒，二十岁进南京附近的定林寺，投靠著名佛学家僧佑读书。到了梁朝，刘勰才步入仕途，曾任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后奉梁武帝萧衍之命，回到定林寺整理寺中所藏经卷，后申请出家，不一年而卒。刘勰撰写《文心雕龙》在其而立之年梦见手持丹漆礼器随孔子南行以后，其起因来自梦见孔子的启示。写成后，扮成小贩，负书等候时为齐重臣并文坛领袖的沈约于道旁以自荐，受到沈约的欣赏。刘勰一生的思想出入儒释两家，而在撰写《文心雕龙》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正深。他写书是为了学习孔子，弘扬文道。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此书前五篇的“文之枢纽”部分，为何集中阐述宗经的主张，把六经视为文学之源和文学的典范。当然，刘勰一生多在寺庙中生活，而且阅读整理佛教典籍，耳濡目染，自然也影响到他的思维，尤其是佛教的因明学，直接影响到他建构《文心雕龙》庞大体系的逻辑思维。

读《文心雕龙》，可先读书的最后一篇《序志》。作为全书的序言，这是一篇了解《文心雕龙》写作动机和全书理论结构的关键文章。《序志》篇批评了齐梁文风：“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释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认为近代的文风，不尊文体，追求奇诡，徒尚文饰。同时，还对此前的文论给予了评价，认为此前的文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以读《文心雕龙》，不仅要把脉刘勰的思想，还要了解齐梁时期文学的状况以及此前文论的发展情况。

文至齐梁，各体文章都已比较成熟。偏重文辞的诗赋自不待言，五言诗由古体开始向近体转型，七言诗亦得到长足发展。而辞赋则由汉赋的铺采摛文，发展为六朝的抒情体物小赋。即使是章表奏记等应用文体，不仅文体越加全备，对文体的认识越来越自觉，而且越来越重视文章的修辞之美。自先秦至齐梁，文学的走势，从总体看是由质朴趋向华丽，以致连对当代文风持一定批评态度的刘勰，都用骈文写了讨论文章的书。

随着对文学的重视，魏晋南北朝涌现出大量总集、别集，尤其是《文选》，影响深远；文论也空前发达。魏之曹丕的《典论·论文》着眼从文气与文体、即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评论建安文人，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命题。晋之陆机的《文赋》则是首篇探讨文章构思与写作中“文”“意”“物”关系的理论著作。西晋和东晋，还有两部都已经失传的文论著作：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的《翰林论》，从其残存的佚文看，都是围绕文体评论作家作品的著作。齐梁时期的文论，越发重视文章之美的探讨，其主题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文笔”的划分，刘宋文人颜延之分文章为言、笔、文，经书是“言”，传记为“笔”，有文采且押韵的文章称“文”。而范烨则以无韵为“文”，有韵为“笔”。另一类是声律论的建立。声韵是汉语的自然属性，自有汉语言文字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诗文，但是对声韵的声律集中探讨，则在齐梁时期的王融、谢朓、沈约等人，主要成果就是沈约提出的“四声八病”说。刘勰虽然批评了此前的文论，但其《文心雕龙》却广泛吸收了这些文论的成果，所以才成就了这部集齐梁前文论之大成的著作。

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多无体系，似《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体系完整的著作十分罕见。因此读《文心雕龙》，必须掌握其结构完整、逻辑严明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读重点篇章。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分上下两编。此书的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为全书的“文之枢纽”，即总纲。在总纲中，《原道》是核心，文本原于道，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其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与人类共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其二，“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原于道而又明道的重要性。这就为文章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找到了其终极依据。以此讨论文章，才算明确了人文的本然；以“原道”冠于《文心雕龙》之首，也为此书奠定了根本的写作原则。以下四篇所阐述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确立经书在文章写作中的经典地位。儒家的六经，既是各体文章的源头，也是文章写作的典范。因此，文章写作要效法经书，同时参酌以纬书和楚辞的奇丽，既“取融经意”，“亦自铸伟辞”，做到“酌奇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文章追求新奇而不失其正，文辞华美而内容充实。文章学习经书，刘勰并不主张亦步亦趋，而是通中有变，既尊其体、坚持其刚健文风，同时文辞亦应应时创造变化。

《文心雕龙》从第五篇《明诗》到第二十五篇《书记》，是“论文叙笔”，即文体论。不同的文体，按照有韵到无韵顺序排列，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大内容，分别论述了文体的起源与流变、文体的功能与意义、文体的代表作家作品、文体的基本规格要求，涉及文体达三十三种之多。基本可以作为唐前分体文学史来读。读《文心雕龙》，往往忽略文体论。即使是研究者，也多集中在下编的创作论。其实，文体论作为此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分重要。这不仅因为古代有很强的重体观念，文体是文章的基础；而且就本书而言，文体论与创作论实则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文体论是创作论生成的基础，创作论是文体论的抽象与升华。刘勰批评六朝文风，也多在“文体讹滥”，因此读《文心雕龙》切不可跳过这一部分。

书之下二十五篇，是刘勰所说的“割情析采”部分，大抵可归为文术的范畴，即创作论。按照刘勰的篇章排列，参照詹锳先生《刘勰与文心雕龙》一书的梳理，《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属于创作论，《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属于修辞学，《养气》《附会》《总术》《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大抵归于文人修养。

今人研究《文心雕龙》，多从文学理论出发发掘其价值，讲的最集中的是《神思》《体性》《风骨》《通变》《情采》《时序》《物色》等篇。而这些篇又确实是最有理论价值的部分。

文章写作，首在运思，故《文心雕龙》下篇的第一篇就是《神思》，重点论述文章构思中思维与外物的互为作用关系。“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其关键是打通作者思维，调动辞藻等表现手段，实现对对象的充分表现。《文心雕龙》虽然广论文章写作，但此篇所论，“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并驱矣”，显然说的是诗赋等文学作品的艺术思维，因为此处所说的神思，要有情感，要联想，甚至虚构。因此读《神思》，还要参读同样涉及到写作中作家主体与万物关系的《比兴》《物色》诸篇。

既然写作是写作主体与表现客体的关系，所以主客体都制约影响到文章的水平和风格，“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也”。《体性》篇专题探讨作家的才、气、学、习对文章风格形成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首篇研究作家主体与风格关系的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刘勰主张文章尊“体”，反对文体讹滥。“体”既是体裁，亦指体制、体统，其重要方面之一，就是文章写作中要处理好的内容与形式关系。故《文心雕龙》设《情采》篇专门论述此一问题。情，即情感内容，采，即辞藻文采。刘勰强调二者是互为依存的关系：“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刘勰把古今文章概括为两种写作取向，一是《诗经》作者的“为情而造文”，一是近人的“为文而造情”，并且批评了后者的“采滥忽真”“繁采寡情”。文意与文辞涉及文风，针对六朝讹滥文风，刘勰提出了理想的文风：“风骨”。学界关于“风骨”争论很大，我认为重要的是把握住《文心雕龙》的主要论述：“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俊爽，则文风清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即文意鲜明，文辞凝炼。

如本文开篇所言，《文心雕龙》涉及文之方方面面，此短文所举不过是其荦荦大端而已。

（“怎样读经典”由中华读书报、杭州骉马文化传媒公司联合推出。本文作者为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