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这种文体起于魏晋南北朝，乃汉人说经之体的延伸，形式上也吸收了佛教徒讲经的若干办法，与汉代较偏于文字性的章句训诂分庭抗礼，故多口义。盖汉朝文字系统大昌，魏晋则口谈复炽，清谈之外，《语林》《笑林》《世说》之类语言系统的记录渐盛，讲疏义疏即为其中一脉支流。其实例，部分已收入《十三经注疏》，想必大家早已熟悉。

近人演讲或授课之记录，多学西洋人的办法，径称为演讲集、演讲录或某某某多少讲。虽然明确，却不免有些质木无文。故佛教界仍多沿用讲记讲疏之称，大儒如徐复观先生，其著作《公孙龙子讲疏》亦用此，那是他在东海大学授课的讲稿。我这一本，则是2010年9月至次年5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为研究生讲的。

《文心雕龙》说，论文，要先“释名以彰义”，以上就是了。

北京的九月，秋风已渐起，木叶黄脱之后，雨雪继至。我的课排在早晨八点，往往六七点即须出门。因雨雪泥涂，交通不便，而北方玄冥，天尚昏昩也。听众并不都是北大的，他们由四方跋涉而来，听我肆口而谈，或以为奇。因为我桌上仅一张白纸，写着几条提纲罢了。如此讲了一年，录音下来，就成了现在这样。

所以这全是与课堂结合之物，聊示涂轨，无当著述，内容很是零杂。换个时间空间讲，当然又都不一样。但凡事贵乎机缘。因缘可念，趁兴而谈，当机而作，也是可纪念的。反倒可惜了从前所讲，唾咳随风，皆已散失。

《文心雕龙》在我国地位崇高。近世被推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之圣典，注释、诠析、研究者多如过江之鲫。但树越大，阴影就越深；名越高，误解也越多，凡物皆然，此书亦不例外。而我的讲疏之所以还值得出版，却又得益于此。—若非以前的诠释多有可辩之处，哪还需要我再来替它辩解呢？

辩解一词，易生误会。古人已矣，谁来理会读他书的人都读成了什么样？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写《熹平石经》的大文豪蔡邕，为何竟变成了人人唾骂的负心男蔡伯喈？谁也不知是何缘故。因此听到村社间传唱其事时，无非苍然一笑，觉得辩不胜辩，辩亦无益。如真要辩，也不是替蔡邕去说什么。而是针对村墟男女，告诉他们理解人、时、物、事都不能这样。也就是说，古人不需你振刷名誉，今人才值得怜恤，须教他如何开明眼目。

因此讲《文心雕龙》，目标不在书上，不为谁做功臣孝子。只是以这本书做个例子，教人如何读书、读人、读世、读理。《易·大畜》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谓也。

其次，历来如何读这本书、这个人、有多少读法、优缺点各如何、为何读出那些结果，乃我们的前车之鉴。其可资借鉴者为何，正宜借此探而究之，以为自己之龟针，学点防身的本领。

我所讲，大抵即依此原则。首明研治专书之基本方法，次则知人、论世，详其书之义例，定其书之宗旨。

《文心雕龙》的宗旨是什么？文与道共生，故须宗经征圣，不谬于圣人。刘勰个人的志趣如此，又生逢经学礼法昌盛之季，忧末世文衰道丧，故呼吁写作者由末返本，还宗经诰。这是他与时世的相激相协，故我要介绍他这种经学礼法传统下的文论及其脉络。依此宗旨，他在文学观、文学史观、文体论、文势论等各方面之主张各如何？渐次亦须一一说明之。最后再比较它与《文选》《诗品》之异同，和后世文学理论之关系。

刘勰这个人生平极为简单，《文心雕龙》的内容也不复杂。因为宗旨朗晰，一眼可以看穿。但不幸蔡邕碰上负鼓盲翁，有理说不清，生生被唱成了一出“嘈嘈切切错杂弹”的《琵琶记》。或以为他是唯心论，或说是唯物论，或曰秉老庄之自然，或曰以般若为绝境，或误以为是总集，或尊以为不刊，或曰依佛经之体式，或曰效楚辞而趋新，或谓与《文选》相表里，或谓资玄言以华赡，或讥文体之浮靡，或云篇次甚是可商……

兼以古今人情不相及，末流变异，所失实多。当年建安逢疫，王粲有《七哀》，曹操有《短歌行》《蒿里行》，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现在则有什么？有某省作协主席阻止湖北人入境，仰望天空，担心“九头鸟飞过”；有各村镇小区“进村打断腿，还嘴打掉牙”之类的布条。孔子曾喜有朋自远方来，现在则问：“口令，有朋自远方来。”答：“必诛之。”这样的时代，刘勰抗志希古的意量、直探道源的用心，又如何能获体谅？

养蜂人站起来，会显得特别魁梧，因为他身上总沾满了蜂子。而现在还加上了污泥。要驱走并清洗这些蜂子和污泥，才能见着其本来。故原先几句话可以讲完的书，居然讲了一年，还讲成了这一本书。自己想想，亦不禁莞尔。书以生书，读者谓其因言遣言可也。

二○二○年，立春

写于燕京稻香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