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文汇报》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理所当然地立即复刊了。建国伊始，国家急需大量干部，参加繁重的建设工作。反映到“文汇报”，大量老同仁，纷纷走上新的岗位。在上海，陈虞孙去主持“解放日报”，在天津，秋江掌管了由“大公报”改组的“进步日报”，在北京党政部门工作的就更多。“文汇报”留下的旧人不多了，大有风流云散之势。复刊之始，筹画版面，煞费经营。一起商量的有陈钦源、姚芳藻诸位。为了显示复刊的报纸一新的面目，副刊也换了新的刊名。“笔会”改成了“磁力”，“浮世绘”改为“锣鼓”，从一九四九年六月廿一日起与读者见面。“磁力”的主编仍由唐弢担任，我则做些协助的工作。唐弢只是“遥控”，不久也离开邮局出任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了（处长是徐森玉）。但他编副刊的资历长，在文坛上朋友多，影响大，一切大政方针、组稿来源还是由他掌握，我只不过发稿而已。
在这中间，我随报社老板严宝礼去了一次香港。他的任务是去商定一笔卷筒纸的合同。在旧社会办报就管理方面说，主要也就是看掌握、调动纸张的本领，其他都是“余事”。《大公报》从国民党政府得到一笔官价外汇，就设备、纸张……一切都解决了，事业红火达到了巅峰。可见为了免于“无米之炊”的困扰，报纸经营者看重纸张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在港勾留一月光景，我们由海道回国，我由烟台、天津而抵北京，从一九五○年元旦起，我在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这中间，由宦乡牵头（他是老文汇报的副总编辑），讨论文汇报改组为中国青年团的机关报问题。宦乡和我谈了两三次，因严宝礼不敢也无权拍板，又回上海请来了总编辑徐铸成和副总编辑柯灵，重加讨论，由宦乡代表政府方面，与徐、高两位定议，由我写好报社致新闻总署的公函（一月廿四日）。后不知何故，此议终于作罢。个中曲折，我一点都不知道。终于在二月一日，我们四人就离京南归了。此际，还是从吴晗那里得知，还酝酿过《观察》、《新建设》、《周报》、《民主》合并出版事宜，事后也无下文。
在留京一月中，我的工作是为报纸组稿，并采访各方面人士。可举一月十一日报社在玉华台请客一事为例，那次午宴出席者有叶圣陶、马叙伦、吴晗、罗隆基、邵力子、钱端升、费青、老舍、罗常培、冯至、闻家驷、许德珩、向达、宦乡、樊弘、曾昭抡等。可见一斑。
约稿的成绩并不十分佳妙。只有老舍最积极，他住在北京饭店，我去访问，就拿到了稿子，大约就是《迎新年》。我与静远（潘齐亮）到清华园访费孝通约稿。当时吴晗参加了接收清华的主要工作，因为他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长，难于兼顾，所以清华的大事都由费孝通料理。这位大管家也实在忙得可以，骑了脚踏车在全园跑来跑去。好不容易抓住他，我提出的文章题目是《清华一年》，由他来写最合适了。孝通抱怨没有钢笔，我说这个容易，到东安市场买了一枝“派克五十一”给他。但文章一直没有交稿。钱钟书算是最熟的朋友，向他约稿，却只收到一封“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的来信，不写了。其他约稿对象，或为官场新人，忙于政务；或为旧时名人，有颇重的思想包袱，如冯友兰、钱端升，不便开口。所以约稿成绩不佳。但“磁力”还是有不少好稿，如许钦文谈鲁迅，李健吾的书评，罗常培论昆曲的前途，李可染写齐白石……
在北京时，我曾访俞平伯于老君堂寓，怂恿他重写《红楼梦辨》，他答应了。在“文汇报”发表了论“红”文字和《红楼梦研究》的前几章，后来印成一册，不料为李希凡、蓝兰翎所见，加以评驳，终于酿成批“俞”大案。至今想起，还觉歉然。
我又从《燕京学报》上看到周汝昌的论文，深加赞赏，在“磁力”上转载了，就是他的脂砚斋为史湘云说，事后赞同与异议纷起，迄今无定论。这也是一次不小的“红”海波澜。
我自己在“磁力”上也闯了一场大祸。那就是一九五○年四月四日发表的《杂文复兴》。
此文发表前给唐弢看过，大约因为他也是写杂文的，并没有看出什么不妥当。发表后两天，唐弢接到夏衍的电话，说此文有问题，要我赶紧再写一文更正。我遵嘱又写了一篇检讨的文章，却已来不及，已经乱棒齐下，群起而攻了。四月十日唐弢告知，明天“磁力”上就有两篇批判文字。此后上海各报都有许多声讨文章。我因无兴趣，全未细看，也未调查全国反响如何。五月十六日“磁力”上有杜高的一篇《杂文应该属于谁？》，十八日有唐达成一篇《哑吧》，当时未及细看，不知持何论点。总之，这是在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胡适之前的一场规模较小、声势较弱但性质相同的批判运动。夏公当时是上海负责思想意识领导责任的，又是老报人，自己也写杂文，是他首先发现文章不妥，建议加以补救，事后是不是他加以控制，使批判不致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知道。但他的好意我是能领会的。
当时雪峰也在上海，好像没有做什么文化官，但他和鲁迅的关系、在文坛上的声望是人尽皆知的。好像觉得批得还不深不透，不过瘾，亲自出马，写了总结性的长文，并在电台上向全国广播，宣布了鲁迅风杂文在新中国的死刑。我也不曾拜读或聆听，可惜了。
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在《文汇报》连载完毕，打算出版单行本，不料受到“中国图书发展公司”的否定，认为此书内容落后、笔墨陈旧，要求重新改写方可出版。出版发行大权掌握在这家公司手里，没有法，我只得去找夏公。他听罢我的申诉，打了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
在报社呆久了，觉得无趣。正巧有机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就想辞职他就。但报社死活不肯放行，火车票都买好了，徐铸成还是不松口。没有法，又是夏公打来一个电话，我才得启程赴京。
在总政文工团越剧团工作了些时，随团劳军到过南京、上海、松江、杭州、宁波、舟山，听过多少场“梁祝”、“西厢”，回到上海。剧团即将赴朝，又是夏公把我留了下来，调入他自兼所长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在这里我编了两个剧本。一九五六年《文汇报》复刊，夏公已调京工作，又赞同我“归队”，重返报社。接着就迎来了一九五七年不平凡的春天。
我和夏公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只在他领导下工作过若干时，但时时得到他的垂注、爱护。一九五六年我奉报社之命去川滇旅行采访，是他为我张罗了许多介绍信，给了我不少方便。我为诗人唐云旌编了他“文革”后发表的诗集《唱江南》，夏公曾表示愿意为之写序。我觉得夏公是党的高级干部中文化修养甚高，能了解、理会文艺工作者的心的一人，是懂得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领导人。他自己是作家，能写戏、写杂文、写报告文学；又对古艺术品有真诚的爱好，收藏“扬州八怪”的画，纳兰容若的遗简……他实在是一位难得的文化人的知音。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北京，曾去南竹竿胡同他的寓所探问，没有多少话好说，致敬后就告辞了。最后一面是在松鹤楼的晚宴上，就是李一氓老人写“何时摇画舫，一夜到苏州”那首诗的晚上，李老在诗后注曰：“甲子冬日，沪宁旧友聚饮松鹤楼”，甲子是一九八四年。在席上我向夏公敬酒，曾得到他的勉励。转瞬二十二年矣。
“磁力”始刊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休刊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共得二年零四个月。查旧报，作者有茅盾、许钦文、李健吾、俞平伯、罗常培、孙楷第、周汝昌、茹志鹃（《何栋梁和金凤》连载，凡九次）、丁玲、言慧珠、周立波、老舍、孙犁等，阵容不弱。有专刊，有漫画，都是一时名手。我自己还写了一组《旧戏新谈》的连载，共十七篇。是继解放前在《文汇报》上写的连载的续篇。
二○○六年七月八日，《文汇报》2006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