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是我喜欢的作者，但却没有他的诗文集的旧刻本。原因是常见的都刻得太坏。只是偶然从书店架上得到一部同治刻本，照例是极为草率的刻本，但却有南汇沈树镛的好几方藏印。沈君是著名的收藏家，连他也不得不购藏这样的本子；可见“龚集”佳本之难遇了。
现在手头用的是一九七五年二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本，是校订颇为仔细完备的本子。用的还是繁体字。那是“文革”后期，书店久已不见新书供应，等我听到此书出版消息，跑到书店去问，却早已卖光了。可见当时读书界饥渴之状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还是旧友嘉定唐云旌送给我一本，才得以快读。过了一年多一点，此书忽然大量出现于书店的廉价部，但“重订前言”都撕去了。我的一册却是完全的，“帮气犹存”，不能不以“珍本”视之。近来讲究新书（解放后出版的）版本之风大盛，但十年“文革”中出现的出版物却少有人注意，我觉得也是一种缺憾。无论“文革博物馆”能否出现，此类文献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以为。
《全集》后面还附有吴昌绶编的《定庵先生年谱》，和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于先生平生佚事，搜罗颇备。此后又有广辑遗闻者，但仍不免漏略。临桂况周仪《选巷丛谭》卷二有四则，极有趣。
秋实轩者，羽山民（龚定庵先生自号）飞处也，轩有梧桐数株，相传唐时物，山民至扬，辄寓是轩，日夕讽咏其下。山民无，假于魏，所容浮于趾，曳之廓如也。客至，剧谈渐浃，山民跳踞案头，舞蹈乐甚。洎送客，竟不知所之，遍觅不可得。濒行，撤卧具，乃于帐顶得之。当时双飞去，山民不自知，并客亦未见。此客亦不可及。
文达（阮元）晚年恒貌聋以避俗。惟山民至则深谈整日夕，并不时周之。扬人士为之语曰:“阮公耳聋，逢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
默深先生著《圣武记》于园。山民书赠楹帖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
山民有异表，顶棱起，而四分，如有文曰十。额凹下而颏上。目炯炯如岩下电，眇小精悍，作止无常。则非滑稽不以出诸口。垢面而谈诗书，不屑盥漱。客扬日，默深先生给两走祗伺之。一日晨兴，呼主人急出则怒甚。曰，“尔仆嬲我。吾不习沐，畴则不知，乃以水数数溷我，是轻我也。贤主人乃用此仆乎！”默翁笑谢之。
虽只寥寥四则，定庵形貌、习性举止如见。是极好的速写。旧时代所谓名士风流，大抵若此，而定庵则是特出者。魏默深是定庵挚友，但对之并不客气，尝跋金石拓奇云，默深曾“窃取”其藏品，近将过访，则说“盗不远矣！”定庵身后，默深为删定遗集，将文字锋芒处多所删润。则两人关系，亦非世称所谓“龚魏”也。记他与阮元的关系，也写得极妙。自珍尝撰《阮尚书年谱序》，极恭谨。又有《问经堂记》，有言曰，“今大学士仪征阮公所燕居曰经堂，入其室也，无杂宾，无杂言焉”。可见二人交际的一斑。而大老官居乡为避免“俗客”，伪称耳聋，也可于乡谚中见之。
定庵生平佚事，类此者尚多。如在京师日，曾拉不相识人同饮（定庵诗有“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句）。在杭州时，常嘱家人备盛馔，却不召一客，至期对空空客座举箸呼名劝酒。于是朋友都称之为“龚呆子”。种种奇言异行，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其实他对世事人情，感受极深，看他给朋友的信《与人笺》可知。他更随时毫无避忌地揭出统治者的用心，如“本朝博学宏词科始发自公，将以收拾明季遗佚之士”（《徐尚书代言集序》），又说“汉有大善之制一，为万世法。关内侯是矣”。指出这种“虚爵”办法，只在表面上给予尊崇，“无兵权，无自辟官属”，并指出“我圣祖仁皇帝既平吴耿大逆”，所采用对待功臣的政策，“以汉制准之，则关内侯也”（《答人问关内侯》）。他还有一篇名文，《杭大宗逸事状》，是为同乡杭世骏而作。大宗以翰林保举御史，试保和殿，试卷中有“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的话，几乎被杀头，终被赦归里。乾隆皇帝南巡，大宗迎驾。皇帝问道“汝何以为活？”答，开旧货摊“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过了几年，皇帝又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文章写得简洁诙诡，而情事毕见，无论是谁，读了都会感到一种阴冷的印象，久久不能去。
定庵著名的文字，还有《病梅馆记》，已是尽人皆知的名篇。这其实是一篇上好的杂文。放眼来看，定庵所作诗文，无不有杂文气，如所作《干禄新书自序》，就是一个好例。全篇历数殿试、朝考、保送军机处、考差……种种程式、仪制，细致如掌故书。但在关键所在，必书“楷法尤光致”、“遴楷法如之”，凡五见。而自己因楷法不如式屡不及格，“乃退自讼，著书自纠”。所说都是自我谴责的正面话，就像前些时人们常写的“认罪书”一样，读之宛如英国狂生斯威夫特的杂文。其实他也不经意地说了老实话，在《跋某帖后》说道，“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他的字的确不中程式，不合馆阁体的规格，因之流传极少，也格外受人爱重。
他还有许多“狂言”，如李白诗，他就认为“十之五六伪也”。他评白居易为“真千古恶诗之祖”，理由是“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文革”初期，上海新闻出版系统设五七干校于奉贤海滨。唐大郎（云旌笔名）被命烧锅炉，供应全校开水，我则担任供水。当时的规矩是每周要交思想汇报一份，大家都视为苦事。一夕，广播大喇叭放送《黄河大合唱》，大郎欢喜，就以此为题大做文章，说什么写黄河最好的诗是龚定庵的“卷帘梳洗望黄河”云云，汇报交上，心里又打鼓，因为定庵这首黄河诗是在袁浦河边妓楼上作的，生怕被看出破绽引来一场批斗，不料后来却平安无事。原来这前后上头称赞了龚自珍，说他那首“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诗写得不坏。“好诗！好诗！”于是定庵立即被晋封为法家诗人，他的无论什么话也不会错了。大郎后来又作了一首诗，现在只记得后两句，“才人嫖妓院，造反派无知。”他终于悟出，是自己犯了高估吧儿们文化水平的错误。按理说，定庵这首诗的确做得不错，可惜的是不合时宜。任凭天公如何用力“抖擞”，无奈一个个地“降”下来，都被立即送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了，俞平伯搓草绳，钱钟书送报纸，人尽其才……闲言少叙，还是来看定公诗罢。
龚定庵在当时是诗名极盛的。《己亥杂诗》有句云，“赖是摇鞭吟好句，流传乡里只诗名”。自注云，“到家之日，早有传诵予出都留别诗者。时有诗先人到之谣”。请看他是多么得意、自喜。其实，他留给诗坛的影响又何止百年。我觉得在严复、梁启超出现以前，龚自珍是独领风骚数十年的人物，他的诗文确是风靡了一世的。只看他的遗集翻刻之多就可知道，虽然都刻得那么草率。
受他影响的作者也真不少。我觉得值得提出的是鲁迅和陈寅恪。从他们的诗里都可以看到龚自珍的影子。
陶潜是一直被奉为千古隐逸诗人之祖的，重要特色是平淡，代表作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来少有异议。好像只有龚定庵才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有《舟中读陶诗三首》：
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陶潜酷似卧龙豪（语意本辛弃疾），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叩富儿门。
他不相信陶诗的特色只是“平淡”；他指出陶潜喜欢说起荆轲，常常触及“恩仇”的话题，不是与世无争的人物。他认为陶诗构成的因子是《梁甫吟》和楚骚。他看出陶诗虽然也提到乞食，但并无寒乞相，不像杜甫那样做可怜无可奈何状。视角独特，目光锐利，是好诗也是好诗话。
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中也说到陶潜，他批判了朱光潜的“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说。鲁迅说，“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先生又指出论人论文要紧的方法：
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记得当年初读此文，就有一种感觉，这与龚自珍的意见正是一样。因为他们都采用了“广角镜”式的读书法，更全面深刻理解了作家的缘故。
还有一点，是鲁迅诗和龚诗关系的问题，论诗不同于论文，也许更多虚无飘渺之处。但我以为其中总还有踪迹可寻。
中国律诗的规矩通常是五言或七言八句，中间两联必须是两副对子。有人喜欢将开头一联也写成对子，比较罕见了；更有全诗通体都用对句构成的，就更少。鲁迅留下的诗不多，但可看出，他是喜欢使用后两种写法的。
鲁迅所作律诗《无题》（大野多钩棘）、《题三义塔》、《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赠邬其山》、《秋夜有感》等篇都用第二法，而一九三五年所写《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则是通体作对的。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读此诗，不能不想起定庵的名篇《秋心三首》，今录其一：
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两诗的气韵、声口如此相似，不能不感到其间的微妙关系。特别是两诗的写法，竟是如此近似，更能看出其间的继承关系。当然，《鲁迅全集》中无一字涉及定庵，但以迅翁涉猎之广，绝无不见“龚集”之理，然则以上的推测，也许还是不无因由的罢。
定庵诗多艳情之作，自己并不避忌。《己亥杂诗》中有“词”三十余首，是四十八岁北上途经袁浦时作，皆花月冶游纪事，吴伯宛为撰年谱，有“借燕游以抒湮郁之抱，所谓‘醉梦时多醒时少’也”。为定庵回护，十分可笑。其实纳妾狎妓，在那时候都视为惯常，算不得是怎样的“恶德”。《杂诗》中有一首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这种对待异性的态度，是非常恶劣的。逢场作戏，随随便便，嬉皮笑脸，显露出定庵性格的另一面，早被王静安严厉批判过了。但这不能一概否定定庵也有过真正的爱情生活，也不能抹煞集中一些出色的情诗。如《暮雨谣三叠》。
暮雨怜幽草，曾亲撷翠人。林塘三百步，车去竟无尘。雨气侵罗袜，泥痕画裳。春阴太萧瑟，归费夕炉香。想见明灯下，帘衣一桁单。相思无十里，同此凤城寒。
这实在写的美得很。地点是在北京，时间是初春雨夜，在林塘边刚把晤过女友，眼睁睁地看着她上车回去。春雨潇潇，沾湿了她的衣袜，归后想必要在炉边烘干。她在闺中明灯之下做些什么呢，只有扯不断的相思，虽然彼此相距不过十里远近。这是一首美丽的爱情诗，也许是不为封建社会允许的“私情诗”。我甚至悬拟，女方可不就是写《东海渔歌》的女词人，轰动一时的“丁香花”案的女主角西林太清春么。
这一桩公案是因定庵一首诗引起的。小道消息则是冒鹤亭得之于外祖周季况星诒。《己亥杂诗》有一首云：
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
太平湖畔的“朱邸”正是贝勒太素与太清夫妇所居的邸第。流言因此而起。孟心史（森）先生在《心史丛刊三集》中有《丁香花》一文，即为此而作，意在为定庵与太清春辩诬，否定此一恋爱公案。此文一出，一时此案似已论定，再没有人提出异议。为古人辩诬，很久以来似乎已成一种风气，如俞正燮为李清照辩，她是著名女作家，不许改嫁。胡适为同乡戴震辩，他是著名学者，不宜有盗窃旁人研究成果的嫌疑。还有一位仪征刘毓崧先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写长文为南宋词人吴梦窗洗刷他与贾似道不清不白的关系，终于说不清楚。这些卫道战士无不死守着封建道德，奉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而放弃了实事求是，因此，他们的成功率苦不甚高。
定庵己酉入京接眷，不亲自前往，仅派仆人经办。自己则徘徊畿南相待。《杂诗》中有二题说及此事。
任邱马首有筝笆，偶落吟边便驻车。北望觚棱南望雁，七行狂草达京华。（自注：遣一仆入都迎眷属，自驻任邱县待之。）
房山一角露，十二连桥夜有冰。渐近城南天尺五，回灯不敢梦觚棱。（自注：儿子书来，乞稍稍北，乃进次于雄县，又请，乃又进次于固安县。）
这是很奇怪的。定庵何以如此惮于入都，过去有一种说法，其出都是为了“忤其上官”（汤鹏语），即使如此，也不必忌惮如此。另一种推测，则是定庵因与太清情事，怕太素仇家报复。心史先生的解释则是“定公清兴所至，原难以常理论”。这算什么理由呢，不但毫无说服力，而且驴唇不对马嘴，完全对不上号。
孟先生的另一种论点是：“己亥为戊戌之明年，贝勒已没，何谓寻仇。太清亦已老而寡，定公年已四十八，俱非清狂荡检之时。”这就更缺乏说服力。无论两人恋情事发生早在此前，即以四十八岁而论，也远未到“已到无心选梦时”（曹楝亭句）的地步。何况贝勒一死，家人立即将太清赶出府邸，孟先生称之为“家难”，其实与太清、定庵的交际密切不无关涉，此种事在清代宗室家族，视为不可容忍的奇耻大辱，是不问可知的。
孟先生还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如“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于杭州人尤密。尝为许滇生尚书母夫人之义女……定公亦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一骑传笺，公然投赠，无可嫌疑”。则肯定了两家交好，确为事实。至解释“一骑传笺”为“盖必太清曾以此花（按：丁香花）折赠定公之妇”，则想当然耳。
太清才名之盛与交际之广，孟先生又于太清诗集中搜得一事。
太清集庚子诗有一题云，“钱唐陈叟字云伯，以仙人自居，著有《碧城仙馆词钞》，中多绮语。更有碧城女弟子十余人，代为吹嘘。去秋曾托云林（云林为德清许周生先生之长女，与太清极密。云林表姊汪允庄为陈云伯子妇，汪有《自然好学斋诗钞》，中言太清曾托许云林索题听雪小像，效花蕊宫词报之，则太清于陈许诸家俱有闺中文字之契，独以云伯假名代作，以侈声气，乃痛诋之。〔按以上皆孟先生考证语。〕）以《莲花筏》一卷、墨二锭见赠。予因鄙其为人，避而不受。今见彼寄云林信中有西林太清题其《春明新咏》一律，并自和原韵一律。此事殊属荒唐，尤觉可笑，不知彼太清与此太清是一是二，遂用其韵，以纪其事。
这实在是一件重要的文献。陈云伯本是一个斯文走狗，是袁子才的“风雅传人”，在京师招摇撞骗，广招女弟子以侈声气，遗行累累。《莲花筏》是他所刻的一部趣味低下的“善书”，每用以赠人，以示“高雅”，得太清此一诗题，遂使丑态毕露。于此序中更可见太清性格泼辣，事有不平，即起而抗争，绝不假借，她虽于诗坛有盛名，但绝“不堕时流绮障”，心史是说得不错的。陈云伯的委琐下流，龚定庵的惊才绝艳正如云泥之隔，人们心里自是雪亮的。
我在这里花了许多笔墨，倒不想为二百年前的一段文坛绯闻做翻案文章，材料只有那些，想考证也不可能有更多发明，只是觉得心史先生的考证，还留下不少疑点，想提出来说说而已。
写此文竟，忽忆清初著名诗人、浙西三李之一的李符分虎，有《花南老屋诗集》五卷，康熙中刻入《梅会诗人遗集中》高层云为撰墓表，云康熙二十八年卒于福州，年五十一。沈西雍《匏庐诗话》云：“吾禾三李，秋锦而外，惟分虎足称二难。诗固抗行，词则有过之无不及。分虎客闽中某官署，其夫人亦能诗，慕分虎才，因越礼。某官侦知之，召分虎与眷属共饮。酒半，舁一巨棺，强二人入之，遂葬后园。至今土人犹呼为鸳鸯冢。”《墓表》只说是“暴卒”，未言死状。此事绝奇，与龚定庵的情事绝类。定庵道光二十一年卒于丹阳县署，年五十。也是“暴卒捐馆”，死得不明不白。封建礼教杀人，这是两个著例。两人都是诗人，都死于“行为不检”，在有的人看来，是“咎由自取”，是“活该”也说不定。仅此一事，即可见“舆论一律”是多么不容易！
二○○四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