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讲《文心雕龙》这门课，一般认为最早即在北京大学，所以算是北大一个老传统。当时，黄侃先生主讲，并发表过著名的《文心雕龙札记》。乃是中国学术史上将《文心雕龙》正式带入文学批评领域的划时代专著。
不过，沈兼士、朱希祖两先生曾有一份听讲《文心雕龙》的笔记原稿，只有前十八篇。两君皆章太炎弟子，故是听章氏所讲。章先生在日本国学讲演会和晚年在苏州都讲过《文心雕龙》，今存稿本是在日本讲的。
另外，在黄季刚之前，刘师培先生已在北大讲中古文学，后来罗常培先生更发表了刘氏的讲记《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此书与刘先生《中古文学史》中都有很多与《文心雕龙》相关之处。刘先生也讲过这门课，但是完整的讲义已不得而详了；我们现在能掌握的只是罗常培先生所记的〈诔碑篇〉〈颂赞篇〉笔记，收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所编的《国文月刊》里。
章刘黄一派之外，桐城古文家姚永朴一九一四年起就在北大教书，他的《文学研究法》，多处称引《文心雕龙》，对其文体论部分尤为关注，我们也不应忽略他。
一、专门之学
近代讲《文心雕龙》这本书，特点是把它当专门的学问来做的。就像“文选学”“杜诗学”“红学”一样，《文心雕龙》也被称为龙学，海峡两岸甚或国际上都召开过多次龙学会议。
这什么什么学，就叫做专门之学。专门研究一本书，成为知名的专家，即专门名家。近代学术，主要培养这种人。
故专门名家之学，首先在于服务于这一本书。
一本重要的书或一位重要的作者，引起的争论也就多，会有很多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我们要能认识这个研究传统，并能进入之，才能称为专家之学，才能当行出色。
专家之学，当然首先要熟于书本子。我们研究的是对象既是这本书，首先就要熟悉它的身世。
关于书，有什么身世要谈呢？每本书从历史上传下来，都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很多中间传承已断，比如《墨子》。《墨子》多亏了清末的孙诒让，如果没有孙诒让以及他前后一批学者，现在《墨子》仍是不能读的。在先秦，杨墨之学遍天下，但尔后墨家并无传承，也没有人做墨家的研究。墨子书若存若亡于天壤之间，且基本上也是没法读的，旁行斜上，错乱不堪。经过了清朝人的整理，今天我们才能讨论墨子学。
《文心雕龙》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读到的《文心雕龙》，其身世甚为苍凉。如今看来这么重要、这么有名的书，在历史上其实是没什么人研究的。
传说宋代有位辛楚信，写过《文心雕龙》注。但这只是个传说，因为没人见过，明朝就已失传了，更不用说现在。明代呢？北大藏了一本明万历七年的张之象本，序说：“是书世乏善本，譌舛特甚，好古者病之”，可见原先也几乎是没法读的。我们现在能读《文心雕龙》，是明朝嘉靖万历以后开始关注这本书、开始做整理，再经由清朝、民国以及现在的研究，所以才能够来谈它。
对这本书，现今所知，实大胜于古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敦煌唐写本、元刊本及明朝的本子等这些清人没见过的东西。黄侃弟子范文澜所做《文心雕龙》校注，汇聚诸本，校勘已颇精审；其后还有杨明照、王利器、潘重规、刘永济、李曰刚、詹锳及日本学者多人不断校正，所以我说现在读《文心雕龙》，跟古代实不可同日而语。
二、书本的身世
讲文学理论的人，一般不注意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也没有相关的知识。但是假如要研究《文心雕龙》，书本子的学问便不可不知。
因为《文心雕龙》的版本复杂，虽然不至于像《红楼梦》那样，有众多抄本残卷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整理起来也挺不容易。光是北大所收，就有嘉靖汪一元私淑轩刻本十卷、徐校本汪刻三册、嘉靖佘诲刻本、张之象本、万历胡维新《两京遗编》本、崇祯《期赏斋古文汇编》本、顾千里谭献合校本等。
关于版本，入门应知道的，大体有这些：
唐写本残卷（或称敦煌本）。现藏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藏卷第5478。从《原道》第一“赞”的第五句“体”字起，至《谐隐》第十五篇篇题为止，首尾完整无阙者仅从《征圣》第二至《杂文》第十四等十三篇。行、草相杂。赵万里谓“卷中渊字、世字、民字均阙笔，笔势遒劲，盖出中唐学士大夫所书”；杨明照则由《铭箴》篇张昶误作张旭推之，以为“当出玄宗以后人手”；饶宗颐则认为是唐末人草书。
至正本（或称元本、元刻本、元至正本）：元至正十五年乙未（一三五五）嘉兴知府刘贞刻本《文心雕龙》十卷，为今存最早之刻本。
弘治本（或称冯本）：明弘治十七年甲子冯允中刊刻于吴中之《文心雕龙》本。
活字本：明弘治年间活字本，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跋》有著录。
汪本：明嘉靖十九年汪一元私淑轩新安刻本《文心雕龙》十卷，有方元祯序。
佘本：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佘诲刻本。
张之象本（或称张本、嘉靖本）：明万历七年张之象序本。有涵芬楼《四部丛刊》景印初刻或原刻本。
张乙本：亦出自张之象本，但与《四部丛刊》景印本略有不同。
两京本（或称京本）：明万历十年胡维新、原一魁序《两京遗编》本。
何允中本（或称何本、遂本）：明万历二十年何允中《汉魏丛书》刻本，卷首有佘诲序，盖由佘本出，每卷首题“张遂辰阅”四字。
梅本：明万历三十七年吉安刘云刻于南京之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本，徐跋称为“金陵善本”。卷首有许延祖楷书顾起元序，序后为《梁书·刘勰传》，杨慎《与张含书》，并梅氏识语、凡例、雠校并音注校雠姓氏及目录；卷末为朱谋跋。
训故本（或称王惟俭本）：明万历三十九年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刻本。
凌本（或称色本、闵本）：明凌云万历四十年五色套印本。日人户田浩晓称为色本，自注：“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二册。曹（学佺）、闵（绳）二氏序、凌氏凡例、校雠姓氏、分卷等均与铃木博士《校勘记》中所举刘氏《文心雕龙》五卷（闵本）一致，且校语亦同。因笔者所藏本中诸家批点校语均用五色墨，姑称之为色本。”
合刻本：金陵聚锦堂板《合刻五家言》本。其《文心雕龙》出梅庆生万历本而比梅氏天启本早，当刻于明万历之末，有杨慎、曹学佺、梅庆生、锺惺四家评语，分别列于眉端。
梁本：明梁杰订正本。卷首题：“梁东莞刘勰彦和著 明成都杨慎用修评点 闵中曹学佺能始参评 武林梁杰廷玉订正”。内容与金陵聚锦堂板《合刻五家言》本基本相同。
梅六次本：明梅庆生天启二年（一六二二）第六次校定改刻本：卷首顾起元天启二年序，卷一版心下栏前后有“天启二年梅子庾第六次校定藏版”十四字，是此本为天启二年梅氏第六次校定改刻者。此本序后增都穆跋一叶，馀皆如万历本，惟次第稍有不同，书名页左下方有“金陵聚锦堂梓”字样。
谢钞本：明天启七年谢恒钞本，卷末有冯舒朱笔手跋。
秘书本（或称锺本）：明锺惺评秘书十八种本，卷首有曹学佺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序，锺氏评语列眉端。
汇编本：明陈仁锡崇祯七年（一六三四）刻奇赏汇编本，底本为万历梅本而间有不同。
别解本：明黄澍叶绍泰评选汉魏别解本，刻于崇祯十一年。
增定别解本：明叶绍泰增定汉魏别解本，刻于崇祯十五年，较别解本有所扩充。
胡本：明胡震亨本。
洪本：日人户田浩晓云：“据铃木博士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可知：所谓洪本，即指《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明张墉洪吉臣参注，康熙三十四年重镌，武林抱青阁刊）。”王利器则认为铃木所谓“洪本”，即洪兴祖《楚辞补注》本。
清谨轩本：清初清谨轩钞本。
冈本：日本冈白驹校正句读本，刻于享保十六年辛亥（一七三一），当清雍正九年，出自明何允中《汉魏丛书》本。
黄注本（或称黄本、黄氏原本、黄叔琳校本）：清乾隆六年养素堂刻黄叔琳辑注本。前有黄氏干隆三年序及乾隆六年姚培谦识语。此本为清中叶以来最通行之版本，《四库全书》所收黄氏辑注文津阁本即此本。
王谟本（或称王本、广本）：清王谟《广汉魏丛书》本，刻于乾隆五十六年，由何允中《汉魏丛书》本出而间有不同。铃木虎雄《校勘记》曰：“余所称王本，即指此书。诸家称王本者，王惟俭本也。”户田简称“广本”。
张松孙本（或称张本）：清张松孙辑注《文心雕龙》，乾隆五十六年刻本。
文津本：《四库全书》文津阁本，提要题“内府藏本”，不明何刻。
文溯本：《四库全书》文溯阁本，与文津本略有差异。
黄注纪评本：黄叔琳辑注、纪昀批本，道光十三年卢坤（两广节署）刻本，有芸香堂朱墨套印本和翰墨园覆刻本二种。范文澜《注》即采用此本。
崇文本：清光绪纪元湖北崇文书局《三十三种丛书》本，光绪元年开雕，成于光绪三年。
郑藏钞本：清郑珍原藏钞本，出于王谟《广汉魏丛书》本。
尚古本：日本尚古堂本（据冈白驹本雕）。
赵万里《唐本文心雕龙校记》。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一九六七年台湾版。
潘重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一九七○年香港版。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香港分局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二版。
张立斋《文心雕龙考异》，一九七四年台湾版。
王叔珉《文心雕龙缀补》，一九七五年台湾版。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一九八二年台湾版。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
林其锬、陈凤金《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上海书店一九九一年十月。
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一九二八）。
斯波六郎《文心雕龙范注补正》（一九五二），收入台湾译本《文心雕龙论文集》。
桥川时雄《文心雕龙校读》，打印本。
户田浩晓《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补》，收入户田氏《文心雕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三、字词意义的了解
所谓专家之学，首先就得要了解这本书的许多版本字句等相关问题。
因为各版本间差别甚大，如〈比兴篇〉：“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梅六次本、张松孙本“通”均作“异”，后来纪昀赞成异、黄侃赞成通。可是通跟异恰好意思相反呀！这样的情况，全书多得是。
明朝大批评家钟惺读《文心雕龙．铨赋篇》“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招字于楚辞”时，对“招字”这两个字特别欣赏，打了好几个圈，并加批语道：“招字句亦佳”。可是“招字于楚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谁也讲不清楚。唐写本出来，我们才知道：噢，不是招字，而是拓宇！钟惺竟根据两个错字大兴赞叹，完全表错了情。
又如〈辨骚〉结尾，唐写本说：“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矣”。
这是对《楚辞》的整体论断，十分重要。但怎么理解呢？博徒，是好博戏的浪荡子，以此来形容《楚辞》乃雅颂之不肖子孙是无疑问的，可是怎么又说它“体宪于三代”？宪是效法的意思，古人说儒家要宪章文武，即用这个意义；近人喜说大宪法、大宪章，更有准则规范之意。楚辞若体宪于三代，焉能说它不肖？
故宪字，洪兴祖注《楚辞》时附载〈辨骚〉就已经改为“慢”了。苏东坡〈林子宗以诗寄文与可及余，与可既没，追和其韵〉施注、朱兴宗本也都作慢。宪与慢，两个字，是两种理解。
底下，风杂于战国的杂字，宋以后多作雅。雅与杂，也是两种不同的理解。
对《楚辞》有不同评价的人，对这里的校勘问题就会有不同的主张。因此，校勘文字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不懂这些而乱扯，就常出糗。例如近来风格(Style)一词甚为流行，有位先生写了《刘勰的风格论简说》一文说:“用‘风格’一词来评文，当以刘勰为始，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两次使用了这一词儿。《议对篇》说:‘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亦各有美，风格存焉。’《夸饰》篇说:‘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宣广，文亦过恶。’……显然是指诗文的风范格局而言的。”另外，某先生也说：“刘勰是不是明白地提出来了‘风格’的字眼呢?这他是提出来了的。……刘勰在这里论应劭、傅咸、陆机等作家的作品，认为是‘亦各有美，风格存焉’……刘勰这样来明确风格的意义是十分确当的。”
这位朋友不但发现了中国文论“风格”一词的源头，而且也确定了刘勰对风格意义的见解。可惜他不知道：《议对》篇的“风格”，其义与《章表》篇的“风矩”同义，却与当代文坛讲的“风格”迥异。至于《夸饰》篇的“风格”二字，“格”属误书，字应作“俗”，从上下文意来看，乃是“风俗训世”。如此这般，就错字衍义一通，虽然很可显示今日教授们的水准；不过，若把版本与字义弄清楚了再讲可能会要稍好些。
版本之外的字义声韵部分，也有些可注意处。如《诔碑篇》的赞语：“写实追虚，诔碑以立。铭德慕行，文采允集。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石墨镌华，顾影岂忒”。立、集、泣，这三个字，《广韵》属入声缉韵；忒则是入声德韵。音值不同，无法通押。所以各本虽都做“忒”，却绝对是错的。唐写本字形是戢的俗体字，戢亦属缉韵，可能才是本字。
又，《奏启篇》赞语，以禁、酖、浸、任四字为韵，也有问题。因禁、浸、任都属侵韵，酖却是覃韵。这两韵，据王了一先生《南北朝诗人用韵考》考证，在南北朝诗人用韵中绝对是不通押的，侵韵皆独用。所以这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刘勰用古韵。因为酖字古代确实在侵部，中古音才变入覃部。刘勰是位抗志希古的人，这样用韵，恰好就是一个小例证，只不过在当时就显得太例外了。
同样的情况，还可见诸《事类篇》赞语的亘、邓、赠（去声嶝韵）和懵（上声董韵）通押。因这四个字古韵皆属蒸部。刘勰的写法也与南北朝诗人都不同。
四、读书为己
第二，当然是有关内容的理解。内容的问题，因为需要更多讨论，以后有机会谈。
熟悉了版本、文字，并对内容有所掌握之后，即可以成为专家。
成为专家倒也不是很难，稍下一两年工夫就可以了。大陆上的学制与台湾颇不相同，大陆本来就是培养专家的。
但是太专了又不是做专门之学的最终目的。专门之学最终是要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在一本书上花这么大的功夫？专门之学，其实就是要以这本书为钥匙，要通过这本书而达到博通。⏤⏤这是为自己服务的，许多人却达不到这一点。
举个浅显的例子。一位武术比赛冠军就算是精通武术了吗？
精通武术，除了能把某种拳路练得纯熟，如跳舞、体操选手一般；或练散打，整天搏击之外，该不该知道些跌打损伤、推拿接骨之类的医疗知识呢？该不该同时晓得经络穴位以及丸散膏药？不知道这些，不但打了人或被打受伤了都不能治理，就是点穴、铁沙掌等功夫也练不成吧！台湾所有国术馆都是医馆，就是这个道理；黄飞鸿开的武馆即是宝芝林医馆，亦是此理。
而武术又都是有传统的，了解武术史，就需史学工夫，颇涉考证。这还关联少林武当等佛教道教历史与哲学。不知这些，如何深入太极八卦三才剑七星阵六合刀五行棍的世界？
再说，中国武术是跟中国整个侠义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上的侠文化、文学上的武侠诗武侠小说，岂不也是练武的人必知之事？
此外，武术与梁山水泊、天地会、罗教之类游民或反政府团体也渊源深厚，能不略考之乎？
也就是说，只要一门深入，真正精通武术，你自然也就同时博通了文学、历史、宗教、社会、医药等等。若啥也不懂，光会练一二套路或当过打手，便夸口说他精通武术，不是笑死人吗？
无奈目前学界就常以此为精深、以此为专家，其实是……哈哈哈！
因此，我们读《文心雕龙》，也是希望把《文心雕龙》当做一扇门、一把钥匙，让你至少能由此博通整个中国文学。
例如，通过《文心雕龙》，横向的，我们可以与同时代的《文选》进行对比，通过这两本书来了解汉魏六朝文学以及当时的文学观念。六朝的经学、史学观念，亦能由此进窥。
纵贯的，我们通过《文心雕龙》，又往上可以谈李充的《翰林论》，往下可以通贯各种谈文章流别的文献；再与后世的文论、文学批评、讨论作文方法的书结合起来，探讨彼此关系。
因此一个专家之学，不仅仅是在讨论这本书，还要讨论这本书与其他书，这本书跟它的时代的关系、跟思潮关系怎样。然后往下贯通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博通的目的。好的专家之学，是可以从一个点上无限展开的，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学乃至社会、思想等许多问题。
另外，也有横向的。我们跟西方的文论亦可以做许多比较。这是做专家之学必须要注意的几点。
五、古今异谊、中外异理
了解《文心雕龙》还有几个原则。第一叫古今异谊。
古人看《文心雕龙》与今人是不同的，甚至每个时代对它的理解也都不甚相似。
你不要以为《文心雕龙》本质就是一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书。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了解《文心》很重要的一点，要了解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文心雕龙》。
第二，中外异理。
大家谈《文心雕龙》，常会谈它与佛学有什么关系啦，与玄学又有什么关系啦，或用西方理论来解析《文心雕龙》啦。我在三四十年前，亦曾用思洛普·佛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的原型（archetype）批评来谈《文心雕龙》的《物色篇》，写了一部小书《春夏秋冬》。其后也有很多人走这样的路数，参考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谈《文心雕龙》。但后来我很后悔。因为这个路子是错的。
刘勰的《物色篇》谈的是“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因物象变化，我们的心态、感情也随之改变。这看起来跟原型批评很像，而其实内容底子完全不同，佛莱甚或容格（C.G.Jung，1875-1961）都不可能有中国的气类感应思想。我们谈《文心雕龙》，并非不能做中外理论上的对比研究，从而贯通之；但我们要清楚两者的理论脉络，否则就会产生若干不恰当的比附。
以《文心雕龙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一书为例。他认为比较《文心雕龙》和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可从雕龙（形式论）和文心（意义论）两方面入手。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哲理探讨力度很深，故这些文论流派可与“文心”对应；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较多关注读者的阅读、反应和接受，则可与“雕龙”对应。在有关文学发展史观、独有的艺术语言形式、比喻象征手法的运用、文学意象的有机构成、作品形式结构分析等方面，形式派文论与《文心雕龙》间存在许多相类似的观点和主张，甚至表述方式也存在诸多异曲同工之处。在涉及文本的意义阐释时，刘勰比较看重读者从复意文本中阅读、理解得来的“意味”，则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观点有相通之处。
你看，这不是极精彩、极有学问吗？可惜《文心雕龙》是一本书，有它自己的结构和宗旨，怎能既是形式批评又同时是现象学？
刘勰论作品的形式，主要在其文体论。而每一文体都推源于经典，风格也以经典为依归，请问西方形式批评又有哪一家是如此说的？
形式批评反对历史主义，刘勰却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岂能不顾其整体脉络，随意割裂比附？
像这样的所谓中西比较，其实在我们学界触处皆是，诸位皆当引以为戒，勿复步其后尘才好。
很多人谈《文心雕龙》与佛家的关系也是这样，不懂佛教而比附字面，乱扯一气。
六、观其要、知其蔽
第三，“观其要”，了解其主要的理论内涵。《文心雕龙》内在的结构比较严密，我们对于其理论内涵要能掌握重点。
最后，也要“知其蔽”。
《文心雕龙》当然有其缺陷和局限。每本书都有其要解决的问题，也有其关注不到的地方。这个局限，并不是一般过去讲《文心雕龙》的人套用通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说法，说刘勰有其时代与阶级局限，所以刘勰所主张的文学内容，只是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没有结合到社会现实。并且，刘勰早期是文士，替几个王做秘书，后期又出家做了和尚。这样的人，脱离社会现实，也没有社会斗争的经验，所以论文主要谈的是自然而不是社会，跟社会现实和社会环境没有关系等等。
这一类文章都可以不用看。我说《文心雕龙》有局限，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文心雕龙》在理论上有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或者内部有没有矛盾。
比如《文心雕龙》有一篇《情采篇》，“情”是我们内在的感情，“采”是表现的外在的文采。我们写文章，内在的感情与外在的文采能够结合，才是好文章。这，作为一个理论的原则，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实际创作上，刘勰也知道有很多的文体并不是“为情造文”，而是“为文造情”的。比如，某某人死了，其家属拜托你写篇传记。这是委托的工作，并不是你自发的感情。刘勰自己长期替人家做秘书，其工作就是代人家写文章。老板要演讲，需要一篇讲稿；有人送老板东西，则需要代写个答启。这些文章，情感都不是作者的情，而是为文造情、代人啼笑。
另外，《文心雕龙》所谈的某些文体，往往也与感情没有关系。比如史传的写法，主要就不是抒情而是叙事的；又如诸子，诸子论理，以立意为宗，也不主抒情。论说文亦是如此。至于诏策、代言等，皆不本于自己感情。有些公文书，写好之后由老板修改修改便发表了，发表时也未必署上自己的名字。
就像李商隐。李商隐是唐朝的宗室，但到了李商隐时已然没落，很小的时候父亲又已过世。所以他自幼就替人家抄写文字维生。稍微长大，跟着令狐楚，既做学生、秘书，又做幕僚。令狐楚死后，他考上进士，出去自己做官。做官不得意，则又回来替人做幕僚。李商隐的文集叫做《樊南四六集》，收在文集中的文章，大部份都是代笔。这些文稿“代人啼哭”“因人做笑语”，文字与自己的感情都是松开的。文章中，有许多确实就是这样。我们不能说这里面便没有好文章。其中好文章还是挺多的，只是写作形态不一样而已。
在《情采篇》中，刘勰已注意到了这类情况，但是他把情采当做写作的总原则时，碰到刚才所说的情况，就会有些矛盾，出现讲不通的地方，理论不甚圆通。所谓的“知其蔽”，就是要明白这一类问题。详细的，我们以后再说。
以上，大体就是我们在做一部专书研究中所要注意的原则。这也不仅做《文心雕龙》研究是如此，其他的专书研究大抵皆然。
善读书者，如大禹治水，需疏通其脉络，此即治水之常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