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辉煌历程，是中国发生从未有过的历史巨变的伟大社会变革时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一历史巨变的时代中，中国的学术理论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伟大变革时代和丰富经验相比，学术理论建构又显得不足。史诗般的时代呼唤建构史诗般的学术理论。
两大跨越：理论建构的中国呼唤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学术理论的发展创新源自时代变化与实践发展。
现代思想理论首先产生于西方世界。它源自西方世界的巨大历史变革和历史经验的积累。辉煌的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方世界坠入“黑暗的中世纪”，神的力量凌驾于人世之上。但从14世纪开始，随着新兴经济萌芽的生长，西欧兴起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建构新世界的思想先驱。先是“文艺复兴”，后是“思想启蒙”。这是一个“出现巨人的时代”。思想解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变革。伴随地理大发现、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得以定型。在这一过程中，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显现出特有的矛盾。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变革过程，到19世纪，西方世界的学术理论出现了井喷和爆发之势。现代学术理论体系得以基本成型，产生出史诗般的学术理论和思想巨匠。这些思想迄今仍然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至此，“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世界站在现代历史的制高点上，不仅从物质上，而且要从精神上控制着非西方世界。
中国是一个在固定的空间内长期延续的国家实体。“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但是，当历史进入人类彼此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时，中国缺乏必要的竞争力，也缺乏孕育新世界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外国列强的不断侵略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在遭受严峻“阵痛”的年代，中国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师夷长技以制夷”、戊戌变法、资产阶级革命等纷纷涌现于历史舞台。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改造中国的需求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诸多探寻中国救亡图存道路的主体中，中国共产党成为根本性的内生变革力量。“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古老中国重新焕发活力，并以日益强大的姿态大踏步迈入现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积极吸纳现代文明成果，实现了两个伟大跨越：从一个农业文明国家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国家，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当代中国站在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点之上。
在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的过程中，中国的思想理论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觉醒年代”，之后不断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的现代学术理论从无到有，产生了一批开拓者和思想大家。但是，与中国实现两大历史性跨越的伟大变革时代相比，中国的学术理论建构还显得相当不够。
首先，现代学术理论发源于西方。在西方社会内部长期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内生出现代西方学术理论。而中国是在外部入侵的背景下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现代学术理论体系。中国的学术理论体系的建立，首先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消化、吸收和转换。现代学术理论的外源性，使中国在学术理论建构上必须付出比西方更多的努力。
其次，实践是理论之源。从14世纪至19世纪，西方学术理论建构经历了数百年时间，是在充分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建构起学术理论的。而中国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产生现代学术理论的。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实践具有压缩性特点，即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其他国家要数百年才能实现的巨大历史变革。实践先行成为中国发展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历史性巨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但要在总结事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升出史诗般的学术理论，需要一个艰巨的努力过程。
最后，时代巨变超越了原有的认知和预设。现代学术理论既是经验的产物，更是人为建构的成果。这是因为，与古代世界是自然历史的产物不同，现代世界是要更符合人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建构性。这种建构性往往以超越经验的理论认识和预设为条件。中国是在一个现代历史低点上崛起的，具有双重超越性，不仅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现代工业文明国家，而且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种具有双重超越性的发展道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认知和预设。即使是成熟的西方理论的许多预设也在中国两大历史性跨越面前失灵。当然，中国的学术理论面对巨大的历史变革也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从而难以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中华民族伟大的发展历程为理论建构提供了富饶的孕育土壤，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理论建构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史诗般的伟大变革时代呼唤史诗般的学术理论。
两个起点：建构中国理论自觉
任何一种学术理论都是在特定历史起点上产生的，并受到特定时代的规定。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国门打开，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论开始传入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觉醒年代”，大量外来思想进入中国，思想理论空前活跃。这是中国现代学术理论的第一个起点。在这一起点上，中国的现代学术理论有两大成就。其一是初步建立起现代学术理论体系。中国有着悠久丰富的文化，但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现代学术理论是20世纪上半叶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其二是在社会科学中国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中国现代学术理论体系中，社会科学基本是外来的。大量学者从海外引进社会科学，或者赴海外留学，直接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训练。但当他们进入中国场域、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展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时，势必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化，从而产生出中国化的学术理论。他们的著述将外来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与中国问题研究融合为一体，并凸显中国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推进社会科学中国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在推动社会变革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并大大促进了中国理论的建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20世纪20年代末，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发生争论。当时主持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农村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马季亚尔讲的只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中国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在对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的引用下，中国共产党人将近代中国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促进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是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重要方法是社会调查。社会科学属于外来学科。当中国学者学习和接受社会科学，并以中国社会为对象进行社会调查时，势必促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通过对中国的认识产生中国理论。20世纪30年代，杨开道为瞿同祖所著《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作序时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国外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尤其是社会学一门，因为目下研究的朋友，大半归自美国，熟于美洲社会情形，美洲实地研究，所以美国色彩甚浓，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这种非常状态，自然会引起相当反感的。”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自觉地倡导本土社会的研究取向。他们把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归纳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是费孝通。费孝通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完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其名作《乡土中国》的写作背后有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但它是从中国大地上产生出的中国理论。它实现了“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事实，通过二者的交互获得对中国社会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遵循中国事实的研究推进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中国现代学术理论尽管是近代以来才建立起来的，并接受了大量的外来知识，但有许多学者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将中华文明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并形成独到的理论见解。如瞿同祖所著《中国封建社会》，就不是照搬外国有关“封建”的定义，而是从中国历史出发定义“封建”。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更是着力将中国法律置于中国社会中理解。
以第一个起点为基础，中国的现代学术理论取得了重要成就，并涌现了一批学术大家。但总体上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处于极不均衡的状态，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主要是仰视，遵循的是“拿来主义”。尽管在“拿来”的过程中，中国人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见解，但对于“拿来”的源头理论缺乏反思性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现代学术理论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并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得到大量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理论的指导思想。其次是全面建立现代学术理论的学科体系。邓小平于1979年指出：思想理论工作面临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重要任务，需要发挥各个学科的力量进行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之后，中国建立了一个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知识生产系统。再次，更加广泛地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现代学术理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典型代表。最后，在社会科学中国化方面有了新的进展。中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研究，产生了大量理论成果。
与第一个起点相比，第二个起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外关系，中国人由过往对西方的仰视转变为一种“平视”。这种时代变化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理论的转变。
其一，对外来理论不再只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有了反思性批判意识。如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广泛流行，但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理论在中国运用的局限性。
其二，对外来学说进行创造性转换，根据中国自身需要赋予其中国意义。如“治理”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20世纪90年代从国外传入中国的，但经过创造性转换，已经形成适应中国需要的国家治理理论。
其三，产生了“文化自觉”意识，力图从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自身获取理论资源。20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他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这一思想促进中国学者增强从中国出发建构中国理论的自觉。
其四，获得了学术群体的中国理论自觉。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国家战略目标，也成为现代学术理论的群体自觉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国的学术理论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是一种迫切的期待。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学术理论与伟大变革时代和丰富经验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具有重大历史性突破和世界级影响的理论成果尚不多。“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改变这个状况，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倍努力，不断在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理论成为迫切需求。
两种表达：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的分工
理论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成果。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分业的社会。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并以相应的概念、范畴、逻辑等方式加以表达，从而形成学术理论。人们从事知识生产肯定有一定的目的，只是这种目的是通过学术论证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具有学理性的学术表达。
现代西方世界的形成伴随着新思想的产生。新思想的表达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政治表达，即直接反映人们的政治意愿，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进行表述，如英国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等。其二是学术表达，即运用知识和学术语言加以表达。这种表达尽管也会反映一定的思想倾向，甚至为一定政治目的服务，但主要是通过学术性的概念、范畴、逻辑加以论证。
西方学术理论的强大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学术表达。这种表达具有思想的规范性和时空的穿透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他阅读过的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克劳塞维茨、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约瑟夫·熊彼特等人的著作，主要就是一种学术表达，并得到广泛的传播。这些著作尽管产生并适应于资本主义时代，但其影响远远超越资本主义世界。
在西方，即便是一些价值取向非常明显的思想，也往往是以一种学术表达的方式出现的。黑格尔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者。“黑格尔武断地认为，世界精神的太阳最早从东方升起，东方文明（包括中国文明，以及印度、波斯、埃及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属最幼稚、最低等级的文明。希腊是人类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是人类历史的壮年时代。最后‘太阳’降落在日耳曼民族身上，实现了世界精神的终极目的，成为历史的最高阶段。”?但他的论断是建立在对世界文明考察的基础上，并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尽管这种论证具有强烈的主观性。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充满着对东方政治的偏见。但这部著作沿袭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对东方政治的界定，甚至大量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论据看似相当充分。
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有着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其一是政治观点非常鲜明的政治表达，如《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其二是建立在充分理论论证基础上的学术表达。马克思撰写《资本论》，从商品这一细胞开始，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再到价值和剩余价值，渐次展开，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并最终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政治结论。这一论证过程便是学理性的研究过程。这种学理性的学术表达不是简单的政治宣示，而是对事物内在规律的理论反映，是一种以学术话语的方式进行的政治表达。马克思一生致力于理论建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由于创立了一系列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是在救亡图存的近代才开始新思想探索的历史进程的。出于紧迫的政治需要，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话语表达强大，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成果。这对于中国实现两大跨越具有重大意义。但与此相比，中国的学术话语表达较弱，甚至与政治话语表达重叠，目前还未能产生类似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克劳塞维茨、亚当?斯密等那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之所以有强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其以学术话语的方式表达，让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其规范，甚至思维模式化。由此很容易造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中国的现代学术理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整体性全面发展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恢复重建，其一在于有大量问题要研究，其二在于这种研究要通过社会科学特有的方式。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研究的专业性和学理性尚未能充分显现。其学术表达的理论成果与伟大变革时代和丰富经验难以匹配。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这就需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要达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致力于学术话语表达。
两种思维：由经验思维转化为理论思维
理论建构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受知识生产者的思维制约。思维活动表现为两种方式。其一是经验思维，即以直观感受到的事实经验为依据，并通过事实陈述加以表达，注重于“是什么”。其二是理论思维，即以科学的理论、原理、定律为依据，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这种思维要对事实加以抽象，通过概念进行表达，注重“为什么”和“怎么样”。
人的思维方式与一定的历史环境相关。中国有着漫长的农业文明历史，农业生产中“看得见，摸得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经验思维十分发达。这种思维有助于记录事实，对于建立中国人的历史感具有重要作用，使中国产生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伟大的历史著作。与此相比，中国人的理论思维相对较弱。在黑格尔看来，“在中国人中间，历史仅仅包含纯粹确定的事实，并不对于事实表示任何意见或者理解。他们的法理学也是如此，仅仅把规定的法律告诉人；他们的伦理学也仅仅讲到决定的义务，而不探索关于他们的一种内在的基础”。黑格尔的论断尽管带有相当的偏见，但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一定客观事实的反映。
现代学术理论率先产生于西方。西方的学术理论基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同时将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通过定义、概念、范畴、逻辑加以理性论证，由此形成系统和可传播的知识体系。梁启超认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横说之。”?知识生产也具有“先占原则”，即“某些人由于对事物的认识在先，通过概念对事物加以定义，并能够广泛传播，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认识，获得话语权。后人在接受这些概念时，自觉不自觉地会进入其相应的思维通道，形成格式化、规范化的思维。这就是思想意识的力量”。西方的学术理论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主要便在于他们的理论建构。
中国是在近代以后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的。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开始建构自己的理论。但总体上看，中国的理论建构意识和能力还不够。历史学本来是中国最古老的学问。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探讨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理论。如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除叙事外尚有不少能够给人启迪的点评。而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研究更多的是基于事实经验的叙事，对于事实背后的“为什么”问题缺乏深度研究，理论建构相对较弱。其中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学术传统长期延续的是‘述而不作’，即以经验思维来描述事实，而很少用清晰明确的概念加以表达”。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的。这些学科的知识是大量从国外引进的，对于基于伟大变革时代和中国经验建构原创性理论非常不够。受经验思维所限，我们可以讲出“中国故事”，但难以提出“中国理论”，由此在世界思想“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当下中国存在的“有理讲不出”的被动境地，在相当程度上与理论思维较弱、理论建构不足有关。中国学者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建构“中国理论”。故事具有地方性、经验性、具象性，理论才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抽象性。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特点是，不仅要基于经验，而且要将经验提升到普遍性理论的高度，进行理性论证。“虽然经验思维非常重要，但是要实现人类认识的进步，就必须实现由经验思维向理论思维的转化，因为经验是外在的、具体的、现象的、直观的，必须转化为内在的、一般的、本质的和理性的。”如美国学者斯科特所著《弱者的武器》一书，讲的是农民故事，但以政治权力体系中的“弱者”进行理论表达，由此获得了一般性和普遍性：凡是有“弱者”的地方，就会有“弱者的武器”。
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因为理论具有规范意义。我们一旦进入他人建构的理论体系之中，就不可避免会受到其思维和话语体系的规制，从而很难产生与伟大变革时代和中国经验相匹配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原创理论。这就需要大力强化理论思维，建立理论自觉。
两种源流：从西方理论“消费者”到推进“自主性生产”
理论建构不是凭空想象，更非一日之功。它建立在对前人成果传承的基础上。随着现代社会的分工分业，由学校、科研机构、专业刊物等要素构成的专业化学科体系建立，已经形成了能够不断再生产知识产品的生产线。“知识生产是对一类事实加以概括、提炼、总结，并建构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形成能够传播、学习、运用的知识体系。”知识生产线指的是学术知识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稳定性输出路线或路径。稳定的知识生产线有助于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形成多种标识，并确立相应的源流和根基。
现代学术理论率先在西方兴起，经过了数百年时间，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条强大的知识生产线，可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知识产品。西方的知识生产线有两大特点：其一，通过概念创制，获得知识生产的话语权。知识生产的领导地位是由定义权的归属决定的。概念的定义权对知识生产领域尤其重要，定义权直接决定了知识话语的主导地位。在带有自身标识的知识生产线上，西方不断有新的知识产品出现。后来者要涉足这一领域，就不得不进入西方业已形成的“知识轨道”，接受既有理论的规范，深受这一知识生产隐性支配力的影响。其二，将一定的价值隐含于学术理论之中，从而获得思想影响力。人类在建构知识生产线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价值与倾向注入其中，达到影响他者的目标。现代思想理论的重要特点是作为一种主张和理念的“主义”开始出现。“主义”既是知识生产者对客观世界的描述，又是一种超越客观世界的理想主张。“主义”的出现是世界思想发展历史的转折点。“至此，思想开始具有独立性，引导客观世界的发展，并规制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中国现代学术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势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学术理论。但是，仅仅做西方理论的“消费者”是远远不够的，难以在伟大变革时代产生原创性的中国理论。
首先，西方的知识生产会受其时代限制。西方的现代学术理论是伴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的成长而发展的。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西方学术理论至19世纪达到顶峰，之后则与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处于“小修小补”阶段，宏大建构愈来愈弱，对于世界性议题愈来愈失去引领能力，也开始陷入“有专家缺大师”的境地。我们学习和接受的西方最新的知识产品，很可能仅属于西方学术理论大树上的细枝末节。
其次，西方的知识生产也会受其认知限制。凭借“先占”优势，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加以定义，但伟大变革时代和中国经验远远超越了他们的认知和预设，导致他们很难建立能够反映伟大变革时代并包容中国经验的一般性理论。
再次，仅仅作为“消费者”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影响原创性研究。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方面，中国学者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还很小。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学术理论已经成为源头，处于知识生产线的高端。中国学者在接受和使用西方知识生产线上的产品时，不可避免地处于这一生产线的低端地位。例如，哈贝马斯提出“协商”理论，之后传入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相关论证。这种以西方理论为源头的研究，限制着人们的想象，从而导致难以进行自主性的原创研究。
要在伟大变革时代产生原创性的中国理论，需要建立起融通各种理论资源并能够自主进行再生产的知识生产线，最重要的是构建中国理论的“根”和“源”。
中国理论的源头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是对各种资源的融通且有自己的主导性资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是在充分吸收同时又积极扬弃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站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高点上。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养分，永葆理论的青春。它不会简单宣布“历史的终结”，恰恰相反，它强调人类解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就为人类发展和思想进步打开了广阔的空间。中国之所以得以实现两大跨越，就在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这是西方主流学术理论所难以具备的理论资源。其次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已意识到中华文明的独到价值。中华文明传统是产生原创性中国理论的重要来源。再次是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这种集聚了各种资源的理论“源头”，显然有助于确立中国理论的主体性，并建构起具有超越性的中国理论。
除了确立“源头”以外，还需要高度重视“源流”，即对具有主体性“源头”的传承。有传承才有积累，有积累才有创新。应该看到，西方学术理论的生产线较为成熟，可以不断再生产出新的知识产品。中国的社会科学很容易为追随最新的知识产品而忽视了自己的知识积累，有“新”无传，新只是引进的“新”，而不是自主的“新”。没有自主性知识产品的传承，就难以建构起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应该看到，自现代中国学术理论产生以来，事实上已开始形成中国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只是缺乏认真的总结，更因为追随西方知识生产线上的最新产品而忽略了传承，未能建立起具有累积性的知识生产线，没有形成自己的“学脉”。早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理论发展的第一个起点上，中国便产生了一批重要学者和重要成果，但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改革开放之后，伴随“文化自觉”，费孝通等人进一步确立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性，但一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可避免会影响具有中国自主性的知识生产能力的提升。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认真回顾和总结中国理论建构的历程，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形成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学术话语表达，强化理论思维，明确中国理论源流，必将有助于产生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成就相匹配的中国理论。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石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