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不到常熟了。其实上海离常熟挺近的,早晨出门,八点过后已经坐在破山兴福寺的庭院里喝茶了。寺院整修得很好。庭院空阔,虽然已经坐满了茶客,但一些都不显得拥挤。这在国庆长假中尤为难得。到底二十年不到了,不免牵记当地的许多胜迹,就向隔座吃茶的一位老先生打听,柳如是的墓,有名的“王四酒家”……是否还在?老先生让我安心,这些名所不但全然无恙,而且新加维护、重建,面貌全新了。这就使我安心、放心,从容喝茶了。茶座侧边正好有一株挺拔的高树,日光从树冠泻下,散落在茶桌上,不禁想起唐代诗人常建的诗句,“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诗人多少年前所见的景色,竟与今日无异,真是奇迹。
破山兴福寺的得名,多半也靠了常建这首诗。诗收在《又玄集》中,仅次于杜、李、王维之后,原题是“题破山寺后院”。这首诗太有名了,且已大字写成标语样式树立寺内,这里就不必重抄了。顺便想起了“唐人选唐诗”。汲古阁刻有九种,而《又玄集》不在内。唐代是诗的朝代,很有点“人人都作诗”的气势,在文学史上诗的成就也最高,从官方考场,到旗亭画壁,无处没有诗的踪迹和歌咏声。在这种“举国若狂”的形势下,社会上对诗的选本的需要是迫切的大量的。我看,“唐人选唐诗”简直就是唐代的《唐诗三百首》,《又玄集》的编者韦庄就在序文中说道,“总其记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诵得者,名诗三百首”。此外,在明代书坊翻宋刻《河岳英灵集》前留有数行宋刻坊本的“广告”,可证这些唐人旧选到宋代依旧是畅销读物。在唐代,这些选本是陆续出现的,入选的作者和诗篇也各个不同。这就说明在不同时期,当红的诗人和名篇都有很大的变化。早期选本没有杜甫的名字,因为他还没有出现,后来李杜并选,而李在杜前,到了《又玄集》,成书已在晚唐光化三年(九○○),是唐代最后的选本了。排名已是“杜、李”。这就说明了诗坛的易帜。像这样作家、作品的消长变换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读者对诗人评价变化的痕迹,自然也分明地显示出“初盛中晚”的划分,不同时期诗风的变化。是最可靠的诗史研究原始资料。可惜文学史家都忽略了未加注意。是一种遗憾。选本尽管有许多缺点,但自有其本身的价值,不应忽视。
最近偶然读到台湾《清华大学学报》谢正光先生的一篇论文,知道钱牧斋家族曾是兴福寺四代的大檀越。就像《红楼梦》中贾府与铁槛寺的关系一般。在牧斋晚年发生了与钱氏同宗别支钱朝鼎争夺寺产的一场激烈斗争,在《有学集》中收有牧斋两通争产的信件,措词激烈哀切,显然处于下风无奈状态,争产的结果不可知,两年后牧斋死去,钱氏家难继起,而挑起事端、终至逼死河东君的对手方正是钱朝鼎和他的马仔钱曾(遵王)。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记钱氏家难甚详。不料事前争兴福寺一事早露端倪了。一为待死之降清贰臣,一为新朝之显贵,又同为地方上的豪族乡宦,其沥血厮拼初战之处即为清净禅林之兴福寺,又哪里是今日游人想象得到的。
离开兴福寺后就到“王四酒家”午饭。寺前空地上有上百部小轿车停放着,可见游人之盛。更出意料的是,“王四酒家”早非当年一角小楼,几副座头,壁间悬着翁叔平木刻嵌绿的小联的原样,已化为金碧辉煌、海上风格的酒店,门首高悬着洋澄湖大闸蟹上市的通天招贴,提醒我们此际正是持螯赏菊的时节。不过时间迫促,只点了旧有印象的“叫花鸡”、“血糯”等几样小菜,草草杯盘,随即登车离去了。值得一记的是“酒家”收费不高,与上海同级饭店较,仅三之一而已。
还是按照二十年前的老经验,车出西门,沿了虞山山麓向下驶去。买了一张地图,公路上的著名景点,都一一标出,可惜路边没有显著的标记,只能在疑似的部位来往寻觅,最后是在一处临时搭建、出售蒲桃的摊位前停下打听,女主人不屑置答,只将嘴角一努,原来河东君墓正在摊位后面。她仿佛经历得多了,竟有不少游客,频频打听这个三百年前女人的遗冢,回答得厌烦了。赶忙下车,转往摊后,只见二十年前光秃秃的一堆土馒头,已被茂密的丛莽包围,连举步都难,河东君的遗冢在杂乱的杂树包围下,只能约略窥见新树的墓碑,想走近去更是困难。在一侧的钱牧斋墓情状略同,新添的是各有一座碑亭,亭柱各有一副嵌绿对联,词句新雅,但含义迷离,不易索解。也不能走上去细看,不知可有碑记。钱柳下世迄今三百余年,遗著多已重刊,更有陈寅恪为撰《柳如是别传》,于钱柳生平出处也已有一定的共识,我想是应该有一座简明的碑志,给游人以理解的帮助。照目前的情形,虽已努力绿化,但似乎缺少修整,落得眼下荒芜不活的状态,未免可惜。
二十年前初访柳墓时,觉得奇怪的是钱柳两墓何以均逼近公路侧边,却不想到这里原来即是拂水山庄的遗址,后来修公路,即穿园而过,钱柳两墓幸得保存,未被平毁。当时公路对过山麓还堆存了许多废弃的建筑石料,曾跑过去看过,不知是否是钱园的余物。今天自然是荡然无存了。
四十年前于吴下书坊偶得康熙刻《小方壶存稿》十八卷,《文钞》六卷。休阳汪森晋贤著。刻于康熙五十六年,是作者手订的全集。文钞卷一有《自桐川抵虞山记》一篇,记朱竹推荐虞山钱氏藏书甚富,劝其往观。遂于康熙丙寅(二十五年)由王石谷作介于钱遵王,前往观书。此文记游踪极详。碧巢也是著名的藏书家,有裘杼楼。富而好事,喜刻书,朱竹的《词综》即晋贤所刻。其藏书路数与虞山派不同,自然不为钱遵王重视,其记云:
至三里桥,过遵王别业,竹树萧然,池水萦带,堂中所列悉宋元版本,余无他籍。语次,索其藏书目录,云寄宛平公矣。次日,抬饮。出宋钞国语及陶诗示余。纸色书法知其非近时物。饮散,复出香奁诗及与地图,装制颇精。
看情形钱遵王是看不起浙派藏书家的,认为他们不识版本,对藏书精品不能赏识,书目也托词不拿出来。难怪汪碧巢在文末说:“若钱氏之藏书不能尽观,未免有遗憾焉。竹其谓我何!”竹是想搜集宋元人秘集,为《词综》补遗,更希望能多见未见书,无奈把任务委托给一位外行的藏书家,计划不能不落空了。朱竹艳羡也是园的藏书,以致书林中流传着关于《读书敏求记》的故事,是不奇怪的。
汪晋贤在常熟还游览了拂水山庄遗迹,他说:
至拂水岩,……至山麓,舍舆而西,经花信楼,楼为乡先辈程孟阳旅居:孟阳与牧斋交甚笃,牧斋筑耦耕堂于拂水山庄,与孟阳读书其中,亦足以见两翁之志矣,循楼而南,为石径,多古柏老榆,下皆茭田,田之上即拂水山庄。皆乔木深竹,门以内为秋水阁,娄子柔所书额也。阁下有石桥,桥北为明发堂。堂东西多曲房邃宇,涧壑树石,人迹所罕至。其东北书室尤僻寂,风从灵牖入,作声。其中则牧斋及河东君二殡在焉。余与诸子凄然感之。
钱柳死于康熙三年,至丙寅已二十余年,尚未葬。这是世未前知的佚事。晋贤写书室双殡,阴森可怖。可见钱氏家难后后裔凄凉惨戚情状,二十年后仍未葬,不能葬或不敢葬,其中情事,悬想可知。至拂水山庄未圯前之情状,所记极详,绝非后人悬揣以意为之的图画所能及矣。
昔年为重刊山阴祁氏《远山堂曲品剧品》曾涌读祁彪佳日记,此书钞稿本今在国家图书馆,我所见的是活字排印本。读来深感趣味。他是淡生堂主人祁承的儿子,与诸兄世守藏书,但他自己并不热心收书,却是一位典型的“戏迷”。偶过书肆,所买的大都是政治方面的新书,兴趣所在却是坊间俗文学,特别是流行的曲本。远山堂所藏曲本极为丰富,见于其子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又极喜观剧,到处观场,都一一记在日记里,我曾将他所观剧目一一辑出,大致可以看出晚明剧场流行上演的是哪些戏文,有如一篇晚明流行的大戏单。看戏之余,他还将剧场、家乐中演出的传奇杂剧一一著录,加以品评,写成“曲品、剧品”,开戏剧评论风气之先,并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戏曲史料。对俗文学他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出任苏松巡按时,与冯梦龙有深厚的交谊,趣味相投,全在通俗文学方面。
祁彪佳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在崇祯十二年己卯日记前有小序,他说:“予自乙亥乞归,至此已五载,不为不久。杜门不预户外事,不为不暇……乃碌碌土木,迄无已时。”乃命此卷日记为《叶录》,这又是他的别一种兴趣所在。他与当时著名的造园叠石名家张南垣关系密切,花了许多精力营造他的“寓园”。他的亲家张宗子(岱)也是讲究享受的贵公子,来往密切。同赋《寓山仕女春游曲》。他的师友有刘念台、倪鸿宝、杨龙友、谢三宾、钱牧斋、毛子晋、汪然明等。牧斋曾向他借淡生堂书,“予以先人之命,不令借人,但可录以相赠,因托德公兄简出诸书”(崇祯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作书致钱牧斋,以抄书十种应其所索。又作书致毛子晋,索其所携《余苑》。”(同年五月初九日)这一两年中,与汪然明过往尤密,书札不断。如崇祯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日记:“与汪然明魏行之放舟南塘,抵城。共访张燕客。……余送汪然明抵梅市田方别。舟次然明剧谈王修微女侠状,可下酒一斗。”汪然明是徽人而客杭州的富商,平生喜与侠妓名姝往还,常为她们排忧解难。世所共知他俨然是柳如是的保护人与经纪人。柳如是其时正寄居湖上汪家别墅,选婿待嫁,汪则为她寻觅合适的对象,供其选择。祁幼文是在苏松巡按任上卸职闲居的贵官,不可能不在汪氏的目光之内。果然,在祁氏崇祯十二年日记《弃录》三月二十九日条,就出现了下面一条,时彪佳在湖上。
张介子、汪彦文过访,晤汪然明及柴式之郎君。归寓。介子操舟,邀予小酌。至吴弘文寓,访柳如是,获晤。又与吴弘文访张深之。……
如是时年二十二岁。以名伎身份居杭。声价甚高,常人不易得见。以前苏松一带地方最高长官往见一位名女人,祁幼文下“获晤”一语,可见“嘉会”之难得。汪然明只在背后操持,当时并不在场。此次晤面经过,幼文并未详记,但可证如是己卯春确在杭州,同时知道她周围的人物。她在己卯春的诗集《湖上草》最后一题是“题祁幼文寓山草堂”,也是题赠彪佳的。
悬圃凉风物外姿,石楼丹总相宜。
家通洛浦琪云接,人倚湘君放鹤迟。
花满晓临珠盖拂,莺啼春入玉衣吹。
伊余亦有怀园引,笛里青霞渺桂旗。
此诗列于《别汪然明》诗后,为《湖上草》压卷之作。看来似是题画卷诗,河东君未必亲至寓山。诗是写景,但处处不离对祁氏家风的钦慕,尾联更别有深意。总起来看,如是对彪佳是留下美好的感情的。赏画题诗,初晤以后必有更多接触,可惜日记中别无记录,只留惊鸿一瞥而已。
祁彪佳为官从政却另有一番风度。他是否东林或复社的成员,查吴扶九《复社姓氏录》,无彪佳名,而豸佳、鸿孙、骏佳俱在录中。总之,他是属于“清流”的、深知民生疾苦,任苏松巡按,撰《按吴政略》,深悉民隐,尽调查研究之能事,他常携书手数人自随,所有公私文牍必抄存副本,因此保存文献最多,他和吴昌时是朋友,却能在崇祯一朝最后一场政治大斗争中挺身而出,揭发参奏,使周(延儒)吴俱被诛死(周玉绳是赐自尽)。南都弘光一局,他是拥立之一人。后辞官家居,清军南下,破杭州。清帅必欲彪佳赴杭相见。乡人亲属多劝他一见,便辞官归,亦不丧失名节,而可保一方平安、家族无恙。彪佳没有接受此种“人文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写好遗书,深夜自沉于他辛苦修治的寓山园池中。被家人发现时,遗体端坐池中,水仅没顶而已。
以上两事,陈先生《别传》都未说及,写此聊当补遗。
二○○七年四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