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子的遗著，最近浙江古籍出版社又印出了三种：《四书遇》《快园道古》《夜航船》。它们分别是读书札记，掌故杂说和类书，代表了张岱著述的三个方面。张岱的创作，严格说来只有一种，那就是《梦忆》。其余都带有读书札记的性质。他是明末人，自然受时代的影响，编著了不少流行一时的类书和小品，而其中又大多是与史部有牵连的，可以看做一种突出的特色。
张岱还有一种著作——《史阙》，也是性质相近的史抄。我所见的是稿本。这书曾有道光刻十五卷本，曾与原稿少加比勘，并无多大差异，只不过原书不分卷，分订六帙而已。
原稿竹纸黑格，半叶八行，白口单边。笔迹用纸都与《瑯嬛文集》无异。卷中还保存着剪贴的痕迹，可以推知，作者开始时是见书即抄，积累了大量的长编素材，最后才编纂粘接成书的。经过三百多年，有些地方已经脱粘，幸亏由装池高手一一补缀，得以保持原状，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卷首有大字序四页，序末题“古剑陶庵老人张岱撰”，下钤二印：“张贷之印”“天孙”，俱白文。每卷首大题下属“古剑陶庵张岱䌷”。
张岱在序中首先提出“春秋书夏五阙文”的问题，认为从阙文中求得完整的历史真相不是不可能的，又举唐太宗玄武门事加以申明：
由唐言之，六月四日，语多隐微。月食而不匿也。食而匿，则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则更之道存。不匿，则人得而指之。……使太宗异日而悔焉，则更之道也。太宗不自悔而使后人知鉴焉，亦更之道也。此史之所以重且要也。虽然，玄武门事，应匿者也，此而不匿，更无可匿者矣。
他看出了史书中存在着许多缺而不完的事实，但又发现即使如此人们还是有可能求得历史的真相。于是发愿写这部《史阙》。他在序文中接下去说：
余于是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今古，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苏子瞻灯下自顾，见其颊影。使人就壁摸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东坡。盖传神正在阿堵耳。
从这里的叙述，可以看出张岱是历史学家但更重要的是文学家。他对历史著作的要求不只是真，而且要美，而终极的目的还是高度的历史真实。所谓“生动”“活现”，都是构成真实的不可少的要素。他是懂得运用细节的真实求得整体的真实的道理的。他接下去又举了一个例子：
又尝读唐正史。太宗之敬礼魏徵，备极形至。使后世之拙笔为之，累千百言不能尽者，只以鹞死怀中四字尽之。则是千百阙而四字不阙也。读史者由此四字求之，则书隙中有全史在焉，奚阙哉。
张岱作此书的理想不为不高，他不收正史，专取杂书。这中间就有野史、笔记……，但一个大缺点是不记出处。这是明人著作的通病，也不好专怪张岱。全书从“三皇五帝纪”起，“元史”止，包括了明代以前的全部通史。由于史料的限制和作者的好尚，其中分量比例是存在着轻重失调的缺点的。例如，他对曹操、隋炀帝都大有兴趣，摘取逸事独多。这当然是因为有关的别史、野记特别丰富，也因为这是符合他的撰作思想的缘故。他尽情地运用了传说故事来点出人物的性格。不过这样做也包含着一种危险。那就是别史、野记的真实性的问题。张岱对此恐怕是缺乏必要的警惕性的。他在“蜀汉志”中就说：
昭烈之继汉，非特名义而已，实炎祚之正统也。按《异苑》，蜀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盛，则赫炽；桓灵之际，火势渐微。孔明一窥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烛投而灭。其年倂于魏，此亦一徵也。
在这里不但表现了他尊蜀汉为正统的偏见，更显示了他对谶纬、果报、怪异……的特别爱好，全书中摘录这类纪事很不少，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大病。他在记关羽的事迹时称之为“关公”而不名，显然更是受了演义戏文的影响，破坏了全书的体例了。
他在记下汉武帝时东都献五寸短人，原来是王母使者巨灵的神话传说以后，加了很长一段按语，列举“古人以博物名者”。其中就有不少荒唐无稽的事物。结论是“古人博物，实有此一种学问。余谓秦火之后，无论其书不传，即有传者，如周公《尔雅》、伯益《山海经》，有能多识其鸟兽草木之名者，谁耶？”他看重博物，自然不错，但分不清神话传说和事实的区别，就只能给他带来大量的胡涂观念，这也是过去的作者的一种通病，在张岱也未能幸免而已。
在秦纪的结尾，张岱也有一段议论：
秦灭六国而自王，秦乃为吕，六国未灭，赢氏先亡。……唐太宗歼建成元吉，天遂生武氏，诛太宗子孙略尽。……天数之默定，乃人之业报取之；数定于天，实招之自人也。
这是毫无掩饰的历史宿命论与果报观。不能说不是张岱身上最严重的局限。不过他也有说得好的地方。如他记秦焚书后，诸儒多谤怨。结果都拜为郎，共七百人。“乃密命冬月种瓜于鉶谷中温处。瓜有实，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乃命就视之，光为伏机。诸生各相难不能决，因发机填之以土。”固然已经将儒生的性格、习气写得维妙维肖了，接下去还有一节按语，则是提出了长久以来人们无从解释问题的答案，而且是言之成理的。
昔人云，坑法不传。盖咸阳伊洛间多山谷，一入数十里，皆峭壁悬崖，陡绝不能上。以丸泥塞谷口，则数万之生灵，俱束手就毙矣。今视秦政之坑儒，乃知白起项羽之坑降卒多至四十万者，其坑法的的如此。
张岱确信这是一种确实的解释，看来也许正是如此。
张岱记下了唐太宗命萧翼赚兰亭的故事，这是他在序文中曾经说到的，“余读唐野史，太宗好王右军书，出奇吊诡，如萧翼赚兰亭一事，史反不之载焉。岂以此事为不佳，故为尊者讳乎？”其他如牛仙客与古押衙的故事，也是从唐人小说中转录的。《史阙》的另一特点是记录历代故事之含有特殊意趣的，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思索，在体例上就像一部放大了的《世说新语》。如在北宋卷中记杨朴事：
真宗祀汾阴，过郑，召朴欲官之，问卿来有以诗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谬云无有，惟臣妻一篇。使诵之，曰，‘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帝大笑，赐束帛遣还。
不几叶后就又记苏轼事：
苏东坡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出门者皆哭，无以语之，顾王夫人曰，独不能如杨朴处士妻作诗送我乎？王夫人不觉失笑。
短短两节，就将当时以文字罪人的风气生动地写出来了。又记王安石故事云：
王介甫为相，大讲天下水利。刘贡父常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顷。但未择得利便之地贮其水耳。介甫俯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贮如许水乎？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为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这个故事是讥讽新法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努力，和改革保守两种思想的矛盾，不是没有意义的。
张岱在撰辑《史阙》时，自然也不免流露出他的遗民心事。在“唐纪”中记李光弼事一节后，张岱的案语说：
李光弼将战，纳刀于靴曰，战，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一不捷，便当自刭。光弼名将也。不时将身首置刀俎上，此其所以为名将乎？今之大将，身在战场，先将此头安顿在家，是以非败即逃。正须朝廷执刀临之，代渠纳靴中耳。
这自然是针对晚明诸将而发的谴责之词。在南宋卷内又有谈清明上河图一节：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繁华富贵，过去便堪入画，当年正不足观。嗟乎，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富丽，又谁念故都风物。择端此图，即谓忠简请回銮表可也。
这短短的一节话，可以看做《梦忆》《梦寻》的跋语，张宗子也是在国破家亡之后，才来追忆记述往昔的。难怪他对张择端的画怀有别样的感情。在六册《史阙》中，可以发挥故国之思的地方本来不少，如记文天祥一谢枋得事又元浮屠杨总统发掘南宋诸陵事，都用了颇多的篇幅，但直接发表恢复故国的思想处则不多，总没有比上引两节更为显露的了。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