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书”这名目，现在知道的人不能算少了，但要具体地下定义、立界说，就不大容易。自有书籍之日起，应该说就已经发生了善本与非善本的争论，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一一浏览，是会使人头昏脑胀的。但仔细一想，争论之起，总是由于标准的不同。而标准在抱有不同目的的人眼中，又总是不一样的。以古书而论，它既是文献，又是商品。这就基本上划清了两种不同标准的界限，一切争论，大抵总是由此而起的。
清代中叶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荛圃)，以收藏宋板书著名。他有一个别号是“佞宋主人”，可以想见他的主张的坚决与真挚。他主张一切古书，以宋板为最好，因为它古。他校起书来，即使宋板书中明显的错误，也必据以“改正”非宋板的并不错误之处。他是主张越古越好的，可惜唐板还不曾发现，否则一定改号“佞唐主人”无疑。黄丕烈收集、鉴定、流传古书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他主张古本可贵，也并不错。不过他把事情搞过了头，终于弄得可笑而荒谬了。
黄丕烈并不是这一主张最早的发明者，在他以后这种主张又有了惊人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也还不曾消失。黄丕烈是藏书家，但后来又开了“滂喜园”的书铺，经营旧书交易。在古书商品化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萌芽的浪头中，他却很有些代表性，因此在这里提出他来作为一种典型。
留心书市风气变迁的人，可以看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书籍价值的评断是不同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群经的地位一直占据着最高的宝座，那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到了清末，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时晚明野史、清代禁书的身价突然上升了。这是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的结果；紧接着是群经地位的一落千丈；再以后是小说戏曲书变成了珍品，这自然是五四运动以后，俗文学研究兴起的必然趋势。再后来，是过去无人过问的地方志大行其时，这与帝国主义者的大力搜罗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为了不可明言的目的，想尽力占有资料，对中国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过往往美其名曰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
以上粗略的勾勒，是就书籍门类横断面观察的结果。大致说来，发展趋向还是健康的，那就是知识界摆脱了经义和道学，逐步走向实际，眼界也开阔得多了。其间每一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原因。越古越好的教条终于打破，“善本”的定义有了新的内涵。
如果我们拿宋人明人的藏书目录与清初、清末、晚近的目录书加以比较，是会发现很有趣的差异的。宋人不必说，明人目录中也大抵不记版本。从清初以毛氏汲古阁为代表的常熟派藏书家开始才有版本记录。同样，过去的藏书家很少记载地方志，但范氏天一阁与祁氏澹生堂是例外；记载小说的，除明人《百川书志》外，只有钱遵王曾加以注意；戏曲的命运尤为寂寞，只有也是园、祁奕庆藏书楼曾加记载。这都不能不使人佩服他们特异的眼光。如果谁收集了清末以来旧书店作广告用的目录，那就能看得更为清晰，因为照例在这些目录中都附有定价，不但可以看到书籍流转的踪迹，也能看到书市风气、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些，照我看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不可忽视的。
前面提到的黄丕烈，一方面在藏书家中有重名；但同时也为讲求实用的学者所讥嘲，他们给他加上了“古董家”、“赏鉴家”……等徽号，大加调侃。我想余嘉锡先生的见解可以作为代表(见《论学杂著》)，那意见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也不可说过了头，否则也会向反面转化的。有些旧时代的学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可能看到丰富的古刻、旧抄的实物，他们讲求目录之学，往往是从目录到目录，缺乏实践经验，因此也容易发生不应有的谬误。版本学是一种科学，到底离不开实践。
说到这里，我想在为“善本”作界说时，至少要考虑两个方面，它们的文献的和文物的价值。
有些书籍，不只因为它古、稀少(所谓“孤本”、“罕本”)而可贵，有些还确是极可贵的工艺美术品。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集，当然算不得罕见的东西，但宋世綵堂刻的韩柳文则无疑是国宝。那纸墨、刻工，就绝非后来别的刻本所能比拟。这两种书都有明万历中郭云鹏的翻刻本，也算是刻得好的，但与原书一比，实在是天差地远了。这样的古书，珍藏在国家图书馆里，是人民珍贵的财富，我们就绝不应讥之为“佞宋”。
过去有一种可笑的办法，就是在时代上画一条线，作为判别“善本”的标准。这条线大抵又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而逐渐后移的。清初的“汲古阁秘本书目”中就没有明版书，到了解放前，就将崇祯以前刻本通通算作“善本”，后来觉得不够妥当，就把一些清刻列入“乙目”，实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其实还是逃不开尊古的旧框框。好象至今那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消失。真的照此办理，明人所刻大量草率的“书帕本”……也将全部列入“善本”。自然，即使是明人的恶刻，也是值得保存的，但保存是一事，“善本”是另一事，没有混淆的理由。
如果真有这样一条线，则太平天国刻行的书，以及大量近代的刻本、稿本、抄本又将怎样看待呢？鲁迅、西谛所印的《北平笺谱》，成书不过四十余年，其文献、艺术、版本上的价值，难道是什么通常明刻所能比并的么？似乎文物出口的规定中也有这样一条线，同样也是极不科学的。这些，看来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推行的“一刀切”作法的例证，都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和这个问题有关，可以看看当前出版机构印行古籍方面的一些问题。已经证明是伪书的李卓吾的《史纲评要》，被印成了精致的大册，这是叛徒江青的“杰作”，不必大惊小怪，但至今还被人们当作必读的历史课本，就值得注意了。朱彝尊的《词综》、沈德潜等的《五朝诗别裁》都不是什么“善本”。特别是《清诗别裁》(原名《国朝诗别裁》)，沈德潜为了逢迎清朝皇帝，竟将一些明遗民的作品，改得一塌糊涂，连他自己祖父沈钦舆的诗也改得俯首帖耳、吞吞吐吐，(可惜我所藏的沈钦舆集尚未发还，这里举不出例证)真是令人发指而且气短。印行这样的选本，而且浪费了人力物力大册精印，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曹寅的《楝亭集》列入“清人别集丛刊”影印了，而且有两种版本。曹寅的著作是有印行的价值的，但是否影印，似乎也还值得考虑。当前纸张和印刷力量都还较为紧张，像这样的书，看来还是排印为宜，为读者的负担考虑也应该如此。听说还要印行纳兰容若、朱彝尊、金冬心等的别集，这些书之为“善本”，是无疑的，但它们究竟并非孤本，在雕版上也并没有影印的突出特色，排印之余，附加两张原刻的书影也尽够了。
我是赞成搞好影印的工作的，国家所藏的重要善本是大量的，值得影印的也是很多的。过去一些学人以个人的力量印行过一些古书；商务印书馆那样的企业也印行过大量的古籍。但印制水平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今天，我们应该努力用最好的技术、有选择有重点地印出有代表性的国藏善本来，这在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研究资料、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上，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数十年前，日本静嘉堂文库曾经影印过我国归安陆氏旧藏的《东京梦华录》等书，质量是不坏的。但在我们看来，也还有可以大加改进之处。我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印出更精美、更能体现我国悠久雕版事业优异成果的复印本。这无疑是我们在出版战线上应该进行的一种重要工作。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