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说不出”属于理论建构的范畴，“说了传不开”则属于理论传播的范畴。而理论传播首先是理论自身的传承，并在传承中进行积累，在积累中进一步扩展。

现代世界是一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联系和依存的世界。不仅存在物质产品流通的“世界市场”，而且存在知识产品流通的“世界知识市场”。中国理论要有主体性和原创性，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理论概括，同时要为人们认可、传播和传承。没有传承，就无法进一步完善、积累和传播，从而在世界知识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现代学术理论率先在西方兴起，经过了数百年时间，西方国家形成了一条强大的知识生产线，可以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知识产品。这些知识产品具有强大的标识性效应。从洛克的自然权利，到卢梭的“人天生平等”，再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一直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这些标识性的概念经过加工完善，进入教科书，通过学校传递，并向世界传播，从而获得广泛的“知识消费”市场。这种理论上的“品牌”比物质产品的品牌具有更为广泛的穿透力和规范性。我们可以不用物质产品的品牌，但是对知识产品的品牌不可不知。

西方知识生产线具有不同特色和迭代传承的特点，不同的思想理论在思想市场竞争中形成各自的特色，并通过积累性创新处于知识生产的上游地位。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为轴心的迭代传承，美国历史社会学大师摩尔之后经过其学生查尔斯·蒂利，抗争政治学者不断叠加积累，已经进入到第四代。

进入现代世界时的落后状态，使中国人习惯了将世界最新的物品等同为最先进的产品，缺乏必要的反思。我们不断地追逐和接受着最新的知识产品，并以最新的知识产品作为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而西方的知识生产线会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新的知识产品。正是在这种不断强化的追逐和接受中，我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对原创性理论构建的“自觉”，也缺乏对原创性中国理论的传承，从而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物质产品的更新换代是一种先进性的标识，如苹果手机的迭代更替。知识产品有所不同。任何一种知识生产都是时代的产物。西方的知识生产线尽管仍然有强大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但更多的是一种生产惯性。总体上看，西方知识生产主流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19世纪达到顶峰，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19世纪后的西方学术理论更多的是一棵大树上的延展，愈来愈表现为一种细枝末叶的碎片。囿于“历史的终结”，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对世界走向，对国家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愈来愈失去创新和引领能力，更不可能有效回答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进程中的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社会科学开始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但是由于世界知识市场和对国际化的片面理解，其研究愈来愈细碎和趋同，难以形成代际传承，在持续积累中保持和扩展特色。许多初具特色的研究领域因为缺乏传承而中断，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因为缺乏积累而犹如暗夜中的流星一闪而过，难以汇聚成耀眼的光辉。中国有过“富不出三代”的说法，现在则有“学不过三代”的说法。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学人致力恢复重建，第二代学人初步形成各自特色，之后的学人似乎呈代际断裂状态，整体上研究日益趋同和碎片化。

近两年的信息技术发达，我经常看微信上的会议信息，发言题目高度趋同，简单追逐热点。评审不同高校的学位论文也是如此，好象全国高校都一个样，不同学校没有可辨识度的学术品牌。第二代学人之后的学人与前代缺乏关联性，不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前进，将前人的探索开创有所扩展。

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世界知识市场的影响。就如物质产品属于有生产缺品牌一样，我国知识生产也属于有生产缺“品牌”。但任何一种“品牌”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是数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品牌”意识，习惯于成为外国知识产品的消费者和转运者，也就永远没有自己的理论“品牌”。只能永远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在物质产品方面，我们开始有了“华为”的品牌，在知识产品方面的品牌还不多。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但要达到这一目标，难度很大。这在于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形成和完善有一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数代人的努力才能立得住。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外国原有的知识体系仍然规范着人们的头脑，且其知识生产体系还在不断再生产新的知识产品。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形成过程很容易被中断。“学不过三代”因此成为制约理论传承的魔咒。

任何转折都来自于自觉。正是在“觉醒年代”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辟了光明的中国道路。当我们有了理论传承的自觉，就有可能寻找到破除魔咒的方法，在理论传承中不断获得理论积累，推进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发展!